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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西方路径已经破产，我们是否可以来一场“人民的全球化”？ [打印本页]

作者: pengngychita 时间: 6 天前
标题: 西方路径已经破产，我们是否可以来一场“人民的全球化”？
来源：保马

在《乡村与革命》英文出版的当下，持续升级的俄乌战争已进行一年之久，还没有出现和谈的曙光。世界大战的核危险不断逼近，战争与和平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首要议题。从这个后视的角度看，本书通过把苏联、美国，以及德日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放在比较和并置的视野，检讨了冷战-后冷战结构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它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乌战争其实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延伸。

书中描述了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如何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分析和评判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角色。一战和二战之后美国的“粮食武器”逐渐成就其世界霸权，但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问题、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及其产业金融化，外部对第三世界小农的系统性摧毁，以及苏东解体后全球南北极化加剧，这些其实都可视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国社会。

本书质疑了美国道路的“普世性”，否决了中国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和现实中的可能，解构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叙述中“美国式道路”与作为“普鲁士道路”的俄苏/中国道路之间的“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也是今天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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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乡村与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与之形成对照的正是，苏东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迅速完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代价却是深度“去军（重）工化”、“去工业化”、国力严重衰退，以及兄弟阋墙的代理人战争——俄乌粮食出口遇阻，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

“新热战”和“新冷战”阴影下的俄乌战争与中美贸易战，前者体现为欧洲各国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国的较量，后者对中国芯片等精密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封杀，也使得“现代化”、“工业化”这些似乎已经过气的二十世纪的旧概念，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场域中厮杀的关键词。而其中，围绕俄乌粮食禁运爆发的危机，更加深了粮食问题的政治化程度——这也为本书描述的这一重要世界政治的历史增加了现实维度。书中还检讨了与之相关的“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理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投射，而这样的叙述正在死灰复燃。

所有的现实都有它的历史根源。今天，如何超克新、旧冷战叙述去勘探、理解和阐释世界格局的底层逻辑，从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保卫世界和平，需要我们把视线拉长，从二十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再出发：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正是较量的关键。

在“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之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地位，不仅仅是全球南方关切的经典议题，也正在成为俄乌战争之后欧洲的新考量，而“再工业化”的呼声则响彻了今天的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图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部以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为切口，以“乡村”、“革命”为关键词的书稿，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份思考的答卷。

一、革命、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后/新冷战与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

本书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为背景，试图探索第三世界——传统的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着两条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维度。

本书的动机源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是因为在苏东和中国经过八十年代末后，革命已经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毛泽东时代被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中国王朝（所谓前现代）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共产国际运动中（包括中苏史学界）围绕中俄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由此，“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不只是在历史学，而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后冷战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下大众传媒的主导议题和框架。

本书通过检讨美国、苏联，以及德日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从热战到冷战发展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论证了中国为什么无法复制西方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这出自列宁的经典论述被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派历史学家阐释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普世道路”。这样的阐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错置的，这也是本书聚焦以“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及其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之“普世道路”的背景。

这一“去革命化”的过程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受到尖锐批判，“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而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毛主义的倾向”。作为“现代化”范式：

即“一组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发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apitalism ）。我们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由此粗略地说，我们至少有必要探察这种资本主义，探察其内在歧异，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与十九世纪或更早时侵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同属一物呢？[2]

对于德里克来说，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汇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方面是他基于西方六十年代革命对于当代中国的评判，是西方左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和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及其“发展主义”事实上成为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从而遭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烈抨击。在此基础上，德里克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胜利，宣布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安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本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3]，而承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就是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遗产，在现实中不复存在。现代化对中国革命的取代，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趋于稳定，而中国的加入使得全球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事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成为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九十年代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冷战分割线的投影，它隐匿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中，正是今天所谓“新冷战”之所以发生的知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其诉求是从西方中心和冷战胜利者的立场收复失地，在世界范围内驱除社会主义的幽灵。

由此，德里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写下讣告：中国特色意味着中国式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了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因为中国背叛了革命。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这正是本书试图努力重新检讨的历史。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为例。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拥趸，是一种霸权与另一种霸权的关系，那么身处中美之间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的台湾演讲集《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4]中，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三十八年戒严体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为全球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代表——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成就，这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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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台湾卫城出版社2018版

对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国的“新左派”诞生的缘由。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分化，“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市场寻租导致党内腐败加剧……，所有一切都具备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发生的特色，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代价，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全球左派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但是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对立面，却是一个需要被打破的冷战魔咒，无论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中国的“新左派”与德里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同路人，但是致力于寻求和激活社会主义遗产去锻造国家的左手——作为“新左派”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却是后者的盲点。

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汪晖写于1994年、发表于1997年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章引发了激烈的论争，也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宣言。

