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院长新官上任搞了几场学术活动，我因心脏病在家休养未能参加，但我在校园网上看到了俞院长关于“政治学公理”的学术讲座报道，讲得生动而又深刻，读后感触良多。
俞院长认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学科，象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也有自己的公理。政治学的公理更侧重于政治现象背后运行的规则，违背这些规则便会受到惩罚。研究政治学背后运行的规律，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政治学的本质，即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而且有利于指导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他举例当今公务员压力大、官员社会评价低、官场信息失真等，就体现出“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政令须出一门”；“由上至下的决策指令信息与由下至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等政治学规律，讲的是民主。又如当前反腐力度加大、反贪法律众多（多达102部），但腐败还是屡禁不止，问题在那呢？俞院长强调：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形成“封闭的环”，才能保证不会被滥用。这讲的是权力监督，都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俞可平院长总结了政治学的三个公理：第一，人类社会都有共同的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尊严、安全与和谐是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第二，政治制度是近代的产物，从国家与公民的角度来讲，是国家与公民签订的合约，国家的宪法是公民与国家订立的最高政治合同；第三，人类发明了众多不同的制度，其中，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总结得是多么好啊！民主、宪政其实就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文明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居然一段时间内在中国舆论场绝了声，成为敏感词汇，而俞院长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将其挑明了，作为部下，能不振奋！
我认为俞可平院长讲的政治学公理，其实就是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尊严、安全与和谐是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依据这些价值，国家与公民签订“合约”、“宪法”，依宪行政，实现民主！俞可平曾以部级高官身份发声：“民主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为什么要拒斥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我们不但不能拒斥民主，也不拒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不拒斥普世价值。其实前总理温家宝曾多次讲到普世价值，但后来讲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声音被压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有人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概念，又“认为民主是虚化的”、“民主是西方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属于西方”。对此俞院长举证反驳说：根据确切的历史证据和文字记录，民主起源于公元前1100年的黎巴嫩，“所以民主绝对不是独属于西方的价值观，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经验的普遍总结，是现已成为全人类共识的思想制度成果，不分东方和西方。就拿民主制度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误导，在我国一讲就是西方欧美，古代则希腊、罗马有元老院，有选举。殊不知此前西亚商业民族腓尼基人，更早推行了城邦民主制度，有议事会和公民会议，拥有审议权，并由选举产生的官吏“萨菲塔斯”，来管理社会事务。上古时欧洲很落后，亚非更先进，航海民族腓尼基人沿地中海向西殖民，不但把民主议会制度传到了希腊、罗马，还把腓尼基字母传到了欧洲，这就是现在26个拉丁字母的源头。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传播，离不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拒斥文化交流是愚蠢的，谁拒斥谁就落后。上古东方先进的亚非闪含文明哺育了西方的希腊、罗马，近现代西方欧美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又被及东方，在全球化浪潮中，普世价值得到彰显。
俞可平院长又谈到“民主与民生紧密相连”，因为公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背后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背后便是公共权力的分配。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民生也不能忽视，公平正义决定民心向背，决定民主政治的质量，所以说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好东西！我国公布的24字社会主义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除排列顺序与俞院长前面提到的“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稍有不同外，基本上一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24字社会主义价值观大体上就是普世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既然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一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斥或反对呢？
