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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 [转贴]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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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sper    时间: 2013-3-26 18:51
标题: 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 [转贴]


江上苇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孰料事机不密——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说也是没可能幸免的。不过当天这位老兄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过堂的时候居然堂上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老兄，正是同时也身兼着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说来老陈和这牟鸿勋正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说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嘛，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吧……接下来便装模作样地问牟鸿勋平时读些什么书——这摆明了就是让傻小子胡乱说几本健康书籍便好借机溜号了。可这革命党就是不怕死啊，牟鸿勋居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这小子，读的全是乱党宣传谋反的书籍，这不是乱党分子是什么？
　　都到这份上了，铁忠大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吧！不过这陈大人可真有点不屈不挠，虽然山穷水尽理屈词穷了也还嘴硬得很，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脑子有毛病——没准还是给咱们吓的呢——所以尽是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铁忠拿这陈大人没办法，说老陈啊，您爱护学生的心情俺可以体谅，可这么明显的谋反大逆，咱总不能就这么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可不好交待啊……陈树屏黔驴技穷，便开始耍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铁忠无奈，只得答应。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了，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们是多么的爱护啊！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人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是不大够用了，于是他们拼命办洋务，兴新学。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挽救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要“愚民”，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这道理说来也很简单。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当她诞生时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术水平，知道自己没法子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也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绝技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儿沾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去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这对于旧帝国，就将意味着颠覆。
　　可是二十世纪初的大清朝，给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其实于它自己的利益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功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当我们今天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或是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他们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登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的越猛烈。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钱培养出来的，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不合时宜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他们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州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奇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也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尘土。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满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却又太性急，它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这么认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来却也因此而改变了样子。我们也只好说，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了将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就注定了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只是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却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利权保主权的时代。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3000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在锡良总督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投入部分资金，以作为国有资产参股；再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1200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在这里，历史和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为初衷的提议，最后恰恰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到1911年5月9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在洋鬼子们的强大压力下，惘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人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有人，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重视。四川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长期搞财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说话，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接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莠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莠民们就会老实起来——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于是北京城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
