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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认同“红色祖国”到“集体失忆”，台湾经历了什么？ [打印本页]

作者: pengngychita 时间: 4 小时前
标题: 从认同“红色祖国”到“集体失忆”，台湾经历了什么？
来源：观察者网

编者按：八十年前，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台湾得以光复；八十年来，统一始终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湾作家蓝博洲长期致力于追寻台籍共产党人的足迹，书写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通过数十年的挖掘考证，逐步还原白色恐怖时期的真相。

前不久，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活动中，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蓝博洲时隔多年再度互动，并主动表示将与他联系。

2025年11月，新潮观鱼在上海再次对话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历史真相与“台独”扭曲历史的交锋下，仍有太多事实值得被看见。本次对话将分为三篇，深入挖掘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细节。本文为对话中篇。

【对话/新潮观鱼】

新潮观鱼：上次对话中，您提到“很多‘台独’人士的家族都有共产党或左翼背景，他们只记得和国民党的血海深仇，又被‘反共’思想所洗脑”，能否和我们详细讲讲这种“台独”是如何形成的，“台独”派又是如何扭曲历史的？

蓝博洲：很多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家属本身对历史不了解，也不清楚他们父兄的生平经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就像电影《悲情城市》的广告词所说，在台湾社会，这段历史一直是不能谈、不敢谈的禁区。他们不了解历史，又怎么可能具备更高的认知？正是由于不清楚，在反国民党的情感支配下才会走到自己父兄的对立面，实际上是被操弄“省籍矛盾”的民进党利用了。

1987年我写第一篇有关这段历史的报道时才27岁，就已经看透了“台独”的虚伪，这也是我跟“台独”对着干的最大因素——这些人坏透了，扭曲历史，用欺骗性的手段搞“台独”，消费台湾人的悲情。

因为一般台湾民众根本不理解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只知道被扭曲为虚假符号的“二二八”。其实，白色恐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参加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异见人士的肃清行动，带有阶级性，是白色对红色的肃清，所以叫白色恐怖。1947年的“二二八”跟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有时间的关联性，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2025年11月8日，“2025年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中新社记者朱贺摄东方IC

回顾1947年“二二八”前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历史，1895年《马关条约》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人产生了两个意识——祖国意识和弃儿意识。一方面，台湾人成为亡国奴，意识到海峡对岸不仅是祖籍地，更是祖国，虽然被日本殖民，但我们的祖国还在；另一方面，台湾人又产生了弃儿意识，一种被不争气的父母抛弃的哀怨，这是台湾人身份认同的隐疾，这个问题没处理好，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发作”。

1895-1945年，被日本殖民的台湾民众天天盼望回归祖国，他们经历了50年的武装、文化等抗日斗争，都没办法把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直到加入祖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才相继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然后日本投降。

台湾民众终于盼到回归祖国而“箪食壶浆迎王师”。但他们等来的却是国民党那些不肖的接收官员，贪污腐败，产生了很多冲突。加上战后复原困难，经济不振，群众失业，学生吃不饱饭，老师领不到薪水，所以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事件就引爆了反抗接收当局、要求民主自治的全省性暴动。

白色恐怖幸存者许金玉（1921-2018），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15年。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

那时，台湾人在祖国认同上遇到了挫折，就像臧克家1947年3月在《文汇报》上声援“二二八”的那首诗所写——“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啊！/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

从逻辑上说，如果当时台湾民众萌生出“我不是中国人，我要台独”的想法，或许尚可理解，但回到历史现实，当时的台湾人——尤其是台湾青年——并未朝这个方向思考。“二二八”事件之后，他们先是陷入一种思想上的苦闷，反复追问“台湾该往何处去？我们该怎么办？”其间少数一些人虽曾出现“国际托管”之类的设想，但也很快被扬弃。

