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兵工伟业 -- 连载

老杨

九万兵工聚重庆 八年抗战建伟业（一） 2011-09-18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

历史资料：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掌控了中国十数省，其实仍然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许多省份仍然没有统一，南方还有共产党武装割据。

“九·一八”事变，日本掠取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全面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国民政府开始商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全面爆发后如何应对的种种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指挥中枢的安全。部分政府机构开始迁洛阳办公，总体上开始考虑迁都西安。

但是西北部军阀还没有完全服从中央，人口不足和物产等自然条件恶劣。且北面接壤苏联，他们已经在东北开始对中国实施蚕食，斯大林还指示中国共产党全面展开“武装保卫苏联”的暴动，鼓动中国的内乱。

1934年秋开始，蒋介石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除恩威并施收拢各地军阀人心，在江西加紧围剿共产党势力之外，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的综合，作出了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确定在四川的重要决策。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动机，首先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对他最终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有著重要的影响。

随着他对西南三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以及民众意愿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还随着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进攻四川，遭遇四川军阀强硬抵抗，共军败退撤出四川。更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对西南三省的深人渗透以及对该三省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控制的加强和巩固，蒋介石对西南三省特别是对四川的认识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也于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越来越坚定，在他离开四川之前完全确定了下来。

“七七事变”之后，七月十九日，全国各报头条刊载了蔣总统在庐山发表談話的戎裝照片。照片上的蔣介石，情緒激昂，高举拳頭。“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抗战到底，牺牲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決心，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於万劫不复之地。”“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我们不求战爭，但可能被迫自卫。”說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清楚地表明了抗日到底，不惜一战的決心。

8月，由主席林森率领的政府部门要员，乘海军内河装甲的“永绥号”兵舰迁重庆，经三日过武汉后，发布《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宣言》新闻。过宜昌后林森率 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先乘“民风轮”启行；其余人员、物资则另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昼行夜泊，当晚即宿四川巫山，次日宿万县，25 日泊涪陵，26日清晨，“民风轮”先期进入重庆航段。在朝天门受到热情欢迎，林森此行，对稳定国家，激励抗日有重要作用。

随之，即开始全国政府机构、文化、教育、商业、工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投身抗日的人民，他们从全国各地，扶老携幼，爬山涉水，一步一趋向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大迁移，这场大迁移估计超过2千万人，大部分聚集在四川，在战时首都——重庆。

艰难搬迁三年 兵工聚集九万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只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器制造厂增加到14 家，隶属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1933年1月-1944年12月30日)。其区域分布大体为广东3家，河南、武汉、重庆各2家，山东、湖南、广西、 南京、上海各1家。

抗战爆发后，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决定将设在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

中国兵工企业在抗战期间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没预计战争会旷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调停，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进攻能力，因此，只将工厂内迁到武昌为目的地。国民政府原来想要保卫武汉，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此时的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不料，1937年12月，中国七大城市飞快陷落，南京陷落后，日军志得意满，认为中国已经逃不出灭亡的命运。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1938年6月2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于是内迁至武汉的工厂，包括兵工厂便须要展开新的搬家行动，今次是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

蜜蜂在网络找寻和记录这段历史，是因为蜜蜂太太的爷爷，就是执行兵工厂搬迁的国民政府人员之一，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到重庆，在重庆第五十兵工厂任职。最后作为留守负责人，坚持到解放军接管。

资料表示：当时内迁的兵工厂，计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厂、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京飞机制造厂等。

抗战初，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的具体搬迁日期，据资料显示：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 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抗战开始后，中国兵工企业受到日军轰炸，迅速搬迁进入第二阶段。军政部兵工署于1937年12月首先给广东第一兵工厂下达了搬迁命令，次年4月又向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即广东化学厂）下达了搬迁命令。

随后，搬迁命令陆续下达给第二批内迁兵工企业。大规模的兵工企业陆续进行搬迁。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到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迁 贵州桐梓）；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溪；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 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溪；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 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 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

到了第三阶段时，具体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 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溪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溪迁重庆。至此，中国兵工企业大内迁便大功告成，落下帷幕。

从1937年至1940年的兵工厂内迁，内迁的兵工厂数目，有不同的说法，例如一说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17家，其中11家驻扎重庆， 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这11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2家，其余9家均为内迁而来。一说据统计，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 家。