　　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决定做出点成绩给朝廷看看。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莠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断然下令开枪，遂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莠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演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各路保路同志军集结了二十万人，包围成都示威——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会党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人原本还是山上的大王，手里有枪械脾气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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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那年头的实验室，简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厂，天下皆然。连进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也搞这些歪门邪道，居然偷偷领着几个懂化学的学生造毒药，还“惨无人道”地拿家猫做实验，硬给小动物灌氰酸——据说实验相当成功，那只倒霉的猫当场为国捐躯。唉，这也就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罢，要放在今天，铁定又是一桩虐猫惨案了！先贤之所谓神圣，小子之所谓笑料，可以称之为悲剧。之所以出现样的悲剧，仅仅只是因为蔡、杨两校长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早了一百年而已——凑巧在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们落在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道德体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怜悯与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个世界的迷惘的魂灵。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位杨老师是谁呢？他名庶堪，字沧白，重庆府中的第四任监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了。他是同盟会员，所以一当上监督后，便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志，比如说把张培爵请来当学监，也就是今天的教导主任，把但懋辛请来教体育等等——这些人，都将是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象况春发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更甭说名利权位这些身外之物，去换取人民的觉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乃至于天下太平——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来的侠义精神，即便是在这个旧时代没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着着圣洁高贵的灵魂。他们的风格不可谓不高尚，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诟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认为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彻底地打倒她——但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起，那些让他们舍生取义，蹈死不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理念，又何尝不是源于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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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sper    时间: 2013-3-26 18:53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好不容易混到1910年，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成立，总督赵尔巽大人亲临现场给官兵训话，说今天新军成立，未来国防省防都有保障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相当于中药里的甘草陈皮，百病可用，但讲台下面就有人不乐意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日组织大会的经办人员实在颟顸可恨，不巧把满肚子牢骚的尹科长也请来了。尹科长听见总督大人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跳出来指着赵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这可不是瞎说么？咱这支部队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卖出来的旧枪械，带兵的又都是些不懂军事的笨蛋，将来不打仗则已，打仗一定倒霉——就这您还为川人庆贺？
　　赵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给这么个小科长呛着了。好在赵大人知道自己未来要编《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养，所以就很客气地问尹科长，那你说谁懂军事啊？尹科长斩钉截铁：“周道刚！”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军事我们如今不好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该老兄刚刚从赵大人麾下调走，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于是赵大人干脆把人情做到底：“还有谁？”
　　尹科长昂然点点头，那就是在下我了。
　　赵大人继续问：“周道刚是哪个学堂毕业的？”
　　尹科长回答：“日本士官。”估计还有句想说，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赵大人乐了，咱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士官生还是有几个的。他指指旁边的十七镇程参谋官、施协统、吴总参议这几个人，问尹科长：“这些人又是哪里毕业的呢？”尹科长大言炎炎：“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顾其功业为何？”那意思很明白，虽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几个和我比还差些分量。
　　写到这里，在下敢说，就是整个民国时代够资格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多。因为赵大人手指头所点的几位，别人也就罢了，程参谋官是谁呢？该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学，炮兵科毕业，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潜，字颂云，自辛亥年起，护国护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蒋，打遍天下无役不与，人称程颂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国史上响当当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赵大人历史虽然学得好，但卦数不精，算不到未来，所以此刻倒还真拿着这个胡搅蛮缠的小科长没辙。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这位同期毕业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满吧？