在此文中，汪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区别，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新启蒙思潮”，认为是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5]这一理路也体现在他之后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中，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而德里克则宣称美国霸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不该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的对抗，不是两种敌对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单一空间中的称霸。他不加辨别地列举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殖民”、不计后果的“发展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等一长串罪名（这使得这位著名的批判学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单纯传声筒），“此种行为足以羡煞过去每一个‘东方专制体制’”，是古老的“东方专政体制”（oriental despotism）的集大成者——这一理论终于露出自己的底色。因此，他自问道：与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方！”[6]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权，他宁愿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国，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左翼版本，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最终与福山右翼历史终结论合流，令人扼腕。作为西方左右翼对中国崛起的共同解释和标签，“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方便法门。但究竟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也不愿重新检讨列宁在一战前后曾经做过的重要论述。

“去政治化”的政治不仅体现为右翼，也体现为左翼。

二、铁与火：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工业化之路

无论左右，对“亚细亚专制主义”，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指控，背后都是二十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力下破产的（以中俄为代表）的乡村社会能不能走以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共产国际运动内部最重大的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事实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在第三世界在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历史情境下别无选择，是旧历史的后果，也是新历史的前提。

由此，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成为决定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生死存亡的关键，农地改革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是本书聚焦于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中土地产权变革问题的缘由，也是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围绕农地改革问题尖锐斗争的历史参照。八十年代以来，如何厘清农地改革、城乡巨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复杂的变奏——这一依然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进程，是判断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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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版

它并不只限于理论论辩，更是铁与火的历史现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本书论辩的主题。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在铁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的，是在严峻的一战、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下，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论辩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严酷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展开的。[7]它是二战中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扭转局势的物质基础，也是战后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缘由。当铁与火不是作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这一反革命的叙述成为主流，苏东解体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俄/苏社会主义的历史否定，也就是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否定。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铁与火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而出现的。即便有这样的过程，失败也是普遍的命运，这就是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描述的故事。

二十世纪最醒目的失败自然是苏联，它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失败的总代理。本书从苏联农业资本主义失败的视角，重新检讨了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它是如何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动相互激荡；也回应了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以“美国式道路”为路标的批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是如何以“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手段锻造了世界霸权（可以视为今天《美国通胀消减法案》的前生），并驱使人类走上“泰坦尼克号”的不归路，以此破解所谓“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及所谓“雅典式道路”与“马其顿道路”）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不过是上述冷战投影的变相，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戏服，并且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不过这里的列宁主义只是“马基雅维利”式权术家的代名词——冷战胜利者对历史审判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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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封面

在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判决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和废墟上进行，这也正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一系列论述如《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会》（Assembly）的理论出发点。在这些论述中，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需要去除的正是二十世纪中俄革命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家主权形式：它们被视为暴力的源头，而不是对付反革命暴力的结果。当中俄革命以失败的方式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述之中，也就是“帝国”作为无边无界、永无止境的全球化政治新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经不可抗拒、不可阻挡之时，结果就是反抗的“无政府主义”化和“非暴力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学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失败的起点。当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建立在“诸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其政治诉求却正是作为武器的国家权力。

只要作为霸权的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存在，主权问题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却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所谓单边主义霸权的涵义，就是将其他国家的主权置于其霸权之下，全球化以欧美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穿着自由、民主、人权的马甲）为标志，其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和侵蚀正是霸权的结果。只要看一下苏东解体前后美帝国的全球化操盘术就可以明白，主权问题恰是关键。从海湾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俄乌战争，无论是军事入侵、代理人战争，还是颜色革命，美帝国诉求的是掌控前苏联的全部势力范围，并把它们变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权碎片，这才是“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帝国逻辑。

而这一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却变得虚焦了。当“民族主义”成为“民主”的敌手，帝国却成为被辩护的对象、新政治秩序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放弃对国家政权与主权的争取，无视新殖民主义的残酷存在，以无政府主义的“诸众”状态，退回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部，正是“全球化”在左翼思想上的投影。

俄乌战争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无可掩盖地揭露出欧洲不完全主权地位。它始于二战后美国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再工业化”的经济援助——目的是堙灭战后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势力，以及军事保护（北约）；完成于苏东解体后的北约东扩，是今日俄乌战争的缘由。从苏东解体到俄乌之战，再次证明而不是否决了主权和“工业化”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的真实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及其工业化诉求是二十世纪以来新旧殖民主义世界寻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着任人宰割，这一逻辑依然有效。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的回应。问题是，为什么作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却在今天被指控要为二十一世纪的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暴力负责呢？这背后是怎样的历史真实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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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与哈特合著《诸众》英文版封面

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世界的竞争对手消失，世界进入美国单一霸权下的全球化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在第三世界丧失了它的合法性，其发展主义失败是主要原因，冷战背景下对原教旨主义“圣战”的扶植，是另一个原因，它开启了中东恐怖主义肆虐之门，转换（强化）而不是取消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这时候的“现代性”就取代“现代化”成为描述“寰球同此凉热”的学术范式，并在此范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级范式：殖民现代性作为前殖民地的当代遗产，与多元现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被纳入现代性内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范式。

