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辩论为何没有西方人牛？丨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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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不是说华人智商低，而是“辩论”对我们而言是一项“屠龙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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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篇《中国人爱看什么样的辩论节目？》中，小编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现代电视辩论赛在中国的演变历程和观众的心理变化。然而，在我们眼中的辩论大神级人物（如黄执中、马薇薇等），若拿到英语辩论圈，很可能分分钟就被秒杀。

　　小编在这里说的并非对英语这种语言的熟练使用，而是说英语世界的辩论有着非常严密的逻辑框架，那些插科打诨、靠卖萌讨巧取胜的情况则很少发生。

　　华语辩论的逻辑性相对较差，并不是说华人智商低，而是“辩论”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屠龙”之技，除了在校大学生为了锻炼口才和给自己贴金才玩玩之外，基本不能靠这项技能去找工作。

　　

　　美剧《纸牌屋》中由凯文·史派西扮演的安德伍德总统正在进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

　　相信很多人看过美剧《纸牌屋》，党鞭 Frank经常在电视上与他的竞争对手展开辩论，从此可窥见一斑，“宝岛辩魂”黄执中就曾发了这样一条“伤感”的微博：

　　

　　如果说现代的辩论赛强调的是竞技性，那么古代的所谓“辩论”强调的便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两者虽不能同日而语，但中西方的不同发展方向的确与双方对待辩论的传统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特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人才选拔方式和主流儒家价值理念都不利于中国人口语表达和辩证思维的训练。

　　

　　卡梅伦就窃听事件出席议会紧急辩论会

　　儒家中庸的性格特点不屑于辩论

　　辩论在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形式，正是在辩论的框架下发展出了以思辨为特征的哲学，论辩思维造成的主客体对立让西方人的思维更加辩证客观。

　　

　　稷下学宫

　　中华文明此前有辩论传统吗？有！在先秦，辩论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记得《芈月传》中“老伯”带芈月去听百家学派辩论的“学宫”吗？那就是以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宫”为原型的。

　　

　　《芈月传》百家学派辩论的“学宫”

　　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都是面对面直接辩论的典范。可以说，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口才一定比现在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说客。

　　你有了思想，就得到处去游说，有的去游说诸侯，差一点的就得去给大户当家臣，而且经常需要与老大的其他智囊当场PK，不管怎么说，在口才方面你都得有几把刷子，才能忽悠得住。

　　这一点在推崇“述而不作”的孔子身上体现还不算太明显（怪不得他得周游列国），在孟子和荀子身上就很明显了，《孟子》中大多数都是孟子忽悠梁惠王等人的言论，其激烈程度极像一枚老愤青，荀子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他提出的“人性本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打对台，几千年之后一帮大学生舌战狮城的辩题还是它。

　　体现先秦人士辩才最充分的还是《战国策》，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们到处游说，纵横捭阖、舌灿莲花。然而，辩论的传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丧失了，这自然是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尤其是到了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直接废掉了纵横家存在的意义和土壤，其余百家没有存在的必要，自然也就不用再辩了。

　　

　　战国时的纵横家

　　于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不争”“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心态，起码表面上得这样，否则就会被别人鄙视，说你不够“君子”。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特点更有利于书面表达

　　有人把中国没有发展出如古希腊演说术、雄辩术的原因归结为汉字。因为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图像性特征很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汉字在传达意义的过程中，主要依赖于眼睛，因为汉字中文字符号数量很多，比起用词根、词缀拼接拼音文字来说更容易辨认，因此汉字是一种“阅读文字”，就是说阅读起来更方便。

　　

　　东汉许慎

　　后来汉字发展从象形文字发展成意音文字，虽然东汉许慎总结了汉字形成的“六书”方法，但它比起拼音文固定的造词规律来讲还是太松散了；而中文不仅是造字的规律没那么严谨，造句的规律也没那么严谨。

　　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英文语法很痛苦吧？比背单词还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不习惯西方人语言构成有那么强的逻辑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想要表达某个意思，随便蹦出几个关键词大家都懂，也不会有人说你语法错误，而英语就不一样了，从句、语气和时态可不能乱，乱了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中文组合的方式更自由，更有趣，更能够满足人对幻想与热情的表达，所以唐诗才能写那么好，比如杜甫有句诗，叫“香稻啄余鹦鹉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什么主谓宾语序全部颠倒，但你能不能看懂？其实能，大概就是鹦鹉在啄吃稻米粒，凤凰在梧桐树上休息。

