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用“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大旗统合所有对现状、建制派不满的势力和诉求。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劳工阶级。一方面，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工业制造业由于战争的刺激达到鼎盛，那时的工人只要能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就能保证全家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造就了所谓“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转移到海外，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五大湖、东北部地区，甚至沦为“铁锈地带”，导致国内大量工人失业，普通工人阶级的经济处境日益恶化。与此同时，外来移民增加，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术移民占据了大量诸如硅谷之类的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工作机会。不过这部分移民与美国普通工人并没有直接的就业竞争关系，对美国普通工人的冲击并不太大，关键是大量涌入的外来低技术移民与普通的本地劳动者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抢”走了大量工作机会，进一步导致普通本地劳动者经济状况的恶化。更严重的是，在民权运动和种族平权运动的大背景下，少数族裔成为各种福利政策的优先受惠者，加剧了普通白人劳动者的被剥夺感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美国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革命”以来，一系列“后物质主义价值”开始兴起。与更关注生存、面包与黄油等经济议题的传统价值观相比，后物质主义价值诞生于经济繁荣，衣食无忧的年代，物质充裕的生活被当作理所当然，于是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我表达、文化多元、性别平等、同性婚姻、环境保护等等社会文化议题。这部分群体强大的发声能力，使美国政治关注的焦点从经济议题上转移到社会文化议题上。而那些失去工作、福利减少、经济处境日益恶化的普通白人劳工阶级改善自身经济处境的强烈诉求，却得不到建制的回应。与此同时，这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外来移民带来的多元价值观，也极大冲击了普通白人劳动者信奉的传统价值观念。这些普通白人劳动者感到自己被遗忘、被抛弃，而那些外来移民、同性恋、环保分子等等，就是导致自己过得不好的罪魁祸首。于是，改善自己经济处境、排外、捍卫传统价值观念、反建制等种种诉求，最终汇聚于“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大旗之下，要求来一场彻底的变革。
而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修成正果，在欧洲却铩羽而归，根源也在于，欧洲的财富分配暂时比美国更均衡一些。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 Income Database）今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78年至2015年这三十余年间，法国较穷的50%的人实际收入状况平均改善了39%，最富的10%的人实际收入则平均上涨了44%；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较穷的50%的人的实际收入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1%，最富的10%的群体的实际收入却上涨了115%。资本家吃肉，穷人连汤都没捞着，当然要闹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