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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黄卧云：没有自上而下的革新，就会有自下而上的革命 [打印本页]

作者: xlyyj 时间: 2018-1-23 23:42
标题: 黄卧云：没有自上而下的革新，就会有自下而上的革命
本帖最后由 xlyyj 于 2018-1-23 23:45 编辑

关于改革的讨论如火如荼。讨论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改革的目标和概念内涵是什么，否则讨论一开始就会是自说自话，并陷入逻辑混乱。如果改革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完善现有体制，那方法就只能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稳妥、不损害既得利益的需要，这种改革需要复杂的外在设计，但终究是维持现状。如果改革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那方法就是放权，把社会的权力归还社会，把公民的权利归还公民，这样的改革要简单得多，但它事实上是一场革命，它需要当权者在竞争中获得领导权，改革的动力可能十分微小。
由于人们习惯上在谈论改良即体制的自我完善时也使用改革的概念，就普遍产生概念上和事实上的混淆，把完全不同的事实都冠以改革之名。“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是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结论之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是人们在谈及改革的紧迫性时常用的一句话，它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雪崩式垮台和中东强人政治在一个春天里接二连三的失败为证。那么，真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吗？不然。两处改革，所指显然大不相同，前一处改革指的是统治者进行自救的改良，价值取向是改革者的自我利益，后一句中的改革实际上说的是当局主动地进行革命，价值取向是公民的整体利益。它们都以改革名之，实质却完全不同。
改革是一场低成本的革命
革命不是洪水猛兽，改良也非美若天仙。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是体制的自我完善，一定是对原有体制的革命。离开革命谈论改革，或者把改革与革命截然区分开来对待，就不能真正把握改革的真谛。威权体制是一种已经完全过时的政治制度，它不会自动地滑向民主政体。经过改良的威权体制仍然是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换本身就是革命，如果这个转换过程是自上而下地完成，一般称为改革，如果自下而上地完成，通常就说是革命。两种类型的革命目标相同，只是途径有别，因而付出的社会成本有高有低。
一场本质上是革命的改革，不仅相对于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低成本的，而且相对于改良或所谓渐进改革也是低成本的。
人们经常以英国作为范例论证点滴改良的意义。的确，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展示了政治制度改良和演化的具体过程，可人们也经常忽略一些关键的因素。首先，英国从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由是这个国家悠久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改良成果的保存和巩固。它的贵族对于王权既是合作的力量，又是抗衡的力量，贵族的合作减少武力冲突，贵族的抗衡促进王权不断改良，同时也限制了王权的倒退，每当国王想要争脱束缚、推翻已有的改良成果时，贵族就会形成强有力的抵制。没有这种有效的抵制力量就会大不一样，比如法国的专制君主自1614年的巴黎会议后就取消了国会即三级会议，一百多年间没有召开国会会议，直到1789年爆发革命前夕才重新召开。第二，英国从专制到宪政，再到民主，历经漫长的进化过程，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民主思想最广泛的传播把人民推到社会变革的第一线，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会完全被动地无限期地等待统治者的改良，愿意再经过一次从头开始的宪政进化过程。第三，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是，革命是英国的宪政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英国最终完成了国王统治向议会统治的转变。它的“光荣革命”没有流血，但在它之前，国会同专制国王查里的斗争最终导致国会的军队与国王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反叛者举起了弑君之斧，这对随后的那场不流血的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改良不是没有代价，不是没有风险。改革和改良往往肇始于危机，可能是统治集团的内部危机，也可能是社会危机，但改良的目的都是维护原有体制。统治者往往会认为，体制的问题是由于不适应新的情况出现的，只要适当做些调整，体制就能重新适应社会。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改良使社会释放出更大的活力，激活了社会各种创造性力量，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日趋活跃和多元化，它们都对原有秩序造成威胁。
