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中国人噩梦的开始：《商君书》

徐文立

中国人噩梦的开始：《商君书》深刻之至！中共亦然，惡習不會改！步步亦趨，弱民強壹！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鲍鹏山教授讲的真是好极了，同时也可以看出鲍先生的水平和胆略，同时也让人明白了许多的历史圪塔，笑谈古今，历史总是相似的。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潜心研究先秦诸子数十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出版《寂寞圣哲》、《论语新读》、《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先秦诸子十二讲》、《说孔子》、《中国文学史品读》等十余部著作。

鲍鹏山讲《商鞅书》制民五法：

“制民”之手段一：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

直接鼓吹以弱民去消灭强民，以便留下弱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这实在令人惊愕。不读《商君书》，绝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混账理论。

国家用强民来去除强民，就会削弱。国家用弱民来去除强民，就会强大。

【原文：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这个句子原封不动地在《商君书》中两次出现（《去强》和《弱民》，应该是作者很得意的政治格言吧？至少是他发明的专制政治的要诀。为什么“以强去强者弱”？因为用强民来除去另一部分强民，剩下的还是强民，政治和政府要面对的还是不大容易对付的强民，政府就相对显得弱了。所以不如直接用弱民来除去一切强民，剰下的自然都是侏儒之群，对付起来就游刃有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杀豪俊，搞优汰劣胜、愚民、弱民，既是体制的需要（只要封建专制体制不消灭，这种政策就永不可免），也不能说没受到《商君书》的教导。

《弱民》篇中还说：用强民来攻治强民和弱民，最后剩下的仍然是强民；用弱民来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被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

【原文：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此段文字原文不可通，从高亨训释）】

这最后一句泄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历代统治者和被驯服的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王”道太平盛世，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侏儒之国！

死水一潭的社会确实太像“稳定”，萎靡不振的国民也果然如同柔顺，但是，一个充斥着愚弱之民的国家真的能强大，能稳定么？清朝末年，曾有一个目光炯炯的知识分子看出这个大秘密大黑暗，他就是龚自珍。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沉痛地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这种弱民攻强民，不才杀才民的结果是什么昵？龚自珍沉痛地指出：这种结果乃是社会中不但没有了才士、才民、才商等等，甚至连“才偷”、“才驵”、“才盗”都没有了！

而这不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孜孜以求的么？

一个生物死亡了，可能不会再闹事惹麻烦，但一个社会的死亡可能恰恰要出大事，惹大麻烦。一个完全没有了个.性.间志的一元社会，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比“以弱去强”更可怕，更丑恶，更暗无天日的，《商君书》竟然提出要“以奸民治”：

囯家利用良民来统治奸民，国家必乱，以至于削灭。国家利用奸民来统治良民，国家必治，以至于强。

【原文：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去强》】

读者诸君可曾见过这样违背人伦天理的政治理论？几千年来，流氓奸民独霸一方鱼肉人民的情况不少见吧。如果能把人民训练得能忍受流氓了，民自然也就弱了，可以说，流氓地痞也是专制皇权的第一道防线。故《说民》篇曰：

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

【原文：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商君书》的这种办法必造成基层的流氓政治。而这又正和中层及上层的小人政治相辅相承〈他所提倡的告发制度袭位制度适足以形成小人政治），以流氓来压服基层人民，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的黔驴之技。我们先看看《商君书-赏刑》篇中关于告发的意见：

掌握法律、负担职务的官吏中，有不执行国王的法律的人……他周围的官吏，有人晓得他的罪行，向上级揭发出来，自己就免了罪；而且无论贵贱，便接替那个官长的官爵、土地和俸禄。

【原文：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

“周官”即“周围官吏”，或即同官，即今之同事，告发同僚，可以获得被告发人的官爵、封地及俸禄。但我想，这种办法未必有效，岂不闻官官相护，甚或共同作案？故我对互相告发制度，并无正面评价。因为这种做法非特不能清洁吏制，反而促成人心卑险，政治也往往变为小人政治。

