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政与法家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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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要写这篇文章时，我必须声明，本人拥护依法治国，反对人治，反对暴政，反对杀戮。从古至今中国不是法制的社会，总是人治起到很大的作用；法制(治)在中国总是依附在人治，为皇权的利益服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大好局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活跃，学术民主。能出现这一大好局面，一是群雄争霸，不是大一统的社会；二是社会环境比较宽松，思想比较自由分不开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有优点和不足，汉朝的董仲舒为什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为什么就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了呢?汉朝借鉴了秦朝苛政经验教训，吸取了商鞅、韩非子和李斯的所谓王道乐土，其实就是寡人政治，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为了保护独裁暴政统治服务的。
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儒家和法家有何不同，就知道民众怎么就接受儒家的思想了呢?
首先，儒家宣传“孔孟之道”，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政以德”用“德治”或“礼治”教化民众，打破了统治阶级“礼不下庶民”的信条。提倡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儒家的仁政爱民的学说中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对于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是适用的。儒家的经济思想是重义轻利，当人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的思想，这里的“义”是社会道德规范，不能挣泯着良心的钱，这就叫“君子挣钱取之有道”。这里的“道”就是“义”就是道德修养而说的。小人缺乏道德修养，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制假贩假，添加有毒的食品添加剂危害民众。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当我们从温儒家的经典至理名言时，给我们的是向上的一种力量，修心，正身，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
当我们再回顾法家的思想时，老子的“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生”的怪异奇解，与古希腊的先哲们民主思想背道而驰。他启迪了商鞅、韩非子和李斯的祸国殃民奇术。就千古功罪而论，恐怕秦桧和严嵩都要甘拜下风。三人之中尤以精通老子的韩非子为最，我们知道，中国专制制度的独门心术就是“百代皆袭秦制”，而秦制的终极设计者正是那位旷世奇才韩非子，商鞅只不过是韩非子的一个先驱而已，而处于同行嫉害死韩非子的李斯，恰是韩非子路线图的忠实执行者就能看到法家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商鞅的《商君书》、韩子的《韩非子》和李斯的政治主张，都是为秦国的中央集权的寡头政治出谋划策。《商君书》里的第四篇去强和第二十篇弱民，就是怎么治民的手段。“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是小人的流氓政治。“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就是用强者来攻治强民和弱民，最后剩下的应然是强民；用弱民来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被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弱民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愚民、顺民和流氓无产者——暴民。强民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才士、才民和才商——智慧之人。去强篇“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就是说，国家以善民治奸民，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国家以奸民治善民，国家必治，终至于强。秦朝的奖励制度主要是通过对外战争，看士兵杀了多少敌人，给予不同的加官进爵。通过战争缓解国内的矛盾。第十七篇赏罚里就有连坐。原文是“守法守职之吏中，又不行王者……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掌握法律、任职的官吏，又不执行国王的法律的人，……他周围的官吏，有人知道他的罪行，向上级揭发出来，自己就免了罪；而且无论贵贱，便接替那个犯罪官员的官爵、土地和俸禄。《商君书》提倡的一种专制体制下的集体主义，将民众的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利益，它产生的行政集权、君主专制，使民众成为威权体制下服服帖帖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奴隶。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力的发挥。
韩子的《韩非子》五十五篇，《和氏》篇中他借用和氏之口告诉人们:脚本来就是为帝王所生，脚被砍去何足道哉?向帝王献宝而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应该无怨无悔。韩子把自己的《韩非子》呈献给秦王嬴政，《商君书》和《韩非子》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专制者施酷政于民的最高宝典。
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焚书坑儒”；不让民众家里有一尺铁器，收上来的铁器铸铁人，害怕民众犯上作乱；加重六国民众赋税徭役，使民众苦不坦言。
秦国的一整套社会折腾、整治和愚民的结果，就是培养愚民、弱智民和顺民，在君王的面前表现的柔弱。君王驱使弱民去强民时，他又表现为暴民，当他对外战争时，就表现为没有人性的虎狼之师。君王利用小人和流氓来治理国家，就会产生没有公正的社会，必然产生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一个社会没有了活力，就像死水一潭，一元社会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秦朝统一后短短十几年中，帝国大厦迅速土崩瓦解。
    中华传统文化表面上弘扬孔孟之道，骨子里则沁透了韩非子的阴冷思想和殃民谋略，法家的反智论从来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什么情绪，它是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逐步发展提炼而成的；韩非子则运用他的冷酷的理智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则又根据韩非子所总结的原则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专制传统。商鞅、韩非子和李斯的思想就是愚民的邪术，包括禁绝真理、迫害知识分子、打击异端并强行统一思想，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统阐述，在他们身后得到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贯彻实施:贯彻的力度或有深浅。贯彻的意志则是一贯的，不绝如缕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秦朝统一后短短十几年中，帝国大厦迅速土崩瓦解。现在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要靠自由的探讨和辨驳，才能得到保障和捍卫。伟大的思想从来不是易碎的瓷器，需要小心轻放；也不是成捆成捆的金钱，需要有人荷枪实弹的加以保护。以一道不容置疑的强权命令，将一种思想单独宣布为“不得有违”的绝对真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外强中干的招供:等于宣称这个思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等于把这个思想隔离在一种重症监护室的环境里。
商鞅、韩非子和李斯为秦王呈献的暴政策略，最后都落到自己的头上，不得好死。现代的中国最好借鉴商鞅、韩非子和李斯暴政措施，更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建构的思想和制度的资源。
历史走到今天，我亲眼看、经历和古书上说的，总是感觉法家暴政若隐若现。建立公民型的法制社会，就是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法律要有人性化的一面，不能伸缩，一就一，二就二，权贵、富人和穷人犯法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权贵有权，富人有钱，就可以减刑或免于惩处，法律要在外在和内心的惩处是一样的，这样才能彰显法律的公正性。柳忠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