　　他这话说得太冲，一时间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这时多亏旁边的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来打圆场，说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两杯，言语唐突，请大帅原谅，便亲自出手把他给拖走了——不是去关禁闭，而直接把尹科长送回家里睡觉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么，咱们还真不能照着今天的逻辑去推理——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时代呢？
　　这赵尔巽给个小科长呛得半死，照理说不让这小子蜕几层皮也该把他打回去做弼马温吧？可咱们还真不能照着现在的逻辑去推理那个时代的人物，当时稀奇古怪的妙人儿就是多，尹科长是，赵大人也是。赵大人居然从此便觉得这个敢于大言炎炎的小科长大概是个人才，很想私访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某日便从督署后门出来转进了督练公所——这两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远，不然怎么说工作岗位离领导的后门近会有些额外的好处呢——又进了尹科长的办公室，恰好尹科长不在。于是赵大人拉开尹科长的抽屉，登时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领导拉开咱们的办公桌抽屉，那能看见的可就是五颜六色了，估计不健康的玩意儿也是常有的，这一点想来在那个颓废时代也差不多。不过当天尹科长运气很好，抽屉里既没有放写给浣花溪薛涛姐姐的肉麻情书，也没有放滇货行云土大甩卖的优惠卷，更没有放袍哥兄弟们反清复明的血书投名状……
　　所以赵大人打开抽屉的时候，就看到了尹科长用来糊抽屉底的一张字纸，上书对联一幅：“爱花爱酒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大至刚至仁勇，圣贤学问，仙佛精神。”赵大人原是读旧书出身的，此时看到身为假洋鬼子的尹科长居然思想健康，胸怀远大，而且还有如此笔头，便颇为欣赏，认为此人大有抱负，又有学历，当是个可用之才。但赵大人最终还是强忍住了提拔尹科长当团长的冲动——这家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太“那个”了。回头新军举行秋操演习，尹科长被派为东军裁判，他又大肆指责负责指挥的将官战术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战一定要全军覆没云云……这让赵大人怎么好用他？
　　很快赵大人就被朝廷调到东北去当总督了，临走的时候，把提拔尹科长的重任就托付给了他兄弟小赵大人，也就是保路运动中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等到赵尔丰当四川总督的时候，成都已经乱得一团糟了。陆军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瞎起哄，非要学校放暑假，当时的陆军小学校长是个东北人，脾气也比较火爆。话说这十七镇的统制朱庆澜，本人是浙江人，但原来是在东北混的，所以来四川就带了一帮东北人——无非就是什么姜登选、郭松龄之辈啦（这世界是小了点，刚说完李猛仔、小诸葛、程颂公，这奉军张大帅的部下又窜出来了）——这时候在陆军小学火冒三丈的，就是这个士官五期学工兵毕业的姜登选。姜校长坚决不同意给学生放假，于是学生便计划罢课，姜校长便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去抓人，学生则以牙还牙……最后姜校长军装被抢，只得蓬头垢面抱头鼠窜，学生还不依不饶，跑到成都将军玉坤那里告状，说学潮全系姜登选激成，最后姜校长被撤职了事——接下来，他就被派去追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去了。可他也是个乱党分子，原是不打算当真消灭夏之时的，但夏之时不明就里，胡乱杀了他派去接头的几个人，结果双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乱得一塌糊涂——唉，这帮七零八落无组织无纪律的革命党噢！
　　却说当时，赵尔丰把手下这帮人物一个个掂量掂量，最后想起这个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让他去当陆军小学校长吧！尹科长就这么成了尹校长，跑到学校去给学生训话，第一句是：“前总办（校长）因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见众人默然不语，尹校长继续讲：“现在时局动荡，道途不靖，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是未来的大英雄，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遇事，丧失了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这话声情并茂，措辞动听，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见放假反正是没戏了，于是便相约复课。
　　从此陆军小学就成了尹校长的地盘，同时尹校长还是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士官学校的资历，爱出风头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当时成都城里颇有名望的人物，新军中不少实权人物都是他囊袋里的筹码。


当重庆独立，端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困守成都的赵尔丰大人见援军无望，也只得屈服了。他向士绅们表示愿意把权力交出来，但希望对方能够保证他和其他外省同僚的生命安全，温和的“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接受了赵大人的要求——在这个保皇派头头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位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蒲举人当选为都督，就把自称是很懂军事的尹校长请出来当了军政部长。
　　可是尹校长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没有实权的军政部长，他想当的是有实权的统制，也就是师长。不过当时全四川也只有一个镇（师），统制（师长）就是前面把尹科长拉回去睡觉的朱庆澜，老朱人缘不错，既然他自己没有表示要让贤，那谁也不好意思就请尹科长出马的。
　　尹科长见当不成师长，老大的不高兴，便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招牌抬了出来过大哥瘾，而且还号召其他袍哥组织都把牌子挂出来热闹热闹。举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着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练武出身的尹部长，便也装着没有看见。黑社会组织公然挂牌营业，这可是够骇人听闻的！这也就为未来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种下了祸因。
　　在这样的纵容下，一批着装古怪的古装英雄出现了！他们脚蹬线耳草鞋，头顶英雄结，腰缠湖绉飘带，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一幕幕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场面尽现于人们眼前——在他们看来，大概这才是所谓“汉家衣冠”，这才是所谓“革命”。
　　作为对这种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各地方独立政府纷纷将成都这个军政府称之为“袍哥政府”，拒绝加以承认，他们只愿意承认重庆的“蜀军政府”。
　　然而，这只是乱世的开始，在野心家的推动下，乱世还将继续，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了一场兵变。当天大都督蒲殿俊身着上将军服，在东较场登台阅兵，但台下的兵们忽然骚动起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蒲都督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在两个弁兵的搀扶下勉强逃脱。叛乱的士兵从较场中冲出来，大闹全城：手脚快的抢劫了藩库、盐库，将库存的六百万两银两劫掠一空，手脚慢的没有抢到银子，便把目标改为城里的当铺、商店、公馆甚至居民住宅。那些头挽英雄结的好汉们也趁机参与，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提马刀甚至是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兵，他们人多势众，甚至连那些叛乱士兵手里的银子也敢抢……