绝大多数的台湾青年则受到那些领导抗争的抗日先辈——特别是台湾共产党前辈——所展现的精神风范启发。再加上后来通过各种渠道的学习与交流——例如，有一批赴大陆求学的台湾公费留学生，他们利用暑假返台举办学习说明会，向台湾青年学子介绍在大陆看到的学生运动的情况，甚至传唱当时大陆学生运动中的歌曲。此外，一些从江浙、福建等地来台读大学的学生，也把大陆的情况带进了台湾校园。

绝大多数台湾学生通过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以及主动学习，了解到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他们认识到，原来祖国大陆不仅有国民党，还有共产党，而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反对腐败的国民党。由此他们明白了，要推翻国民党腐败政权，不能仅靠台湾自身的力量——“二二八”事件已表明，仅靠台湾民众是无法成功的——必须像抗战时期那样，投身于共产党在全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通过这样的认知转变，台湾青年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困惑，不再纠结“我是不是中国人”，而是通过辩证的思维——从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从对“白色祖国”的认同，转向对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的认同，从泛泛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到带有阶级性的中华民族认同。这种更强烈的祖国认同，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所以，到了1947年秋天，整个台湾校园就恢复了活泼与生气。到了1949年，甚至就仿如解放区的天空一般了。

郭琇琮、吴思汉等台籍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多毕业于高等学府，都是台湾的精英。

1950年，台湾社会的氛围已经发展到不久以后就要解放了。但就在这时，出现了变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了其东亚“反共”战略需要，放弃原来扶持的孙立人和吴国桢，重新支持蒋介石，但不让老蒋反攻大陆，想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维持这种“不统不独”的状态。此后就是海峡两岸长期的分隔对立，台湾进入蒋介石长期“反共”高压统治的戒严状态。

1952年，通过所谓的“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这两份无效文件，制造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

与此同时，1949年以后，蒋介石吸取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必须要拉拢占人口多数的佃农阶级，而在台湾推行农地改革。但这个土改是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推进的，一点都不和平，台湾地主如果不服从，就会被扣上“匪谍”的帽子。

有一点很好玩，国民党当局搞土改的初期，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台湾发起的农民运动就是支持国民党土改政策。看起来很矛盾，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其实逻辑是普通佃农虽然受到政策鼓舞，但不晓得政策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担心万一得罪了地主，会面临退佃的报复，没田可耕，那一家人就没饭吃了。所以佃农不敢跟地主争取权益。那么台工委就借助国民党土改的政策，帮佃农争取合法权益，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的土改实质上是“一石三鸟”的策略——抑制了地主阶级的反抗心理，拉拢广大的佃农，同时也瓦解了中共地下党发展的社会基础。随着土改逐步落实，佃农逐渐被拉拢至国民党一方，不敢再支持或收留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在蔡孝乾被捕、整个台工委组织遭到破坏后，那些流亡至山区、试图重整旗鼓的残余地下党员只能像动物一样昼伏夜出，寻觅维持肉体生存的物质。

台湾是孤立的海岛，不像大陆有宽广的地理纵深，大陆走二万五千里、三万六千里都行，台湾没办法。所以1952年以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在台湾没办法延续下去。

另一方面，在土改中被剥夺了利益的台湾地主阶级，不仅存在“反蒋”“反国民党”的情结，他们的阶级本能还“反共”，所以就产生了“台独”意识。可以说，“去中国化”的“台独”意识是1949年土改以后产生的，不是“二二八”发生的1947年。

1950年起，蒋介石开始以“匪谍”之名肃清政治犯，包括本省籍“匪谍”，初步预估枪毙了吴石在内至少3000人，还关押了1万多人。这也能看出他当时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威慑意图。例如，同年10月14日，曾赴广东参加抗战的钟浩东遭到枪决，当天是广州解放纪念日，老蒋心情肯定不好，他要杀人解闷。据一些档案记载，本来送呈蒋介石审批的枪决名单没几个人，但他往往因为心情低落而像改文章一样，随意圈画添名，就多了十几个人的人头落地。这就是白色恐怖。

