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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紀剛（趙岳山先生）半生血淚得一書《滾滾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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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文立
时间:
2017-4-29 10:27
标题:
追思紀剛（趙岳山先生）半生血淚得一書《滾滾遼河》
◆宋雅姿 自由撰稿人
紀剛半生血淚得一書，《滾滾遼河》能在史上留名，感動無數海內外華人甚至日本讀者，除了文學性，最可貴是那90％的真實性，為鮮少人知的東北青年抗日史留下見證。
橢圓透明電梯冉冉上升，山水美景映入眼簾。及至21樓，進入紀剛女兒趙婷為他精心安排的台北寓所，視野更加開闊，關渡橋、淡水河就在客廳大片落地窗前舒展開來。冒險犯難越過滾滾遼河之後，紀剛不曾停止為理想奔波的腳步；而今高齡90，望著靜靜的淡水河，欣賞夕陽無限好，是否會考慮回台定居，安享晚年？趙婷衷心期盼著。
「在東北活了30年，到台灣活了40年，移民美國又活了20年。」白髮蒼蒼仍胸有大志，紀剛表示：「活著，不是對自己有什麼意義，而是對別人有什麼意義。」年輕熱血為國出生入死，中年行醫慈悲濟世，退休移民美國，「不是躲起來了，是到處演講，宣揚中國文化。」趙婷因此打趣：「我爸自從19歲參加地下抗日，整個人生就開始滾滾了！」
留住一頁歷史
今年恰是《滾滾遼河》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連載40週年。長久以來，人們總習慣將紀剛和《滾滾遼河》畫上等號，他的人生也因《滾滾遼河》變得更有意義。一輩子只寫一本長篇小說，從構思到定稿長達23年，說是嘔心瀝血亦不為過，難怪能傳之久遠，在現代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當初執筆不為名利，「是不得不寫的使命和力量」；紀剛告訴自己：「老天爺給你留條命，就是要你寫《滾滾遼河》。」
《滾滾遼河》的完整手稿，是經過兩次修刪調整與重抄後才發表的，共有六巨冊，1994年捐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珍藏，紀剛更補綴一份書中人物索引表併存，以備千百年後研究《滾滾遼河》者的參考，具有文學性價值，更兼顧了歷史性。今年5月，紀剛又將該書草稿、構想筆記及該書前身〈葬故人〉、〈覺覺團的故事〉等篇章文稿，連同畢生收藏的滿洲國主題文獻、多年書信、演講內容等手稿、照片，總計六大箱500多件，慨然捐贈清華大學，並接受該校歷史研究所、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口述歷史訪談。
自4月初應邀返台，紀剛足足忙了兩個月。清大台文所剛巧開設滿洲文學課程，4月13日特邀請紀剛和青年學子座談。他曾目睹滿洲國興亡，「民國20年（1931）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炮擊瀋陽北大營，一夜之間在我們東北弄出個滿洲國來。」那年他11歲，「還不太懂得做亡國奴的痛苦」。直到1937年七七抗戰後就讀大學，「一種自然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覺醒」，熱血青年就在敵偽各大專院校裡紛紛結成祕密組織，展開反滿抗日活動，紀剛也不落人後。所謂八年抗戰，他認為東北抗戰實際長達14年，夠悲情的。也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造就了《滾滾遼河》。