现代社会无法控制的民主思想的传播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威权制度的基础——权威，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改革的难度增大，风险增加，这时，改良的步伐就会放慢，甚至停滞倒退。当局的改良可以收回，可以倒退，但已经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不会倒退，社会已不再是改良之前的社会，维持统治只能越来越依靠军队和暴力，执政者忙于扑灭群众反抗的火种。当局已无法从眼前紧张的局势抽身，更不可能具有长远的治国战略。当社会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后，统治当局再次走到改还是不改的十字路口，这时，他们会发现，无论是继续改良还是不进行改良，都将冒很大的风险：改良可能释放和放大压抑已久的社会对立情绪，推动社会往革命方向发展，而不改则可能致使社会压力突然释放，爆发革命。当局的困境就像杰弗逊曾经形容当时的美国之于爆炸性极强的奴隶制那样，是“揪住了狼的耳朵”，既无法制服它，又不能松手。最后，狼还是挣脱了美国人的控制，在经历一次长达4年的内战后并以北方获胜告终，美国才制服了奴隶制。
把改良当作消除革命的良方，注定不能消除革命。对当局来说，改良的最大风险就是革命。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点滴的改良经过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个增量，每一次改良都是向民主目标的一次接近，最后总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达到民主的彼岸。用直线的思维方式在头脑中构建的社会进步图样，没有历史作依据，也不顾现实的无限多样化，它假设整个社会一直处在静止状态，在当局改良时，民众就全力配合，支持，当局若是不打算改良，民众就等待，观望。但社会是一个各种群体的多重利益博弈的场所，时刻都处于运动之中，如果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越来越经常地越出现有规则，可控性也就越来越差，最后的结果不仅是改良的失败，也是革命的开始。革命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是社会运动过程中一次性的能量集中大释放，就像地球内部的运动以地震的方式释放能量一样。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预测地震的准确发生时间，同样人类至今也没有能力预测革命的准确发生时间，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和民主不断释放社会能量，减少革命的烈度。民主社会由于随时都在释放它的能量，一般不会集中地以革命的形式释放，而专制社会和威权社会以强力手段保持外表的稳定，在外表之下，各种社会势力不断冲撞，互动，联合，分化，终于在某个时刻，革命来临，情形就如一场烈度极大的地震，又像是决堤的洪水，所有力量都同时往决口处冲击，势不可挡。
在科学的发展中，革命打破旧的范式，又建立起新的范式，科学由此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社会发展也是如此，革命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次突破。但革命存在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和难以控制的后果。在当代，既有风平浪静的革命，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大规模武装冲突的革命，如利比亚、叙利亚。历史上还曾有过恐怖的革命，过程非常暴力，非常血腥，革命的结果令人绝望，新建立的政权不但没有带来民主，而且是变本加厉的专制。暴力革命既有可能来自统治集团的暴力镇压，也有可能来自民众的报复性反抗。对既得利益者和更希望稳定的人们来说，不确定性的和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的革命应该尽力加以避免，加以阻止。
改良的成本真的就很小吗？它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可能超过暴力革命的成本。这涉及到如何看待成本的问题。成本一定是指全部的社会成本，而不只是统治者的成本，包括统治者付出的成本，也包括被统治者付出的成本。改良导致的长期停滞和人民遭受持久的压迫引起的痛苦，是最主要的社会成本，而非暴力革命或者只有有限暴力的革命，一方面不会增加实质性的社会成本，一方面能快速地建立起民主制度，这样，革命比改良的总成本就会少得多。
消除暴力革命的方法只有革命，不可能是改良。以自上而下的革命消除自下而上的革命，相对于自下而上的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结果更容易预测，引起冲突的可能性更小，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结果。
革命是改良的宿命
威权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家人口中占绝对多数、在政治上很少要求的农民，他们的需求是物质的，是粮食和面包，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利益。管理农业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不断向人民描绘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好处的发展前景，如共产主义社会、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幸福中国等等。
