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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庚子战争真相--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淇昆 时间: 2013-11-18 15:07
标题: 庚子战争真相--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庚子战争真相
--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本人对这段历史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本文的副题：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 两句话可以概括 (1) 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 威逼京城, 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2) 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八国联军”不能作为战争的名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则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本人绝不采用。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抵制洋货、铲除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西太后）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团打洋人，义和团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奉旨造反”。“灭洋”者，一切沾‘洋’ 字的均在消灭之列。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拳匪杀害外国传教士、洋人工程师、华人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烧教堂，扒铁路，割电线，拔电杆，烧车站，毁桥梁，捣学校，砸医院，破邮局，毁机器，沉轮船，烧(西)药房，抢银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中国大地和京都地区。

拳匪称外国人为“毛子”，华人基督徒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各类“毛子”，拳匪均视如寇仇；轻则殴辱抢劫，重则乱刃加身。时人记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发生“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红色恐怖中，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才能免祸（不是汉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头号卖国贼”，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

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各国多次正式通告、照會，請求清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 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疯狂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国耻。耻辱不是因为战败, 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其空前绝后处有八, 容我一一道来。

(一) 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本国基督徒)、焚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 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 《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二) 清廷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 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与各交战国达成协议，东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战诏令，列强也不得在东南地区启衅。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互相保护，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三)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文明古国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国公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和家属（以及被使馆庇护的中国教民）。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中国政府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庚子战争中，大部分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被焚毁，包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奥國、荷蘭的公使館；各国外交官、家属及使馆庇护的中国人躲到建筑坚固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在清军及拳匪的猛烈攻击下（包括火攻），使馆内七十一人遇难，其中有六名儿童（更多兒童在饥饿、病痛中掙扎），数百人受伤。对外国传教士，中国要斩尽杀绝。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其中儿童53名。中国的基督教教堂绝大部分被破坏、焚毁。

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象，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四) 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一弹指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 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加上拱卫京师的御林军“虎神营”、“神机营”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军至少有二十七营，以每营五百人计算，甘军人数至少一万三、四千。“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摘录自《维基百科》）。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 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外国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清军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外国联军差。他们不仅配备洋枪洋炮，而且“出洋操”，即按外国军法操练。

以聂士成统领的武毅军为例。武毅军兵员16200人。步兵的装备：德国制造11毫米口径连发毛瑟步枪和单发毛瑟步枪共10000支，7.9毫米口径毛瑟步枪2100支。骑兵的装备：奥地利产8毫米口径连发骑枪1400支。军官装备6发转轮左轮手枪。另外还装备有英制温彻斯特-2型步枪及俄罗斯制造的步枪。机关枪其时刚刚问世，武毅军拥有両挺德国造马克辛重机枪。（武毅军拥有的各式大炮、机关炮未包括在内）

再看看外国联军从天津附近的武库中缴获的中国军用物资之清单。
　　36门克虏伯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60门克虏伯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
　　42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
　　42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
　　10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
　　20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3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3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时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这一个武库几乎可以装备双倍的八国联军（联军一万六千人）。

在北京，攻打外国使馆的甘军武器装备远胜于使馆的防守者；后者只“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摘录自《维基百科》）。拳匪的武装虽不及正规军，但因为清廷望其“灭洋”，军需枪械已有政府供应。昏庸的直隶总督裕禄把拳匪视为国之干城，军需、粮饷要多少给多少，甚至让拳匪到军械所去自取武器。

英国公使馆北邻翰林院。中国翰林院不仅是至尊至贵的衙门，也是珍藏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的巨大图书馆，其收藏包括价值无可估量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清军为了火攻英国公使馆，在焚毁附近的大片民居之后，竟然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将翰林院纵火烧毁，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付之一炬。只是烧了翰林院，公使馆仍然可望不可即。