為撰寫此書，紀剛花費許多心力廣泛蒐集滿洲國資料，也寫過〈敵偽時期東北文壇概誌〉，是後人研究滿洲文學極重要的根據。2005年他三度到哈佛大學圖書館演講，和歷史學博士生李卓穎相談甚歡，即有意將珍藏多年的資料及手稿委託對方整理保存。當時還是學生的李卓穎怕無法擔此重責大任，在學成歸國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後，馬上積極聯絡，爭取由清大圖書館來保存文獻。在此期間也有瀋陽918博物館、台灣文學館表達希望收藏之意，不過基於前緣，紀剛決定依初衷交由李卓穎處理，乃有今年返台捐贈文獻資料之行。
捐贈儀式5月21日上午8時在清大圖書館舉行。當晚7時紀剛又出席「清華論壇」應邀為主講人，會後獲頒「厚德」獎章。論壇主題「記憶、反省，重回風雲變幻的滿洲國時代」，70年前抗日反滿的熱血青年，如今成了一部活歷史。他強調滿洲國之滅亡，「不是敗於國民黨，也不是敗於共產黨，而是敗於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紀剛指出，日本人把中國抗日勢力當作「第三顆原子彈」；他和大批同志被捕蹲獄不屈不撓，「滿洲國警察還在公文中提到我們是可敬的敵人。」
《滾滾遼河》的「滾滾」這兩字，也正足以形容當年中華兒女的熱血澎湃。以親身經歷寫下「覺覺團」（己覺覺人之意）故事，紀剛主要是想記錄那個時代，但又不想寫成回憶錄，所以決定以小說方式呈現。「別人寫小說，常常苦於資料太少，為虛擬人物、構想故事大費周章；我寫《滾滾遼河》反倒苦於資料太多，為選擇人物（全由真人捏塑）、虛化事實大傷腦筋。」初稿完成後，謙虛的他沿台灣本島由南向北畫了一條「看稿線」，和當年同志整整討論一年，來往書信竟超過15萬字，最不容易通過的一關是住在台中的羅大愚（地下工作總負責人），因為事先曾約定「感情發洩由你，工作萬不可失真。」大愚先生精批細閱幾近吹毛求疵，特別提示「本書必須向讀者負責所述歷史的真實，雖小說家言，讀之亦不啻讀史。」在此原則下對小說殺伐頗重，紀剛還曾在某次赴台中當面討論後，深夜為此「思前想後的泛起一切委屈，整整哭到天明。」
半生血淚得一書，《滾滾遼河》能在史上留名，感動無數海內外華人甚至日本讀者，顯示大愚先生對歷史的堅持自有其遠見。此書不僅暢銷而且長銷，1970年由純文學出版，印行60版後，1997年由三民書局購得版權重新印行，至今仍上得了檯面，除了文學性，最可貴是那90％的真實性，為鮮少人知的東北青年抗日史留下見證。昔日好同志尹生「欣見冰封的故事解凍」，指出「此事關係著日本軍閥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成敗，以及偽滿帝國的存亡」，來台前後曾感慨：「歷史給我們一頁，可惜我們一字未寫，那一頁便翻過去了！」所幸有心人紀剛來台20年，終於寫出《滾滾遼河》，留住了這一頁。
愛國情操與文學思想的啟蒙