钟浩东

所以说白色恐怖不仅是屠杀了多少志士，蒋介石在把这些爱国者的肉体消灭的同时，也系统性铲除了台湾自日据时期，特别是1920年代以来在文化抗日与进步思潮中形成的台湾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我们1950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从小就被国民党当局灌输，说蒋介石对日本采取“无条件”的所谓“以德报怨”政策。瞎扯！实际上他是被当作美帝国主义的一枚“反共”棋子，他根本没有发言权。为了“反攻大陆”，他甚至还聘用日本军人组建“白团”，训练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还认为所有抗日的台湾省籍志士都会“反蒋”，给人家扣“匪谍”帽子，抓去枪毙或监禁。连日据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是禁书。相反地，对于一些曾在日据时期依附殖民权力的汉奸，包括1945年8月15日搞“台独”的辜振甫，国民党当局把这些“皇民资产阶级”短暂监禁了一阵后就给予宽待。至此，台湾社会逐渐变得没有是非了，大量好人被消灭，剩下很多的都不能算是“正派”的人了。

1950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又禁止我们长期受“反共”教育的人接触大陆文学，连沈从文的书都是禁书，因为他没有追随蒋介石到台湾，更不用谈鲁迅等人的左翼文学作品。学者著作也一样，只要人留在大陆，不管是否“亲共”，属于什么派别，自由派也不例外，其作品在台湾都是禁书。

也就是说，从50年代到60年代，台湾社会除了“反共文艺”没有其他东西可看，整个社会被白色恐怖笼罩，那十年的社会思潮是空白一片。

一直到1960年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在文学领域，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包括从大陆赴台的白先勇，本省籍的陈映真等人，他们普遍外文较好，吸收存在主义等西方文学与文艺理念，再通过办杂志、创作虚构小说等实践，对当时占据台湾社会主流的“反共文艺”展开了反叛行动。

陈映真（中）与蓝博洲（左）

在思潮上，殷海光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崭露头角，《自由中国》杂志成为当时台湾读书界的主要养分。60年代还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一边以李敖为代表，提倡“全盘西化”，一边提倡恢复传统文化。

随着台湾思想潮流演变，整个社会仿佛失去记忆，陷入“历史断层”，除了当事人，没人知道历史真相。何况当年参加共产党的人行事隐秘，不会告诉家人。那些烈士的配偶和后代，不知道亲人因何牺牲，只知道被国民党迫害，甚至不相信亲人曾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1950年以后，这段历史是被湮灭的，幸存者和烈士家属被压力笼罩，没办法透一口气。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在蒋经国过世前、解严前夕，台湾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氛围开始松动。“台独”派于是趁机走上街头，在“二二八”事件40周年时，开始利用“和平”的名义扭曲历史真相。

那一时期我在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工作，亲身参与了当时围绕“统独”议题的实际斗争。但“台独”势力掌握着更多物质资源，他们刻意将要求民主自治的“二二八”扭曲为“台独”运动，同时又偷换概念，把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模糊说成“二二八”，导致很多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误以为自己的父兄也是因“二二八”而遭到迫害。

1987年，为了撰写《人间杂志》“二二八”特辑的报道，我采访了台湾历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他曾被关押长达34年又7个月。通过和他对话，我才了解到“二二八”之后还有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也才知道这段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然而当时整个台湾社会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林书扬（1926-2012）

我那时年轻，有正义感，写完有关郭琇琮先烈的第一篇报道的正文后，忍不住写下采访后记，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些人，在别人的墓冢插上自己的墓碑。”我指的就是那些“台独”王八蛋，他们在共产党人的墓冢插上“台独”的墓碑。

总编辑陈映真先生也没把那段后记删掉。但这样的话说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当时的台湾社会仍然弥漫着强烈的“反共”情绪，即便说出来，也没人会同情。