当空间取代了时间，帝国取消了历史，人类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穹顶下的“诸众”。全球化的非中心化、多元主义、杂糅性等等成为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以及目标。“现代化”所体现的“目的论”被批判和否定，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同宣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享的“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失败。

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去”历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去”目的论为由，暴力被视为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产物，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就这样被排除在“现代性”的外部。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视野中，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被作为“民族主义”的死狗对待，文化、哲学、“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论，轮番上阵担当起反资本主义的任务。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问题，及其与主权的关系，就这样被压抑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五指山下。

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去工业化浪潮，并由此加剧了南北分裂。数字金融帝国主义本身也导致了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业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99%与1%的矛盾分化尖锐，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而起，不断内爆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迫使美帝国主义重新动用政治和军事势力进行“再工业化过程”（美国第一次工业化过程以南北战争的方式解决北部民族工业发展与南部外向型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分裂，参见本书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论调开始自我破产，这一次依然要以战争为代价吗？

残酷的现实刺破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失败的“替罪羊”。美国抄起抗击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冷战武器，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并扼杀的正是数字经济所代表的“第四次工业化革命”在中国的兴起。而所谓“美国式道路”的历史涵义则需要在这一比较的视野中去揭示，在今天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中去回望。二十世纪铁与火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左右，西方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讣告都没有真正完成。右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已经沦为笑柄——但是它宣称时间结束了，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真实性。占据道德高位的左翼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终于在俄乌战争和“新冷战”中一无葬身之地。

当阿里夫·德里克、大卫·哈维等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再论证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新贵，因此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执行其旨意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军工-学术-媒体复合体的美帝国。中国被宣布为最大的敌人，贸易、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极限遏制正在进行。

但是，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与德里克的宣称相反，共产主义中国本身就是邪恶——正是二战后美国强加给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反华议员说，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结果却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所以，全球化的发动者要发起一场新的“圣战”驱逐共产主义敌人进入“全球化”的内部，这在2023年3月23日TikTok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听证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因为中国窃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国霸权的接棒者吗？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解释，却正是左右“意识形态终结者”理论贫困的体现。

2022年4月15日，俄乌冲突爆发的第50天，CGTN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著名倡导者杜金，杜金就俄乌战争爆发原因评议道：

对于中国来说，（你们）有能力从全球化中获取利润，同时拒绝作为自由资本主义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但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对我们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俄罗斯无法拒绝作为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主义的传播，且全球化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损害。[8]

不同于德里克，这是一个以俄罗斯现实政治为视点的观察。与德里克嘲笑“中国特色”的修辞相反，杜金对中国“特殊性”的关注，表明右翼视角更能体现现实政治的逻辑——这正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大学校园中的盲区。

其实，中国“特殊情况”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或者说主战场，它深刻地卷入与“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死战。无论左右，当这一场域被西方主流媒体、政客与学者标签为刻板的“专制主义”，并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善/恶、光明/黑暗二元对立的冷战叙述时，这一结果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而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二十世纪以来中俄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打破（翻转）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打破二十世纪冷战胜利者主导下的世界史叙述框架，才能清理并接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本书作为一场没有终结的论战，它的后续依然在现实中不断发生和蔓延。

今天，苏东解体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换来的是所谓“文明冲突”下的种族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自我供词，“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是遏制俄国势力再次进入东欧发动冷战的武器，是美国在欧洲的“和平伙伴关系”策略。[9]亨廷顿以此理论掩盖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植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与苏联对抗的后果：迫使这些地区重构以“种族”（文明）为边界的自卫法则，促发了以人肉炸弹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变成政治抵押品的当代政治。

前苏联地区绵延不绝的大小战争，说明对社会主义的埋葬带来的并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新的分裂（Rift），新的暴力过程。当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即打破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建立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底层和弱势民族的反抗势力就只能被导引到原教旨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渠道——别无选择，它的背后是欧美左翼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这使得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如脱缰之马。

把今天的全球冲突标识为“文明冲突论”的欧美右翼战略家不过是拿非西方“文明”作为帝国主义暴行的替罪羊，实质是欧洲“文明等级论 ”的翻版。当代欧美法西斯主义失去内外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危险的存在，这一格局需要从热战和冷战的源头重新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在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金钱炮弹庇护下生长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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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文明点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英文版封面

跳出“西方文明论”历史叙述的牢笼，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战”，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或不同文明的“断层线”，而是后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应物：种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战争的来源。把中东冲突看成伊斯兰的推动力，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文明种族论”本身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因为它事实上把世界划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这正是冷战的起源。“在西方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联系”，[10]

这样的文明论遮蔽了源于欧洲的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灵涂炭，以及更重要的，抹杀了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贡献——它是二战之后新旧冷战和俄乌热战的起源，哪有什么“和平转移”？不过是冷战胜利的帝国主义者的强词夺理。