離開東北60年，紀剛鄉音未改，豪邁不減。他笑言：「文藝圈知道我本名的很少，一提《滾滾遼河》倒是頗有人知。」1920年10月出生於遼寧省遼陽農村，紀剛本名趙岳山。趙家算是大家族，各房分居而不分家。「我們南城的家離鞍山不到八里，每年全家辛勞只夠吃飽，房不能多蓋一間，地也沒法多賺一P。為了擴展家族基業，我父親奉命去闖邊外，到北部泰城開荒。」就在初小二年級寒假，他隨父母到邊外（北大荒），住在蒙古人眾多的部落，沒有學校，只有私塾。「塾師好像還不知道有民國，我們從三字經、百家姓讀到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只背誦不講解。」
他是趙家長孫，為了求學，一年後即離開父母回老家，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南城鄉下的村立小學已經很現代化。東北大帥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少帥張學良為了國仇家恨，決心擁戴中央，立刻將滿洲國旗換成青天白日旗，實行革命教育。學校採用新學制和新時代課本。」白話文教科書第一課便是「小孩子合起來，打敗大孩子；小國合起來，打敗大國！」
最讓他欣喜的是「老師很年輕，是從省城來的，教法生動活潑。唱遊以外還教我們開辯論會，更在課堂帶我們演話劇，演的全是黃花崗72烈士的故事。」也許民族愛國情操就在此時萌芽。
這位堪稱紀剛「革命啟蒙師」的王會風老師，從瀋陽師範畢業就志願下鄉服務，他建議提高地方教育水準，校董會於是決定增建校舍，把村立初級小學（只有四年）辦到初高兩級小學（高小兩年）。借用鄉紳廂房上課期間，王老師只因和鄉紳孀居的女兒多談了一些話，竟觸犯鄉村大忌，人多嘴雜，越傳越難聽，最後連學生也因此憤而罷課，領頭的是高年級班長又是校董會會長家的孫子趙岳山。「王老師向祖父表示，本應立即自行辭職，但學期中不容易找人代課，希望能教到學期末，免得耽誤學生課業。祖父就叫我到各家去找同學回來上課。」
臨到暑假，大家早把這事忘了，「一聽說王老師要走，就都想起他的好處來，又懇求他下學期再來教我們。」王老師堅決要走，大家含淚排隊相送，從校門口送到村子頭又走離兩三里，王老師終於在一片青苗的田埂邊說了一席讓紀剛畢生難忘的話：「我很高興你們會罷課，罷課就是小孩子合起來打敗大孩子的革命行動。不過這只是革命教育的第一步，更重要的第二步是，行動以前要有理智的思考和是非的辨別，不要捕風捉影，人云亦云。」
就在那年秋天發生了918事變，「那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卻給我變出一個升學機會。」按趙家家規，男孩小學畢業就要下地種田或放豬放牛。918事變剛巧是紀剛小學快畢業那年，東北有一段無政府時期，鄉下盜賊群起，祖父拋下鄉間房屋田產，帶領一家人進城避難。「在城裡，無田可種無牛可放，我才有機會進遼陽初中。」
初一國文課本文言、白話參半，可是國文老師楊沛如「單挑白話文來講解，課文不足的，就從關內刊物上選一些新詩、散文或短篇小說做補充教材。他常說新青年要有新思想，也就是自由思想，所以作文課很少出題，要我們就各自的生活經驗或想說的話自定題目。」他記得有同學調皮說不會自由思想，楊老師就一次出了三個題目：夜海孤舟、山崖小松、炎陽下的大豆田，給大家自由選擇，「讓無論從海濱來的、山區來的或農村來的同學都有話可說。」
雖然後來學醫，紀剛對文藝寫作一直很有興趣，從事地下工作時，常在刊物發表文章鼓吹抗日思想。他說：「我能用白話文寫些東西，自然是承五四文學革命之賜。但我也得感謝初二教國文的老夫子，強逼我們背誦那30篇古文觀止，使我還有能力研讀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
