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慰年：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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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慰年
什么是暴政？木然从洛克对暴政的描述，认为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单一的标准。在洛克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它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真正的暴政就是违背法律的暴政，违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这种暴政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使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成为狼与狼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合理的预期，使每一个人都朝不保夕。指鹿为马、朝令夕改的暴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都失去了归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谈。（木然：《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给政府》）
暴戾政治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中国专制社会暴政的理论基础是商鞅改革理念。金嘉文总结中国暴政，归源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治国理念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国家强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商君变法---“大国崛起”背后无人问津的隐情》）
王思想概括商鞅的治国理念，认为《商君书》提出的驭民五术:1，壹民:统一思想。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3，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命无暇顾及他事。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5，贫民:除却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狂印钞票)，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囚)之。（《人民公社来源于商君书》）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商鞅治国理念，是历代暴政的理论基础。
历代暴政统治者，继承发扬商鞅的“治国治民”理念，建立了华夏历史上一套完备的“依法制治理国家”的传统。暴政是暴民的制造者；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镜子。当国家机器强大时，暴政横行；当国家机器衰落时，暴民蜂起；暴政与暴民交替出现，是中国历史不能逃脱的宿命。黎澍在总结暴政时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他又说：“关于暴力革命问题，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 （祝世华：《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
政治学新锐吴称谋分析今天中国现实，认为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都饱受恐惧的煎熬。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还在遭受恐惧的统治，在位的当权者们得经受权利随时被丧失的恐惧，同时还得如履薄冰地经受住被极权体制充当牺牲品的恐惧；贪腐官员们有怕财富曝光充公成为阶下囚的恐惧；背有历史责任的退休元老们则要忍受有生之年被历史清算的恐惧。（《解读中国模式》）中国人至今都未能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无论什么人生活在心理恐惧的状态中。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谎言与暴政是孪生兄弟。1958年，全民竞赛撒谎。河南嵖岈山公社刘金占队长，领导要他上报小麦亩产12000斤，刘不肯，说是吹牛。众批斗，拳打脚踢，刘流着血问：你们都种过地，一亩地能打这么多小麦吗？继续打，断了三根肋骨，服了吗？刘答：服了。又问：能打12000斤吗？刘答：真能！（来源：《网络资料》）暴政下的“顺民”，不是真正顺服；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成为新的暴政根源。
没有民主的法制既是一条官民冲突之路，也是一条制造暴民之路。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这是一条由秦始皇开辟的“暴政奴役-官民冲突-暴民蜂起”相互循环交替之路。一直到满清末代皇帝，前者呼，后者拥，几千年络绎不绝。晚清有过这样的历史机遇，可惜错失良机，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最终家破国亡。
以法制治国，法制严酷和滥用则官民冲突，法制松懈和瓦解则官民冲突制造的社会矛盾导致暴民蜂起。以法制治国导致文革的历史教训至今也没有被认真总结和吸取。文革的本质，是不经民选、不受限制的权力落到了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身上并被滥用。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何曾考虑过是否违宪？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土改、镇反、反右、四清，迫害地主、反革命、右派、红卫兵和政治异己，不遗余力，根本不把《宪法》放在眼里。结果往往非常反讽，所谓“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刘少奇在中南海遭红卫兵批斗时，才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悲凉地说：“我还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
明知土改、镇反不得人心，却一意孤行；为了掩盖土改和镇反无法无天造成的后果，甚至不惜推动一场战争。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共和国主席终究死于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手上。悲哉！哀哉！遥想少奇当年，土改、镇反，何其残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以法制治国，以恐惧治国是君主朝代国家传统的治国之道，法制是君主治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君主权力被限制的笼子。没有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法制，法制往往沦为少数人迫害政治和信仰异己的工具。古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辩护制度也很成熟。但完善的法律体制并没有阻止暴虐的统治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审判和刑罚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迫害手段。在“西普瑞安被斩首案”中，教父西普瑞安拒绝放弃信仰和“改过自新”，法庭便认定其“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和“敌视罗马诸神”的罪名成立，并将他判以斩首。（《暴君尼禄迫害正信，让罗马古城尸横遍野》）这样的暴政最后被暴民推翻，不是非常合理吗？
一个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必须在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权力的平衡中找到发展之路。任何一端不受控制，走向极端，无论是国家的暴力还是国民的暴力，都是文明的灾难。美国把“制衡”的原则，贯彻到政治和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因而获得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平衡。民国宪政学家张君劢曾指出：“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其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个人自由寄托与国家身上，国家全体亦赖个人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立国之道》）
对于立国之道，往事如烟有一段评论非常到位：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法治的成长，其中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独立司法权所提供的既对公]权也对民意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所带来的政治开放与透明，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