而基层的流氓政治，固可能有一时压服之效，但往往促成地火在地下运行。最后这地火必将冲破这流氓地壳，喷涌而出，使天柱折，地维绝。《水浒传》中所写的，不就是这种流氓政治和小人政治么？而这种两结合的政治，又何尝有真正的稳定呢？

专制政治必然产生大量的流氓和小人。反过来，流氓和小人充斥的社会又似乎证明了政治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流氓地痞横行的地方，小人奸佞猖獗的地方，人们往往渴望专制。这如同渴极了，人们不惜饮鸩。如果流氓小人是狡兔，则专制政治就如冋逐兔之犬。专制政治一面大喊大叫惩治流氓和小人，一面却又怂恿流氓和小人，并在自身的体制内不断滋生出数量更多的流氓和小人。是流氓和小人构成了专制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它们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商鞅早就道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以奸民治，则民亲制。”让奸民来治理人民，因为人民失望于奸民，所以就自然亲近“制”。制者，国家专制权力也！流氓地痞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其作用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制民”之手段二：“壹教”。

《赏刑》篇说：所谓统一教化，就是：（朝廷）不使人们凭借如下品质取得富贵，即广见闻、能辩论、有智慧、诚实、廉洁、懂礼乐、修品德、结党羽、行侠义、有名声、清高、等，不准许根据这些批评刑罚，不准拿独立的个人意见对君上陈诉。坚强的人，破败他。锋利的人，挫折他……想要富贵，门径只有一个——到前方为国家打仗。

【原文：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一口气说出了八种品质，然后又是一连三个斩钉截铁的“不可以”。除了战争（当然还有耕作），不承认一切价值。拥有“农战”以外的一切品质，都“不可以”。你坚强吗？国家破败你，你锋利吗？国家挫折你，甚至你的生存方式谋生手段都要由国家来安排：

所以境内的人民，如果都变为爱好辩论，喜欢学问，经营商业，搞手工业，避免农战，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一旦国家有事，儒生憎恶法度，商人投机取巧，手工业者不为国所用，所以国家易于破灭

【原文：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办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农战》】

我们现在通过这一段话来看看专制论者的话语方式。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我们分别剖析之。

第一层“皆化而好辩乐学……”乃是一个假设。其推论过程是这样的：某人好辩乐学——假设——国之人皆好辩乐学，则无人耕田打仗——国家离灭亡不远了——所以此人有罪。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是违背逻辑的，而违背逻辑则正是专制政治的基本话语方式。照《商君书》所言，一千人中若有一人好辩乐学事商贾等等，则千人皆怠于农战而好学问去行商。《商君书》又言：朝廷不准许音乐、杂技到各地方去，那么，农民在劳动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农民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精抻气质就不浮荡，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意志.欲.望就能专一。农民意志专一，精神不浮荡，荒地就必然耕垦了。

【原文：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垦令》】

不让音乐技艺到各地巡回演出，农民就看不到这些，从而精神不动摇，意志必专一，就能开垦荒地了。综而言之，则《商君书》作者认为，不能有农战之外的人存在，有了也不能让他们被农战之士看到，否则天下人都学他们而不农战了。这种担忧实在幼稚，即以今日言，最苦的人是农民和中小学教师，在传媒发达的今天，他们为何没有纷纷去做各种演艺或体育明星？所以《商君书》作者的这种推论有一个前提错误，那就是，不承认人与人间实际上的差异及不平等，以及由此而必然要求于社会的多元化。一元论者是天然的专制论者。从“好辩乐学”到“有罪”，关键的一环就是那个不可能出现的假设。这个假设成了判定有罪的逻辑前提。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推论的前提错误，而在于它必然导致的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爱好、生存方式，甚至职业，而为意想不到也不可能出现的那个可怕结果负责，付出代价。这种定罪方式的有效.性.普适.性.是它能为任何一个既无犯罪事实也无犯罪动机的人定罪。且罪行其大无比。事实上，这种推测定罪法，乃是使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处在被告的位置，只是幵庭审判日期的不同，任何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都在惊恐地等着一张传票，接着的便是有罪判决。比如，我们就可以为任何一个农民或士兵定罪：对农民，我们说，都像你只知种田，谁来当兵打仗？你让国家没有了军队，毁我长城，罪莫大矣；对士兵，我们也可以说，都像你只知扛枪打仗，谁来生产？你让国家经济崩溃，罪莫大矣！——到了这时，我们就发现，我们运用《商君书》的思维推理方式，也驳倒了《商君书》作者自己。反逻辑的东西也无法获得逻辑的保护。专制一元论者也必为它自身的逻辑所否定。