按史料记载，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 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 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 工厂（现嘉陵厂）等。因此，在重庆落户的兵工厂共11家，似乎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9万多名聚集重庆的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为8年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那些历经峥嵘岁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们撑起了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撑起民族之魂。

“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重庆得到彻底改变。”重庆兵工史专家 柴文官称，如21工厂，战前既产枪又产枪弹，还生产迫击炮和迫炮弹。内迁时该厂枪弹厂先移交第20工厂，同时又接收了第1工厂的步枪厂和第20工厂的轻机 关枪厂，从而使该厂成为主要生产各种枪和迫击炮弹的专业厂。经过工厂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统一了制式，重庆兵工产品的质量、数量飞快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

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全面抗战开始及1945年大反攻时的损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 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提供的武器弹药。

据相关历史记录，从1938年各厂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重庆兵工厂 共生产各种枪弹8.5 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 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 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

1945年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

“重庆兵工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兵器上的支柱作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

（待续）

老杨

九万兵工聚重庆 八年抗战建伟业（二）2011-09-20

打仗要将士拼命 战争要武器装备

74年前爆发的那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血战中，中国兵器是什么状况？

第一，悲惨。中国军人几乎是尸山血海以死相拼。第二，可怜。中国军队的炮火，不及日军十分之一！”军事史专家李意志说“七七事变”后，日军之所以能快速推进，除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外，其火力凶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说，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人数并不少，有作战师180个（包括归入建制的八路军3个师），但海空军力量悬殊，“特别是陆军火炮，更是差一大截。”抗战前，陈诚曾主持炮兵督导整训，全国可用火炮仅457门，有的作战师根本没炮！ 而侵华日军以师团为作战单位，一个甲种师团（如进攻平型关的坂垣第5师团），下辖4至9个步兵联队（团）及1个野炮联队，兵力达2.5万人，拥有火炮 120门，包括54门75毫米野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等，且每个步兵联队还有300余人的炮兵大队，拥有数十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

日军凶狠的炮火，让初期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如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为坚守大场、宝山、罗店等要地，与敌反复拉锯，日军炮火将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大炮成了中国军人的绞肉机！“中方先后投入的71个正规师约75万人，伤亡竟高达30万，”“有些师和团，开上去几千人，撤下来只剩几百人！”

唯一的例外是当时中国陆军炮兵第10团曾大显神威。“该团拥有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重榴弹炮，最大射程15公里，弹重42公斤，全炮重约6吨，用汽车牵引，是全国唯一的机械化炮兵部队。”李意志说，这批大炮的监督购买者，就是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

重炮10团参加了淞沪会战，先后对日军野战机场和虹口司令部进行猛烈轰击，打得对手鬼哭狼嚎，“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军队竟拥有射程超过10公里的火炮，曾派汉奸到处打探，终无结果。”此后，重炮10团先后参加台儿庄、武汉会战，江阴保卫战，长沙和缅甸会战，一路血雨腥风，竟建制不乱装备不少，”

如今， 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北京军博，还各自保存了一门当年从德国进口的重炮，它们在亚洲已是炮中珍品。”

抗日救亡兵工强 没有枪炮自己造

红歌唱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看历史这简直就是扯蛋！对于中日长达14年的战争，大规模8年的抗战，我们能仅仅靠夺取敌人的枪炮成功吗？当年的宣传侮辱了人们的智商，抹杀了抗战中国兵工的艰难工作，忽视了国民政府为中国建立壮大的军事工业基础。 　

早在清末，张之洞就在广东清远县建立浥江炮厂，这座兵工厂辛亥革命后转到孙中山先生手上、后由陈济棠管理，陈反蒋被打败后，余汉谋控制广州，广东兵工厂为国民政府控制， 据市档案局局长陆大铖介绍，”七七事变”前，中国兵工的”西迁”已经开始，事变加快了这一进程，”

自1937年7月27日，该厂连续遭敌机6次轰炸，“不迁不行！” 据目前的《望江厂志》载，当时全厂机器设备达2000吨，得先乘粤汉铁路陆运，再经湘江、洞庭湖、长江水运，分四站才迁到重庆，“当时的厂长是海归火炮专家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他带领全厂600工人和技术人员，无反顾地上路了，爬山涉水经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把兵工厂搬到重庆郭家沱。”后来更名为50兵工厂，主要生产各种火炮，炮弹。当时50兵工厂聚集了一批同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蜜蜂婆子她祖父即是其中之一。

