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和仁学

mani

庄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我读《论语》，是为了解孔子其人和他的仁学系统，读法不同，于是便有了我的“《论语》心得”。

　　“子不语乱力怪神”

　　“子不语乱力怪神”。（《论语·述而》）有学生问他怎样事奉鬼神，他说：“人的事尚且没有处理好，哪里谈得上鬼神？人生前的事都没弄明白，哪能知道死后怎么样？”（《论语·先进》）他教导学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应当致力于人事，鬼神可以敬畏但要让他离远一点，这样，就可以算得有智慧了。

　　宇宙万物充满了奥秘，但孔子所关注的无非人事。终其一生，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家庭、社会、国家的事务始终是他的首选。自西周“人本”意识觉醒以来，孔子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把人和人事推到理论观照和政治实践的中心位置。

　　在神和人之间选择了人，这是孔子的一大功绩，是他构建仁学体系的出发点。

　　西汉以后，董仲舒重提“君权神授”，似乎又回到了殷商王朝的天命观。其实不然。“天”，在董仲舒只是一个主宰宇宙万物的权力符号，而并非奥林匹斯山上人格化了的宙斯；他也无意从事宗教的建构，无非是借助一个绝对权威的名义以证明封建皇帝独裁的合理性。他要借重“天意”、“天志”来推高人皇，又要借重人皇的意志来“独尊儒术”。

　　从历史进程来讲，秦皇汉武而后，大统一既已铁板钉钉，封建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大一统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君权神授”的理论恰好与历史需求相契合，妙在能有效地巩固和强化皇权。说白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不过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核心“借壳上市”，杂糅了道、法、阴阳诸家有利用价值的东西，以迎合皇权至尊的极权政治。所以他才能以草根学者的身份平步青云。

　　西汉以降直至清末，历代王朝的政治生活中都有“神”的影子，但都是王权主宰神权，神权依附于王权，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上千年的神学统治、神权与王权的明争暗斗。新兴地主阶级也才得以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使家族组织下的小农经济取代了相对粗放的奴隶密集型大生产，掀起一浪又一浪经济高潮。刨根究底，还得回到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