京城的战场除使馆区之外，就是西什库教堂。北京的基督教“南堂”、“东堂”、“西堂”等十一所教堂均被拳匪焚毁，北堂（即西什库教堂）成了外国传教士及3200名中国天主教徒的避难所。守卫北堂的是42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万的拳匪。6月17日起，清军也披挂上阵，军机大臣刚毅督师。教堂一旦被攻破，将是惨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库教堂巍然屹立，拳匪和清军就是攻不下来。中国军民废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两个多月，教民死四百人，七十六名儿童遇难。法、意士兵十五人阵亡，指挥官、副指挥官殉职。）

(五) 庚子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一方（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为另一方（中国）好。中国的失败乃是中国的大幸运；若八国联军失败，将是中国的大灾难。这难道不也是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战争爆发前两年（1898），光绪皇帝主导的变法维新在西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反对之下失败了。西方各国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希望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中世纪的野蛮国家进化为现代的文明国家；对戊戌政变后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寄予同情。因为担心光绪被谋害，法国政府要求派医生给（据说重病在身的）光绪检查身体。西太后欲废光绪帝，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表示不满而未能如愿（列强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皇帝的废立，但是列国在外交上有不承认溥俊的权利）；溥俊仅被立为“大阿哥”（即皇长子，意味着是皇位继承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日本协助下逃往海外，继续鼓吹变法维新，被（西太）后党视为心腹之患。列强不仅營救、庇护保皇（光绪帝）的维新派，而且為反清的革命党人提供避风港，后党的仇外情结愈发难以磨灭。

野心勃勃的端王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之入骨。他的亲信遂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对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此乃天塌地陷之祸，于是不惜一切后果，走上了利用拳匪（据说神通广大）、杀尽洋人的战争之路。

这是从战争的起因分析。从战争的结果看，扫清中国政坛上的顽固反动派，诸如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桐、徐承煜、毓贤等人，是《辛丑条约》的重要内容（第二款“惩办祸首”），为之后的宪政改革扫清了道路。为中国政坛清扫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国在条约谈判中要求清廷为被西太后杀害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等五大臣平反昭雪，开复原官。这些忠义敢言之士当初不顾个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对启衅外国，滥杀洋人，进攻使馆。中国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战争甫结束，清廷于1901年下诏变法，啟动了晚清改革（亦称“庚子后新政”）。这“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摘录自《维基百科》“清末新政”条目）。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决定立宪，进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因为西太后不愿在她有生之年大权旁落，晚清改革受到阻滞。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失败了，西太后、端王和拳匪得以任意妄为，达到了“灭洋”的目的，实现了“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清廷将断绝与西方各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断绝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驱赶或杀尽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半个多世纪“洋务运动”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使中国摆脱蒙昧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将被迫中断，中国将重回闭关自守、重回中世纪的野蛮。正是八国联军的胜利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称得上是宽大为怀，并未苦苦相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惩办祸首”。战争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西太后，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不要说对西太后的任何惩罚，就是对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是中国方面绝对不接受的。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太后承担罪责，交出权力，归政光绪帝（这一直是各国的愿望），中国将是什么局面。这点并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对清廷的压力足够大。自然，西太后会负隅顽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满清政权为她殉葬，她办不到，满清亲贵、朝廷重臣、外省督抚最后会抛弃她的。如果光绪帝能够亲政，主导宪政改革，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明治维新”在日本创造的奇迹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承受的巨大苦难将可以避免。八国联军、西方列强的宽宏害了中国呵！

端王载漪是仅次于西太后的二号战犯。战后清廷在上谕中严谴载漪：“...拳匪之乱，肇衅列邦...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西方各国对罪大恶极的载漪，开始坚持要求清廷将他处死，但他是皇室懿亲，清廷不答应。退而求其次，各国要求对他执行“假死刑”-- 斩监候，清廷连假死刑都拒绝，最后载漪仅被终生圈禁（“圈禁”即在家中软禁）。

庚子战争的第三号战犯是野蛮进攻各国公使馆的甘军统领董福祥。此人死有余辜，但他是统兵大员，清廷担心他策动兵变，不敢加刑于他，只给予革职处分。西方各国对清廷的苦衷亦能谅解。

有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不能释怀。战争赔款一般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从庚子赔款中唯一获利的是俄国。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赔款额的29%。俄国的战争支出是一亿七千万卢布，而所得赔偿，折合卢布一亿八千四百万；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