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中国是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之一，早在1332年的元朝时就装备了金属火炮。但近代中国的火炮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虽说自洋务运动起就“设局制炮”，但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不能满足国家防卫的需要。这一乱局直到“七·七事变”后，才有了重大改观。改观源于抗战初期“中国工业命脉西迁”。

大批兵工厂迁渝，使重庆不仅成为大后方的兵工基地，也成为后来中国火炮的生产基地。在内迁重庆的13家大型兵工厂中，炮厂员工约1.5万人，他们生产的火炮主要有60、82、120毫米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等，重点厂家包括兵工署第10工厂(以 内迁的株洲炮兵研究所为主，后改名江陵机器厂)，第21工厂(以内迁的金陵兵工厂为主，后改名长安机器厂)和第50兵工厂(以广东浥江炮厂为主，后改名望江机器厂)，

3家工厂8年抗战期间，共生产火炮1.5万门，炮弹598万颗，装备国军参加几十次大会战和上千次大小战斗作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为拯救民族危亡建立了丰功伟绩，是真正的兵工伟业！

1938年，这个厂搬迁到重庆后，厂址设在郭家沱。它的自然地理位置很有意思，正好在重庆下游的长江隘口铜锣峡口，古往今来这里打了无数的仗，漂泊着无数倒霉鬼幽怨的魂灵，在蔽日的峡谷里，常有猿猴的哀啼。长江水哗哗地流淌，侵蚀着江底的岩石，却全不知自己淘尽了世间的风流。

郭家沱50兵工是当时重庆最大兵工厂，占地13.5平方公里，到今天都为重庆占地最广工厂。土地从制药九厂接近并且包含了铁山坪森林公园一半。这里地处长江铜锣峡口，距市中心20公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50兵工厂的工人和厂长都是好样的 “我是1939年10月5日进50兵工厂的。”家住郭家沱望江村4栋18号的何兴元，年逾九旬，仍清楚记得进厂的日子。何是长寿葛兰人，生于1918 年，“当初我正在城里干挑水工，听说郭家沱的兵工厂在招人，丢了扁担就往这边跑。” 其时，50兵工厂刚从广东迁来，不少机器设备正缺人搬运，“管事的一见我，就收下了，说，抬东西去！” 从进厂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何兴元和炮打了40年交道。

最早教何兴元造炮的是广东师傅丁贵林，”他是个技师，有本事，见我人勤快，就问想不想跟他学技术，我可巴心不得呀！”于是拜丁为师，学造炮，”那是1940年前后的事。” 何兴元先后干过60炮底座、37战防炮热处理等工种，”

当时没电炉，37炮要开炮管膛线，得先用柴火将炮管烧软再开，有时上面半截开出来了，下半截却冷凝 了，炮管就得报废，真心痛啊！” 他还记得，50兵工厂外地人特别多，”他们大多是技师或技工。

但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很团结，一心想着多造炮。”1941年8月11日，日机袭击50兵工厂，炸死员工28人，”全厂愤怒了，大伙边建厂房边造炮。”据《望江厂志》载，50兵工厂在1939年恢复生产，当年就修造出86门150毫米迫击炮，制造炮弹41800发;1941年研制出中国第一门37战防炮，并大量生产60迫击炮。“50兵工厂能迅速复工，与专家治厂有关。”

现任国家59所正研级高工郑光宇说“解放前我在50兵工厂干过。它的历任厂长都是火炮专家。”譬如第一任厂长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任50兵工厂厂长时佩陆军中将军衔，”当年重庆兵工厂的厂长一般只是少将，可见当时对火炮之重视。”

何兴元记得，”江厂长身材高大，脑壳顶顶长一撮白毛，人有本事，就是脾气糙。每天晚上，他都要骑脚踏车到各个车间转，只要看见谁不认真干活，他抬手就打，说是要那人长记性！现在想来，战时军品任务重，江厂长压力大，脾气也大呀！” 50兵工厂还有一位著名厂长叫李式白，同济大学毕业，曾主持研制60炮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

50兵工厂工务处长王国章，也是同济毕业，当时还有许多位同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从38年起在50兵工厂工作， 这样的大批人才，为重庆成为造火炮基地奠定了基础。即使到今天，重庆仍然是国家的军工和火炮基地。