　　但如果不让你看这句诗，而是给你念出来，你就未必听得懂了，所以汉字是一种更适合阅读的语言，唐诗宋词的美感绝对能称霸世界诗坛，没有什么语言写出诗来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这一点我们要有自信。

　　

　　汉字是一种更适合阅读的语言

　　口语就不一样了，口语的表达更需要公式化和理智化，你不能想出个词就蹦，因为你听到一句话之后还需要在大脑中转换成文字这样一个过程，因此更需要逻辑性，在这一点上字母文字就有优势了，它迫使西方人发展出了更强的系统性思维。

　　正如语言学家格鲁柏（Grube）所说，

　　“中国的语言由于具有异常于理性的结构，所以它无法为系统性思维服务，也无法促进演说术的发展；而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及俄文等诸语言的结构，各自以适合自己语言的方式发展出雄辩术来。

　　一方面，中国的语言尽管有其逻辑的特性，但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接受。”

　　为什么西方哲学家不承认中国古代哲学为“哲学”？就是因为逻辑与推理方面的欠缺。

　　他们真正承认的只有孟子，因为只有孟子系统地使用了对话的形式，他被视为唯一清晰表达自身观点的儒教代表人物，而孟子的观点正是在辩论之中层层剥开展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很容易想到孟子的论辩方式。

　　但孟子的地位在中国实际上一直不稳定，到明朝干脆被朱元璋请出去了，演说和论辩在中国之所以无法发展，跟汉字本身的这种特性也有很大关系，所以中国的文学传统和史传传统很发达，而辩论传统则聊胜于无。

　　科举制造成辩论训练的缺失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除了文化心态和汉字本身的特性之外，历史中的任何现象必然有其社会政治原因。而对于某种特定的技能的发展程度来说，人才选拔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方式就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什么？在某个社会中，你做什么能得名得利，能变成人上人，大家就会去锻炼什么，于是这个技能就会在整个社会层面得到大发展。

　　帝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不仅仅意味着“轴心时代”的结束，伴随而来的是人才选拔方式的单一化。先秦人想出头，靠著书立说，到处游说，他们的思想和身体的流动性都比较自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很少有人因为现实政治的原因来斧正自己的思想。

　　

　　人才选拔靠“举孝廉”

　　汉代实行察举制，人才选拔靠“举孝廉”，就是这人得又孝顺又廉洁才行，换句话说就是德高于才，孝廉二字没有一个是跟才有关的，不仅以前那种辩才不重要了，甚至连你这个人都不重要了，反正几乎都是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虚作假。

　　到了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就更强了，实行“九品中正制”，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一大帮有才之士只能坐在一起清谈了，没事你来我往，相互攻击一下，也算不得辩论。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之后，口语训练在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就基本没什么作用了。在唐代诗歌盛行的时候，考试的重点还是吟诗作对，发挥一下文采（跟思辨也没啥关系）；

　　到了明代以后，考试教科书就十分确定了，所谓《性理大全》等，还有各种八股文版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士子们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些东西死记硬背下来，然后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框架吐出来就行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所说：

　　“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查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所有阶段的考试都要检查对书法、文体以及对古典经籍的掌握程度，是对某种规定的思想的检查。

　　这种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是纯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正统解释的经典作者的固定规范的约束，因而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的表达法、引经据典以及洗练而纯粹的文字修养，被认为是士绅君子会话的典范。”

　　所以，在古代中国，能够成功掌握书写和文献内容的人可以当官，那么书面文字的地位自然就上升了，它具有艺术价值并与士绅身份相称，而口语就成了“庶民”的标签。

　　这点正好与希腊文化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希腊人认为谈话就是一切，所有的感受与直观都得转移为对话这种合适的形式。

　　而现代辩论的出现和发展则与西方的政治有很大关系，目前主要的几大辩论体制——英国议会式辩论、美国国会式辩论和美国俄勒冈式辩论（主要运用于法庭辩论）都是在实际政治中被广泛运用的辩论形式。

　　

　　尼克松（左）与肯尼迪（右）的电视辩论

　　历史上首次的电视辩论于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举行，尼克逊被肯尼迪在电视上打败，导致选举形势逆转，此后，以电视为平台的政策辩论（Policy Debate）就成了两党竞选时的常规动作。只有在辩论中打败对手，让对手出糗，彰显自己的雄辩、博学与理性，煽动民意才能获得选票和权力，辩论在西方的发展自然就远远高于中国了。

　　结 语

　　没有辩论传统，让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敏捷性得不到锻炼，如今中国官员与西方国家的政客、公共管理人员和社会顶尖人物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思辨性差。如果有机会，请大家去看看英语辩论，你才知道中国人辩论真的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