中国人的仇外宣传，只谈《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从不提西方列强以后纷纷退还庚子赔款的史实。首倡义举的是美国。美国获赔款2444万；它将尚未支付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帮助中国办教育。其它各国（日本、俄国除外）纷纷效仿美国，退还赔款。一些退款被中外双方用来加强中国的基础建设；如英国退还的赔款就用来在中国兴修铁路。

(六) 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民众被拳匪、官军涂毒、祸害；“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使国家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是外国联军攻占北京、剿灭拳匪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军队，而是中国人自己。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兵匪焚掠京师”，“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凿凿见证，史不绝书。

拳匪的屠戮，初试牛刀是在河北省涞水高娄村，匪首张德成亲自指挥。该村有三十四户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里望弥撒时闯进教堂，大杀大砍，将信徒全部杀死。然后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尽杀绝（对妇女则有先奸后杀发生）。接着搜索财物，放火烧屋。三十四户人家一百四十余人无一幸免。在河北省景州“朱家河教堂惨案”中，拳匪和官军屠杀中国教民两千五百人，外国神甫两人。枪杀、刀砍、火烧，手段凶残，妇孺皆被难。

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中国基督徒的牺牲尤为惨烈，两万三千多教徒被血腥屠杀；其中天主教徒一万八千人，新教徒五千人。对外国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的屠杀，不仅发生在华北（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和京津地区，而且发生在东北（辽宁）、湖南、浙江、江西、陕西等省，可谓屠戮遍九州。下面一段文字摘录自《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记述清军和拳匪在山西太原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暴行；史料来源于清人著作《拳变余闻》。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

过去中国为拳匪开脱罪责的流行说法是：国人痛恨洋人传教，因为那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国人痛恨“二毛子”（华人基督徒），因为他们仰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欺侮同胞。凡是对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不值一驳的谎言。庚子战争一百年之后（2000年），33位殉道的外国传教士和87位殉难的中国基督徒被教皇保罗二世庄严“封圣”（册封为圣徒），就是对他们崇高的历史评价。拳匪疯狂屠戮的并不限于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死在他们屠刀之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民众、官绅。仅在北京一地拳匪就屠杀了十几万人。

拳匪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汉奸、乱刀砍死的不计其数。戴眼镜、携铅笔、用火柴、打洋伞、穿洋袜，都可招致杀身之祸；家里藏有洋烟、洋书，更是祸及满门。不同于一般百姓，拳匪是敢于“犯上”的。御林军“虎神营”的翼长阿克丹（二品大员）因为曾经入教，被拳匪斩首示众。安徽提督姚氏（从一品官）身着官服在京城大街上，仅仅因为让拳匪“休要妄言（杀洋人）”，即死于拳匪刀下。前去抚尸而泣的提督家人和部下营官等，也全部遇害。工部尚书陈学芬到衙门视事，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尚书责备他们“无状”，“匪怒以刀砍之”，既而开枪扫射，陈尚书和其他三名官员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武毅军统帅聂士成（从一品武官）几乎是庚子战争中唯一认真抵抗过联军的清军将领。因为他弹压过拳匪的杀人越货、为非作歹，拳匪对他恨之入骨。就在聂将军身先士卒、与联军奋战方酣之时，拳匪竟然闯入他家，将他的老母、妻子、女儿绑架而去。亲兵报到阵前，聂将军大怒，分了半营人去救家人。拳匪丧心病狂，与外国联军合击聂军，聂将军中炮阵亡。拳匪打算拿聂将军“戮尸”，因联军追来，仓皇逃命，才未得逞。德国军人拿来红毯子，覆盖聂将军的遗体，并将遗体交还清军。付都统庆恒（正二品大员）掌管御林军虎神营。他是端王载漪的亲信，因为私怨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连同庆恒本人，被拳匪折磨至死。