民进党执政以后，为了持续斗争国民党在台湾社会所造的孽，利用台湾人的悲情进行所谓的“转型正义”，一方面给像郭琇琮、钟浩东这样的台籍共产党人所谓无罪平反，另一方面又用所谓的“反渗透法”打压异己，随时能给来往于大陆的台湾人扣“红帽子”，强化了台湾社会的“反共”意识形态。

这正是民进党一贯的虚伪作派——先以“民主”之名曲解历史，再借“转型正义”攻击国民党。《沉默的荣耀》一播，郑丽文出席秋祭，这下好了，把民进党当局的虚伪性揭破了。

2025年11月8日，台北马场町秋祭现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作家蓝博洲互动。

新潮观鱼：您能举一些父辈是台籍共产党人，但后代被“台独”利用的例子吗？

蓝博洲：我能举很多例子，还是不说名字好了，人家也是社会上有名的人。比如一个台湾芯片产业很有名的人，他父亲是台湾地下党牺牲的烈士，是日据时期的农民领袖，地下党重要的领导人。他曾找过我，要我帮他父亲写传记。我就问他，你父亲是共产党这一段怎么写？他不相信，说“我爸爸怎么会是共产党”。所以我就没办法帮他写。后来他为父亲举办了纪念展览，刻意淡化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

民进党上台以后，类似展览办了很多，书也出很多，这些展览或书顶多介绍这些先辈读马克思主义而不说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目的就是将本省籍共产党人纳入“台湾悲情”的叙事中消费，打造“本省人受外省人压迫”的历史叙事。他们先抹去了这些先辈真实的政治身份，再为“去中国化”服务。但我不认为那些主张“台独”的政客是真正的“台独”，他们更多是将此作为政治操弄的符号，根本没有共产党员为信念献身的那种坚定与纯粹。

至于那些台籍共产党的后代，在被贴上“匪谍”标签的家庭成长，饱受社会歧视，没办法正常学习，没有机会去了解真正的历史，更受到台当局长期营造的“反共”结构制约，情感上抗拒真相，心里只剩下反国民党的意识，所以会支持反抗国民党的政治势力。

一位曾任“台联党”主席的文化界人士曾请我去他家用餐，目的是向我求证他那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姑丈是否是中共党员。我说根据调查，他的姑丈应该是本省籍共产党人。他难以接受，当即反问说“我姑丈怎么会是共产党人”。

还有一位在台湾“党外运动”时期很有代表性，后来办英语教育赚了很多钱的文化界大佬，因我写了他姑丈的故事（我的小说《藤缠树》的主人公原型），特意邀我见面。我依据自己的研究回答了他同样的问题。他听后说，“这样也好，不算白白牺牲，不是冤假错案。”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幸好他们当年的革命没有成功，不然我们今天就‘倒霉’了。”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要争取台湾民众认同共产党领导的统一事业，关键在于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历史，要引导他们通过了解台湾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来认识台湾历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理解当年那些志士仁人为何选择这条道路。

否则，两岸交流再密切，惠台政策再丰富，如果没能消泯两岸融合最根本的障碍，效果终究有限。两岸交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下，不能再回避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课题。

新潮观鱼：当时牺牲的台籍共产党人大多出身优渥，在当今复杂的两岸现实中，如何更好地让台湾年轻人理解这种信仰的纯粹性？

蓝博洲：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根本无力供子女读书。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多来自有钱的家庭，郭琇琮、钟浩东，都是接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地主士绅家庭子弟，是台湾社会精英中的精英。

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富家子弟走上革命道路？因为他们心怀理想，拥有开阔的世界观。他们自身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歧视迫害，也目睹了社会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让他们对民族苦难和阶级压迫感同身受，希望追求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这些人不是空谈理论，而是亲身投入革命，为解放台湾而努力。

要让当代台湾年轻人理解这种纯粹的信仰，首先要看我写的报道文章。如果他们不愿看，那就要靠你们了，现在不能指望台湾本土的舆论，要借助大陆各类媒体持续宣传，例如要拍《沉默的荣耀》这类以台籍共产党人为题材的电视剧。

