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末代王孙的笔墨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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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溥心畲《钟馗渡河图》

　　人物简介：溥心畬（1896-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北京人，满族，清恭亲王奕?之孙。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

　　相对于传统画派的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畬（音同“余”）是一个稍显黯淡的名字——而事实上，这个名字自有其难以遮蔽的光芒。作为曾经的满清贵胄，他历经清室倾覆、民国成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由王孙变平民，由北京至台湾。在他的文学与书画创作中，也表现出时代变局与文化更迭之下，那份沧桑与悲凉的况味。

　　为纪念溥心畬诞辰120周年，近期，“寒玉入怀——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溥心畬艺术展”在苏州博物馆举行，展出了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的45件溥心畬书画精品。《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台北历史博物馆展览组组长蔡耀庆先生，在他的讲解下走近这位被称作“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的王孙画家。

　　聪颖早慧，才高多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溥心畬出生于北京恭王府。他的祖父是在清廷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恭亲王奕訢，父亲载滢是奕訢的次子。出生第三日，光绪皇帝赐名“溥儒”，语出《论语》中孔子对子夏的教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溥心畬聪颖早慧、才高多艺。4岁学习书法，6岁启蒙，习读《论语》《孟子》，7岁学作诗。8岁那年，溥心畬在慈禧太后寿诞之日，献上一副五言祝寿联，联句文雅得体，用典妥帖，深得太后欢心，此后“本朝神童”之名不胫而走。

　　10岁时，他开始学习满文、英文和数学，之后学作策论、经史一类的作文，同时勤练骑射功夫。在其后隐居戒坛寺和颐和园的日子，时常露一手“山间射雉、水上猎凫”的功夫，据传还有“背向墙壁，纵身而上”的轻功，显得高深而神秘。

　　文事方面，溥心畬的学习更为勤勉。每日黎明便开始掌灯读书，日出后赴贵胄法政学堂上课，放学归家，再于灯下读到半夜。无分寒暑，终年如此。

　　在有些溥心畬年谱中，有他“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的记载。据传，选皇帝那年溥心畬14岁，和溥仪、大阿哥等一同接受慈禧的遴选。在太后面前，溥心畬突然大哭起来。太后问他何故？他说：“我想家了。”老太后心中不悦，挥令他赶快退下。而溥心畬的家人则欣喜若狂，他们深知慈禧的阴毒狠辣，欣慰其哭失了皇帝，却捡回了性命。

　　这些坊间传闻充满了传奇性，但真实性却引人怀疑。不仅溥心畬生前从未提过此事，而且以他的庶出身份，也不大可能成为皇位的候选人。

　　尽管没有登上帝位，他仍然没有逃脱被历史巨流裹挟冲刷的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溥心畬的兄长溥伟和朝中亲贵组成宗社党，对抗燎原的革命力量和专横的袁世凯。没想到被袁世凯先下手为强，派兵夜围恭王府。溥心畬的生母项夫人带着他和弟弟溥僡（音同“惠”）从花园草丛旁的狗洞逃出，在二旗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迁到了西山的戒坛寺。

　　戒坛寺建于唐高祖李渊时代，溥心畬出生前10年左右，一再被慈禧太后排挤的恭亲王，经常避居在此，以收集诗书字画消磨岁月。寺中的牡丹院虽不比王府豪华，但花圃假山俱全，环境幽雅，很适合静修和读书。

　　1917年，溥心畬与前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的女儿罗清媛在青岛完婚。罗夫人身材矮胖，面容不算姣好，操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对听惯了京片子的溥心畬来说很是别扭。这位官家小姐憨厚有余，却干练不足，谈到持家就更茫无头绪。与她相比，侧室李墨云却很懂得精打细算。罗氏死后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把溥心畬当作“摇钱树”，不停催促他作画，后来更将所有印章据为己有，大小事宜都由她主掌。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如意，让这位落魄王孙嘘唏不已，他写了很多悼亡诗词，回首前尘，才体会到夫妻之情历久弥芳。

　　借古人的枝干，嫁接自己的特质

　　在戒坛寺隐居期间，溥心畬自号“西山逸士”，过着“乐志琴书，心怀遐举，与世无竞，与人无争”的生活。戒坛寺四周遍植松树，溥心畬想描摹这些松树的形态，结果却画得颇为零乱，于是找出所藏唐宋元明的古画揣摩比较，有时临摹一阵，然后再重新对树写生。

　　在蔡耀庆看来，这种“无师自学”的习画过程决定了溥心畬的绘画风格：“他的学画过程不是来自老师手把手的教学，也不是在画院里接受专业的训练。他依靠的是用眼睛去‘看’，既观赏外在的自然风景与生活环境，也追摹不同流派的绘画特质。”

　　隐居西山的溥心畬，表面上过着超脱世外的悠游生活，但故园旧人仍不时在脑海萦绕。1924年，溥心畬携家人重返阔别十余年的恭王府。此前，兄长溥伟为筹措复辟所需军饷，将王府典当给西洋教会。溥心畬与教会百般交涉，令其归还了王府后半部分的萃锦园，随即迁入园中，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家人为躲避战乱搬到圆明园。

　　在萃锦园中，溥心畬埋首创作，对客挥毫。闲暇时常在大戏楼中粉墨登场，自娱娱客，寄托旧王孙的幽怀。每逢海棠花季，就在夜间宴请遗老和文士，宫灯下赏花吟诗，有时一夜饮尽数缸美酒，不醉不休。

