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如张爱玲般清醒、凉薄的悲观主义者

mani

　清醒、凉薄的悲观主义者，这是我对张爱玲女士的概括。

　　爱玲的作品，对情爱、对人性都看的透透的。因为看得太透，所以清醒，因为清醒，所以凉薄。

　　学界一直有评论，说张爱玲“其人可鉴，其文不可学”。若没有经过钟鸣鼎食、没落大家余晖氤氲浸染的人，写不出她独特的压抑了的悲哀、颓败的苍凉。她之于她作品中的人物而言，就像造物主，对万物看得过于透彻。所以写出的文字才直抵人心、打动他人。



　　我认为最深刻的莫过于被傅雷先生称为文坛最美收获的《金锁记》了。这部小说是把人心的真相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伦理统治下的欲望悲剧。

　　姜公馆上至老太太、少奶奶们，下至丫头、老婆子都看不起麻油店出身的七巧。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是第一个悲剧。老太太把七巧抬高了身份，做了正室是第二个悲剧。这个身份就是七巧的黄金枷锁。

　　因为这个身份，高涨了金钱欲，压抑了恋爱欲。即使婆婆蔑视、妯娌孤立、哥哥无情，她也有了死熬下去的动力，一切为了钱，为了利益，七巧也因此熬得心理变态，变得尖酸刻薄、絮絮叨叨、反复无常。因自己没有爱，便破坏了儿女的幸福，破坏儿子、儿媳的婚姻生活，把儿媳逼疯，诱使女儿吸大烟，破坏女儿的婚姻。从古到今普遍流行的价值是“虎毒不食子”，七巧却用她的黄金枷锁迫害了她的儿女，这一反传统的事例描述打破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引发了读者的深刻思考。



　　反映张爱玲思想的另一个典型是《倾城之恋》 — 范柳原与白流苏一场迂回曲折的战略角逐。

　　白流苏是为了逃脱原有封建家庭的牢笼，获得经济上的安全，远离冷漠、重利轻义的家人。范柳原是为了游戏人生，为了恋爱而恋爱，觉得白流苏是个有意思的女人，想要得到她，而不是娶她为妻。正如文中他说：“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他们都是精明的人，算盘打得太细，始终不肯冒失，所以真正在第一次发生实质性性进展时，才会疑惑他们已不是这么做第一次，因为已在脑海演练过无数次。

　　或许是最初看这部小说的我过于稚嫩，不够敏锐，所以才觉得是因为一场香港陷落成全了他们两个，在危难时候发现内心深处对彼此的爱。而在老师分析了文本后，我再次阅读了这本书，发现了好多曾经被忽略的细节。文中说：“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正像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写，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高到低按层次分成五种，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和平年代，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用尽谋略，追求内外部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可是在战争来临，情怀为温饱让路，追求生理、安全、社交需求才是最本质所在。那么归根结底，还是受利益的驱使。范柳原选择了白流苏当妻子，也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归属感。



　　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愿去直视去相信利益、冷漠的存在，非要用温暖等外衣加以包裹，来粉饰太平。学完张爱玲那堂课时，我看同学发了这么一条朋友圈：“都说戏子与妓女的爱情是时代造就，时代背景成就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可我却以为——爱就是爱。”看完这条后，心有感慨，不知道我同学发这条说说的当时具体心态，于我，即使我心底宁愿相信他们是有爱的，理智分析仍然告诉我，他们只是做了条最利于自己的选择。

　　儿时的我一直致力于做个乐观、积极向上的有爱的人，老师、家长也一直如此教导我们。仿佛只要有了乐观这一品质，就会有乘风破浪的勇敢，而所有的艰难险阻、风风雨雨都会有迎刃而解的幸运。可慢慢的我发现，乐观并不是百利无一害的普适价值，至少不像书中、老师家长口中灌输的那么好。当我们过于乐观时，就容易囿于美好的假象，因为把所有想的过于美好，当困难来的汹涌过猛，碾压过于无情时，越易被虐的体无完肤。

　　渐渐长大，慢慢觉得做个如张爱玲般清醒、凉薄的悲观主义者，是最恰好不过的了。因为当我们足够清醒，当我们对生命的真谛了解透彻，当我们认识到生命是如此的不可捉摸，而所有的事物又是稍纵即逝，便能够建立起一种习惯，将不幸作为人生的长久战事去面对，去嘲讽它的荒诞与虚伪。于是，自己，也就能够长久的清醒，适应长久的孤独。



　　然而，张爱玲作品透露出清醒、凉薄、万物看穿的睿智心态，而她自己的人生却一塌糊涂。许是因为过于睿智，看破红尘万千，却有种高处不胜寒、无人理解的孤单悲凉。遇到懂得的人便不想放手。她说，见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里却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纵使知道那人有千般错也不愿放弃。她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想，这到底是有多缺爱啊。追本溯源，还是理智战胜不了情感，心理想的不一定能做到。就像我们劝解失意人时，我们很容易做到有理有据、侃侃而谈，轮到自己囿于困局时，却很难脱身。

　　“其文不可学，其人却可鉴”，即使我们挣脱不了身处的尘世，可以做到的是在有限范围内争取自由，睥睨万物走向。毕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