威权体制改良会首选经济改革。强国是一面最受威权统治者喜爱的政治旗号，在他们看来，政治上迟钝的人们不但将因为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增加幸福感，而且将因为建设强大国家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理想而深感自豪。清政府以“自强”为目标开展洋务改革运动，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搞新农业革命，韩国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上台，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进步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朴正熙就是靠一边致力于经济建设一边压制民众的民主化运动，从1961年到1979年被暗杀身亡，维持了长达18年的独裁统治。但是，经济发展的政治红利是不会长久的，它的政治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在一个不健康的政治体制下将产生种种新的问题，不但有经济自身的发展问题，如畸形化发展，也导致许多新的社会矛盾，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严重。经济问题引发政治问题，政治痼疾加深经济上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改良再一次证明了托克维尔定律。他企图用人道社会主义来解放被苏联共产党长期蹂躏的人民，使苏共的领导权获得必不可少的正当性，它却直接瓦解了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率先闹起了独立，虽然苏联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上了不少优惠项目，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其他地区，但苏共的领导还是在改革的立陶宛很快就丧失了效力。苏共很多高级领导人至死也不明白依靠物质笼络民心的局限性。这个社会主义联盟的悲哀在于，在它存在了数十年后，立陶宛人却感到“还没有真正在联盟下生活过”。苏联解体不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而是苏共造成的。人民从来都把逃离作为摆脱专制和苦难的方式，移民，偷渡，越界——“誓将去女，适彼乐土”，就像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向西德，朝鲜“脱北者”不顾一切逃往韩国一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独立不过是一次集体逃离，一国人民的整体逃离。
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在竞争中锻炼其严重退化的肌体，以体面竞争证明和获得执政权，但由于它的肌体完全萎缩，完全失去了竞争能力，以致多党竞争一开始就全线溃败。沙皇的改良同样如此，它因为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改良引导革命的全过程。
在所有的欧洲列强中，19世纪的沙皇俄国是最专制的。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英法联军，使沙皇感到有广泛改革改革的必要，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是它的一个重大改革举措，1864年俄国的欧洲部分设立了地方自治会，但总的看来，国家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出现新气象，特权阶层依然把持国家利益，官僚机构没有被触动，贫富差距悬殊。俄国知识分子成为现实的尖锐批评者，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到70年代初期，革命思想在知识界已非常盛行，许多知识分子鼓动“到民间去”，向农民宣传革命。政府被迫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镇压革命和维护稳定的各项斗争中，对社会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加强出版检查制度，严厉禁止罢工和一切劳工组织，尽量限制地方自治会发挥作用。政府在改良和停滞的反复中迎来了1905年革命，苏维埃作为在革命中从社会底层涌现出来的力量——各工厂代表的组织，成为一个对抗政府的有力组织——它将在12年后的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这次革命迫使沙皇颁布诏书，答应实行宪政，给予人民以公民权利，在普选基础上成立国家杜马。但沙皇并不打算把权力交给杜马，第一届杜马在1906年成立不久就被解散。
从表面上看，专制政权获得了胜利，但沙皇政府的危险性仍在与日俱增。新组建的斯托雷平政府为了稳定局势，一方面无情地镇压和消灭反政府力量，一方面着手经济改革，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目的是扩大有产阶级的力量，造就一个有利于现存秩序稳定的阶级。但是，他无法改革既有的权力格局和分配格局，没能解决民众的普遍贫困，而他自身也被刺殒命。政府的对抗力量有增无已，过去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地方自治会、国家杜马，都成为反对它的中心（在清政府最后的立宪改良中，各省成立的咨议局同样也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方面军）。政府每次政治改良不是半途而废，就是随后把获得的有限成果否定掉。1917年3月彼得堡的家庭主妇们要求面包走上街头，成为葬送沙皇政府的大革命的开场锣鼓。革命形势在此后的数月中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变化、发展，坚持立宪主义的温和派组成的临时政府，在迎合大众胃口方面，绝不是极端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对手。满怀激情、对旧政权深恶痛绝的民众要求彻底告别过去，要求一切重新开始，政治敏锐、思想激进、手段老练的列宁施展出他迎合大众需求的独门绝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列宁号召它夺权。在苏维埃夺取权力后，列宁的党又从苏维埃手中接管了权力，然后把苏维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区区4万之众的布尔什维克不但成了苏维埃的主人，也成了国家的主人。
