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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随笔:中国科研发展杂感 [打印本页]

作者: jose    时间: 2013-2-4 09:29
标题: 随笔:中国科研发展杂感
寡言



中国科研发展有些独特之处。 比如重引进轻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下面是2003年国家统计局杜希双文章里面的一段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必须大幅度增加消化吸收的投入,日本与韩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 例大致保持在1:3的水平。相比较我国对高技术产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消化吸收的投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01年我国高技术产 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为1:0.047,与日本、韩国相比相差甚远,并逐年呈下降趋势。”

同时期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说“ ....偏重引进技术的使用,忽视对引进技术的 消化吸收和创新,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引进国外技术,就好像幼儿进食,只有吸收了食物中的营养,让自己快快长大,拥有强健体魄。上世纪60年代,日 本用570亿美元从西方引进了2.5万件专利。此后十多年,日本科研人员坚持自主创新,对这些专利进行了二次开发,产生了许多“青出于蓝”的新专利。在取 代原有专利的同时,培养起了日本的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和创新能力。这使日本经济得以在80年代跻身世界前列"。

那么最近十年又有多大改进呢? 2010年统计如下

“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情况来看,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422.2亿元,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182.0亿元,消化吸收经费占引进国外技术经费的比 重为43.1% ,比2008年提高16.8个百分点,比2004年提高27.7个百分点,比2000年提高35.6个百分点”。

从数字看,对引进技术加以消化有相当明显的改进,但与日韩引进和消化1:3 (甚至有1:7的说法,不取)的比例还有极大差距。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个有悠久历史的问题, 几十年前就存在,至今尚未有显著改进。

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在国家三令五申要加强对引进技术消化而数十年进展不大的情况,恐怕有些深层原因。

一个原因是“消化国外技术可能涉及理论和长远研究,不能立竿见影”。  

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外国前任高管说,绝大多数中国芯片制造企业都将注意 力放在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产品研发上。他说:“一旦中国企业从外国公司手中拿到技术,就希望快速盈利。一旦技术过时,他们就会寻求另外的技术转 移。” 从这点看, 本应该有长期发展观点的中国企业比韩日企业更像目光短浅的”美国“企业。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无法衡量“对引进技术消化做出的贡献”。人才选拔和成就评估,本来就是很难定量分析的事情。各种系统,“权威“,“爱才如命“和”慧眼识英雄“要起很大作用。 但是大陆科技界”学术权威“早就变成”官位权威“,”权威“的判读已经不具备权威性,只能靠各种死硬规定判读(杂志论文量)科技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要衡量”对引进技术消化的贡献“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受港台影响很大,进入大陆的港台制造业多数寻求廉价劳动力,缺 少在科技上下笨功夫的传统和动机。 香港制造业至今可说是全军覆没,台湾高科技腾飞很大程度受惠于八,九十年代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期从美国回归的留学生, 而和转战大陆多少台企有本质不同。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包括体制方面的原因。

究竟哪些原因更为主要,哪些只有短期影响,哪些有中期乃至长期效应,还有待研究讨论。



1949年后大陆对何谓知识有一种独特的看法,导致49后长期一段各部委大学生反而不如中专生更吃香。但也有例外。

1949年后成果最显著宣传最厉害的两弹一星计划有一大特点,就是留洋派有相当发言权,有些如钱学森等在技术上可说是一言九鼎。 钱学森最大特点是他不仅在力学颇有贡献,他还亲身参与了美国军方的项目,随美国国防部调查组访问过纳粹德国第一流火箭工程师。钱学森工程组织方面的经验和见识,才是他经历中最宝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第一流流体力学专家,对理论足够重视。 没有钱学森的支持, 北大第一个高速风洞很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

其他部委缺少的是具有第一流学术水准又具有工程经验的领导人才。拿航空界而言, 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吴大观虽然多有在国外航空公司工作的经验,但学术和工程的经验无法和钱学森比,在国内官本位系统就很难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专家争不过官僚。

一个行业,开始由”技术庸才“把持,“武大郎开店”,后来就很难摆脱“庸才”的影响。 而一个行业,没有一流的领导,缺少远见,也许就不太可能投大力气在基础研究,技术预研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上, 为什么, 无法衡量其进展和成果。

大陆一方面缺少真正“才德兼备“的权威,一方面官(商)又要把持规划科研的资金走向和未来,经常想要超越别人,省略科技发展过程中某些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步骤,这多少是自相矛盾的事情。



中国国家科研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工程立项“,就拿不到钱。 近年应有所改进。 文革后高能所搞加速器中心,也要成立工程指挥部,科学家只是工程指挥部下面的”参谋“人员。 工程结束后如何维持加速器中心运作,如何发挥国家加速器中心的功用,那些都和”加速器工程“无关。

本来工程有工程的特点, 能成为为“工程”的东西阶段性强,技术应该比较成熟。但中国不少项目,只有立为工程, 才有资金,才能对不成熟的技术进行反向攻关。

第三个特点就是“重设计轻工艺“。这也是一个几十年的老问题了。公开的资料多的很,不多谈。 简单一句话,不少中国设计人员搞设计的时候,或者缺少工艺方面的知识,或很少考虑如何制造的问题,更谈不到需要考虑生产线设计的问题。 经常的后遗症就是,产品有了,产品也通过国家定型,但产量提不上去,质量和寿命也不能保证。

最后,涉及技工和技师的问题。 中国现在不少科研单位的设备并不差,有些领域并不比国外院校差。 但是多数设备是从外面购置的,或从国内单位,或从国外企业, 有单位自行研制的并不多。 但是国外科研最先进最尖端的设备往往是自己研制的。科研产生需求,需求产生手段,手段包括设备。

自行研制设备的一个关键就是高级技师。高级技术能理解科研人员的想法,把一流的构思变成实物。我过去举过几个例子,这里不多再重覆。 简而言之,有些尖端科研项目成败实际取决于单位的技师。这些技师是本行业的“王者”,工资和所受敬意绝不亚于教授工程师。科研之外,制造业和军工都不乏这种例子。

也许由于历史原因,欧美日等国对技师的重视应该说远在中国之上, 对技师培养和考核也远为苛刻严格。 出于对保密行业的尊重, 我们可以看欧洲梅森瓷器厂。德国梅森瓷器厂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保留诞生后近20万件模具,随时都可以再生产出同二三百年前一模一样的产品。 如果比较一下梅森瓷器厂和中国景德镇等瓷器产地的历史,差别一目了然。 梅森瓷器厂把艺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 而中国瓷器业还多少没有摆脱手工业的阴影。

只是一点胡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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