老夫子姓楊名慎修，人如其名，不苟言笑，和初一的楊沛如老師相反，「全部講授古文，講一課背一課。他的要求似乎嚴苛，講法卻特別輕鬆，很像茶館的說書人。一句話，他把古文講活了。那一年，他只教了30篇古文，同學們也都會背誦，像弔古戰場、祭十二郎、辯奸論、陳情表等，到現在我還能背上幾段，真是受用不淺。」
小學時，紀剛看了很多舊小說，中學曾喜歡新文藝，卻從未想過自己會搖筆動墨。當初回南城，爸媽不在身邊，爺爺奶奶各有事忙，放學、放豬回家，就自個兒靠著窗戶看起舊小說。「鄉下沒有現代小說。家裡的舊小說也夠看了，小八義、大八義、七劍十三俠……，看得津津有味，還學到行俠仗義鋤奸要靠自己的智慧、體力。比方如何進屋狗不咬、走動攀爬不出聲……。」後來發現這些智慧在執行地下工作或逃難時都派上用場，「例如從四平往瀋陽逃時，暗夜中知道哪面牆白天日曬吸有熱氣，可以靠著好好休息。」
就讀瀋陽文會高中時期，紀剛得了「狂讀症」，創下一年讀上百本閒書的紀錄。除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古典文學，還在敵偽統治下暗地讀了許多由津滬運來的五四之後的新文藝刊物。「那時任何主義思想都令我頂禮膜拜，正所謂滿天星斗俱是神仙。」既然什麼書都讀，讀後總有一些感想，「但因為沒有寫筆記，時過境遷也就隨風而去。」
地下抗日時期
進入遼寧醫學院，自覺是人生重要階段，紀剛決定做些「靈感的素描」或「思想的剪影」。自知無法按日動筆，不能稱日記，乾脆取名「反應集」，並在卷首寫下：「我不願把頭腦弄成儲藏庫。我希望它是個反應爐，把生活中的見聞和書本上的資料都送到裡面燃燒，化為我生命的能量。」於是一篇篇讀書心得、一件件時事感懷，都不定期又偶然地記下來，幾年間也累積成百頁稿紙的20大本。可惜某次避難受組織指示必須清除文件，只好痛下決心全部燒燬。「因為反應集中的文章，等於是思想犯的自白書。」
大難過後，頭腦依然不停活動，又仿「反應集」模式，開始「潮華集」篇章。「因為思想如浪花，不用筆把它固定顯影，很快就會化成泡沫。」不過，前後兩集筆記性質大不相同，前者感性，後者理性。這些文字從未發表，但對紀剛而言，「也許這兩集隨筆才是我的處女作。」 他第一篇發表的作品是1940年登在長春《新滿洲》月刊的〈出埃及記〉。該小說借古諷今，取材聖經故事，啟發東北同胞反抗日偽統治。第一次投稿，紀剛有意測試公開發表的言論尺度，沒寫地址，不用本名，化名「王冊」，是因這兩字合起來為「珊」，是趙岳山第三字的諧音。見文章刊出，他佩服編輯「膽子也夠大了！」也慶幸「日本人還查不出端倪」。
為了善用文化宣傳力量，地下組織一面鼓勵同志爭取偽滿刊物編輯職位，一面成立東北通訊社，發行地下刊物，包括《東北公論》月刊、時事週報及文藝性的黑白叢刊，都是薄紙油印的袖珍本，在同志或半公開的外圍團體中廣為流傳。紀剛因此積極提筆，1941年編寫劇本《虹霓》，召喚醫護人員參加祖國抗戰；1944年創作長篇小說〈夜行人〉，可惜在黑白叢刊登了幾期就因任務繁忙而停筆。
遼寧醫學院「覺覺團」可謂地下抗日時期最成功的一個工作單位，紀剛且名列地下總機關重要幹部。這位同志口中「豪放、瀟灑、急智過人的辰光兄」（辰光是他在組織的專用化名），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我父親有三個兒子，我替他向國家奉獻一個，並不為過。」他從小聽祖父告誡「絕不做亡國奴」，所以當負責人找他參加地下總機關，專任督導北部組織，他毫不猶豫答應了。由於必須隱姓埋名，切斷家庭、社會關係，「出走」前，他到泰城家中辭別父母，佯稱入關到北平求學深造。既裝作遠行，就不能不收下母親當場從左手無名指褪下的金戒指以及叔叔給的旅費；這兩樣「路資」，紀剛都先後捐給組織了。「唯一不安的是，我雖沒有遠行，但也沒辦法依母親的叮嚀早日回家。」即使車過泰城，也只能過家門而不入。更心疼的是「因為我出走，使七十高齡的祖父坐了一陣日本憲兵隊的監獄。」
