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日本特色。最大的日本特色，要数日本宰相的频繁更换。而最近表现强烈的日本特色，似乎非“笨蛋选举”莫属。2011年8月30日，一场日本媒体眼中的“笨蛋选举”诞生了该国5年以来的第六位首相。日本媒体此前从几名候选人的姓中各取一个字，把这次选举戏称为“马鹿野郎”选举，而这四个字所对应的正是“八格牙路”的汉字写法，其日文的原意为“笨蛋”。也有网民随即跟帖说：“不是笨蛋，能当上日本首相吗”？！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对此网民的态度和观点都无法苟同，日本媒体敢说自己政府的选举是“笨蛋选举”，至少说明了日本的国民不“笨”，也说明了日本政府就是再“笨”，也笨不到哪里去。比如中选网上作者戴建业的文章说，要知道，日本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在世界上除了山姆大叔以外，就要数到他们了，但他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更是中国大陆的十三分之一。日本人自己可以说自己是“笨蛋”，但中国大陆中国有资格说人家是“笨蛋”吗？文章作者在回复上述网民时反问道：你们真觉得日本首相是笨蛋吗？难道都要像中国大陆这里，总理一干至少就是8年，或者一直干到死才算聪明？难道非要像卡扎菲那样一口气连干42年，才不是笨蛋？从美学上讲，幽默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嘲，中国大陆一直只知道嘲笑日本，但可笑的不是日本反而是中国大陆自己。
在此之前，《环球时报》8月27日的社评文章《(日本)“换首相连续剧”引人发笑和深思》，一看标题就明白，“发笑”是出自内心的，所谓“深思”反倒无关紧要了。文章把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看成是该国面对长期停滞，导致社会焦躁不安，日本政治更像是急病“乱投医”，甚至是“破罐子破摔”的结果。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但问题是：日本政治究竟是不是病急“乱投医”？人家到底是不是在“破罐子破摔”？到底最后是中国大陆看日本的笑话？还是人家反过来会看中国大陆的笑话呢？中国大陆就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吗？至少，《环球时报》从上到下都不可能有这种自信。与此同时，另一位网络名人、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8月30日也发微博说：“野田当选为日本新首相，我的问题是，他能干满一年吗？下一位日本新首相又该是谁了”？对此，戴建业在文章中点评说，我对中国大陆人的这种心理相当困惑，当即给这条微博发了条评论说：王先生何必要为日本着急呢？日本人天天换首相也还是日本，日本首相都知道什么叫廉耻，更何况，日本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人家早就实现了依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历任首相不过都是在完成“规定动作”而己。就算每天换首相，人家也照样是科技、文化、经济昌明，人家更是照样年年拿诺贝尔奖。
戴建业的文章又说，刚刚下台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任时，虽然没有什么亮点，却也没有什么劣迹，400多天的执政一路上磕磕碰碰。几乎隔三差五地就要给国民赔罪道歉不说，直到不久之前的民调显示，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再创执政以来的新低之际，70％多的日本人齐声高喊“送客”，菅直人只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看来在日本做首相，比不上在中国大陆这儿做首长那样风光，尽管首相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却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职最高偏偏任职最短，权力最大居然磕头最多，更何况，日本首相去留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民众的满意度高你想扳也扳不倒，民众“不高兴了”首相想留也留不住。
本首相频繁更迭固然有其负面因素，但同时更应该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就连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工作稍有疏失就必须引咎辞职，业绩平平也得鞠躬下台。他们同时也给全体国民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有担当精神，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羞耻。有什么样的政风，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在中国大陆这里大行其道的“厚黑学”，估计在日本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记得前些年闹禽流感时，日本北海道一个小餐馆里用了几只病鸡，被当地媒体抖出来之后，餐馆老板在餐桌上留下纸条“愧对国人！”他们夫妇当晚便以自杀赔罪。这则新闻当时就让人感到震撼，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到瘦肉精和地沟油，不知害了多少同胞的性命，可至今还没有听到有哪一位因此而羞愧自首，更别说什么因羞愧而自杀了。从记事到如今的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见过像日本首相那样，堂堂正正辞职的中央高级官员，除非民怨沸腾害怕闹出大事，偶尔也会让一些中低层官员出来当替死鬼。即使像三聚氰胺造成几十万儿童患肾病或死亡，也没见到一个副总理级的官员被免职，建国六十多年来总该有做得不好的总理吧，可是，至今却没有见过一位辞职的中国总理。那些巨贪更不知廉耻为何物，几乎是抢劫国有财产，抢到手后就卷款外逃，却很难被追究和法办。