拳匪任意诬指他人是汉奸，想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不仅政府高官、军队将领难以免祸，拳匪杀“二毛子”竟然杀进了皇宫禁苑。在端王载漪带领下，拳匪闯入深宫。“大师兄”在西太后面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连太监、宫女都要验。西太后问他如何查验，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西太后并不相信这些鬼话，但迫于情势，忍辱退让，让他们验了一些太监、宫女。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拳匪六十多人闯入紫禁城宁寿宫，欲杀“二毛子”光绪皇帝，被西太后阻止。拳匪嚣张到闯入皇宫去杀皇帝，还有什么人他们不敢杀？他们的架子比亲王、郡王的还大。在天津，他们在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须脱帽，在路边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

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光绪帝；二虎：庆王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员）是拳匪肃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图”。他们认为清政府官员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可留。拳匪的这个“非常之事”，原定在毁灭北京的外国公使馆、杀尽洋人之后即付诸实行。是八国联军粉碎了他们的图谋。

“兵匪焚掠京师”，是拳匪、清兵祸国殃民的高潮。庚子年六月中旬拳匪十万人涌入北京，致使“红巾满都市”。清军中军记最坏的是董福祥的甘军。董福祥是土匪出身，回民。他率领的“回子兵”军记败坏，恶名远扬。兵匪一家，并非虚言。拳匪入京之后和董福祥的甘軍（以及禁軍）“大鬧京華”；北京“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整個六月份，京城內被奸被殺的婦女不計其数。拳匪将庄王（载勋）府前的广场辟作屠场，在那里一杀就是上千人；人頭滾滾、血流成河。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杀人最多时每天不过50人，哪里比得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壮举。教民既絕跡，拳匪便捕斬私仇，濫杀无辜。据时人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奸杀以发泄兽性，抢掠以财入私囊。“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连京城的侯门王府亦被殃及。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官居一品）家住东单头条，被洗劫一空。孙着短衣逃难，避到安徽会馆；他的一个儿子被剥到只剩一条短裤。肃亲王善耆、军机大臣王文韶、大学士徐桐、工部尚书陈学芬、内务府大臣立山等的府第均遭抢劫，有的甚至被洗劫一空。

拳匪的另一项“专长”是放火。放火不仅是他们发泄仇恨、肆意破坏或者趁火打劫的手段，而且是他们“作法” 以扬威的骗局；“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纵火之前，拳匪先用刀枪指画一番，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的大师兄在上面“作法”，小喽啰在下面暗洒“洋油”，准备火种。大师兄暗号一发，“神火从天而降”。6月16日拳匪在前門外大柵栏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药店。烈火乘風勢蔓延，拳匪以火听其指挥而不许救援，结果沖天火焰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門大街一帶焚成废墟。千余家鉅商大鋪、7千余間民宅化为灰烬；正阳门城楼亦被燒塌。京師二十四家铸銀厂全部被焚毀，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通货既无，市场交易全部停止。拳匪无法无天，嚣张到了纵火焚烧清政府各部的衙门。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各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至于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以及公使馆，更是不在话下。截止到8月14日联军破城，史料明确记载的京城大火就有71起；几乎所有损失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拳匪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

清军也不甘后人。时人记述：7月15日北京前门内：“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火烧翰林院更是甘军的“杰作”，乃自焚祖典、自践古籍、自毀神圣殿堂之举。八月十四日联军破京，董福祥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董个人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

庚子之乱是北京空前绝后的浩劫。拳匪、清军两个月的恣意暴行、烧杀抢掠，使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天熱尸腐，臭氣燻天，全城鬼哭神嚎”。京都“数百年精华一炬成空”。“六街三市，几绝人迹”，“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当清廷欲调两广总督李鸿章接替把拳匪奉为上宾的直隶总督裕禄，拳匪预感情势不妙（李鸿章几次上奏，力主清剿拳匪）。那些狡黠的便纠合弟兄，大肆抢劫，发一笔横财后溜之大吉。匪首张德成、曹福田早就成了巨富。他们树大招风，开始不便开溜，继而决定“另开码头”。走时当然要“干一票”。其时各路粮台（即清军的军需给养）都集中在总督行辕，现银即有上百万。于是张、曹各率部下，到达总督行辕呼啸而入，见人就杀，见银就抢；丢掉“扶清灭洋”招牌，尽显土匪强盗本色。