1945年5月23日，在日方大規模搜捕下，紀剛和負責人及千餘同志在東北各地被捕入獄。「我可能是最蠢笨的犯人，初期審訊那七天，只是把心一橫，什麼話都不說，筆錄上沒有一行字，因此遭受毒打也最多最慘。」
知道自己是會判處極刑的要犯，紀剛心想「早晚都是一死，何不早死早安心？」他在獄中自殺三次，上吊、割動脈放血，最後採取絕食，都未能如願。「真該死！我又復活了。更難堪的是，一切病苦煩憂、恐懼不安都隨著復活而復活。」7月下旬，負責人通知大家要鍛鍊身體，「我們就在獄中不停地做復興體操，不會復興體操就做偽滿的建國體操。敵人不明白，我們也不明白，但意會是要大家振作應變。」直到8月中旬，盟軍連投兩顆原子彈，日本人見大勢已去，將受刑人押解往吉林。8月14日，紀剛一行便在途中被獄外同志所救。隔天，日本天皇發表投降文告。
好不容易抗戰勝利，天下並未太平。8月18日上午，蘇俄紅軍分五路浩浩蕩蕩進駐長春（原偽滿首都），剛展歡顏的東北同胞又升起無邊陰霾。國民政府只通告「各安生業，靜待接收」，卻遲遲未有消息。「我們這些因抗日而得到老百姓尊敬的同志，又組織東北光復軍。到了北邊，蘇聯帶著林彪，把東北物資全搶走了。土地搬不走，就先抓我們。」紀剛感慨：「沒想到死在共產黨手上的同志比抗日時更多，變成又得逃命。難道這是東北同胞的劫數和宿命？」
抗戰勝利枯草逢春
感情方面，這位英雄也兩頭落空。他記得當年流行一部俄國小說，形容革命者的感情得像一根枯草，「有點水分都不可」。他曾經歷兩段似有若無卻魂牽夢縈的感情──學校醫院小護士孟宛如（宛如一場春夢）、革命夥伴黎詩彥。「那種地下工作，有感情也得要拋棄，尤其升做領導人隨時可能遇難，只好甘做枯草。」
抗戰勝利，枯草逢春。紀剛說：「什麼夜行人、苦行僧（他寫過的文章篇名），我都不要做了，陽光、花草、清風該多好！」而此時宛如已與另一位同學訂婚，詩彥則離散他方。所幸後來經同志介紹，認識了「兼具宛如風儀與詩彥智慧」的甄青。這位尚在瀋陽東北大學就讀的圈外女友，「沒有泥土氣，沒有脂粉氣，沒有社會氣」，很純很醇，清新天真，在他看來，就像介紹人所言「有一種叫人說不出來的逗人喜歡的特質」。更令紀剛折服的是，「她年紀雖小，卻有知人識性的慧眼，透過我複雜、煩亂、激動、不安的情愫，捉住了我不變的本質。」不久，這位本名朱紀的奇女子就成了陪伴紀剛一生的趙夫人。
小女兒趙婷見證父母感情極好，從未吵架。「到現在，媽媽還是稱呼爸爸『辰光』，可見他們革命感情有多深厚！」朱紀雖非同志，卻是覺覺團弟兄一致認可的好媳婦。婚後她回瀋陽繼續學業，紀剛則繼續領導昔日同志奔波冒險，反共抗俄，保鄉衛土。1946年3月共軍攻陷四平時，紀剛生死未卜，音訊斷絕，朱紀因過度焦慮得了「急性躁狂症」，失魂落魄，滿口胡話。見了紀剛，還迷迷糊糊，半天才問：「你是辰光啊！」慢慢回過魂來。
為了治好妻子的病，紀剛帶著她離開瀋陽飛到青島。先在老學長的私人醫院幫忙，不久由於海軍擴編缺乏軍醫，在學長推薦下，扶護著朱紀登上運輸艦，至南京海總部報到，分發海軍第二醫院服務。1949年隨海軍撤退來台，擔任隨艦護眷醫師，也護著有孕在身的妻子。