戴建业的文章最后感慨说，将中国大陆的官场与日本的官场比一比，哪个官场更清新洁净，哪个官场更臭不可闻，即使是鼻子有毛病的人也能闻得出来。这样的民族可敬，也更可畏，中国大陆人可以不喜欢人家，但却不得不佩服人家。在嘲笑别人是“笨蛋”之前，最好先找精神医生看看，自己是不是弱智；在嘲笑别人丑陋之前，最好还是先找面镜子，照照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有道是，人不知耻，必然无耻；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不过，日本总理菅直人于8月26日正式宣告辞去总理职位，8月30日民主党选出新总理。民主党执政两年，换了两位总理，还真令世人感到吃惊。日本是世界7个先进国之一，也是亚州唯一一个挤身先进工业国。日本频繁变换总理，给世人印象是政治不稳、“短命”。
日本战后至今的历代首相，从1945年8月17日的东久迩宫稔彦王计起，到现在的管直人为止，一共有三十四人，平均在任时间不到2年，执政最久的是1964年上台的佐藤荣作，做了7年6个月的首相；超过3年的只有五个人，就是吉田茂，岸介信，池田勇人，中曾根康弘及小泉纯一郎。其中最短命的，除了败战后的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做了54日，之后便数羽田孜，只做了64日首相便下台。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日本选民把手上的选票投给了日本最大的野党民主党，结束了自民党战后60多年“一党专政”的局面。刚上台执政的民主党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只做了8个多月就因为政治献金丑闻而被轰下政治舞台。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主要是政党内派阀权力斗争之故，而现在的日本政治家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亦是现下日本人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管直人首相就因为震灾、核电对应不力而导致他的下台。他的任期只有1年3个月，比前任首相鸠山多7个月。
日本的政治派阀权力之争由来已久，昔日的自民党如是，现在的民主党亦一样。民主党最大的派系是小泽派，拥有百多名议员，前原派、鸠山派、菅派、野田派等都各自汇集到40多参众两院议员。前外相前原诚司被视为今次最有人气、最有希望成为日本第95代新总理的人选。年轻、有干劲、有决断力、有明确的政治理念是其他侯选人难以对其抗衡的政治资本。但前此他因为外国人献金一事而辞去外相职务，这是他唯一的政治污点。根据日本1975年修改的政治献金法，禁止外国人向日本政治家捐款，以免外国政府及组织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而左右日本正常的政治活动。
上述事实，似乎证明日本政府政治不稳、“短命”，就是日本特色。
不过，中国特色就一言难尽了。一直以来，人们对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很不理解。这个让人愁肠百结的概念就是“中国特色”这个词汇，从表面意义看该词意思非常明确，而且也毫无争议——不仅中国，哪个国家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特色”？但是，这个“特色”现象在中国大陆的国家表现却特别强烈。“中国特色”也是在诸民族中数由中国大陆人喊得最响亮的词汇。这就不由得让人深思其中的缘故——老实说——若是总拿中国特色作为挡箭牌，干一些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事情，这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居然，还大声嚷嚷。
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固然存在，但若把它作为一个挡箭牌或借口，为错误辩护，为不公平掩盖，为落后遮羞，这绝不是什么好的“特色”！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具有以上特点的事实很多，试列举几项：
中国特色之一：领导们热衷开会，但又开不出什么东西。各国都有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会议。但中国的“开会”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领导开会。在国外，开会，是为了寻找问题、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和决断，而在中国，开会常常并不谈问题和争论，争论是在会议之外和酒桌上解决的，在私下里大家已经“疏通”好了，甚至“交易”好了，于是开个大会，作几个现成的“报告”，大家表个态，结束。于是，就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会，永远是胜利的。永远是没有争议的，一开大会就是“举手表决”，所以总是“一致通过”。这表面上是和谐，实则上是面子思想和专制压制造成的。因为可以“因言获罪”，所以人们被迫说假话，不然就家破人亡！
中国特色之二：人权就等于生存权。前几十年，中国大陆是不承认这世界上还有人权这个“东东”的，认为它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它不仅“抽象”而且“虚假”。这几年，中国大陆逐步承认了世界上确实有人权这样的东西，但中国大陆的特色在于中国大陆认为人权首要的就是生存权。表面看，这好像很符合常识：活命最要紧，生存都没有保障，还谈什么人权？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所谓人权，首先不是指生存的权利，生存的权利不需要条约确认，它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政治权利，这权利人人都应当享受，而且极容易受到侵犯，所以才特意提出来。
中国特色之三：买房子买不到土地所有权。按照法律的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它并不是农民私有的，城市的土地，也不归任何人所有，只归国家所有。而中国大陆的各级政府，都有一笔永远收不完的钱，这就是土地的使用费。
