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2020年5月6日美国国防部于网站上發表《欧战胜利日：庆祝、反思的时刻》（Victory in Europe Day: Time of Celebration, Reflection），称「冲突始于1939年，当时德国与苏联入侵波兰」，仅强调美军牺牲超过25万人，绝口不提苏联与其他盟国的作用与伤亡，最后更称欧战后「被盟军解放的西欧地区将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而被苏军解放的东欧则遭佔领数十年」。
接着当英法于1939年派代表回应苏联的结盟探判时，英国外交大臣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881─1959年）竟又同时宣布欲改善对德关係，愿考虑希特拉高举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问题。但只要略知《我的奋斗》的人，都明白「生存空间」便是指侵略东欧土地，以供德国人使用。英国如此两面态度，自然使苏联畏惧英法是否要联德反苏。
故当希特拉派出外长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年）示好时，苏联最终选择与德国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连英国工党党魁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年）都替苏联抱不平，称「英法外交家们对待苏联政府是那样的随便，以致于假若是这样对待我们工党，我们也会像史达林那样签订1939年8月23日的条约」。
如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英法领导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一战后成立的类同于联合国的多边组织）就不愿对日本有过多苛责，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Francis Oswald Lindley，1872─1950年）还认为该归咎「中国人不断地破坏日本的地位」、「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显然有可能有益于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甚至还庆幸日本是往中国扩张而非澳洲。可见在欧美列强的眼裏，只要中日「冲突」赶紧结束、别妨碍渠等利益即可，至于中国被牺牲了多少主权或领土，绝非什麽要紧的事。
即便如此，欧美各国的宏观战略仍维持「重欧轻亚」的策略，更不肯正视国军对日军的消耗作用，即使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承认「假如中国被击溃，试想日军将有多少个师团可以因此调配至其他战线」；即便是向来有浓烈种族主义倾向的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1965年）也坦承「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然而，无论在当时或今日的西方叙事主流裏，中国的付出都未被大幅介绍或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