登陸高雄左營，軍方即在安置眷屬的鳳山建立醫護所，先由紀剛負責。半年調回海軍司令部，又被陸軍「挖角」，派到台南第四總醫院，先在內科服務，因院方缺少小兒科，被送往夏威夷受訓四個月，回來擔任小兒科主任。「台灣治療小兒痲痺的沙克疫苗，最早就是我從美國帶回來的。」
台南第四總醫院一向是成功大學新生的體檢單位，紀剛為免除新生上醫院的麻煩，主動帶領幾位醫生到校服務，竟因此被聘為校醫。每週到校兩次，每次兩小時。
學校醫務室沒什麼大事，「學生們卻很愛來找我談文論藝，或請我做一些心理輔導。」成大還請他上台演講，第一次講「愛與情」，就大受歡迎。
軍醫待遇菲薄，紀剛官拜中校，月薪才108元，妻子在長榮女中教書月薪倒有350元。1962年他以院內體檢發現腸內病變，奉准提早退役。隨即在台南市府前路16號租棟兩層樓房，自行開業，並未隨俗用「趙小兒科」，而發揮創意取名「兒童專科醫院」。他在四總院創立的民眾診療所，累積了一些民間人脈，因此開業當天就不斷有病人上門，「竟然一邊搬家還一邊看了300多位病患。」連三輪車夫都主動把病人拉到他的診所，推薦說：「專科醫院比較厲害啦！」
用耳朵去聆聽孩子的哭聲和媽媽的訴苦，以笑容去撫平孩子的恐懼和媽媽的愁容──這就是台南人眼裡的趙醫師，作家保真兒時也是由媽媽小民女士抱著來掛號的常客。紀剛在台南行醫20多年，醫德好，評價高，不少早年的病娃兒，成家後又牽著孩子來看「祖父級」的趙醫師。
趙醫師還是府城南區扶輪社創社社長，與各行各業朋友談天論事，豪氣不減當年；對種種不同背景的人，也總能看到對方的好處。一位遠房親戚曾用北方話稱讚他是標準的「好樣兒」──好醫師、好丈夫、好爸爸。趙婷也笑說，小時候覺得他是「可以欺負的爸爸」，脾氣很好，幽默風趣，不擺架子。身處女人國，紀剛自我解嘲「最高紀錄曾被七個女人包圍──太太、三個女兒、兩個護士、一個歐巴桑」。三個女兒分別學物理、森林和醫學，他得意地說：「強將手下無弱兵！」老大伊娜小名Enough，劫後餘生的滿足俱在其中；二女一麗赴美轉而從事電腦工作；小女兒趙婷曾任榮總主治醫師，現自行開業，算是承繼衣缽。
23年孕育《滾滾遼河》
由於紀剛很少在孩子面前提往事，趙婷直到高中正式讀了《滾滾遼河》，才知父親那段出生入死的歲月。「難怪他晚上常做惡夢，大喊：哎呀！我的媽呀！雖然這是類似越戰症候群，但我想他其實也滿想自己的媽。」每年寒暑假一定赴美探望兩老的趙婷，有一次終於忍不住問父親為什麼如廁總是不關門而只虛掩，父親的回答令她心酸：「當年被日本人關怕了！」
撰寫《滾滾遼河》是同志們對紀剛的寄望，他也覺得「對歷史對死難的同志，必須有所交代」。此書長達23年的寫作過程也是傳奇，先在1946年流亡青島時寫下〈葬故人〉，東北淪陷後以悲憤之情寫了〈滾滾的遼河〉，進而寫〈愚狂曲〉。可惜來台初期因生活所迫停頓了下來。不過當年患難弟兄每年「五二三」一定團聚，紀剛立志重寫《滾滾遼河》，是在「五二三蒙難日20週年紀念會」。1965年私人診所已漸上軌道，白天他開始在滿壁書櫥的診療室裡，把握診餘空檔，「病歷與稿紙齊飛，醫學與文學共一室」，晚上9點又準時上樓寫到12點。45萬字的著作終於一氣呵成，再經妻子及五位至友輪流斧正後，1969年春天，全書35萬字定稿。「說也奇怪，稿清付郵，藏在心底的故事彷彿也一一歸位，就此清淨明朗。」
1969年8月10日，《滾滾遼河》以趙岳山本名（以示負責）開始在《中央日報》副刊連載，至1970年2月15日，共183天。「連載半個月後，國史館館長柳長勛發現這小說的歷史價值，找我去，希望提供東北抗日的相關史料。最後，國史館把它彙編成《東北地下抗日史狀》。」抗日初期曾於平津從事地下抗敵工作的作家王藍，看完《滾滾遼河》，因為「太喜歡、太感動」，激動得給素昧平生的作者寫了一封信，直言：近年來，以地下工作為題材的小說因閉門造車，多半寫成了「間諜香豔打鬥」，侮辱了那些犧牲奮鬥的同志。《滾滾遼河》清清楚楚、活生生地告訴世人，甚麼纔是「地下工作」。 此書由純文學出版，1970年即獲第五屆中山文藝獎，中廣首先製作為「小說選播」，全國聯播；復興電台再製作為「廣播小說」，於全省13台巡迴播出。1984年又由中視改編為黃金時段連續劇。