拳匪祸国殃民，恶贯满盈。匪首张德成在落荒逃走时，于河北省王家口被百姓围攻,白刃齐下, 剁成一堆肉。匪首曹福田逃亡中潜归故里（河北静海县），被村民绑缚送官，凌迟处死。

拳匪的滔天罪行1949年之后被刻意隐瞒；他们被吹捧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斗士。更令人齿冷是，国人把拳匪令人发指的暴行栽到了八国联军的头上，京城的满目疮痍竟说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结果。这种栽赃是徒劳的。要说抢劫，天字第一号的抢劫目标应该是有无数奇珍异宝的皇宫御苑。要说奸淫，皇宫御苑也是妇女集中、美女如云的所在（联军破京时，西太后只带少数几人仓皇出逃，宫眷、财宝基本留在宫中）。但是联军对紫禁城、西苑、颐和园等皇宫御苑可说是秋毫无犯。

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记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特别指出联军的行止与乱兵拳匪有天淵之别：“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佔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這北城先經日兵佔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嘆。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

康有为在八国联军进京后，写信给日、英等各国领袖，代表了“维新派”对战争的看法：“阁下：在排外阴谋中，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董福祥、赵舒翘和马玉昆狼狈为奸，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国。您现在充分意识到卑鄙的义和团和清朝反动军队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坏。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国人能坚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国际公法的中国人都真诚地哀悼德国公使的被杀。现在和平在望，联军已经打败了废黜我国合法君主的卖国贼部队。我请求您注意下述建议，我相信，如能实行，将保证

1)公正地惩罚真正的罪犯，(2)对遭受非法攻击的各国人民和代表实行赔偿，(3)永久和解我国的国际关系……”。（信由英文转译）

八国联军出兵之前，京津地区被拳匪、清兵祸害成了人间地狱。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首先整顿治安，拳匪的红色恐怖方告终结。为了维持治安，联军在占领北京以后，将“刑部”交还给清政府的留守人员；因为中国人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须移交刑部惩办。

八国联军的一个德政，是在平息拳匪之乱后，大力修复华北、东北地区被拳匪破坏殆尽的铁路、桥梁、电线、通讯等设施，为解除民生困苦、促进商贸活动、恢复中国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联军中除人数极少的奥军外，其他七国军队都有技术兵种，如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他们在战后的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有人质疑，洋人修复“洋设施”，是不是因为这些设施的产权属于他们？答案是否。所有那些现代化设施的产权均属于中国；非官办，即商办。联军修复铁路、桥梁、通讯等，是不是为他们在中国作战方便呢？根本不是。联军攻克北京后，接到各地的“匪患报告”，获悉外地的洋人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仍在拳匪的屠戮之中，遂派兵出击，征剿拳匪。这种解危纾难的军事行动，哪里容得先修铁路？联军出兵追剿拳匪是在（庚子年）8、9、10三个月，其时各条铁路线的修复工程尚未开始。大规模修复重建工程是在拳匪基本肃清、各国与清廷的谈判即将结束的11月份开始的。

八国联军称不上是仁义之师，联军中也不是没有扰民的败类（或出于复仇心理，或违反军规、军记）。但是历史清楚地证明了：是八国联军平息了拳匪的大屠杀、大破坏，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是八国联军解救了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同时解救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北方民众。八国联军不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破坏者；刚好相反，他们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恢复者。

(七) 庚子战争中，各地由华人组成的“带路党”为八国联军竭诚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战争史上蔚为奇观。

