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6 -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 eNewsTree.com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一枚装载着真原子弹头的“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弹道导弹从甘肃酒泉发射基地呼啸升空，飞越894公里中国内陆国土，于9分14秒后在新疆罗布泊靶心上空精准引爆（代号“661027工程”）。

这是人类核武器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在本国陆地领土上空进行的实战化核导弹全程热试验。在这短短9分多钟的飞行背后，是钱学森、聂荣臻元帅与阵地“七勇士”直面生死、不留退路的惊天决断。

在1964年10月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5月完成飞机空投核试验后，美苏等西方情报界随即抛出了一套甚嚣尘上的“有弹无枪论”——西方媒体公开嘲讽中国的原子弹不过是笨重的实验室爆炸装置，既没有小型化装进导弹的能力，也经受不住火箭发射时的剧烈振动和重返大气层时数千摄氏度的气动高温，断言中国根本不具备实战核反击能力。

为了彻底打碎外部势力的核讹诈，中共中央决定在1966年进行“两弹结合”（即导弹与原子弹结合）全程飞行核试验。然而，这一决定却面临着人类航天史上最严苛的地理死局。

纵观美苏两国的同类试验，都是往公海或荒原无人区发射，唯独中国只能“往自己家里打”。当年美国测试导弹核武器是从范登堡基地打向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公海，苏联则是从内陆打向北冰洋新地岛无人区。而1966年的中国既没有远洋测量船队（“远望号”尚未诞生），东南沿海又被美蒋海空军严密封锁，加之当时改进型“东风二号甲”导弹最大射程约为1000至1200公里，唯一可行的航线，便是从甘肃酒泉基地往西发射，跨越甘肃、新疆两省区的戈壁、铁路与绿洲，打进新疆罗布泊腹地。

这无疑是一场不能承受之重的生死考验。它意味着一枚装有1.2万吨TNT当量核弹头和数十吨剧毒易燃推进剂的导弹，要从中国自己的国土上起飞并掠过内陆上空。一旦导弹在发射台上倾倒爆炸，酒泉基地将瞬间化为焦土；一旦飞行途中制导系统失灵偏航，掉进酒泉、玉门、柳园、哈密等沿线城镇或兰新铁路干线，就等于“往自己国土上扔了一颗原子弹”！

面对如此惊悚的风险，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总理更是在中南海西花厅连续召开专委会，要求钱学森与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在弹头上设计严密的多重惯性与高度保险机构——只有当导弹经历了正常的点火加速过载、飞出大气层进入失重状态、再入大气层达到特定减速过载与气压高度时，核引爆电路才会逐级解锁；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的参数不对，弹头哪怕从高空摔碎，也绝不会发生核爆炸。

1966年秋，钱学森提前进驻酒泉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发射场。在正式换装真核弹头前，部队先于10月中旬连续发射了两枚不带核装药的“东风二号甲”导弹进行冷试验，均获圆满成功。然而，当那枚真正要搭载核弹头的导弹进入测试厂房进行最后联调时，死神却突然露出了獠牙——控制系统检测发现，关乎导弹姿态稳定的核心命脉，即陀螺仪支架的导电环，出现了极其微弱的不规则跳动信号！在平时，这点微小杂波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核导弹上，一旦升空后高空低温或剧烈振动放大这一故障，导弹就会失去控制、偏离航向。

当时距离预定发射日已屈指可数，抢修人员决定连夜拆开弹体，更换全部四个陀螺仪。深夜的大漠寒风刺骨，操作间里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战士们手心里全是冷汗。大家纷纷劝说年过五旬、已经连续熬夜多日的钱学森先回去休息，并立下军令状保证排掉故障。钱学森一句话也没说，自己搬来一把木椅子，端端正正地坐在测试台旁，整整一夜寸步未离、没有合眼。年轻的技师们每次回头看到钱学森平静而坚定的目光，狂跳的心便瞬间安定下来；直到次日清晨四个陀螺仪全部装妥、测试曲线完美无瑕，钱学森才起身缓步走出厂房。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万一导弹偏航伤及百姓，发射前夕，弹道航线下方甘肃、新疆交界处可能受影响的数万名群众，均被以“防空演习”的名义紧急疏散。但酒泉发射场和罗布泊弹着区的参试官兵却无处可退。

1966年10月25日，67岁高龄、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聂荣臻元帅受周恩来总理委托，由医护人员带着氧气袋和急救药箱，乘专机降落在酒泉基地亲自坐镇指挥。当时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聂帅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发射场几十公里外的绝对安全区，聂荣臻断然拒绝道：“战士们在前面冒生命危险，我这个当元帅的怎么能躲在后面？”他与钱学森直接驻扎在发射阵地附近的指挥所里，并在发射成功后第一时间亲自飞赴罗布泊核爆现场视察，以大无畏的元帅担当稳住了三军军心。

受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电子与通信技术，中国当时的导弹发射还无法实现数公里外的远距离无人遥控，必须有人留在紧挨着发射架的地下控制室里人工操控点火！这个地下室距离地面竖立的核导弹直线距离仅有约100米，顶部覆盖层根本无法抵御核爆或几十吨液体燃料的近距离殉爆——一旦发射失败导致导弹坠落或爆炸，地下室里的操作员绝无生还可能。

