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抓嫖”，我们是专业的！ - eNewsTree.com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在一些省的农村饿殍遍野，严重的地区则是千村霹雳万户萧疏。此种景象对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讲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也是难以置信的。凡是过来人对大饥荒无不刻骨铭心，也有人睁着眼睛昧着良心说瞎话，把大饥荒说成是天灾！

有关大跃进的话题以及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出版的《中国大饥荒，1958-1962》一书，完整公布了当年大跃进的史料，包括人吃人惨剧的真实案例，希望这样的惨剧不再重演。周逊耗时4年到数十个省级和县级的档案馆搜集资料，并将其中一百多份震撼性的文献整理成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

周逊说，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在饥荒中丧命。而社会变得更加残暴，最震撼的是人吃人的惨案，吃人的地方包括河南信阳地区、还有安徽，四川等地，“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活下来的人说，几乎是村村都有吃人，有时候是吃自己的孩子。”

周逊认为，该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资料的真实性，“因为来自于官方档案”。她坦言在查资料过程受到不少阻挠，长达4年与这些经历大饥荒的幸存者在一起，阅读这些真实记录下来的文献，对周逊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甚至每次看完，她都不愿意和人说话。

这位在四川出生、曾在英国从事犹太历史研究的女助教说，中国这场历史浩劫不应该被人遗忘。“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犹太大屠杀，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大饥荒？我觉得作为一个搞历史的人，这是非常重要，是我的一个职责，让全世界都知道当时中国发生了什么。”

周逊的导师、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Dikotter），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藉中国开放大量党史文献，抓住这个机会彻底研究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经历的浩劫。

冯客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等多个省市，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并于2010年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官方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冯客警告，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然存在。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沉志佳等人编辑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包括二千多万字的六千多份档案资料。这些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收集整理资料，并建立《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并公之于众。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历史上把1958年-1960年称为“大跃进”年代，“大跃进”引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至少饿死四千多万人。后人习惯于把三年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把责任推给“天灾”。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跃进”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

“人祸”时期，1959年10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的赞赏，遂向全国推广，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即“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1963年11月，毛批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做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至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有2000多万五类分子按“枫桥经验”接受了“包夹改造”。

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一个权威准确的数字。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上地下。

2011年1月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历史第二卷（1949—1978）》，对1958年至1961年，即“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是：“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早在1991年由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xxx七十年》也有“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的类似表述，仅指1960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在其《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

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主编的《中国xxx历史》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xx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J.科尔（CoaleA.J.）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研究成果。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3250万。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并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这个数据和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据悉，在2005年，高层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人士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级宣传部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等等；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相关数据从2009年起就在网上可找到。

我们可以看看59年至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

而1959年至1962年的人口增长数据是：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全国有12个县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7省，在1959年至1962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10%至12.5%。

解密档案披露的死亡人数为3755.8万人。其中1959年少统计12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30.7万人算，当年总计应为890.4万人；1960年为1196.3万人。这样算下来，大跃进直接导致死亡的数字应该是4165.5万人。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玛蒂亚·森特意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援引了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还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参与影响他们的任何政治活动。

11月4日，在福建泉州发生碳九泄漏事件后，《财新周刊》的记者周辰动身赶往现场报道。根据周辰的自述：先是有泉港区宣传部的官员提出为她安排住所，“要不你也来这边住吧，我们还是管饭的”。被拒绝后，该官员又邀请周辰到其所住的酒店楼下与宣传部长见面，并表示可以送她离开，又被周辰委婉拒绝。

“晚上11点，在周辰上床后，房门突然被房卡刷开，四名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进入房内，自称是派出所的，勒令她拿出身份证查验，随后一名光头警察又让身旁的两个协警，搜查卫生间和窗台，看是否有其他人员藏身。检查期间未出示任何证件和证明文件。”

事后，媒体报道说，女记者采访碳九事故被“精准抓嫖” 。身为当事人的女记者周辰在微信朋友圈说：这次（在）泉州因为报道碳九事件而被“抓嫖”，我全程录音录像了，目前算是有惊无险。今天上午又听到几个记者同行和环保志愿者朋友讲述自己被“抓嫖”的经历，有男有女。原来很多地方都是“抓嫖”老手了，并且不止抓男的。

迫于舆论压力，泉州市公安局在11月20日作出了回应：《财新周刊》记者周辰同志发文反映其11月11日在泉港采访遭遇警察进入酒店房间检查一事。泉州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派出调查组进行核查。经核查，周辰同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泉港区公安执法相关人员存在工作方法简单、执法不当的行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对此，我们诚挚表示歉意！

泉州市公安局还作出了处理：“经泉州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对相关人员作出以下处理：责成泉港公安分局副局长、山腰派出所所长陈宾阳同志向市公安局党委作深刻检讨；责令泉港公安分局山腰派出所民警陈华山同志停职检查。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监督！”

发生了不好的事，当地政府都会极力进行掩盖，当地的媒体也会很配合政府。比如泉州发生碳九泄漏事故后，仅仅过去了两天，当地电视台在6日就发布消息称，泉港区空气自动监测子站各项空气指标持续正常，海水水质监测点检测海水水质符合养殖水质要求。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发生碳九泄漏事故，空气和水质在短短几天内不可能恢复正常。

本地的媒体可以轻易地摆平，但外地的媒体就很难摆平了。对于外地的媒体，一般都是先礼后兵，先用糖衣炮弹，如果软的行不通，那就来硬的，比如阻挠采访、威慑记者，其中对记者采取“精准抓嫖”是最常见的手段，也不管是男记者还是女记者，女记者也可以“嫖鸭”嘛！

当地的领导，太没有担当精神了。有魄力拍板对女记者进行“精准抓嫖”，却没有勇气承担责任，让一个基层民警替自己背黑锅。这么没有担当精神的领导，只会让下面的人寒心，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下面的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卖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