第三世界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也奋力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芯片制裁中寻求突围，“芯片冷战”事实上已经如火如荼，背后的“粮食战争”则从未停歇。在这个意义上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一律视为理论上的敌人，是丧失历史意识的表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论述了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两种原则和两个阶段，即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就应该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给予支持；而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就要坚决反对。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与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今天或许可以加一句，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11]，其背后是以阶级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

民族主义当且仅当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并推动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运动时，是需要支持的，但是当它以种族、部落或宗教为边界追求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就必须批判和反对。事实上，在铁与火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其民族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从来不是民族隔绝，而是民族融合，是弱小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团结——这是唯一能够对付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出路，它需要在失败中浴火重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背书，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不能解决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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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

2023年6月24日，俄罗斯爆发“瓦格纳事件”。普京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将之称为俄罗斯的“1917”，他指的是俄罗斯帝国一战的胜利果实被“偷”走了，结果是国家的崩溃和内战，兄弟相残；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讲话则将之类比为1941-1945斯大林领导下的反法西斯保卫战。

两种不同解释的背后是俄国历史意识的分裂。一位全球南方的朋友在微信群里发言：History is not a straight line. But the ghosts of the past （October 1917） are still present in Russia.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will currently allow Putin to be displaced, I don't think this coup group are communists, but Russia has no choice to lean into its great history of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在这个意义上，对1917十月革命的否定（同时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肯定），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和列宁主义的否定，正是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悲剧无法终结的缘由，虽然瓦格纳事件暂时落幕。

三、冷战红利、“特许”工业化与全球北方霸权的形成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如何超越冷战胜利者的叙述逻辑，重新讲述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视角回看，以下问题或许到了需要重新澄清的时候。

首先，需要重新解释二战后北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的条件。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右翼独裁政权、逼退苏联）和马歇尔计划有效遏制（翦灭）了欧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高涨的社会主义力量，直接豢养出欧洲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代价则是北约军事框架下欧洲国家的主权让渡——它是今天俄乌战争中欧洲立场的渊源。由此，欧美农业资本主义凭借先发国家的优势进行巨额补贴并占据世界粮食市场，成为全球北方霸权的重要部分。

其次，需要解释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起飞的因素。这个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案，其实来自于冷战红利。为了围堵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了我将之称为“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下的“工业化”残酷进程，即以巨额美援加白色恐怖下的军事独裁完成工业化起飞的原始积累，两者缺一不可。代价是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的弃守（表现为粮食主权的丧失），以及非独立主权地位——美国的新殖民地。韩国朴正熙时代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反共军事独裁，美军基地长官主导下的日本强制“土改”，以及更重要的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军需，是亚洲版“北约”实现工业化起飞的条件。

来看中国台湾的例子。关于台湾战后工业化起飞的原因的解释，目前岛内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主流观点把日据时代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基础，肯定美国外援和民间资本对战后经济的作用，批评和否定国民党与公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民进党台独的意识形态相呼应。

非主流观点则认为战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公营企业是台湾工业化起飞的关键，以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7）、《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转型》（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为代表。

第三种观点认为战后台湾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可国民党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批判国民党公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低效，认为民间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代表人物为旅日马克思主义学人刘进庆[12]。

其实，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的成功需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外援、政治庇护和内部经济民族主义的官营、民营资本的合力。今天台湾经济的衰退，是其依附的资本主义体系冷战红利衰竭的表现，也是主流（独派）一心想再绑上美国新冷战之战车的“乡愁”渊源，而这一红利恰恰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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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刘进庆思想评传：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台大出版中心2022版

与此可类比的还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依附性发展”的拉美案例。同样的“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同样无法避免的“依附”后果：巨额债务、初级产品出口、城乡分裂为代表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家失败”。七十年代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作为美国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休克疗法最早的试验场，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础上，弗里德曼盛赞皮诺切特成功阻止了四十多年来智利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却抵达了自由的核心。[13]

所谓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西方霸权支持下的枪炮为之开路——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正是被推销给智利的样板。而70-80年代美国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以残酷镇压左翼人民力量为代价，在短暂的繁荣后，给阿根廷带来的则是长久的衰退和债务危机。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长达二十年的右翼军事独裁所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之后，也陷入被世界银行命名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逃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去政治化”的概念，遮蔽了背后冷战逻辑所造成的依附性红利及其代价：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去工业化”过程，它实质上代表的是霸权对依附性“特许体制”所划定的经济发展的极限（边界）。

因此，在成功打压了70年代不结盟运动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主义实践之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和非洲）推广“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传播学已经不可能成功，因为它选择忽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因素，并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国家内部的制度。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国家改革成为“发展”的前提，这也是苏东解体后所谓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而被这些浪潮清洗过的多数国家最终沦为“失败国家”，不仅发展中断，更成为21世纪欧洲难民潮的集中输出地，并催生出今天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劲崛起。

继冷战时期扶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第一岛链完成其“工业化”之后，今天的美帝国再度对于第三世界的“再工业化”诉求进行意识形态甄别，印度和越南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许可证是依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遏制而进行的。