　　回到北京的生活圈后，溥心畬与众多画家名流切磋交游，数年之间画艺大进。1925年，溥心畬和几位宗室书画家，创立了“松风画会”。溥心畬并不常参加集会，但只要他一到，气氛立刻不同。无论分析绘画，叙述士林掌故，乃至弹古琴、奏三弦，无不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1926年，溥心畬在春华楼初识张大千。这一顿饭，溥心畬谈笑风生，吃得酣畅淋漓。二人不但同好美食，吃东西时更是不拘形迹，任凭桌上一片狼藉。张大千觉得溥心畬待人诚恳，毫无王孙骄气。两人的交谊从此日益深厚，经常相互在各自的册页上补景题诗。时人于是将二人并称为“南张北溥”。画家于非闇曾这样描述两人的风格：“张八爷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

　　“早期对于传统的追摹，中期接受各种新知识的熏陶，再加上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这三种不同面貌呈现出溥心畬独特的绘画风格。如果说诗、书、画三者合一是文人画的基本传统，那么溥心畬的确称得上是‘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但是，溥心畬并没有恪守那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画传统，相反，他非常重视精细的描摹和笔触，并没有放弃一个职业画家对于绘画技巧的琢磨和学习。”蔡耀庆这样解释溥心畬在“文人画”序列中的独特意义。

　　在欧美画风蔓延中国画坛、变革渐成时代吁求之时，张大千锐意革新，在上世纪40年代之后独步画坛。相较之下，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画风的溥心畬则稍显沉寂。对此，蔡耀庆认为，就画作面目而言，溥心畬确实缺乏“创造力”。但他并不是单纯的临古摹古，而是将古画中的元素翻选出来，重新安排画面，“是借古人的枝干，嫁接自身的特质，而后开出不同的花朵”。因此，与其说他守旧，不如说是承袭着传统的脉络，守护着一种文人的坚持。正像溥心畬自己所说的，“借古人骨架，发挥自我笔墨、精神，正是国画的特点。”

　　的确，我们在溥心畬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北宗斧劈的劲健爽利，又可以看到南宗山水的意境悠远。他脱离了文人画的暮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悲秋、思乡、怀人

　　1949年秋冬时节，溥心畬一家几经辗转来到台湾。当时的台湾经济萧条，单靠笔耕难以维生。当局有意聘请他担任“国策顾问”“考试委员”等职务，溥心畬却以“不事二朝”之义，委婉拒绝。在他心中，与“义”不相抵触的公职只有教职，于是经由教育家黄君璧的引荐，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绘画。

　　到了上课的日子，溥心畬有时会迷路，坐着三轮车在校内兜圈子却找不到教室；有时候丢了课表，弄不清开学和上课的时间。三催四请后，大师终于来了，在画桌前的椅子上盘腿而坐，手挥折扇，啜着香茗，不讲理论，提笔便画。让学生先读四书五经，练好书法，人品端正后不学自能。

　　像当年赴台的许多人一样，溥心畬认为不久即可重返故园，无奈岁月蹉跎，北归无望。悲秋、思乡、怀人，成了溥心畬固定不变的情绪周期。随着年岁日增，他的书画文学中越来越多念旧忆往的色彩。故妻、故友、早年的弟子，时时在念；故乡、故园乃至江南旧游之地，都成了他一再描绘的题材。

　　晚年溥心畬的笔下，常常出现各种鬼神精怪的身影。每至端阳，他常常一日中挥洒出数幅钟馗，除了镇邪祈福之用，“也以钟馗驱鬼暗喻对时局社会的不满”，蔡耀庆解释道：“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心中忿忿不平，他就将自己想象为钟馗，驱赶那些恼人的小鬼。”

　　画中的钟馗，或是伫立江畔遥望远山；或是骑驴行走在崎岖的山路；或是高踞松树上；或是怒容满面，摩拳擦掌，却不得不止步收剑，一腔忧愤无处倾吐。从这些难以计数的钟馗像中，可以看到溥心畬晚年复杂而曲折的思想情感。

　　除了钟馗，溥心畬也画了许多没有故事和背景的精灵鬼怪图像，上题寥寥数语，意味深长。谄笑阿谀的鳖相公、斯文欺世的牛相公、摩登前卫的狐小姐……千变万化的形象折射出世间百态与人情冷暖。

　　在蔡耀庆看来，末代王孙身份决定了溥心畬一生都在矛盾与冲突中翻转，因此，“他需要借助画作来抒发心性，塑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如此再看溥心畬对于传统笔墨的坚守，就不再是一种迂阔腐儒的偏执，而是一种遗民孤高情绪的展露。他平生怨恨国民党，每逢遇到唱国歌，向国旗、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的场合，他都离席退场，待礼毕后才出来。旧朝往事已烟消云散，溥心畬惟有在纸上的山水空间中，才能重温那些寄寓在高山流水、松鹤茅屋里的依稀旧梦。

　　晚年的溥心畬丧失听力，却始终不接受西医治疗，最终被诊断为淋巴腺癌，在家人亲朋的反复劝说下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放射治疗。

　　1963年11月，溥心畬在台湾病逝，享年68岁。“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遂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