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孝正说的社会主义是指实际的制度，凡实际的也是不移的。所有实际上的社会主义都是已然的——这里的真假说的是名称是否有实际的对象为支持，不是知识做为知识的是否自洽。须完成这些区分才能正当地能出问题。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已经的事实，还能有假的吗？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只能作适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比较，不能做是真是假的比较，其用词只能是“坏的或更坏的、恶的或更恶的，残忍的或更残忍的”区分。没有真的与假的的区分——不能把更坏、更恶、更残忍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假社会主义”。而周的错误就是把当时德国的纳粹主义的“更坏、更罪恶”用“假”来作了诠释。
周孝正说川普“美国不搞社会主义”用词不当，其实不当的不是川普，因不管川普心底明不明白他要拒绝的是所有社会主义，而周的观念里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名（即纯粹知识），又是用这个名建立起的实际制度这种自觉。他的观念里没有这种区分，他才犯了把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更恶、更残忍的性质当成“假社会主义”来解释。他所解释的只是更恶、更残忍这个性质，他诠释的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名。只有名即知识才有真假。
其实：只要社会主义都是恶的、坏的，不可能有好的，只是在坏的、残忍的程度上才有差别，并没善恶上的差别。真假所能区分的是“社会主义”这个字面。因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简单概念，而是由两个单词合成的词组——由社会来做主义的定语成分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无洽的概念。因社会的字面直译就是领域关系，把关系套到主义前得不出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知识。所以说社会主义做为一个纯知识是不能相洽的，不能相洽就是假的。
其实周孝正先生未完成社会主义既是知识又是实际制度的区分。周先生心里只有实际的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纯知识的自觉，他只是从经验的即实际的社会主义的罪恶程度出发，他心里只有事实内容，没有对“知识还有性质”的觉察。才把不同的社会主义在罪恶程度上的差别理解成真假。周的话只有表达立场的要求，没有“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纯字面，只有字面才关涉真假的自觉。
实际的社会主义的能否建立起来，并不与字面上的成不成立相干。因实际的社会主义是人工建造，不是字面的本然，可以由人主观来赋予。所以只有当持久的实践陷于了危机，才可能剌激人们从思考它的罪恶转化到它的字面涵义的真假的追踪。周先生能说实际的社会主义有真有假这种话是出于经验的想，不是出于思辩。比如：每个人的父母都为孩子起一个名，只要滿足了名字都有实际的人，这就够了，就都是真的，哪有假？所以中国的、朝鲜的和柬甫寨的社会主义都是实际，都不是假的，因它们都有实际的对象。只能说某国的比某某国的社会主更恶、更毒、更残酷，不能说某国是社会主义是真，某国的社会主义是假。
至于唯心还是唯物与周与我的话都不贴边，要弄清这两个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所可能。因正确地提出问题要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更艰本，你尚没有并没有进到正确地提出问题的门槛。
李锐老的阅历造就了他的坦荡与正直，这是一回事。他能否把正确立场说得恰当无矛盾是另一回事。网上有一个他的视频，题目是《在党性和人性面前我选择人性》。大家都表示了称赞，我也赞同。可大家都未曾觉察此句话是有个毛病。因大家都只从立场出发，而大家也都与李老同一个立场，就从同一立场发出了赞同，没去思考这句话在知识上的是真是假。也未去想这话除了立场外还有一个知识论性质问题。从知识的性质上讲：哪有什么“党性”？党是人结成的关系，不是实际的人，党连实物都不是，又哪来的党性？党性不过是因我们存身的环境中有这么一个既成的“名”，又被前人分社会挂嘴上，灌进我们的耳乐，被记忆力所记忆。日常中又没有机会对它发生知性知识，便使它成了一个由习惯淀化成的空概念。因日常生活使用的是“想”而非用概念发生的思考。只有思考才能认识到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党性”这么一回事。
“党性”只是我们借以存身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使用的一个语言单位，我们跟着社会正天去重复它，就自欺欺人的误认为真有“党性”。其实“党性”依然还是人性，只是是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功利要求借了党的名义说出来，并重复使用，造成的开长久欺骗罢了，是一种被骗而不自知。
在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批判里，还有大量的语汇仍是共产党意义的，我们没有完成知识上的解读，至今还应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