第二个结果是，既然每个人的个人生存方式如此事关重大，就必须由政府来钦定一种“正确”的、被允许的生活方式，而由政府来保证对这种生存方式不加惩罚，反而加以褒奖。这种生活方式被外在地赋予绝对.性.，且有绝对的价值权威，于是，便又出现两种假设：

A、都像政府所倡导的那样，则天下治；

B、都像“你”（任一作为被告的主体），则天下乱。

A项成为指控B项的伦理依据和法律依据。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个人.性.格趣味都会成为否定其他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的依据。于是，政府便会根据需要树立各种模范或榜样来引导大众。树立榜样或模范，是专制政权统治的法宝之一。榜样与模范，是一元化的胚胎或因子，人人都像榜样或模范，乃是一元社会之蓝图。

第二层，“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这种定罪同样是出于“莫须有”——“莫须有”就是“也许有”。而《商君书》用的却是全称肯定判断。为什么在国家有事时，儒生就一定憎恶法度，商人定投机取巧，手工业者一定不为国家效力？这毫无理论根据，更毫无事实根据。这种蛮不讲理的说话方式乃是《商君书》中一贯的方式。一部《商君书》，只有《徕民》一篇思维尚称缜密，立论尚顾证据，其他大都是这种没有逻辑事理依据的武断之论。语气上好像是逐层推理，事实上却是前提与结论间并无必然联系，而论点与论点之间更是跳脱不相关。如果是商鞅所作，倒真像他的武断之风，也像他的躁急之.性.，更符合他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以法刑人的身份特征。

“制民”之手段三：剥夺个人资本，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

《商君书》中有不少观点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比如下面的话：

治理国家，能使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国家就有雄厚的实力。国家有雄厚的实力，就能成就王业。

【原文：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去强》】

治国的措沲，重要的在于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国家就强，农、商、官三种人中就没有虱子。囯家长期强大而且没有虱子，就必能成就王业了。

【原文：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指农、商、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说民》】

这真是奇怪之论。他要这样反复折腾干什么昵？大约是要经过这样无休止的折腾，使人民无复冇安全之感吧。单个的、无保障、无安全感的自耕农是封建专制的天然基石之一。因为这些自耕农需要朝廷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面包，便不惜交出自由。“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孟子的发现。那么《商君书》的作者也就是要通过财产的“无恒”来实现人心的“无恒”吧？一群患得患失的人民，一群自感虚弱无力的人民，一群没有自信不能主宰自己的人民，又怎能不依附于国家听命于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家去摆布呢？

不仅要剥夺人民的恒产，而且连带剥夺人民的自立能力，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说客的本钱在于嘴巴，隐士的本钱在于思想，勇士的本钱在于气力，手工业者的本钱在于两只手，商人的本钱在于自身的才智。他们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浑身都是本钱。他们把身上的本钱看得很重要，从而借此依托外国势力；带着这些本钱效力于私人门下。这样的人，尧舜也难以治好他们，所以汤武禁止他们，结果立功成名。

【原文：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抉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劝立而名成。《算地》】

韩非说，要剪断鸟的翅膀，才能使鸟驯服，让臣民不得不依恃国君的俸禄生活，臣民才会听话。这种思想，在《商君书》中已有了，而且比韩非说得更彻底。简直是要铲除人的一切谋生能力。如果天下人各有所资，当然不能辐凑而求食于君，君何得恃势而逞意？故专制之要务，在于剥夺人的经济来源，使万民除政府俸禄以外无所赖、无生机、无生趣，然后“坚者破，锐者挫”（见上文引），摧残天下之生气，摧残天下之民气，造成一犬儒世界，一奴才世界，一邪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