要讲述这样的台湾人的故事——一个台湾人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在日据时期怎么被日本人欺凌？如何萌发民族意识？如何看到民族危亡而决心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回到国统区后目睹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又为何义无反顾地追随共产党，为祖国统一事业从容赴死？这都是需要告诉台湾青年的。但故事不能以祖国大陆的政治语言简单复述，要以台湾民众的生活语言，加上艺术化的审美诠释，让他们愿意看，并有所感动，从而真正理解历史，才有可能获得认同。

我举个例子，1950年牺牲的台南子弟叶盛吉。他先后就读于台南一中与仙台二高，最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都是日据时期最好的学校。台南一中是什么概念？日据时期台湾人读的都是二中，比如台北二中、台南二中，只有日本人和那些跟日本人走得很近的家庭的孩子，有一定经济条件，才能读一中。

叶盛吉早年曾自视为日本人，思想右倾。珍珠港事件后，他识破右翼分子的虚伪，开始学习中文。台湾光复后，他转学进入台大医学院，经历“二二八”事件后毅然转向左翼，主动拥抱“红色祖国”，加入共产党，成为坚定的地下党员。

叶盛吉的笔记

他1950年牺牲后，留下一个遗腹子。我要讲的是这个遗腹子叶光毅的故事。叶光毅现在是台南成功大学的退休教授。1988年，我第一次去采访他，就住在他家里。他给我看他父亲留下来的大量用日文书写的日记与笔记。他告诉我，为了认识这个未曾谋面的父亲，他如何从头开始学习日语，赴日留学，把他父亲读过的书一本一本找来读。读完后，他认同了父亲。

叶盛吉的日记

但因为成长于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至今仍不敢也不愿出来参与社会活动。他本来是有条件的人，认同先辈的思想，可以领导遗属发声，但他没有。他不想让他的孩子再经历同样的悲剧。

叶光毅

还有，叶盛吉的遗孀，是“长老教会”——台南“台独”大本营——的信徒，日据时期在长荣女子中学受过教育。那个年代能升读到中学的女孩，家庭条件都很好。而她这样一位出生优渥、受过教育的女性，1950年前相亲过三次，三次相亲的对象分别是蔡国礼、吴思汉和叶盛吉，这三人都家境富裕，也都读了医学院，并且在1950年都在马场町刑场就义。

左起：吴思汉和弟弟，叶盛吉，以及蔡国礼的案卡

这样的历史说明什么？可以说，那个年代像她那样出身优渥的台湾女子，注定要当寡妇，因为她的结婚对象一定是怀有理想抱负的台湾精英。

叶盛吉遗孀和儿子。

叶盛吉临刑前为安抚家人还谎称自己在狱中开始读《圣经》。他的遗孀一直不知丈夫的共产党员身份，只知道国民党杀害了丈夫。这份血海深仇使她自然倒向反对国民党的势力，最终被“台独”谬论误导。你说，她是真“台独”还是假“台独”？与其说她认同“台独”，不如说是历史悲剧造成的认知错位。

这正是台湾民众认同困境的缩影。我采访过的许多烈士家属都倒向“台独”那一边。但我不会责备他们，因为这是两岸分隔对立的现实对他们造成的二次伤害，他们不了解历史。

就在最近，我写蔡孝乾的书出版以后，一位在“台独”团体“辜宽敏基金会”担任秘书长之类职务的牺牲烈士的后人致电我说，他学生时代就看《人间杂志》，可是他的认同也倒向了“台独”。这是一种历史造成的“认贼作父”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家属，因为我们没有帮助他们去认识历史。这段历史就是在不能谈的情况之下，被民进党扭曲成今天这样。

我们要拨乱反正，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这些台籍共产党人的精神遗产才能留存下去。（中篇完）

https://www.guancha.cn/lanbozhou/2025_12_04_799326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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