　　蒲都督跑丢了，朱统制逃走了，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凤凰山军营找到他的铁哥们儿周骏周团长（士官六期），请他出兵平乱——一些未来的牛人，这时候正在周团长手下鬼混着呢！周团长怕自己的兵也跟着抢劫，不肯亲自下山，但又却不过尹部长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几百人交给他带下山去——无非就是些刘湘、杨森之辈了。于是当叛乱平息的时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里的士绅代表和军政府成员推举为都督。
　　这场叛乱，后来的人们大多归咎于赵尔丰的阴谋诡计，认为是他企图趁乱变天。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当讲不通的：首先，赵尔丰既然有那么大力量去发动叛乱，那当初他又何必老老实实地交出政权呢？其次，在叛乱中，连尹昌衡带去平叛的士兵都叛变了将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赵尔丰统辖下部分巡防军和少城里驻扎的满蒙军队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大规模参与抢劫，也没有趁乱夺回政权——赵大人的表现么，完全是在看热闹。所以，无论是从案发现场的行为看，还是从此案发生后的受益看，赵尔丰都不应该是那个策划叛乱的人。
　　如果我们把当时现场的情况和背后的人际关系联系一下，这个谜底就不难揭穿了：
　　叛乱当日，在东较场最先骚动并开枪的，是新军队官（连长）彭汉涛的部队，而积极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军呢？其队官正是彭汉涛的族兄弟。而他们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长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说这场叛乱背后有人指使，那么尹部长的嫌疑要远远大于落水狗赵尔丰。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恶都注定要归在他们身上了！现在是赵尔丰，将来则是袁世凯，而辛亥“元勋”则永远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当那些辛亥人物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爱用晦涩模糊的春秋笔法敷衍了事，因为这一段他们实在没法儿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年前的子贡说的那句话：“纣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恶归焉。故君子恶居下流。”唉，谁叫我们的历史就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呢？

兵变平息了，然而背信弃义的事情却还没有完。在勃勃的野心或是高尚的使命感的驱使下（至于这两者中哪一样更重些，我想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吧），那些晕了头的大英雄，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访了一次已经落水，人人喊打，正处于惶恐中的赵大人。尹都督用传统的方式表示了他对于赵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这个落款表明，他虽然已经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没有因为赵大人的落水而忘怀赵家兄弟俩对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谦恭地以后进晚辈自居。
　　谦虚的后辈，当然是容易讨老前辈喜欢的，赵大人也因此觉得这个乱党头目大概还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诚地攀谈起来。
　　在赵大人看来，这个又谦虚又有礼貌尹都督，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是相当悲观的——他居然说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想和赵大人达成协议：如果民国果然成功，那么他尹昌衡就负责保赵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赢了呢？那么也有请赵大人费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赵大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协议，而且对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接下来，尹都督谈到，赵大人虽然退位了，但手里还握有三千巡防军，这让曾经反对过大人的四川士绅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议赵大人把军队交给军政府——当然，这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他会命令这些军队继续保卫赵大人，不会把它调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后，军政府也可以继续在饷项上予以关照。赵大人既然已经对这个乱党头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对这看起来是相当诚恳的建议，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在征得赵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给全体官兵训了话，称赞他们对赵大人的忠心难能可贵，并且承诺发清积欠的饷项，还答应给每人额外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讲究实惠的大兵们，此刻自然也觉得尹都督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天晚上，赵大人和他的兵们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时候，不祥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些可怜的笨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他们！
　　除了赵大人在川边收的一个少数民族丫头因拼死保卫他而被杀外，其他人几乎没有抵抗——他们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现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轻易崩溃了。赵大人被人从床上逮起来，捆送到位于皇城内的军政府。那个昨天还自称“世再晚”的尹昌衡，现在又变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前在永宁杀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边更肆行杀戮，在成都对请愿的民众又杀死杀伤数百人。他恶贯满盈，今天被我们拿下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群众纷纷怒吼道：“该杀！”于是尹都督便当场宣布，将赵尔丰斩首。
　　赵的老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床大红毡子，须发苍苍的他，便从容盘腿坐于其上，面不改色地对尹都督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骗）！”到这个时候，再笨的人也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赵大人的护卫，现在是尹都督警卫标统的陶泽坤亲自动手，用马刀砍下了这颗也曾经显赫一时的脑袋。

尹都督取代了蒲举人，杀掉了赵尔丰，从此声名大振，群情慑服，同时他又掌握了旧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东重庆的蜀军政府终于不得不低头，同意合并。
　　从此，尹昌衡变成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备学堂的老师，同时也是士官三期生的亲信胡景伊派到重庆坐镇，而将张培爵召到成都担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时那种天下为公的气氛开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彼此猜忌——新时代的确是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
