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除了教学和科研，田长霖几乎不参与学校和系里的活动，连华人社区的活动也不参与。如今职业上的安全有了保障，又赶上言论自由运动风卷校园，他对社会、政治发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态度也有了变化。
起初，用田长霖自己的话说，他是非常反共产主义的。他说，他家本身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牺牲品，像难民一样被赶到了台湾。即使是去了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在路易维尔、普林斯顿还是伯克利早期，田长霖对共产主义都是势不两立——
“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我都是绝对反对，” 他说，“也因为这个，我也被保守的政治立场深深吸引。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我是极右翼。因为我的家庭遭遇，等等，我其实是非常右。在64，65年越南战争的情形下，我是完全支持赴越作战，支持美国军队，支持总统 Lyndon Johnson 说的战争和其他事情。曾经，我一直是极右翼。”
不过，当成为一名学者，开始阅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获得终身教职时，他一方面支持言论自由，也支持对越用兵；在四年后成为正教授时，他却变成了反越战，甚至是极其反对。
当时，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有学生组织起来反对教授参与政府项目，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项目，抗议教授得到空军、海军或者国防部的支持。可政府也十分强势，宣称如果不拿国防部的钱，那也别拿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国家基金会或者任何政府部门的钱。这让很多教授左右为难。好在田长霖不拿国防有关的钱也活得可以。
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他对大陆和台湾关系的看法。
田长霖的长子、曾担任香港大学工程系主任的 Norman C. Tien 在2002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他到了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论自由运动和越战。这种气氛让人质疑传统思维，鼓励不同意见。我记得父亲说过，在他刚到美国时，对大陆和台湾关系是固持己见的。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有谁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会予以回击。不过，随着时日渐长，他对大陆和台湾事务的观点变得开阔，和海峡两岸都走的很近。这种认识部分源自他泡在东亚研究图书馆，每天读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他告诉我，只有读全了报纸，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个层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断。这些年月让他成为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
政治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同情，为他之后遭受情报部门调查埋下了伏笔。
被情报部门盯上
田长霖受到美情报部门监视，始自1973年之后的多次中国之行。
1973年6月，他和几位华人教授一起访问了大陆一个月。他是在1949年14岁随父母到了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后才赴美深造。那次是他24年来首次回访故土。
在解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423页的材料中，中国之行标记的代号是105，意思是属于反间谍一类。事实上，除了在他职业生涯后期做的背景核查的材料，剩下的都是105。田长霖基本上被情报机构当作间谍在调查。
情报部门搜集各种资料和人证，力图证明田长霖参与了中国的统战（the Movement for China Unification）；田长霖是 “非常倾向于中国共产主义” 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1998年的背景调查中，美国联邦调查局访问了 “八个人，包括现在以及之前的导师和同事，现在的邻居，相关人士，学会的人，相识的人。他们对田的人品、职业、声誉、忠诚都提供了好的评论。”
确实如此，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不乏这些受访者对田长霖的赞扬——
“田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 “田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伟大的领导。”“所有的教员都极为尊敬田校长，尤其是在伯克利很困难的时候，当时国家的支持削减，他依然能够维持伯克利高的学术水准。”
然而，尽管田长霖深受学生和教员的敬重，作为华人，他还是会时不时遭到冒犯——这种冒犯并非有意针对他个人，而是缘于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对亚洲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这种冒犯甚至就发生在日常的聊天喝茶中。
田长霖回忆道：“马丁·路德金被杀死的时候，我哭了。我深受触动，因为我曾在路易维尔，见到过吉姆·克劳隔离法案。但当我们休息喝咖啡的时候，学校有的教授就直接说，天，他真是活该。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歧视运动是共产主义的阴谋，要不就是和越共有关。当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 J. Edgar Hoover 就试图将马丁·路德金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
还有一次，一位教授从澳洲休假回来，在聊天中，对澳洲赞不绝口，田长霖说，自己并不喜欢澳洲，因为有白澳政策。这位教授听了说，“你这么说不对，如果让亚洲人去了，整个地方就毁了，他们来了就是制作麻烦，整个地方就完蛋了。” 田长霖提醒他，“难道你忘了我是亚洲人了么，我是华人，你不能这么说。”
“他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意识到……我从不把你看做亚洲人，你是我很近的朋友，很近的同事。我抱歉说这些话。这就显示出，这种偏见的观点有多么根深蒂固。这种事经常发生。” 田长霖说。
即使后来成为了系主任，副校长，这种遭遇也一直存在。田长霖曾和一位英国人同行争论一件事，结果这位教授说，“天呐，你可不像平常的亚洲人。亚洲人都是很安静，从不争辩，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都是逆来顺受。”
“我不一样，我比较活泼，喜欢争辩，很坚定自信，结果他就看着我说，不，我是在夸你。从一个充满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观点出发来夸奖我。这种事经常发生。另一方面，这也让我觉得，我得坚持自己，我尝试纠正，改变一些事情。但我也渐渐相对地明白，我也不那么责怪这些人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症状，不是哪个个人。” 田长霖回忆道。
1997年，田长霖正式卸任校长。1999年，他被克林顿委任为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成员。2001年，经诊断为脑癌，中风，卸去一切责任。2002年，田长霖在加州红木城去世，连同这些灰暗的记忆。
参考资料：（可上下滑动浏览）
1. Chang-Lin Tien, “Four Decades of Distinguished Service: UC Berkeley Chancellor, 1990–1997, Vice Chancellor for Research,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Renowned Expert in Microscale Thermophysical Engineering,” an oral history conducted by Harriet Nathan 1997–1999,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2.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 ... -tien-fbi-file.htmlhttps://www.dailycal.org/2012/10/29/tracking-uc-berkeleys-former-chancellor-chang-lin-ti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