除了正在被推向“军事化”和“乌克兰化”的岛屿台湾，正在积极谋求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加强“伙伴关系”的印度右翼莫迪政权也因此备受瞩目。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被舆论普遍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布下的“巨大赌注”，美印在国防、半导体、关键矿产、高技术以及太空合作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协议，甚至很少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一些关键技术也赐予印度。印度则对利用“新冷战”工业化发展的红利跃跃欲试。

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莫迪之前因为“反穆斯林法”引发大规模骚乱和冲突，曾被美国认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权，而现在他们站在一起互相称颂彼此的民主与自由，庆祝共同属于“民主国家”的阵营。那么，新冷战的红利会使得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它的代价将会是绑上亚洲“北约”的战车，并且背离曾经主导的“不结盟运动”精神。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冷战格局下，美国动用政治和军事方式豢养右翼反共意识形态下“特许经营”的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冷战的基石。在欧洲，一手输送北约军事保护伞，另一手用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再造了欧洲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亚洲，依靠输送资本加扶植军事独裁的右翼民族主义，助力其完成工业“原始积累”过程，以打造围剿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岛链，这就是“自由民主阵营”从欧洲到亚洲工业化起飞和现代化发展的秘密——这两个阵营正是今天美国发起“新冷战”的联盟。苏东解体之后，与非洲和拉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需要与正在形成的新冷战局势结合起来分析，也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与拉美和非洲工业化道路中必须纳入考量的政治路径。

正是在参与苏东解体之后的经济转轨“休克疗法”过程中，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发现美国对待波兰和俄国的区别是决定其转轨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西方社会能否愿意提供足够多的货币稳定基金，并减免外债——这些是“市场自由化”的前提。波兰的成功转轨与南斯拉夫、苏联的解体的区别就在于此。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经设想美国会为俄罗斯改革的成功打气喝彩，正如美国为波兰的成功所做的那样。后见之明，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波兰被美国的战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内的那些战略家）视为西方联盟的东翼。波兰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事实上它也是北约（NATO）的发展对象。支持波兰毫无疑问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但我现在怀疑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它仍然是一个拥有2万多件核武器的国家。在切尼和天尔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 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快速恢复被乔治•布什的白宫和国防部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14]

七国集团拒绝减免俄罗斯所承担的前苏联外债，并警告俄罗斯如果停止偿付，紧急食品授助将被推迟。“西方七国对外债偿付的坚持是残酷无情的、短视的，它使得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到1992年早期出现枯竭，具体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2月份”。[15]

作为八十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发展经济学家，萨克斯发现阻碍第三世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巨额债务危机，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即“临床经济学”：发达国家要基于解决问题的援助，即帮助建立内外结合的综合调整体系并减免债务，以区别于里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把问题推给贫困国家自身。

“并不是贫困国家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本国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仅仅是从好的治理结构、紧缩预算或者进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于进一步减免债务、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及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开放贸易”[16]。他起初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愿通过支持俄国转轨而尽快结束冷战，但他写于2006年的上述观察，其实已经预告了俄乌战争的爆发：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敌对没有也不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冷战转化为热战就是必然的逻辑。

萨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生自发的，它需要的政治条件更重要，也更严酷——即必须顺从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诉求，而国家制度则是这些内外因素聚合的结果。在最近讲话中，他愤懑地批评美国不仅不关心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连自己国家的穷人也不关心了！这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2000-2015）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2015-2030）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终于发现，诉诸富国的道德和良心发展，并无救于世界的贫困与发展问题。

俄乌战争以来，萨克斯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表演讲，已经是著名反美反战人士，他发现“全球发展问题”被美国视为“零和游戏”而不是正和博弈，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敌人，也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美国被军工复合体绑架下的债务危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天量债务的根源，戕害了美国自身的发展，军工复合体正在摧毁美国和整个世界。[17]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鲜的却是现实正不断驱使更多的人走向这一论断，萨克斯本人不再相信这个时代可以“终结贫困”——这本是他上述2005年出版的书名，一个后冷战时代乐观主义的普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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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贫穷的终结》英文版封面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萨克斯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飞需要资本积累和世界市场准入这两个条件，而它们并不能从内部自由自发地产生。

19世纪以来，以英国工业化为代表的欧美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供养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并由此形成工业化垄断发展的霸权。战后北方福利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冷战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收买和让利，而苏联的解体则终结了这一过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杀死了福利资本主义，跨国资本的全球逐利抽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民族基础，也断送了了战后冷战红利庇护下第三世界右翼民族主义买办的“依附式发展”。

而苏联则代表了另一条道路：在突破以北约为代表的北方帝国主义霸权过程中最终失败。“苏联”这一超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基于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联邦的政治构想和实践，最终退守为以族裔为边界的俄罗斯大民族主义（以及一系列以民族为边界的政权）——这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便如此，制裁与追杀并未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对苏联诞生与解体的世界史考察，离不开其与帝国主义贴身肉搏关系的视野。