　　正在尹昌衡积极整顿军备内政，准备大有所为的时候，从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陆续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说来这都是英国鬼子干的好事儿。早在1904年，英国因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争端，遂派荣赫鹏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军也曾经拼死抵抗，但旧时代的武力终究敌不过英国人的现代化装备，最终英国人这支远征的孤军竟然打进了拉萨城。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只得仓皇出逃——这一逃，就逃得远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库仑地方。
　　而拉萨这边呢？还得请清朝政府出面来收拾烂摊子。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从印度到北京来回跑，最后终于在1906年，在北京达成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不用说，自然又是“丧权辱国”了。可在那样的窘样下，咱们又能指望外交官们怎样？他们不是不肯拼命去争权益，而是他们身后的祖国实在太虚弱，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无从强硬起来。
　　却说这十三世达赖，他别的地方都不肯去，却偏要跑库仑，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英俄两国分据印度和中亚，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时时明争暗斗。而达赖不巧听信了俄国人也信仰喇嘛教的传言——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遂偏向俄国一方。故英国人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达赖屈服。达赖既然抵抗失败，自然第一念头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国人寻求庇护了。
　　然而此刻的俄国人自己，也正在走霉运中。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们不得不大为收敛自己在东亚扩张的野心，自然也就顾不上“同一信仰”的达赖喇嘛了，不太肯为这场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大的战争出死力。他们只是在1907年，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才和英国人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扩张的谅解协议，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免大家为了抢蛋糕而打破头。
　　既然英、俄相继收手，大清朝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便趁机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全力经营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来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经越过丹达山，直抵江达，这就形成了未来西康建省的基础——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还是以此为基础。
　　赵尔丰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至少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劳绩值得我们去回忆：正是他平定川边，奠定了未来的西康省域，从而维护了帝国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头颅的革命者，又将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回过头来再说在库仑作客的十三世达赖。
　　达赖这几年那叫一个郁闷啊！俄援不得要领自是不消说了，想要常住库仑吧，又和当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积不相能，入觐清廷吧，又总觉得在礼仪上受了委屈……总之是看谁谁不顺眼。翻来覆去思想一番，还是觉着呆在自己家里最妥帖，于是便硬着头皮于1909年底回到了拉萨。一路上又因为不满意赵尔丰西进川边，到处闹别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里一切总该好了吧？那可不然。这活佛还没进到拉萨城里呢，便又和人干上了。对方是谁呢？大清朝派来的驻藏大臣联豫，说来这位老兄也是有满肚子牢骚要发的。
　　本来联豫大人已经抹下面子，带着僚属们很客气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对欢迎队伍熟视无睹，理都不理。联豫大人那叫一个憋屈啊，咱怎么说也是号中央大员吧？于是当场便还以颜色，硬说活佛的行李里恐夹带有俄国军火，必须严格检查。结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乱七八糟，活佛因此相当的不高兴。一回头，活佛便四处散布流言，说朝廷要灭宗教，还唆使各地藏人进兵争夺川边。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说来这活佛也真是淘气。前几年吧，他看不惯英国人，于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还丢了拉萨；接下来俄国人不肯帮忙，他又恨死了俄国人和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连香火之谊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现在呢，他又觉着大清朝更讨厌了，于是又转回头来和英国人拉关系，要给联豫、赵尔丰们添堵。就这还不够，他还上书朝廷要求把西藏边境划到打箭炉以东的邛州大桥去……敢说松赞干布活过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闹腾，那动静自然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于是整个藏区都扰动起来。
　　大清帝国为镇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钟颖帅新军一标出征拉萨，共混编有步、骑、轻炮等多兵种两千余人，钟颖的参谋长，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将王陵基。
　　就在钟颖这支远征军进抵拉萨的当晚，活佛就带着心腹们逃到印度的噶伦堡去了。入藏新军分驻拉萨周边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乱——然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辛亥年的风波很快便波及于此。新军中也多有袍哥组织，故而士兵们也纷纷响应内地的号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时王纲解钮，混乱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坏。
　　正巧此时俄国人也正一门心思地筹划着要煽动外蒙古独立呢，于是英国人便和俄国人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人不干涉俄国人在外蒙搞独立，俄国人也不干涉英国人在西藏的颠覆活动——旧帝国的崩溃，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敛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
　　在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后，英国人便大着胆子拉拢西藏地方势力，出钱出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新叛乱。而同时，新军自身又内斗频频，自相残杀，战斗力大为削弱。最要命的是，这帮袍哥出身的兵们纪律也相当的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喜欢他们。