如何制造方便适用的火炮装备中国军队，成为当时的一个生产计划课题。重炮虽厉害，但对中国军队来说并不完全适用。李意志分析，“几次大会战后，中方转入防御作战，军队急需适合山地作战的迫击炮。”郑光宇从技术上解释：”造重炮的技术要求更高，战前只有沈阳兵工厂和山西兵工厂能造重炮，但它们都被日军占领了。

因此，重庆担当起制造迫击炮的重任！” 这是抗战历史对重庆的选择。任重庆50兵工厂厂长的江杓、李式白和工务处长王国章等。带领几千工人，生产出上万门火炮。当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目的之一 就是要摧毁兵工厂。何兴元记得，“为避日机，50厂的许多机器就藏在山洞里，生产车间设置在人工开凿的隧道中，当时工人肯拼死命，都知道是在为抗战奋斗。”

兵工人人人拼命，为抗日日日奋战

沿江一带至唐家沱，夜夜灯火通明，机械转动之声轰鸣于峡谷，甚为壮观。郑光宇说：“这期间生产的火炮主要是仿法国布朗德式60、82、120毫米迫击炮，50兵工厂还生产了少量战防炮和野炮。”

1941年7月，兵工署令50兵工厂筹造60迫击炮，工厂参照布朗德式炮重新设计，于同年9月造出第一门，次年投入批量生产，1942年-1945 年共造3400门，加上第10兵工厂造的2770门，重庆共生产6100多门60炮装备前线，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的火力。“这种炮的特点是轻，”参加过滇西松山大血战的重庆老兵杨克南说，“它的射速达每分钟18发，最大射程1400米，但全重仅18公斤，一人可背负行走。”

当时前线最大的威胁是日军频繁出动的装甲车和轻型战车，其装甲厚度为16毫米-25毫米，“战防炮是它的克星！”1938年5月兵工署令50兵工厂试制37炮，并派李式白率员赴德国克兰公司购买100门战防炮的原材料。

因受战争影响，1941年50兵工厂才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门37炮，”这是当时最优良的战车防御武器，最大射程6000米，400米内可击穿40毫米的钢板！”由于原材料受限，50兵工厂只生产出94门，另外还修造了281门150毫米迫击炮，“它们是迫击炮之王！”

重庆火炮威名远扬，8年抗战中，重庆生产的1.5万门火炮，在前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意志说，由于西迁后复工及时，重庆火炮最先的立功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941年12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中国军队以13个军进行防御。

是役从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历时23天，50兵工厂生产的150炮和21兵工厂生产的82炮大批送上前线，“中国守军将这些炮放置岳麓山上，加上原重炮10团的榴弹炮，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会战共消灭日军5万余人，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

参战的10万川军也配备了重庆炮，如杨森的20军有了火炮支持，打得凶狠，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郑光宇说50兵工厂的火炮在滇缅战场上也打得很好，这与参战老兵杨克南的记忆相互印证，“我当时所在的第8军，60炮已装备到连队，每连4门，火力超过了日军。”

事实是，为收复云南失地、打通滇缅公路，20万远征军配备的上千门重庆火炮，无论在松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重庆兵工人的骄傲！”

到今天，望江厂仍是中国最重要火炮制造厂。

老杨

九万兵工聚重庆 八年抗战建伟业（三）2011-10-05

兵工人物群星璀璨   海龟回国精忠报国

根据黄焕章、周建国等众多老兵工回忆当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时十四五个小时，谁也没怨言，因为都知道这是为前线干！”除工人们挥汗如雨、努力劳作外，各厂厂长更是殚精竭虑。

他们大多留过洋，如21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终身未婚，从1919年进汉阳兵工厂到主持21厂，在兵工界服务30余年，成就卓越，先后改进陆军的八二炮、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120迫击炮、2.36火箭筒及前线广泛使用的中正式步枪，“这枪的性能超过日军三八大盖。”

当年云集重庆的兵工专家真正是群星璀璨：

第2厂厂长熊梦莘，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第10厂厂长庄权，毕业于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
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
第28厂厂长周志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第30厂厂长李世琼，毕业于美国满鸠司特大学；
第50厂厂长江杓（音shao)，毕业于德国勃莱斯劳工业大学；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杨继曾，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

