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无特殊利益”之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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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前夕，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再次郑重宣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章程》中向全世界宣告，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共产党的职能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宗旨。
    以陈宝生的身份来说，他无疑代表着中共理论界的权威。可惜，因他这番大言不惭的炫耀与历史、现实产生的强烈反差，已广受坊间垢病。尤其他一些口无遮拦的结论，在理论上已经破绽百出，与他的理论权威身份极不相符。比如，他说：“我只想说，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瞧，这短短几十个字就充满了错误和诡辩。其一，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中国就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但这个任务主要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而是由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为主体完成的，当然，这个任务完成得还不算彻底。1945年中国没有完成的，是国家的政治统一，也算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主要政治原因吧，但国家分裂的主要责任，国民党、共产党都必须承担。其二，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年内战完成的，是国家的政治统一（仍不彻底），除此以外，还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部分扫尾工作。其三，如果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集团通过武力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就成为这个党所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那么，躺在地底下的那些中国皇权时代开创新朝、实现统一的皇帝们，非要笑死不可。因为他们不仅完成了中共类似的历史任务——于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实现了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有的还同时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任务，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打跑了元朝的外族统治者，还实现了全国的政治统一。如果按照陈校长的逻辑，大明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根本不成问题，我们今天又何必把它判定为“皇权专制主义”呢？
    好了，不说这些，既然陈校长是中共的理论权威，笔者就冒昧和陈校长从理论源头上探讨一番，看看党无特殊利益的依据何在。
    “党无特殊利益”源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钦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既然要带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当然就不会产生自已的“特殊利益”。这种顺理成章的理论逻辑最初源于马克思、恩格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同的利益。”从理论逻辑来看，《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并没有错。一个肩负着全人类解放伟大使命的政党，它的政治利益除了解放全人类，还会有其他什么吗？然而，问题是，这个理论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人类的最后解放，要靠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去实现？那么这个阶级、这个政党不就成了救世主？而实现这个解放的政治实践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设想，列宁将它付诸于政治实践。这里不必绕圈子，不妨直指要害：即从所谓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实现共产党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期究竟有多长？也可能数百年，也可能数千年，也可能数万年。在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由一个政党独掌全部政治权力，这不是专制政体是什么？一点也不错，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漂亮的理论辩解都没有用，因为人类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案。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普通的政治常识上来了。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政治统治的性质基本有两种，一种是专制政体，一种是民主政体。两种政体对统治者手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前者有“君权神授”、“君权天授”和“党权规律授”；后者为“政权民授”。在前者看来，掌握所有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统者或者是救世主在人间的代表，或者他自己就是救世主，而“救世”就是这个政权的惟一合法来源。因此，他们有理由把政治权力世世代代垄断下去。而在后者看来，任何救世主都不存在。掌握社会公共管理权力的人，必须由人民选举，由人民监督，人民的意志和选择，是所有政治权力的惟一的合法来源。鉴于任何掌权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倾向，因此掌权者的任期必须有严格限制，选民并有将他们随时撤换的权利。
    这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问题：为什么专制政体的所有掌权者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对所有社会公共权力的垄断，并且一千次一万次地梦想把手中的权力在他的家庭、家族或自家的政治团体中世世代代继承下去，而决不允许第三者染指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实现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杖，它一旦被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政党垄断，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幻无穷的、能够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让我们扼要地罗列一下这些巨大的利益诱惑。第一，可以实现掌权者各种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个人野心。对于建功立业心切和充满极度虚荣心的政治家来说，极难抵御手中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巨大诱惑，往往会干出那些“改天换地、重置山河”的“大事”。所谓十月革命后列宁之所以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解散立宪会议，打杀各路政党，就是急于要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社会实验；第二，支配欲是人性中的天然欲望，谁也不愿被别人支配、人人却乐于支配别人——一个最具平等心的人如果让别人为他倒上一杯水，他也会得到“支配”的满足。而垄断政权，可以使掌权者的支配欲得到大面积的、原子裂变般的膨胀和满足。经权力垄断裂变的支配欲，是人类社会产生深重奴役的罪恶根源；第三，权力一旦被极少数人垄断，垄断者就具有了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大权，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政治、法律、经济甚至生命的平等权利，倾刻化为乌有。而掌控别人的命运，生杀予夺，快意恩仇，正是人性中另一种更为邪恶、疯狂的野心和欲望。它不仅是作为支配欲的叠加，而且是深深地潜藏于人性中那种吞噬同类的血腥兽性的释放；第四，垄断权力，可以猎取巨大的财富和感官享受。这一条根本就不用解释，目前的中国社会中满眼皆是。当然，这些巨大的利益诱惑远远不止这四种，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们中国人的先辈们为争夺“皇权”为什么连亲娘老子都敢杀、连兄弟手足都敢屠。
    可见，当一个现代政党把政治目标锁定在夺取全国政权、并立志把这个政权世世代代垄断下去的时候，它的“特殊利益”已经产生了。好了，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不吉利话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试举几例。
    抗战时期，作为在野党的中共为和国民党争天下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大肆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标榜自已信奉现代民主。下面不妨摘录几段中共当时权威媒体的精彩言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实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哈，还需要例举下去吗？从大量（可以“源源不断”地例举下去）这类言论来看，中共是真心拥护这些西方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并“指天发誓”一旦获得政权肯定会履行这些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可笑的是，当1949年中共真的夺权了全国政权，便“一阔脸就变”，立马食言，比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起曾被自己横加痛斥“一党治国”起来了。更为可笑的是，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台湾的国民党也终于浴火重生，荡涤自身肌体上的专制基因，而中共的领导人还口口声声“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连当年大清王朝的慈禧都不如！
     一个自称“伟光正”的政党，何以如此口是心非、出尔反尔、掩耳盗铃？乃“特殊利益”使然也！而掌权者为垄断政权产生的特殊利益，每每与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相冲突，而举凡冲突前者总是占有绝对优势，从而每每造成人民和民族的巨大的苦难和灾难。是否还要举例？上世纪五十年代党的领袖一挥手，立马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生杀予夺，快意恩仇，何等的酣畅淋漓。只是为哪般？不就是在当权者的鼓动下这些人讲了一些批评话吗？不就是极少数人重复了中共四十年代力赞的那些普世价值，希望中共不要食言吗？而当时建国初始，百业待举，需要多少知识分子提供智力支撑，中共全然不顾这些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对知识分子下如此毒手，还不承认是为了维护自己独霸政权的特殊政治利益吗？还有三面红旗饿死了几千万人，不就是为了实现党的“伟大理想”，进行荒谬绝伦的社会大实验，以满足党内极少数领袖们建功立业的虚荣心，这不是“特殊利益”是什么？而就是为了这个“特殊利益”，几千万人民把命都送掉了！还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对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长期剥夺，不就是为了党能始终掌握对所有社会成员“生杀予夺”大权的特殊的政治利益吗？
     好了，不用再罗嗦了。历史、事实俱在，一目了然。只是提醒一句，如果说，当初中共垄断权力至少相当一部分成份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有着相对良好的动机，那么，时至今日，掌握着党和政府各级权力的党内中高层官员，至少大部分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包括通过权力寻租获取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而党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灵魂，不正是由这样一些人控制的吗？因此说，这个党如今已拥有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特殊的物质利益，这已成为不容否认、可怕的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