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曼·德布拉班德尔(Firmin deBrabander)是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的哲学教授。他在 2015 年出版了著作《枪支能让我们自由吗?》(Do Guns Make U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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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上网的时候,身上都会存在一种众所周知的矛盾现象:我们知道自己被监视着,但又不把来自 Google 和政府邪恶的监控放在心上。什么东西太过私密,太过真情流露或者太过陈词滥调而不适合上传到应用程序或者与社交网络上的粉丝分享?这个领域范围始终在变化,而且不断收缩。数字时代的众多产品和服务令人眼花缭乱,它们能为我们提供魔法一般神奇的便利和连通性。面对这些“数字玩具”,大多数人选择屈服。正如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在 2013 年发表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丰富的数字产品令我们头晕目眩,因此觉得个人隐私是一种愚蠢而无用的东西。”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 1975 年的著作《纪律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书中写道:“能见性是一个陷阱。”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允许自己被别人监视,同时又学着监视别人,这两种行为都是既诱惑十足但又充满危险的。他利用 18 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做例子。在这种监狱里,中央监视塔里的人可以观察到所有犯人的一举一动,但是囚犯却看不到中央监视塔中的情况。在不知道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的情况下,囚犯们不敢轻举妄动。通过这样的设计,囚犯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了他们的内心。边沁的想法是这样的:“囚犯道德改良→健康情况改善→监狱产业发展→命令广泛传播→社会负担减轻。”
社会上的个体不仅接受了这种形式的纪律。在监视消失于无形之后,每个人依旧愿意保持原有的状态。这样一来,每个人就成了对自己进行审查的审查机关。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幻想着拥有自由和自决的能力。福柯说,监控和监视让权力“多样、不易被察觉且无明显特征”。自上而下的暴力威胁减少,“关系网”导致的顺从增多。福柯设想中权力的概念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 1930 年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描写的人类灵魂中“超我”(super-ego)的作用非常类似:它们都是社会用于对个体进行压制、控制和教化的工具,“好像被征服城市中的驻军一般”。
所以,福柯会怎么看如今的数字媒体时代?现代社会之所以充满监控和监视且监控力度不断增大,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监控模式就是圆形监狱的典范和代表。美国理论家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 points)在 2015 年出版的《暴露:数字时代的欲望和违抗》(Exposed: Desire and Disobedience in the Digital Age)一书中指出,“充满监控的国家”这种描述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他更愿意谈论“有触角的寡头政治”(tentacular oligarchy),比如利用大量优势地位来对我们进行监控和探查的公司。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中有同事,有熟人,也有社会大众。他们也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不过,福柯在 1976 年出版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书中表示,羞耻对解放本性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他强调说,西方文明用忏悔这一工具压抑了性。这个过程中就包含了批准豁免和羞耻心。他说:“人类成为了一种忏悔动物。”从天主教的圣礼开始,人们便要求祈求的教徒暴露灵魂,挖掘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全盘托出所有丑陋的想法和行为。这是神父净化信徒的唯一途径,也是信徒享受上帝恩典的唯一法门。通过忏悔,神父能够减轻你的罪行,惩罚或者批准你的某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