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颜色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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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
      香港民主，不能寄望由北京任命的特首为民请命，只能由港人团结一致去争取，以响亮的声音、以坚定的行动，告诉特首、告诉北京：我们要普选！我们要一个由我们一人一票选举的特首！我们要一个由我们一人一票选举的立法会！我们不愿再等、不能再等！
然而，香港人关于“一人一票选举的特首、一人一票选举的立法会”的民主要求，却被内地的某些学者视为洪水猛兽，必除之而后快。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与另一名学者沈本秋，建议北京政府重视“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条，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
这些所谓的“颜色革命”，就是那么的可怕和不正义吗？作为中国人，就必须亲苏（俄）反美吗？！从历史来看，对中国人来说，美国帮助中国抗日并收复了台湾，没有对不起中国人的；而苏联（俄罗斯），总是侵略中国，分裂、侵占了中国固有领土500多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现有版图的二分之一；从现实来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其国内的民主人权体制，是世界上目前最优秀的体制，而俄罗斯则实行反民主半独裁的威权体制；20年前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能够摆脱苏联的专政独裁，现在要摆脱俄罗斯的威权主义，完全是正义的，无可指责。“颜色革命”后，他们并没有成为美国的“加盟共和国”，还是独立的国家，相反，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得以进一步实现。这，有什么不行？！
1945年9月27日，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作出合计约1500字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其中“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在这里，毛泽东界定“自由民主的中国”，不仅将本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归入其中，也将美国的林肯和罗斯福的核心思想纳入视野。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四大自由”，正是今天所言的“普世价值”。1945年9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收有该文。毛泽东早在64年前就要求的“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就是现在香港要求的“双普选”！毛泽东不仅要求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实现美国的“四大自由”。难道毛泽东也是“西奴”、“美奴”、“汉奸”？如果说香港民众所追求的，就成了“颜色革命”，那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就是这个“颜色革命”的倡导者、发起人。
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就是对现有落后、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政党从1978年就开始做起了。它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彻底改变现有制度中的专制、集权，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其中就包括更换政策和政治集团，它是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根本方式。它完全是中国人民自身需求，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和西方毫无关系。如果得到美国等西方民主发达国家的支持、援助的话，也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当年抗战期间，美国就无私地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但它的援助，并不是为了“建立亲美政权”，而是出于人类正义。
1978年后，邓小平推行的“颜色革命”，经过30年的发展证明，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中国政治则仍旧很大程度地停留在原苏联模式上，令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显现极度的不平衡。30年后，中国人正是要通过再次的“颜色革命”，以建立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
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代”早已经一去不返，而现实中，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流露出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那种大呼“狼来了”的论调，除了睁眼说瞎话外，就是企图借此挑起国民的民族主义之心膨胀，让普通民众转移视线，阻止国民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强大的宪政国家，从而维护专制、集权者及其附庸的既得利益。
而现实中的中国，由于没有民主政体，自己选自己的官僚们，早已经将中国弄成“经济殖民化”——使中国成为廉价的世界工厂，大量贱买国有资源和百姓劳力，并伴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也将中国沦为政治附庸化，在太多的国际交道中，都循环往复地进行着开始强硬最终屈服的游戏。全体中国国民的权益与话语，都由他们随心所欲地“代表”。