社会主义的普世性，在当今世界看也是很明显的，欧洲各国社会党都主张社会主义，北欧瑞典、挪威的社会党长期执政，英国的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也常常被选为执政党，这种情况在各大洲也都存在。社会主义不一定是马列，不一定讲阶级专政与斗争，不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我国公布的24字社会主义价值观，就以民主与和谐取代了专政与斗争，民主温和的社会主义才是全世界人民可普遍接受的。美国的社会党没有影响力，但民主党却较重视公平正义，罗斯福新政有“福利社主义”色彩，所以说社会主义政策在各国都有市场，与资本主义也没有必要斗个你死我活，可以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趋同混一。中共十六大党章就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表述悄然删除了。
俞可平院长强调：“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政治学中重要的公理”。中国当前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政治学理论的支撑，政治学界要将“政治学公理”向社会各界揭示，以学理影响改革的进程。我们政府管理学院老师，则首先是要将“公理”向我们的学生讲深讲透。可惜我国的政治学相较于经济学等以及社会的期许，还相对落后，大师阙如，谈不上具有政策影响力，也没有太大的学术影响力。
政治学是一门关系人民福祉国家治乱兴衰的大学问，中国古代虽未见希腊亚里士多德直名曰《政治学》的著作，但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都围绕着政治权力论学，其内容主要是治国理民的政治学。近代西学东渐，严复译《群已权界论》，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张，学科设置就有“政治门”，政治学乃西学（又称新学）之重镇，民国艰难时局中也得到可喜发展。中共建政全面引进苏联模式，1950年代进行“院系调整”，政治学有如社会学等被目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消，马列科学社会主义被认为才是真正的政治学，社会就是大课堂，政治学竟被目之为文革癫狂所谓的“突出政治”。
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北大政治学系才得以恢复，本人即为该系引进的第一个博士，其实学的是隋唐历史，属半路出家。然环顾四周同事，个个都是搞马列出身，有搞政治思想教育“上大课”的，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的占大头，另有搞科学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这些人合起来就成立了“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至今30年引进洋博士局面有所改观，但“左”的面貌“突出政治”那一套仍不退色，中共党史至今仍被死抱为“重要方向”，据说培养了“两百多个”党史硕士生，全国范围则有好几万，这就是政治学吗？国家省部级课题领了很多，都是为当局叫好疏解跟风，缺少独立之政治批判精神，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研究“治理现代化”，甚至说新儒家是反共的要不得，与中央保持一致成为政治的婢女。北大如此，其它院校政治学系又当如何呢？
俞可平来北大振奋政治学，来得非常及时！但也任重而道远。就象我国改革之初经济为先，北大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人起了很大作用一样，现在改革进行到第38年，政治上必须有所突破，政治学界需要厉以宁式的人物，出来为僵局解套，理论上得有说法，不能连政治体制改革都禁声不敢提了！民主宪政竟不准讲？先经济后政治，现在是政治体制应改而不敢改的紧要时刻，中共高层也很揪心，怕一发而不可收拾，“牵一发而动全身”。2012年曾有军方人士公开发文：“不改革死路一条。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现在2015年都过去了，四年时间不算短，理论准备有何进展呢？没有！不但没有任何进展，而且还出现大抓老旧意识形态向转左的倾向，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提到了历史选择的关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沉潜不发声啊！
已退休的老总理朱镕基沉默了十年，最近也挺身而出，发出了忧国忧民之叹，他说：“在相当一部分官员中，告别改革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一群反对继续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他指出：“一些人提出否定改革开放，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障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改革没有回头路可走，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汪洋副总理说：“解放思想，黄金万两！”如何解放思想呢？我看必须打破意识形态障碍，清除脱离现实的老旧教条，让思想冲破牢茏！搬掉改革路上的拦路虎。现在尤其需要政治上的新思维，俞可平院长在北大演讲“政治学公理”大谈民主，认为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素，但不是民主的一切，不能搞选举崇拜，民主也需要协商，需要公共参与；民主国家要最大限度地鼓励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参与，“需要建立一系列确保公民人权的机制”。民主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使得公民活跃起来，使得公民的参与度与参与热情提高起来。这些言论，出自高官出自院长，振聋发聩！另一高官于幼军回中山大学当教授，敢发声讲文革，也引人注目。改革需要重新破局，所谓“不是惧怕民主”，民主之路谁也阻挡不住，而就当前来讲，应该放开言路允许人们说话，政治上长期僵持禁锢思想，的确不是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