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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解决最大政治问题决策层破城乡二元显政治勇气 [打印本页]

作者: wenbo 时间: 2014-2-8 05:39
标题: 解决最大政治问题决策层破城乡二元显政治勇气
北京时间2月7日，中国官方发布消息称，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时，“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项决定被认为是本届决策层在打破中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方面的巨大突破。此消息一经发布，也立刻得到了各大新闻媒体第一时间的推送，成为春节之后中国舆论第一个得到关注的“大事件”。有北京政治观察家表示，破除城乡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政治问题”，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之路上，习、李等人正在展现一种“政治勇气”，来践行他们在上任之时对中国民众作出的承诺。

提“政府权力来自人民” 破城乡二元

据悉，这次会议开始即开宗明义，为该会议乃至不久之后的“两会”定下基调，即高调地确认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各项工作和决策必须体现人民意志”。

据报道，这次会议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同时，要求“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要严格基金监管，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让亿万老年人心中有底、基本生活无忧”。

这次会议所说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没有在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工作，没有养老保障的民众。所谓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2011年为解决城镇无养老保障居民的老有所养问题，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试点阶段实行县级管理。意见要求，2012年基本实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缘起则更早，1992年民政部发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开始建立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2年起，各地开始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试点阶段实行县级管理。意见要求，2020年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实际上，在这次中央决定之前，大陆已经有15个省份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亦曾在今年1月的发布会上对外“放风”，称“下一步将研究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深化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研究，整合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还要落实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多层次养老保险”。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实际上这项决议的意义不在于这一项规定，而是标志着中共希冀打破阻碍中国发展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上面的决心，既是李克强的“新城镇化”建设，也是习近平“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这其中所呈现出的“政治勇气”。

狭路相逢勇者胜

古代中国的战国时期将领赵奢曾留下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典故，无论行军还是从政，但凡将领千军万马、谋划全局者必当有“勇冠三军”的魄力。今天中共决策层所推行的改革政策，正在展现出这种“政治勇气”。实际上梳理习、李的讲话，也可以发现他们对于“政治勇气”的重视。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上任不久，即在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表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题即强调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014年1月22日，在外界备受关注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担任组长之职的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

对于“政治勇气”的态度，李克强亦作过相似的表达，同样在就职后不久，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大凡改革，必定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必定是一个要触动一些群体利益的事情，因此高层的决心必不可少。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间，中国不少地方和领域的改革都出现了停滞和观望。因为改革涉及到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触动，而这部分群体希望维持现状。但是一个社会，必定需要利益的不断重新分配与平衡。蛋糕就是这么大，在一些层面上就需要一些强者让出嘴中的一些，一些弱者多得到自己本无法获得的部分，让整个社会达到相对的稳定。因为一旦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咬着利益不松口，底层民众就会“揭竿而起”，就会出现陈胜、吴广，爆发革命，天下大乱。对此而言，不难想见改革的难度，要甩开膀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中国，城乡结构二元化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国农村从土改以后就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农民组织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体系里，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结果。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限制、束缚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在二、三产业方面已经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因为各种原因，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等重要体制还没有改革，所以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还继续在进行着。

其实，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框架本就不科学，它掩盖了其他深刻的差距，如行政建制的差距，什么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县的区分就意味着国民的“地域宿命”和成长空间的等级身份差别；还有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等差别都暗示了国民的“宿命”，都被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词简单化了。在简单化的情况下，以市民“天生”的一等公民优越感与农民“天生”的二等公民低落感简单地区分了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直至形成城乡对立，形成了严重畸形的二元经济结构。

可以说，城乡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本届政府才希冀通过推动“新城镇化”，打破城乡二元来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内容，也在中共的十八大报告中有所涉及，当时即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有理由相信，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之上，与之相关的讨论将不断增多，诸项改革措施也将陆续出台。

(王雅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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