在专制集权和民主自由的选项中，有选择权利的是人民，而不应该是统治者。人民向往并选择民主自由，而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比俄罗斯要完美得多。独联体国家，民众所支持的政治力量，均主张疏远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极力主张与西方结盟，这就是硬道理。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受西方影响，推翻了专制暴政，30年来，他们的发展有目共睹，并不是专制舆论所能抹杀的。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独联体内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又先后遭遇政权更迭，撵走腐败的旧执政者。这，恰恰反映了当地人民正义感与羞耻心的爆发，这些国度的老百姓，不容忍专制腐败！今年伊朗大选，人民走上街头流血牺牲，就说明民众的追求并不会因专制的强大而瑟瑟发抖。
官员压制民主，是政府的耻辱；学者为专制公开辩护，则是是国民的耻辱。如同官员行为是衡量政府的尺度一样，学者行为是衡量国民的尺度；当学者为专制公开辩护时，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正义感、羞耻心已经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香港与澳门的政治生态差异极大，民主派在澳门势孤力薄，在香港则拥有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的六成。港澳回归中国、各自成立特区政府后，北京一直较信任、欣赏澳门的政制运作，对港人要求发展民主政制则疑虑重重，张晓明盛赞澳门政制比香港更具建设性，就是北京这种心态的反映。在张晓明眼中，澳门的政制同香港相比，至少有三个优胜之处：其一，行政、立法、司法“相互配合”；其二，不盲从，不简单地模仿别人；其三，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预。京官的这种认知，既是基于澳门政制运作较符合大陆内地模式、要求，又凸显北京对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三重疑虑，这些疑虑根深柢固，已成为阻碍香港民主发展的要害。在北京眼里，澳门一潭死水般的政治“正合朕意”、值得信任，因此，澳门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配合”被当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政制踏步不前换来不模仿别人的赞誉，事事听从北京旨意等同于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预。
香港是否要向澳门学习，笔者只想用两件事进行对比：澳门回归10年中，却出现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运输工务司长欧文龙。欧文龙被揭发受贿8亿元，共被控76项罪名，包括41项受贿、30项清洗黑钱及2项滥权罪等。2008年1月30日澳门终审法院宣判，判处入狱27年、罚款24万澳门元及2亿多元及其他财产与资产充公。香港与澳门，到底谁要向谁学习，答案不言自明。
北京对香港民主政制发展之所以疑虑重重，一方面是长期一党专政形成的为民做主的心态使然，容不得民间的异议，容不得立法、司法和传媒对行政的制衡。另一方面也是因一党专政正面对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挑战，加上官员腐败加剧官民冲突，中共已失去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时的自信。虽然总理温家宝曾表示，认同“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中共对外一再强调，不会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政制，一向被视为改革派学者的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共建政60年来的启示就是“一切为了巩固、发展政权”。
每当港府民望急挫，每当香港推出政改咨询，每当香港司法覆核事件频生，北京往往不是探究港府施政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探究香港的民主派是否与外国势力勾结，探究香港的立法会是否权力膨胀并影响行政主导，探究香港的法官是否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探究香港的“右派”媒体是否受到民主派或外国势力的操纵。将立法、司法、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当作对抗的事例；将港人向国际社会表达民主诉求说成出卖香港；难免有官员、议员、政团察言观色，事事等北京发落，坐失政治、经济发展的机会。
普选是当今世界政制主流，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在回归后依然看不到普选的希望，普选由香港民意"自决"，谁在阻挠、拖后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可谓"路人皆知"。应该懂得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道理。北京的担心，一是普选可能对不同阶层的利益均衡有所破坏；二是可能选出个像李柱铭一样的特首，使中央对香港局势无法掌控。
在香港，被北京视为搞对立的泛民主派的确吸收了不少选票，但被视为亲京、亲建制的民建联亦经常赢得选举的胜利。香港的泛民主派并非是一个综合性的政团，并非曾经执政或已准备好随时执政的准备，对香港并无全盘的考虑与规划，其争取选票主要在于政治诉求，香港普选一天未有清晰的线路图，泛民主派便拥有不乏观众的抗争舞台，香港的现实是，并没有什么“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正是北京当局自身的问题，即如何建设党的创始人毛泽东64年前所界定“自由民主的中国”，实现其愿望。而香港的问题，仅仅反映了北京的思维误区与自信缺失。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如果是真爱这个国家的话，就不要把国家搞得一团乌烟瘴气。不要内耗而压制、打击和取缔民众对民主人权、幸福自由的孜孜以求，不要让历史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