《滾滾遼河》在當年的敵國──日本，也引起很大迴響，出現兩種譯本。創價大學山口和子教授在哈爾濱出生，受中國教育，深受書中各種「人間的情感」所感動，1973年一字不漏地譯成日文，希望日本人看了得以反省。另一位譯者加藤豐隆，曾在偽滿日本警界服務，譯書目的是「超越任何立場，這是所有日本人都應一讀的作品。」1983年5月櫻花季節，紀剛應邀至創價大學做了一場相當感人的演講，蘊涵高貴的人文情操，也對中國文化有相當深刻的闡揚；並在觀賞創大學生演出的《滾滾遼河》舞台劇時，激動得老淚縱橫。
為中國文化請命
從大時代走過來，目睹民族希望在政客黨爭中被扼殺，「求個明白，摸索生路」成了紀剛劫後餘生思考的課題。《諸神退位》是他跨越《滾滾遼河》之後的巨著。「當我以研究者的立場分析《滾滾遼河》時，才發現覺覺團弟兄的行為動力，一方面是歷史環境的驅使，一方面是中國文化的實踐。」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真精神是「小我與大我的合一，個體與群體的共命」，因而創造「群我文化觀」，並用這觀點寫了多篇文章，發表在各大報副刊上，1990年結集為《諸神退位》（允晨出版）。本書受到「群我倫理促進會」李國鼎的注意，囑其寫一篇〈從群我文化觀談倫理重建〉在該會年會時發表，會中文建會貴賓認為它是對中國文化一個既傳統而又現代的觀點與說法，易為現代青年接受，囑其鋪展為一冊大眾化的讀本，編列文建會人文思想叢書，原書名定為《原來如此》，1995年易名為《做一個完整的人》出版。
一向對妻子呵護有加的紀剛，不忍老伴長年受氣喘所苦，1989年赴洛杉磯定居，於當地「中華之聲」電台製作「文藝春秋」講座。這兩年又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退休大使、大學校長等，「一群有臉卻不想露臉的人」，組織「美華論壇」，發表演講，建立理論，宣揚中國文化，「我來了，就是孔子來了，中國文化來了！這是我們的心情和期許。」他在美國的書房「留望齋」，是好友鹿橋所題，上書「留望非流亡／流亡痛斷腸／白山與黑水／河黃又江長／身存漢家國／心似遊異鄉／而今涉大川／越海更飄洋／五洲華冑聚／寫作講演忙／文化播種籽／處處是梓桑」，是旅美生活的最佳寫照。
年事漸高，這一年多來，紀剛苦惱的是提筆忘字，「現在手不能寫，但是還有很多思緒滾滾而來。」喜歡思考的他，考慮用錄音機代筆記下所思所想，因為「許多事也沒有人說個明白話，我這人經歷事情太多，死裡逃生，更有資格發言。」至於能藉著《滾滾遼河》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來宣揚中國文化，他感謝上帝賜給他的智慧；此書歷久不衰，他深信是「上帝肯定那個時代，上帝恩待那個時代，上帝也紀念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不可埋沒。」
【中央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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