往常发射一枚常规导弹，阵地周围需要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兵协同操作。但这次头顶上悬着的是真原子弹，为了把万一失败的伤亡降到最低，钱学森与基地司令部反复核算每一个开关、每一道指令，把留守阵地的人数一压再压，最终压缩到维持发射绝对不能再少的七个人。

这七名生死与共的年轻军人，在狭小的地下控制室里各司其职、共赴国难：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担任地下室临时党支部书记，负责政治与心理统筹；第一试验部副参谋长王世成担任阵地现场总指挥，负责下达最终点火口令；发射二中队分队长颜振清担任发射技术指挥，负责监控弹体与地面供电状态；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负责陀螺仪与制导控制系统的最后参数监控；推进剂加注技师刘启泉负责监控液氧与燃料液位、氮气增压及活门脱落；发射控制台一号操纵员佟连捷坐在主操纵台前，负责亲手按下点火发射按钮；发射控制台二号操纵员徐虹则负责监控发动机推力室与地面脱插状态。

这就是被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两弹结合阵地七勇士”。进入阵地前夜，七个年轻人悄悄整理好个人物品，给父母和妻儿写下了委婉的诀别信，并在日记本上立下生死誓言——张其彬写道：“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刘启泉写道：“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大家甚至私下约定：“万一出了事，不用麻烦组织收尸，直接把咱们埋在导弹坑旁边就行！”

1966年10月27日清晨，戈壁滩气温降至零下，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来到阵地前，与整齐列队的七勇士一一用力握手道别。7时40分，七勇士整理军容，转身走下阶梯，进入面积仅有十几平方米、形如“铁蛋”的地下控制室。由于空间极其狭小，整个地下室里只有两把椅子，仅供直接操作按钮的佟连捷和徐虹就座，其余五人全程紧贴着仪器柜站立。

8时45分，发射进入“15分钟准备”，地面上所有勤务保障人员全部撤离到数公里外的安全地带，地下室沉重的防爆铁门从内部彻底锁死！为了防止一旦地面爆炸导致毒气灌入，地下室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通风管道。随着几十台电子管仪器全功率运转散发高热，狭小空间内的氧气被迅速消耗，七个人很快出现严重的缺氧窒息症状，胸口像压着巨石，呼吸急促、汗如雨下，却没有一个人动一下脚跟。

8时50分，就在倒计时进入最后10分钟的千钧一发之际，由于地面狂风大作，导弹体内的低温液氧剧烈蒸发，同时控制台电压表突然出现轻微震颤！一旦电源切换不稳、陀螺仪转速下降，发射将被迫中止——而给一枚已经装上真核弹头、加注满几十吨液氧酒精的导弹“卸油拆弹”，危险系数比直接发射还要高出十倍！在极度缺氧中，张其彬、刘启泉与颜振清屏住呼吸，凭借练了上千次的肌肉记忆，在短短几秒钟内精准完成补加注调节与稳压锁定，化险为夷。

9时整，指挥长王世成下达“点火”口令，一号操作手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从点火到导弹产生足够推力拔地而起，中间有大约10秒钟的转级与离架过程。在这死寂的10秒钟里，整个地下控制室剧烈震颤，耳膜被大地传来的雷鸣震得生疼，七个人死死盯着脱插指示灯——直到9时00分10秒指示灯全绿、轰鸣声渐渐远去，说明核导弹没有砸向头顶，而是顺利冲上云霄，七个人才在缺氧中长舒了一口气！

导弹安全飞离酒泉，只意味着度过了第一关；在接下来的9分14秒里，酒泉指挥所里的聂荣臻、钱学森，以及远在北京中南海守着红色保密电话的周恩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苍穹之上，一场跨越894公里的精准接力正在上演：导弹以数倍音速冲出大气层，飞越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上空，弹头与弹体在高空实现精准分离。

9时09分24秒，重返大气层的核弹头顶住数千摄氏度的高温烧蚀，精准飞抵新疆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引爆系统准时触发！刹那间，罗布泊荒原上空升起巨大的火球与蘑菇云，实测爆炸威力约1.2万吨TNT当量，弹着点距离靶心偏差极小，完全命中目标！

当弹着区观测站传来“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正常爆炸”的报告时，酒泉指挥所瞬间沸腾。一生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聂荣臻元帅激动得眼眶湿润，立刻抓起直通北京的红色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报喜：“总理，我向你报告，导弹核武器两弹结合试验非常成功，请你代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旁的钱学森则紧紧握着老帅的手感慨万千：“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4年10月）到第一枚实战化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10月），美国用了整整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

从酒泉地下室的决死点火、高空弹体与弹头的精准分离、再入大气层时的逐级解锁保险，直至罗布泊569米高空的雷霆引爆，正是1966年10月27日这一声跨越894公里国土的惊雷，将“原子弹”与“东风导弹”真正熔铸成了令人生畏的实战化大国重剑。仅仅8个月后（1967年6月），采用“于敏构型”的第一颗氢弹再度空爆成功。至此，中国赶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提前在共和国的版图上筑起了“有弹又有枪”的战略核反击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