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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苏联70年腐败史，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 [打印本页]

作者: xlyyj 时间: 2016-10-21 02:43
标题: 苏联70年腐败史，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
来源：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更多劲爆内幕文章请添加美女小编私人微信：qss0794，朋友圈每天更新。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来源：梁伟权腾讯微博

            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 作者：风轻云淡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通过正常的上升途径获得高位，那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的。但在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封闭，底层精英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1、裙带关系：苏联特权阶级的产生
由于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亲属和那些能接近领导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20岁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入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军衔和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2、自我封闭：社会流动的丧失
为了遏制这种腐败，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领导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反制。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从此以后，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特权阶层是内部产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从70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地位轻易地进入好的大学，如进人外交官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
3、任人唯钱：送礼之风愈演愈烈
既然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杰出的才能已经无法获得升迁，那么各级干部们就开始依靠给领导送礼、讨好上级，谋得更高的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这些靠着溜须拍马、行贿送礼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其中，雅库特人赠送了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闲暇时，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国外，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林肯等等。
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军刀，刀鞘上镀着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就连以改革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4、固步自封：自我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从腐败到自杀，苏联败亡之因！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它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来源：网络/文｜纪彭）
                           本文选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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