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培养比贪官更可怕的人 - eNews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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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7 中产阶级萝卜精选
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央视某男主播就是其中代表。然而，他们也正是我们教育体系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成长的路上有我们的鲜花和掌声，我们的家长正在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这样的人。
著名学者、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座无虚席的教室到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最著名的是他曾经攥文《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他在文中警告说：“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钱理群教授
以下为钱教授的文字节选：
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
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
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
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
后记
钱教授的文字，带着满腔的理想和热忱，这是老一代读书人特有的气质。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们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这种理想驱使他们敢做敢为，领风气之先。然而自从某某年后，中国大陆读书人身上就没有这种理想情怀了。当国外、港台的知识分子们领导着抗议的民众奔走在街头时，他们在为考公务员四处奔走；当国外、港台的知识分子在议会、报章上鞭策时局时，他们在为接了多少广告费而斤斤计较；当国外、港台的知识分子成为国会议员时，他们正在对着某位领导唯唯诺诺。
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想以前是不敢，现在是不能。
梁启超百年前写《少年中国说》，写到国外为什么看中国是暮气沉沉，是因为“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
百年之前是一个个少年老成，百年之后，是一位位少年“老奸巨猾”。清华大学学生梁植在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工作，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找工作攻略，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这就是高晓松的不对了，我们的教育从不鼓励学生去改变社会，而更多的是在鼓励一个人排除千难万险去达到目的，原则和底线我们也是不大教的，情怀和理想也是被抛弃的，所以不怪梁植。
只是若干年后，现在的这批少年成为了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他们会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怎样对待在竞争中败给他们的民众？钱教授的警告言犹在耳：“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 作者：大佬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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