老木屋 -- 我七岁时的空军大院

老杨

最近几年“大院”一词开始走红，我看主要是源于晋商，老祖宗发了才，在家乡盖起了大房，后代们接着盖，接着住，久而久之形成了大院。不少大院里还有各种店铺，专供大院里的居民吃喝拉撒睡，不过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我现在说的“大院”是指中共建政以后，在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建立的集办公生活为一体的军队大院。

这种军队大院起始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文革前多数已形成巨大规模。北京从公主坟往西一直到玉泉路全部是一个接一个的军队大院，所有大院中空军大院规模最大。先是只有幼儿园，后来办了小学，文革后又办了中学。年代久了，由于能到大院生活工作的人原是各路各地精英，他们把当地文化带进了大院，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院语言和文化，一种新型的现代的源于社会又浓于社会的大观园。

记得是一九六零年初夏我们全家到了北京城里的空军大院，对外称鼓楼大院，因为一说北锣鼓巷，知道的人不会很多。那时干部搬家没有家具，家具属公共财物，损坏要赔，走时要上交，我们家只带出一个小碗柜。全家住进了七号楼，好像是个部级干部楼，全部是大校和上校，住房是个四间房的单元，分到的家具是两个大木床，一个小床，几把椅子，连个吃饭的桌子也没有，两年后分到一个旧沙发，我喜欢在上面跳，没多久弹簧就露出来了。当时的空军大院家属楼不多，除了七号楼外，还有五号楼和九号楼。记得五号楼和七号楼前有个小花园，四周都是小樱桃树，大院纪律很好，樱桃熟了掉在地上也没有人去捡，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经常扒开树丛找樱桃吃。一九七七年我到空后军械部找杨菊坤助理联系器材，看到那些樱桃树还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空军二级部部级干部特别是司令部全部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文化水平很高，很多都是从团作战参谋干起，全盘指挥很有一套。处级干部多是抗日后期干部，参谋干事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像馆最爱给空军的将军部长们照像，因为他们长得太帅了，个头在一米八上下，又是共和国功臣，三十多岁，扛着大校上校的牌子，今天的帅哥哪是对手，那才是空军一道了不起的风景线呢。王娜宁手中有一张那时空军将军们的合影，对我说，他们当时的帅劲儿，后来人包括他们儿子没有能比得上。父亲比这些部长们要小几岁，能进入他们的行列，主要是在侦听方面建有奇功,成了共和国最年轻的上校。大院这些部长们的长子都比我大几岁，再加上我的智力比同龄的孩子发展得快些，所以每天开心在一起的都是这些大孩子了。顺便说一句，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将军部长的第二代无论从长相才干以及后来的事业很少有超过他们父亲的，当然文革是一个原因，我想当年这些将军部长的婚姻全部都是组织安排，讲究政治纯洁性，个人选择余地很小，这是不是也是个原因。

我到空军大院那年正好赶上育鹏放暑假，这些大孩子都放假在家，王黑子说，大家都特别喜欢我，说我当时自称是蒙古人，讲话结结巴巴，南方口音，说我小不点的时候，就显得很宽容，跟谁都能玩到一起。我现在只记住了魏京生大黑子，大黑子说哪只这么两个，多呢，梁建英，石新民，韩小春，吕匡义，莫汉文，候小明，都是。魏京生有个大哥叫魏小蓝，把我训练得最好，我们以口哨相约，不论多晚，听到哨音，我也要跑出去，不过他多是向我要零花钱。

五号楼后面是个大工地，打好了地基准备盖房子，不知为何停了工，不见一个工人。我现在分析起来可能是遇到国家财政紧缩，资金跟不上而下马了。那个工地可是我每天流连忘返的地方，我们把工地的砖搭成了炮楼，比在幼儿园搭积木要好玩多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我清清楚楚记得她是住在五号楼，她每天没有上幼儿园，而是看着我们在工地上玩。有一天我发现她掉进了挖好的地沟里，虽然只有一米多深，想自己爬上来恐怕还不行。那天是个早晨，别的孩子还没有来“上班”，她见了我说，大哥哥，能给我拉上来吗？我没有太费劲儿就把她给拽了上来。那个小女孩儿挺有心计，第二天仍在那条沟的旁边蹲着等我，看我到了，站起来从衣服里拿出一把餐刀，看样子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要送给我。我刚到北京，没有见过餐刀什么样，说你这刀怎么这么钝啊，她说那是吃面包抹黄油用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用餐刀吃饭的恐怕不会很多，也可能她的父亲去过苏联。那把餐刀我一直当宝贝似的放在家里。

空军大院的孩子同我一起玩过有过交往的很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中不少将军部长反目为仇，大家都“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同他们的孩子反而玩得更好了，在我眼里从来没有“黑帮子女”概念。用大黑子的话说叫“包容性”好，我看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同情弱者”。张小祥张小春的父亲文革初期挨整，我同他们玩得很好；尉小欧的父亲挨斗，我一天至少找尉小欧两趟；华建国张宁生黄述海的父亲隔离审查，多年我们一直相处很好；对戴抗初星火也是一样，好像我对邢兵力也不错。顺便要提一句的是到尉小欧家，他父亲挨斗的那段时间，每次我进去，他母亲都要拿出窝头咸菜当着我的面吃，开始我有些感觉，怎么部长家每天吃窝头咸菜。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暗示我，叫我出去宣传，部长家生活艰苦朴素，由此可见，当年我这个孩子，在大人眼里也是显得挺重要的。

当兵以后一旦有机会回到北京，去的最多的地方我看是大雅宝和东郊民巷了，那里有我众多的儿时的小伙伴。在那里经常可以碰到“梁文的几个妹妹”，有一个碰到最多，也就是从小到大不穿裙子喜欢穿短裤的那个，笑眯眯地常在家门口站着。听说池小东家买了一个二十寸的大彩电，真想进去看看，彩色是什么样。这是大雅宝也可能是全空军第一家人买彩电，当时一台彩电两千九百元，一个高干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记得有一年母亲再三嘱咐我去打磨厂看看梁建英的母亲赵阿姨，好像还带了点水果。

与林彪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孩子分别多年后，我一直十分想念他们，只要有机会我就千方百计同他们联系，一九九四年惊蛰大聚会是一次机会。我先联系到孙卫平，他在一个乡间小饭馆请我吃饭，我晚到了两个多小时，他一直不动筷子等着，看到这情景，我感动得都快哭了。卫平是个印刷厂付厂长，我让他帮印一些产品资料，最后还死活不收费。接着找到贺铁军，不久我就同他的父亲通了电话，我问这些年您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说多年来没有生活费，幸亏大女儿在美国，经常寄点美金回来。我到美国后，最先找的就是他的大女儿。

我的力作《林彪问题研究主线》发表后，一文击起千层浪，没想到周向阳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常人吐不出的宽容和大度，是个千古留名的好后生，他是有着丧父之痛的。其实我七岁到大院就认识向阳了，童年在一起过的，六年小学在一个班。过去我一直以为周家只有一男一女，又没想到向阳还有个小弟弟。可以想象这个小弟弟在林彪事件出现后是在何种环境下长大的，打个比方说，这个小弟弟当时是棵幼苗，是给它浇浇水，松松土，让它自由长大，还是狠狠踩它一脚，谁要是这么做了，即使百年以后，也是天理不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