以1929年苏联处于其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期为例。由于苏联出口资源严重不足，主要靠农产品，而美国恰在此时爆发经济大萧条，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急剧下降，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的代价需要比原计划翻倍的原料和农产品，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最终倒向了托洛茨基一派主张的强制工业化路线。托派经济学家普利奥布拉斯基在《新经济学》中认为工业化生存在原始积累的铁蹄之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最危机的时刻，因为无法得到资本主义的支持，只能依靠剥削农民，国家与农民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力量”。

斯大林在1929年发表的讲话《大转变的一年》中阐述道，不发展重工业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工业落后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18]

斯大林终于在1929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数量，加速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但是却伴随着暴力和大清洗，以及三十年代乌克兰的大饥荒——今天俄乌战争其实是苏联工业化悲剧的世纪回响，而不是什么“种族清洗”。[19]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悲剧，既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与后果，在大饥荒的悲剧背后是先发工业化帝国主义遏制的阴影。而取消这些阴影，正是今天的世界史失真的表现。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并不能真正地解释历史。

在一战和二战的废墟上，20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重新起飞依靠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这一基于重新瓜分世界的新帝国主义冷战设想。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允诺，即苏联红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美国为苏联的战后重建提供援助，因为杜鲁门上台而撕毁[20]。杜鲁门以广岛核威慑和苏联不可接受的附加条件取消了马歇尔计划对苏联的援助，以冷战的遏制方式迫使苏联困守在极限军备竞赛压力下的军工和重工业，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势所必然。粮食短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背后的资本短缺和外债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谈判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答应北约不东扩，并愿意给与苏联一笔口惠而实不至的贷款之后，戈尔巴乔夫答应苏联从东欧撤军、东西德国合并，以彻底结束冷战[21]。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失败的确是美英帝国所强加的冷战胜利，但这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霸权遏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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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纪录片剧集海报

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还是“人民的全球化”？——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与发展问题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的规范性理论，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可以承认其本身有合理性，问题在于自生自发市场竞争的“理论”前提并不是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本书引用了他对美国、欧盟对农业高度补贴和干涉的激烈批判来呈现其理论的悖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非市场化”才是常态。WTO框架下对第三世界农业的歧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场规则的限制，正是其小农破产和饥饿的原因。犹如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世界农业市场上发达国家设置的扭曲市场的贸易壁垒始终无法得到破解。真正的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场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发展主义和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比较中，列为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22]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提，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社会主义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了工业化的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惨痛代价（这一大饥荒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中国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开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诉求，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并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叠印，也是两个时代未竟之业的叠加，是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没有主权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依附主义，这是世界体系理论所描述的现实，其倡导者曾经倡导通过“脱钩”以“去依附”、“去帝国”。但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国之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也是世界体系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它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需要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公平世界经济秩序下的债务陷阱，需要国家主权能够主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贸易和货币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些上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依然是，或者更严峻地成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主要问题和诉求。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债务危机为绞索，逼迫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紧缩政策的“结构调整”，强制从进口替代到初级原材料的出口转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与此同时，欧美主导的世界粮食生产的供应链垄断化加剧扩张，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粮食巨头迅速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贸易，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外汇欠缺和小农破产导致自身粮食生产能力被剥夺，第三世界的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全球南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北方贫富分化的对应物被重新塑造出来。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内部也在不断地生产出自己“南方”问题的今天。

地球从来不是平的，只是当八十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浪潮淹没大地的时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为对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压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是，当它如飓风席卷而过之后，满目疮痍、沟壑纵横的世界现实就一定会暴露出来，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而理解这一格局，需要重新检讨二十世纪两次热战和冷战给这个星球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打破以“欧洲文明论”为核心的自由与专制的帝国二元复式记账簿，超越冷战胜利者的视角重新检阅世界历史的资产负债表，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才能拯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使人类不致重蹈覆辙——核武器下的地球终结。

世界市场为何而来？世界市场的规则何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谁制定的？当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国霸权的武器，也是所谓“新冷战”的旧逻辑，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被美国“逆全球化”行径宣布自我破产，也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特殊政治垄断集体的利益诉求。那么，以世界人民的福祉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否可能？70年代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曾提出发展为了“人民”的主张，现在是否到了重提这一主张的时候？

2023年3月，一个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分析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大矛盾：

一，垂死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领导下日益成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二，七国集团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

三，全球南方广大城乡工人阶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统称为大众阶级）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

四，发达的寻租金融资本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阶级，乃至与在组织工业、可持续农业、就业、发展等社会必要投入资本需求之间的矛盾；

五，全球南方大众阶级与其国内政治经济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

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坚决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七，全球北方国家被忽略的数百万贫困工人阶级与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八，西方资本主义与地球及人类生命之间的矛盾。[23]

他们把这些矛盾视为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的体现，认为由于多重内部矛盾冲突、历史性不公正以及经济上的失效，新自由主义体系不堪重负，正在每况愈下。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今天，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与平等的全世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呼吁反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自发联合阵线的兴起，包括整合希望减少对帝国主义依附的政府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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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大矛盾》研究报告封面