这批海外归来的学子，大多三十余岁，风华正茂，为民族存亡，他们在重庆奉献了才情与年华。长江厂前身的2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回国后授少将军衔，专家柴文官回忆说：“我们厂能生产出5.7亿发子弹，陈厂长做了很大贡献。他后来定居加拿大。在重庆，有多少兵工专家付出过血汗啊！”“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专家，抗战后期那么多新式或改进武器，重庆是造不出来的！”

现在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李乃暨、任新民等，青春岁月也在重庆度过。任新民——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曾担任风云一号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1940年在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后，任21兵工厂技术员，在重庆抗战的8年岁月，历练了他的才干。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更是传奇人物，他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表哥是陈寅恪，亲家是蒋经国。俞先后留学哈佛、柏林大学，主攻哲学和数学，听过爱因斯坦授课，成为国际著名弹道专家，到台湾后三任国民党“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被认为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部长”。

直到前几年，俞大维的名字才在大陆被人们重新提起。庆祝50周年国庆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23位杰出科学家。在颁奖大会上，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5日出生，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

俞大维于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却以学者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职务，一干就是十年，并且口碑甚好，这不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例。

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厂生产的75型山炮，他亲自到工厂所在地瑞典去洽谈。 当时国民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那时叫“佣金”）。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购买 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以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工厂的上层人士大吃一惊。

在兵工署工作的12年间，他不但注意国外科技动态，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门，开发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军械。在抗战8年中，兵工署下辖的许多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保障了正面战场的武器供应，因此他常戏称自己是“打铁的”或“铁匠”，并以尉迟恭自况。

他是弹道专家，各兵工厂有重要武器试验，他必定亲临现场，并对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在重庆还成立了技术学校，为中国兵工事业培养人才，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俞大维作为一名国民政府的抗战主要人物，他的住处跟蒋介石一门之隔，明明白白知道国民党兵败，却义无反顾跟老蒋到台湾。他的人格魅力赢得许多人的称赞。

长沙三次大会战 重庆兵器显神威

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

抗战爆发后，国际对华军援主要靠四条线路：
一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
二是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
三是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
四是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冻结。
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支线，这条运输量最大（月运量15000吨）的交通线被切断。1941年12月， 日军攻占香港。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切断滇缅线。
中国外援完全断绝，此后虽开辟了驼峰航线，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雪峰阻碍，在三年半时间里，美 军牺牲飞机员1000多人、损失飞机600余架，且运量有限。
面对艰难环境，迫使重庆兵工“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只能“力图自存自强”。

湖南是中国著名谷仓。抗战时期，我第9战区驻防于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我军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特别是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军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说，此役是在太平洋战 争爆发之初、美英军队接连失利形势下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国际反响强烈，“重庆产兵器在这场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意志认真研究了中日军队的兵器——

日军使用的兵器
1、6.5mm友坂三八式步枪：口径6.5毫米，射程2400米，是日本明治38年（1905年）定型产品。其枪盖上有一防尘盖，防止沙尘进入，又称“三八大盖”。该枪瞄准基线长，射击精度好，加之日军射击准确，曾给我军造成不小伤亡。但该枪口径小，杀伤威力小。

2、6.5mm九一式轻机枪：口径6.5毫米，该枪外形怪异，枪托偏右，俗称“歪把子”。采用漏斗式供弹。该枪口径小，威力不大，故障较多，射程1500米。

3、九二式重机枪：口径7.7mm，射程2700米，射速500发/分。由于采用30发弹板供弹，其实际射速只有200发/分，加之全重5 4.4公斤，在战场上机动性受限制。

4、九五式军刀：会战中，中日军队多次肉搏。日军当时大量装备的是九五式军刀。该刀俗称“曹长刀”，刀柄长230毫米，刀鞘长737毫米，刀刃锋利，制作精良。日军用其与中国军队的鬼头大刀对阵，并没占到多少便宜。

5、火炮：日军火炮原占有一定优势，多为100mm以下的山炮和野炮。

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

1、7.9mm毛瑟步枪：我军部分使用是由德国、捷克进口的7.9毛瑟98式步枪，更多是由重庆21厂、1厂和41厂仿造的各型7.9步枪，又叫中正式。该枪射程2000米，性能优于三八大盖。

2、7.9mm捷克ZB-26式轻机枪：该枪是一种性能优异、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轻机枪。射程1500米，射速550发/分，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机枪，性能优于“歪把子”。子弹产于20厂。