戈尔巴乔夫的改良和沙皇政府后期的改良存在着重大差别，因此结局也大不一样。前者是自觉地改变，改革者以民主作为价值取向，在统治者的利益与公民利益发生根本对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站在公民利益一边，绝对拒绝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他的改良接近一场革命，所以为社会的顺利转型奠定了基础，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在宝贵的和平中获得了宝贵的自由。沙皇政府的改良是为了消除革命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它始终坚持帝国根本法将“不可动摇地予以维护”，对被统治者既实行怀柔政策，也进行恐吓和使用暴力，加速了革命的到来。1917年前的20多年中，俄国社会在急速地激进化，当年民粹派号召农民起而革命，应者寥寥，但到1905年前后，工人骚乱更为频繁，而城市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革命提供了一支爆炸性的力量。沙皇为自己极力守护权力付出的代价不只是失去政权，更是一家老少的生命，俄国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在此后的70多年中要被迫生活在恐怖政治的阴影下，遭受极权统治的奴役。
对于改革，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30年中发生了极大变化。80年代的人们沉浸在突然而至的物质丰裕所带来的满意之中，政治上的宽松气氛让人们普遍有了解放感，民众已经不用担心因为一句对领袖不敬的话语而引致牢狱之灾。经济改革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惠及每一个普通人，社会保持着对政治领导人的高度认同和传统敬畏。进入90年代后，大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迅速削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治国策略得到强化，其政治目标是让民众获得更多经济实惠，提高民众对政治领导的认同度，消除遗留在民众心中的政治敏感问题。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经济的止痛膏只是一种暂时麻痹，接下来的权力乱象产生了更大的政治麻烦。在一个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里，农民成为权力索取的主要对象，对农民的盘剥重征（号称“三乱”，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引起了强烈不满，进入了农民反抗的十年，反抗对象是基层政府，反抗方式主要是集体上访。这时的城市是平静的，打工的打工，争钱的争钱，娱乐的娱乐。到21世纪，跨国公司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地方政府强势介入经济活动，政府收入年年大幅攀高，官员的腐败活动异常活跃，大部分社会财富加速集中到政府和少数人手中。民众反抗从农村移到城市边缘地区，农民为保卫土地同地方政府展开斗争，他们把被政府征用的承包地作为反抗据点，阻止政府施工。反抗的烈度超过农民对“三乱”的抵制。这个时期，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无法被有效控制的传播信息和表达思想的平台，公民权利意识大为普及，对官员的仇恨情绪迅速扩散蔓延，虽然权力依旧强势，但权威已经不在。民众的反抗从城市边缘转到城市中心，反抗主角由农民转为工人和市民，反抗方式由上访转为上街。启东民众冲进市委大院从官员办公室搜出高档烟酒和安全套向世界展示，具有强烈的挑战权力的性质。
世界新一波民主浪潮有力地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家。经济形势的大逆转使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年，对现实充满焦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薄熙来事件引起了剧烈的政治震荡，暴露出权力内部的变化。革命的幽灵开始徘徊。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关于改革的建议、主张、设计，各式各样，纷至沓来。有的认为要从党内民主开始突破，有的呼吁政治强人启动改革，有的提出重回80年代的改革，有的认为必须渐进，有的却提出必须激进。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回到80年代的政策和思路，其可行性的诸多疑问暂且不提，只说一点，它们实行的前提都必须依靠权力阶层特别是权力高层形成共识。80年代的经济改革完全是上层推动的，它在中央获得了一致认同，即使那些被人们认为是“保守的”官员也不反对在经济方面进行“调整”。但在政治改革上，内部分歧很大，并在1989年暴露无遗，此后，不是在改革上取得共识，而是在“稳定压倒一切”上取得了共识。至于党内民主，由于是一场在温室里进行的内部人的民主实验，更加依靠内部人在民主上达成共识，只要稍有现实感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实情，也有每一个时代的对策和处理方式。80年代的经验和做法基于那个时代的问题，不适用今天的时代。80年代最突出的问题是解决温饱，今天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是落实宪法规定的所有公民权利。在政治强人消失后，改革只有在大众层面上进行、获得大众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进，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阻力。