参与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国应带头重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的文章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从事实出发，就必须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出口国特许权使用费的现实、全球大部分地区难以制定产业策略、提升民众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诸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桎梏。

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机会，不再那么依赖西方控制的金融贸易机构。这些新的现实需要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即通过国家规划和区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贸易外部环境，他呼吁“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24]在此基础上，我们也需要同步提出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以刷新美国基于冷战框架下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传播学。

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代表着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权的诉求，也呼应了从拉美和非洲的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中国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以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的。2015年，他在参加北京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接受访谈，再次阐述了“脱钩”论：

在我看来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它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地重视了主权国家的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25]（重点号系笔者所加）

依托（而不是放弃）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并准确预言了2019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而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阿明描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导致世界体系两级分化，使得全球化处于极端脆弱和危险的境地，而右派掌权并获得左派支持的欧盟没有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犹如一战前后的列宁，阿明也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并预言：“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国被中国的发展所震惊的原因。我认为，在未来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和中国将会成为主要的对手”。[26]

基于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历史长时段研判，他再三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一目标能够达到，中国就会再度沦落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27] 如果把阿明对中国的告诫换成俄国，这一告诫已经是现实。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告诫依然是危机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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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英文版封面

阿明说：“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南方国家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中国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伤害我们共同的利益”。[28]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与沟通，就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基于此，2023年5月，我担任院长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传播为了团结：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论坛正式提出“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海学术共识”。[29]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需要以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为前提，即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

其实，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就是19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克这一逻辑，将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

这意味着需要重启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重新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的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五、工农联盟、“新乡土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危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就是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说解决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三农”问题，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历史所展示的探索与经验。所有对工农联盟的偏离都是警示，都需要警示，它表现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这是中国在长时段发展中左右摇摆的中轴线，也是观察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致力于整党、反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这些可以视为对中国“九十年代”的校验，也表明新的危机和挑战不断涌现，危机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探测历史的深度。“现代化”这个曾被归结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化”的概念与方法，需要依照作为第三世界中国的历史实践之危机与挑战重新定义。这也要求我们在一个后视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危机与转机，它开启于七十年代毛泽东主导的中美建交，在寻求打破美苏对中国长期封锁与制裁的战略布局中，创造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市场环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国建交是基于自身与苏联对峙的冷战需要，是为了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通胀问题，并借助中国从越南战争的泥淖中爬出。这也是毛泽东主导下打破世界两极霸权格局的大战略，为中国创造出“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30]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实是一种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延长版）通过对世界市场的突围，并将之纳入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倒逼”机制，快速提升因为遏制而被压抑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持续改造和克服内部国有企业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并通过“一带一路”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建设——帮助其克服“原始积累”的桎梏，这就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确的涵义。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追溯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总纲第一条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临时宪法）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并审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次阐述——建立在工农联盟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化。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4年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并提出两步走的设想，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走出战时经济模式，并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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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两头在外的世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拉动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区域差别持续拉大，社会危机层出不穷，特别体现为“三农”危机，而“三农”危机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就会表现为“分离主义”问题[31]——这也是本书辩论发生的时代背景。脱亚入欧的“美国式道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具备任何可能性，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粮食问题无法在农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获得解决，它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问题，即如何在保持粮食主权的前提下完成工业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工业化起飞的基础？这其中，小农经济的前途与命运是关键。

在杰弗里·萨克斯看来，人民公社解体，1978年中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是“货真价实的休克疗法”，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七亿农民突然得以回归小农家庭的生产模式，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农村和城市获得了双赢。[32]而这一农村改革建立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不失时机从海外进口了4套化纤生产设备和13套化肥生产设备的基础上。它的前提是六十年代以来石油工业在大庆油田等大油田会战成功，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有富余，为石油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引进高潮（又称“四三方案”，1973年最早由毛泽东批准的方案拟用43亿美元引进26项大型成套设备，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故名），解放了棉花生产的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极大缓和了中国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紧张，加上1975年袁隆平杂交水稻成功并在全国推广，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33]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穿越了工业积累的卡夫丁峡谷，以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中汲取积累的时代已经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农业现代化本身也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发展成就。这些构成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

但是回归家庭农业经济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震荡，即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与小农经济中国家力量的退出，导致工业和农业发展脱钩，并迅速成为中国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失衡的动因。农业的现代化处于严重停滞和倒退状态，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很快陷入破产。1984年，中国的粮食丰收带来的却是农民卖粮难的问题。随之而起的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乡村凋敝，土地抛荒，民工潮汹涌澎湃。在沿海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则是乡村危机的不断爆发，“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成为网上春节期间的热议和叹息。

这就是本书辩论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之辩。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发展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如何进行？