3、7.9mm马克沁重机枪：民国23年金陵兵工厂由德国获得1908式马克沁重机枪图纸，进行仿造。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枪，射程3500米，射速600发/分，性能优于日军九二式。

4、火炮：主要装备重庆产60、82、120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分别产于重庆第10厂、50厂等，炮弹产于第10、11、21和50厂，由于弹药充足，我火炮发挥了威力。

“此时，中国的外援基本被敌切割，但我军强大的火力予敌大量杀伤，”李意志分析，“这与抗战初期我军炮火稀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酋阿南 惟几大将率4个师团来犯，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我彻底破坏，日军仅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

我守军将重庆制造的重炮放置岳麓山上，予日军毁灭性打击，“这次会战消灭的日军比台儿庄多几倍，10万川军作战勇敢，重庆的兵器作用巨大，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抗战烽火中，9万多重庆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为8年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那些历经峥嵘岁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们撑起了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撑起民族之魂。

“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重庆得到彻底改变。”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 称，如21工厂，战前既产枪又产枪弹，还生产迫击炮和迫炮弹。内迁时该厂枪弹厂先移交第20工厂，同时又接收了第1工厂的步枪厂和第20工厂的轻机关枪 厂，从而使该厂成为主要生产各种枪和迫击炮弹的专业厂。经过工厂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统一了制式，重庆兵工产品的质量、数量飞快提高。

内迁艰难运设备 技工跳槽转兵工

“我们像逃难一样来到重庆，不少人在日机轰炸或伤寒病痛中倒下了，好不容易才把机器设备运到重庆。”回忆起当年到重庆的情景，82岁老兵工彭林生永 生难忘，“我16岁进工厂，17岁结婚请客才过3天就被日本的飞机炸到重庆来了。”彭林生从湖南烟溪第11工厂搬迁到了1工厂(现建设厂)。

“内迁之初，进兵工厂相当于进今天的银行，福利待遇好得很。其他行业的很多技工，都跳槽到了兵工厂。”老兵工彭林生回忆，当时除了每月发放三斗二升三大米外，一些战时紧俏日用品，如油、盐、煤，均由厂方组织运进，凭票供应，还免收房租。

彭林生告诉记者，当时兵工署认为工人赶造械弹，供应前方需要，其任务实与前线士兵同样重大，所以“予以缓役”。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194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张连科，贵州水城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毕业，任上海炼钢厂厂长期间，临危受命，将炼钢厂迁汉阳后与汉冶萍公司合并，后迁重庆大渡口，任钢铁厂迁建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建成大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大钢铁基地，是重钢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逝世，年仅49岁。

抗战爆发时，上海遭到轰炸，张连科是当时的上海钢铁厂厂长，他挑起迁厂重任，先将上海钢铁厂迁到武汉和汉冶萍铁厂合并。上海钢铁厂迁至武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该厂不得不在几个月后继续内迁，选址在重庆大渡口。

1938年2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当时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连科成为将汉厂迁渝的4名委员之一。水路从武汉到 重庆，必经三峡。当时的三峡，航标系统尚不完备，众多的职工一边躲避敌机的轰炸，一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内地搬运各种大型设备。职工们主动帮忙拉纤，不 少职工在拉纤途中倒下。

今天，我们可以从重钢集团档案处查到当时运输设备的重量：由武汉、大冶等地运输设备就达1070吨!沿途被炸损失了149吨。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搬运，各种巨型机器终于拉到大渡口长江边的河滩上。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这个大后方的工地上没有一台机动车，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 所有的庞然大物都要全靠人力，一点一点地用滚木搬运。

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操着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等不同的口音，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这是迄今为止留在张化声兄妹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一年多后，钢铁厂的迁建初步走上轨道，因陋就简地为抗日前线生产出五百磅型的炸弹。1940年，日本飞机对重庆疯狂地进行疲劳轰炸，正在建设中的钢铁厂也 被视为侵略者“眼中钉”。当年10月14日前后，敌机连续好几天到大渡口上空，对钢铁基地进行轮番轰炸，从早到晚空袭不断。资料记载，敌人投弹100枚， 死伤职工百余人，毁住房百余间。