“带路党”为八国联军导向带路，收集情报，助联军攻城，为联军“公关”（联络和民众的感情），辅军需运输，助联军给养，直至为联军出生入死、舍命效力。

“带路党”中，当然不乏饱受残害杀戮、视联军为救星的中国教民。联军的一名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记载：“一个时期，当租界（指天津租界--引者注）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带路党”人，除华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众。民众被拳匪官军荼毒、祸害，往往向外国联军伸冤、求助。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记载过两个实例。联军破京后，一些拳匪余孽藏匿在翠微山的两座寺庙中。他们以土匪绑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个韩姓居民“勒出万金”。韩某请求减少赎金，拳匪不允，将其杀害。韩妻知道向政府控告无用，“迳入城控诸洋人”（进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动，包围寺庙，尽歼拳匪，为民除害。另一例则是民众对官军暴行的反抗。联军攻通州时，通州守军“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通州守军奸淫掳掠，为居民深恨。在联军兵临城下之际，居民纷纷向联军投诉；联军将清兵围而歼之）。

俄国战地记者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记载：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农民向联军提供中国官军部署的情报；“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这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吗？讽刺的是，“王师”竟然是攻入国门的外国军队。

八国联军中有由华人组成的军团，战功卓著，获得英国女王授勋。论者把他们亦算作“带路党”的一个类别。因为篇幅关系，本文略去不谈了。

庚子战争中，“带路党”人如此之多，对外国联军的帮助、贡献如此之大，难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个标志吗？

(八)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对城市的现代化民主管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八国联军对中国城市的占领是临时的，今后撤军“走人”毫无疑义，但是他们对城市管理并未掉以轻心；他们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城市管理和民主作风搬到了中国。这里仅以天津为例。

联军攻占天津后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入乡随俗，取名“天津都统衙门”。此衙门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衙门；手握大权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门主官，而是市府委员会（相当于市议会）。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委员会一共召开了329次会议，4次特别会议，平均每两三天开一次会。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以法文（国际上最权威的法律用语）作详细记录。两年下来，会议记录汇编为几大本的《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权时，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给清政府。

天津临时政府发布的第1号“告谕”向民众保证，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顿治安，恢复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收拾庚子之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还有两项当务之急。一是采取卫生防疫措施，防止拳匪大屠杀后死尸狼藉、遍地哀鸿之中可能爆发的瘟疫；二是“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就是说，在战乱之中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

劫后余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后，临时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进入下一个层次：“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为确保民众的财产安全，临时政府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进行清理，重新登记；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西方国家对财产权的尊重（无论是私产还是公产）和契约精神，在临时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体现。

即使面对军事需要，这个战时军政府也不会侵犯民众的财产权，不会任意损害民众的福祉。其时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要求都统衙门在市区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将军得到的答复是：“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委员会第81次会议第2项，1900年12月12日）。

在战局稳定之后，临时政府掀起了天津开埠以来第一次现代化改造的浪潮。临时政府主导了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在新修的马路上铺设电车道、安装电灯等等。按照国人的惯性思维，外国占领军的这些作为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是在敌国的土地上，既无拚政绩、图升官的驱动，亦无饱私囊、搂钱财的利诱，所为何来呢?

进行天津的开发建设，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在八国联军治下，拆迁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里以修建一条沿河公路涉及的动迁为例。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3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此次拆迁的征用费问题。委员会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出估价报告；该报告完成后，由司法部长、司库和中文秘书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告提交给市府委员会。市府提前一个月发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迁的居民。居民有意见、要求尽管提出来，由市府进行审议。市府绝无隐瞒、强横之举。每个拆迁户均得到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价补偿，按委员会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相当于五品官一年的俸禄）。三是在市内迁居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

房产制图造册，统一由临时政府召集房主、地保与相关人员到场造册存底，一式两份。拆迁户的补偿银两，由临时政府的下属部门在预定时间统一发放。

八国联军主导的房屋拆迁如此公平、廉洁、透明、利民，会不会令今人羡慕呢?

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拳匪制造的红色恐怖是中国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这场浩劫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用战争手段终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悬，这不是八国联军出师的“副产品”，而正是联军作战的目的。当然严格地讲，联军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但是中国的民众官绅不是也同时获得解放吗？如果说八国联军平息这场浩劫的功绩不可没，这种说法过份吗？如果说八国联军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大反动，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人，在了解历史真相之后会得出的必然结论。

（原文附有庚子战争的多幅照片。欲览原文，请上作者的博客： www.mrliuburnaby.wordpress.com，点击“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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