中国特色之四：官员和商人之间关系最亲密。要想富，靠政府。商人想要赚更多的钱，在中国只能和官员形成联盟才行；官员要想飞黄腾达，首先要会“招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官员，表现之一就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至少能团结住商人。双方互通有无，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中国特色之五：绝对的领袖崇拜。这种领袖崇拜，不仅是全国，而且在大大小小的单位里，都出现了。到处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独裁！专横！不可一世！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沉淀下来的。中国大陆人对领袖的爱，对领袖的感恩戴德，有时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中国大陆人是不能骂领导的，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有个故事说：如果美国有一个关在监狱的人，在铁窗后大骂总统，说他是混蛋，是狗娘养的，那些看监狱的人，根本不会理睬他。而如果这个犯人忽然歌颂总统是“大救星”，是“伟大领袖”，那么，监狱的工作人员就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要看看他的神经是不是有问题了。
中国特色之六：落后的民俗多多。并非所有流传下来的民俗都是精华，该废除就要废除。但中国大陆人最爱旧，最怕改变什么。比如愈演愈烈的娶媳妇要高额的彩礼、一定要买房子才肯结婚等等礼节，大家都觉得很落后，也造成了多少不幸，可就是改不了，还谓之“国粹”。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凡是被冠以中国特色的东西，要么是根本没有什么特色，要么就是落后和错误的特色，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这恰恰道出了“中国特色”的特色！
当然所谓的“中国特色”还有很多，随意就能列举很多。而最近，老人不小心跌倒跌伤，却路人入过河之鲫也无人问津，“无人扶老”也随之成为“中国特色”。
目前，跌倒是我国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因。遗憾的是，他们跌倒时往往无人敢扶。偶有雷锋传人试图冒险施救，不是被讹诈就是被法官庄严地依据常识判处巨额赔款，以至于跌倒受伤老人延误治疗魂归九泉的人间惨剧时有发生。有专家感慨：13亿中国大陆人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
这样的道德境界显然与大国公民的素质相去甚远，为了激励更多人战胜内心恐惧，去扶危济困，社会各方人士群策群力，积极寻求保护这些敢逆潮流而动的救人勇士之良策。首先登场的力量是公权力机关。卫生部9月６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旋即引起各方热议。
这份技术指南很技术，考虑得相当周全，但对于非技术的普通公民要掌握，则有必要先去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不然只能对跌倒老人退避三舍。但一提部门办班，人们就担心个别机关会大喜过望——趁机敛财披上了神圣的道德外衣。还有一点，不少老人跌倒往往情况紧急，如此技术地救人势必延误施救，
罪过仅次于见死不救，可见此指南有想当大的局限性。
多年来，遍览诸多新闻，突生一感慨：中国公务员运气就是好得惊人，竟然无人遇到跌倒老人——全是百姓面对救与不救陷入艰难抉择。监于出现这样的楷模尚需时间，加上道德疑似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人搀扶跌倒老人的信心似乎要依赖法治。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蒙冤”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她找来了两人作证才扶起老人。不少市民表示，如果再遇到老人摔倒的事情，他们也会像许女士那样，先寻找证人，再做好事。
但不是每次救人都能顺利找到证人，最好出门备好纸笔和摄影摄像装备，前者用于意识清醒的老人签字画押自证本人跌倒，后者用于证明自己没有加害意识不清醒老人。而这些所谓良策听着不仅操作困难，还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何以如此人人自危？最近传出这样一个故事，宛如灰色世界一抹动人的亮色。刘士胜和李孝香都是（合肥）新站区磨店社区沿河村的村民，两家并不熟。8月13日9点多，赶集回家的刘士胜遇见了李孝香的婆婆李家珍。出于好心，刘士胜开着电动三轮车带了老人一程。没想到，刚到村口车子翻了，76岁的李家珍一头栽到地上，过世了。刘士胜好心办了坏事，为了表达心中的愧疚，先后四次要给钱，都被老人的家属婉拒了。理由很简单：“反正我们家是不能为了钱卖了良心的。我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李孝香家人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搀扶老人最重要靠的不是技术、证据，而是善良和感恩。拯救跌倒老人先要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因为做这件事本来就没道理，该属人性的原点——本能。但是，中国大陆，却稀缺的是这种“本能”——比如追求公平、自由和民主，是一个身心自由者的本能，但中国大陆就是有很多人将之摒弃，非得为自己找一个“主子”不可。这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特色”。
若说“中国特色”PK“日本特色”，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日本北海道铁道公司总裁中岛尚俊失踪数日后，日前被发现已自杀。他在遗言中说，自己为今年５月北海道铁路出轨事件深感愧疚，只能以死谢罪。今年5月27日，一辆列车在北海道发生故障，36人在火灾中受伤，6节列车几乎全毁，此后不久，北海道铁道公司又出现了铁路信号灯无法实现红绿转换、列车突然冒白烟等状况。于是，一系列质疑、批评和问责的压力均指向了北海道铁道公司，尤其是其总裁中岛尚俊。在经历了社会指责、多次道歉、对策报告和整改之后，中岛尚俊选择了“以死谢罪”。这种“日本特色”PK“中国特色”，人们显而易见：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国高铁责任人是什么态度呢？新闻发言人却赞美“这是一个奇迹”。中国高铁出了那么严重的死亡事故，铁道部还照样高官厚禄；没有丝毫羞耻感、罪恶感！
这样的“中国特色”，以后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