到1940年12月，迁建的新厂共产生铁约3000吨，耐火材料约900吨，铸铁440吨，制造了工兵器材约15万件。

到现在，重庆钢铁厂仍然是中国钢铁大企业之一。

老杨

九万兵工聚重庆 八年抗战建伟业（四）2011-10-05

由于国共意识形态的对立，双方长期互相丑化污蔑对方，没有实事求是地向自己的人民宣传抗战历史。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分裂，更不能客观实际地看待对方，人民也就没有机会了解完整的抗战历史。

重庆人都晓得国民政府的兵工企业是新中国的兵工基础。因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就比较注意制定《大后方工业发展规划》，推动四川的工业经济中心的建设。其在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后，确定了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和充分依靠旧有的经济中心以及依地理位置、原料产地、交通运输条件而定的方针。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四川的近代工业非常薄弱，发展也非常缓慢。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组织的沿海沿江地区工业的内迁，使四川的工业一改战前发展颓势，各类工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体系。可以说，抗战时期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高潮。

沿海沿江的大批兵工和民营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以四川最多，有5个。具体是：1、 酉阳龙潭镇是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工业区；2、万县、长寿、涪陵一带有水电、棉油工业区；3、泸县、内江、五通桥、乐山、自流井等地建有发电、酒精、制盐、制酸、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4、威远地区建有煤炭和钢铁工业；5、重庆地区，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的范围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区。
　
重庆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四川的近代工业体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
　 　
钢铁工业方面，国民政府在重庆领导建设了一系列钢铁生产企业，其中炼钢厂7家，占整个大后方炼钢厂的70%，生产的钢占全部钢产量的80%；冶铁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生产的铁却占大后方全部铁产量的50%。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钢铁基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机械工业方面，重庆集中了内迁的大多数机械企业。据统计，在1940年，重庆机械企业数量就占整个大后方机械企业数量的65%，资本金额占51.5%，工人数量占37%。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化学工业方面，重庆的化学工业发展也较快，尤其是与动力和燃料有关的工业发展很快。抗战时期汽油、柴油等燃料油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炼油和代用液体燃料（酒精以及用桐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提炼）生产企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

据统计，1944年，重庆有炼油企业35家，占大后方全部炼油企业总数的40%以上。其他民用化学工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纺织工业方面，重庆在抗战前虽然也有纺织企业，但没有一枚纱锭，不能纺纱。抗战时期沿海沿江纺织企业内迁重庆，这才开创了机器纺纱的新局面。当时重庆集中 了中国最大的几家民营纺纱企业，使重庆成为主要的棉纱生产地。据中纺公司1945年1月制作的《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重庆纺织企业拥有的纱锭数量占整 个大后方纱锭总数的51.6%，占织布机数的50.4%，棉纱产量的52.8%，棉布产量的32%。

由此可见，重庆当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经济中心，为支撑全面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重庆、四川、大后方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战和经济建设光荣成就。 　　

在中华历史上蒙元危局、明清危局、抗日危局多次民族危亡之际，奋勇抗击外族侵略者，四川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

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代化的武器也许可以摧毁一座城市，却摧毁不了中国人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与意志。

当年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他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强有力地倾泻而出，吞噬侵略者！

两年来的日寇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重庆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辐辏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曾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 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1941年6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十七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机继1939年5月28日、 1940年10月25日后，第三次轰炸泊于长江南岸的美国舰艇，并第三次声称是“误炸”。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二十七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十二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 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 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报》撰文道：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据汉口敌军事发言人之自供，三个月内敌机袭渝三十八次，现则已逾四十次，出动飞机三千三百架(累积计算)，投掷炸弹二千五百吨。

现在敌轰炸重庆，显然又入一新阶段，彼妄图对重庆作毁灭性之轰炸，昨(二十)前(十九)两日及夜 间在血水中之惨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

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 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

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

这个开端， 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直到2001年 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在战史上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保持着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的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蜜蜂在网络四方采摘东拿西扯酿成的抗战蜂蜜，在多维发表一年，现在搬家万维，结合钓鱼岛形势，也算是牢记抗战中国人民的风骨峭峻：

那年我也是条汉，
烽火烟云遮天黯。
人嚎马嘶刀溅血，
铁剑相斫金星寒。
齐开炮，轰夷酋！
旌旗旎旎尘战酣，
血尽肢残身不倒。
万千男儿全销单！
伤心极！惊天唤：
天下和平不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