曾在国民党监狱被关押长达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台湾统左派劳动党的创始人林书扬1994年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在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涵盖着两个基本生产领域——农业和工业；在资本主义强权环伺下的国家自卫系统的建立——国防；和实现任何目标所不可缺的客观规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

上述四个现代化的指标，的确是符合中国的实情，且有异于一般西方学派通论中的指标模式的现代化论。盖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走过的建设的路和所完成的社会累积是极有特色的。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复杂艰难局面，也是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所少有的。[34]

作为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三十四年的老政治犯，“回到台湾社会，我发现这是一个挂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新殖民地”。从这样的台湾“左眼”出发，他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决然不同于大陆“九十年代”以“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也是他隔海批评《河殇》丧失了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拯救，有陷入另一种封闭危险的原因。[35]

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战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面对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第二是自1953年实现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在重工业和部分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一个在台湾白色恐怖和监狱中顽强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是另一个中国“九十年代”的声音，也是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个隔海的政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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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扬文集》第三卷，人间出版社2011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被批评是线性历史观，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之宣布为敌人。但是，这一批评忽略了帝国主义本身为工业化设定了历史进化线：落后就要挨打，不挨打就必须赶超。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属于一种“现代化”理论（当然是），而是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与苏联竞争第三世界的产物，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为标准、以制度为边界、以冷战红利为诱饵，它的政治外衣是自由、民主与人权，这样封闭的线性目的论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它决定了第三世界反抗霸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目的论”的——我们需要检讨的正是“反目的论”本身是如何丢掉了自己的战略武器。

从中国的国家政策视角看，中共中央曾经在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行十五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取消了执行三十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从而结束了以农业汲取为前提的工农联动、重工业导向的经济格局。但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是以农产品贸易的巨大让步为代价的，小农大规模破产的局面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这正是为什么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更是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它的背后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三农问题、城乡分裂、区域分化、环境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危机。这些危机无法靠西方的发展主义去克服，而必须回到中国的政治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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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部分）

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统筹推进的战略目标，要解决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五方面的离心力所带来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就是从2004年一直到2023年，三农问题（再次）连续二十年成为中共中央每年第一号文件，的确体现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中国九亿农民告别农业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界标。从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到持续加大对三农资本总投入的总量……，“农业现代化”涉及的每一个短板都曾经是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但是并没有真正扭转危局。“三农”危机成为上下朝野共识，但是解决的路径却关涉“道路之争”。

2017年中共十九大再次明确“新时代”的任务就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并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在以举国之力进行“精准扶贫”之后，2022年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即在“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新冷战遏制不断趋于极限的压力下，中国新发展格局能否为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的“休克疗法”和WTO框架下中国农业的弱势地位补上长期的欠账，这是中国作为“一国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危机能否“转机”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第三世界通过社会主义打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封锁下的发展道路。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重建工业、农业两大部类之间的互换关系，以及新的城乡流动的格局。“工农联盟”曾经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大规模下岗、失地农民和民工潮冲击下面临瓦解，在今天或许能够（应该）获得新的表达，但它的前提是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主体性。笔者发表于2003年的《民工潮的问题意识》[36]（见本书附录）一文反驳了把“民工潮”视为专制主义下的“解放”——这种观点把世界范围内“贫民窟”都看成是自由迁徙的民主产物，也正是笔者在2010年前尝试提出“新乡土主义”的缘由[37]。“新乡土主义”面对的是加入WTO后中国城乡社会的双重危机，其构想是激活传统乡村社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历史经验，以克服城乡分裂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新乡土主义”需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革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从“保护型经纪人”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赢利型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更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其实，并不仅仅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依靠的是乡村动员和革命，1924年前后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已经是这个历史的预演。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理解的。[38]

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十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从而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走向。[39]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使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在重建新的城乡关系中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起飞。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和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医疗卫生下乡、知识青年下乡等等，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工业化两头在外的市场化转型，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工农联盟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40]。在他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消失了。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而解决这一危机，则意味着重塑城乡互哺的关系，也需要从这一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以城市土地国有化和乡村土地集体化为前提。第一，它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国有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也是城市公共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农民托底的社会保障，避免了贫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恢复了传统的土地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功能抵御外部市场化冲击的方法。

而九十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严重危机，体现了国家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一方面它推进的城镇化、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防止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必然内在于国家的逻辑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作为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中国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从西方产权制度理论出发，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如梗在喉”，需要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而反对土地私有化主张的观点都认为需要完善而不是消除集体所有制。[41]

“三农问题”和城市问题不可分割。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的超大城市，人口数往往超过欧洲的国家，遵循西方城市化发展的“普世”逻辑是不可持续的。2017年北京爆发所谓“低端人口”事件，遭到很多批评。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是超大规模“城市病”的爆发，也是中国内部的“南方问题”。如果不能从宏观的城乡关系的视角上去处理，城市病就会继续以不同的“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出现，而且无解。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第三世界，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否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完成“产业强、环境美、农民富”，不仅宜居、而且能够创业的广阔天地——一个年轻人回得去的乡村，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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