民众的改革共识早已形成，政治现实最有力地证明了民主宪政的绝对必要性。这些共识包括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它们已成为简单的政治常识为人们所熟知，他们知道，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政府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能有效表达。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选票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政治权利，一人一票理所当然，任何人，任何精英，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的选票。他们还知道，法律治理优越于人的治理，再优秀的统治者和精英，哪怕他们都是天使，也不能像法律那样公平公正，那样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在当代国家20多年内的民主化转型中，除了个别国家，其他国家都实现了和平变革，根本原因是全社会形成了民主共识。
要不要民主改革与治理的成效没有关系。国民党在台湾经过蒋氏父子两代人的治理，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小蒋，施政仁慈，作风亲切，堪称明君。缅甸军政府也不是承认自己治理失败才同意交出权力。每一个政府都可以宣扬自己的治理成就，但那些存在的和不存在的成就，不能成为反对和抗拒民主的理由。
要不要民主改革也与文化没有关系。民主仅仅是对政治制度作出的符合政治正义安排，它不是文化的全部内容，它能被每一种文化所吸纳和包容，事实证明，无论是儒家文化，印度文化，还是伊斯兰文化，都能容纳民主政治。阻碍民主实现的从来不是文化，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的既得利益。
抵抗民主的理由可以有一百个一千个，而坚持民主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实现政治正义，目前还没有一种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比民主制度更能体现和实现政治正义。在蒋经国决心放弃国民党垄断政权的制度时，党内反对的人有很多理由表示担忧，蒋经国坚持的理由只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改革的目标其实是明确的，改革在技术上也是简单的，就是放权。这个技术经过全球政治市场的反复检验，甄别，是一种完全成熟的技术，就像中国承接跨国公司成熟的生产技术一样有效可靠。这个技术被台湾的蒋经国、最近又被缅甸总统吴登盛成功地使用过。蒋经国的民主改革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缅甸在2011年实现了军政府向民选的文官政府交权，新政府很快大步迈开了改革了步伐，重大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释放政治犯，开放网络信息传播，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参加议会补选，不久前又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在民主共识下，政府同国内少数民族武装的和谈也取得进展，有报道称，缅甸三年内有可能实现“全面持久的国内和平”。
从人治到法治，树立法律权威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除人治，撤消人治的各种制度，撤除不利于公民权利落实、与公民权利相冲突的各种藩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坚持用法律方法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
一些人推崇改良，是因为它不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能最好地照顾既得利益，但只注重单方面的利益保证就必然忽视其他重要利益。改革不一样。任何改革都会对既得利益提供保护，但它不保护特权利益，它恰好要革除特权利益，没有对特权利益和特权制度的真正清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改革对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只限于对一个公民利益的保护，对正当利益的保护。台湾的民主改革就是要取消国民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但保护它作为正常政党的利益，享有通过竞争获得执政权的权利。国民党在失去了垄断地位后，依靠自我革新，在党派竞争中重新焕发出活力，再度获得执政权。
没有自上而下的革命，就会有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大众的觉醒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约束作用。改良意义上的改革已经没有出路，是死的改革，革命意义上的改革也就是生的改革必须出场，必须全面和全速推进。全面改革是落实公民权利的内在要求，一项权利的落实必定会引出其他权利要求，全速改革是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它能有效地形成改革声势，利用人民的力量推进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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