　　最后，在内斗中失败的新军管带（营长）陈渠珍，带着一只百来人的小部队，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甘肃回归内地。那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支小小的汉人军队几乎在荒野里全军覆没。陈渠珍辗转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号称“湘西王”——故后来的湘西土匪，都把陈渠珍奉为老祖宗，称之为“老统”。
　　而未来的四川军阀，国军上将潘文华呢？此刻还在当队官（连长），正带着一百多号人驻守在拉萨至亚东间的交通要点江孜。叛乱分子贸然进攻潘上将的队伍，吃了大亏。但潘上将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祖国在哪里都是个问题……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把枪械弹药作价卖给叛乱者，收了九千多块钱，然后率队经印度回国，到内战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去了。
　　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勇敢与机智。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搅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开始割据称雄的标志。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达赖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军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均趋紧张——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在这两条自川入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此种形同趁火打劫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入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随即又消灭了自称川南都督的“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部队，进占自流井，掌握了这一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此地区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
　　当时四川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劫夺邻省财富之举皆相当不满，均要求滇军退出川南。坐镇成都的尹昌衡干脆就派出川军主力第一师向川南压迫入川滇军，双方战于距自流井三十里处的界牌场。
　　川军第一师，就是清末第十七镇的老底子，此时的师长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学周骏，其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都不错，战斗力较强。滇军虽然总体不弱于川军（说来川军军官还有不少是由云南讲武堂委培的呢），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缺乏补充，形势不利，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滇军临行前，也没忘了在驻地捞上一把。驻军自流井的第一梯团第三支队黄毓成部，向当地商会勒索了现洋五万元，滇军第二梯团更厉害，在合江袭击了“同志军”黄方的部队，劫夺盐款白银三十多万两。
　　讲到这里，不妨也讲讲那个时代里的两大货币单位，即“元”与“两”之争。当时中国还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银两与银元处于混用状况，故常常“两”、“元”同见。银元每枚，通常是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但也有重达一两的，和低于七钱二分的所谓“小洋”。“两”、“元”之争，贯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通令废两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纸币，“元”单位才终于胜出。

滇军入川，原是借援蜀独立之名，此时四川既已自行独立，则滇军援蜀之说就站不住脚了，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实上，这种假大义之名的暧昧威胁，倒确实是促成成渝两军政府迅速合并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对四川的觊觎并没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间，恰逢川藏间形势陡变，云南方面便又借机以协助平定藏事为由，企图再次“援”蜀——无奈云南方面想出来的题目虽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买账，非要“藏事独任其难”，拒绝滇军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议——看看后来贵州民党的遭遇，我们还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见之明。
　　尹都督要“独任其难”，一来固是对云南存有戒心，深恐对方是“假途伐虢”之计；二来赵尔丰、钟颖抚平川边西藏的成功前例犹在，足见以一川之兵力、财富底定藏边，并不是什么的难以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动员部队，亲自出马西征川边。
　　都督出征，论理应该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职务，但尹昌衡信不过出自蜀军政府系统的张培爵，非要把正坐镇重庆的亲信胡景伊调回成都代行都督职务。
　　尹昌衡身边的人，大都反对他在这政权尚未稳定的要命时刻亲征，更反对他把权力交给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为了去战场上大出风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除了带上一个混成旅的军队，约三千人外，还筹集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委实是群贤毕集，其中甚至还有位前清的状元公骆成骧先生——说来惭愧，这四川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但有清两百余年，还就出了这么一位神仙。
　　骆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状元，也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届了。再往前数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黄海里干了几仗，次次大败亏输，到次年又被人家抢走了所有的军用筏子，遂只好求和。于是就在骆状元们考进士的时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去签了大名鼎鼎的《马关条约》，中堂大人个人挨了一枪不说，还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一个台湾，大家才重归和平。
　　传说就因为大清朝吃了这场败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务正业起来——他不肯好好温书应考，却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强烈反对对日妥协，主张“拒和、迁都、变法”，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些纸上谈兵的嚷嚷，可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是热血沸腾了一把，所以在最后给进士们审卷子定名次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康有为写的，便把它从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后一出榜，眼镜跌落一地，状元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人骆成骧。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进士，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就这样兴冲冲地拍马西征去了。
　
对于士官高材生出身的尹都督，指挥川边的战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川军迅速解了巴塘、昌都之围，并收复了理塘、贡觉、江卡等地，同时助战的滇军也攻占了川、滇、藏边的盐井。然而川、滇两军的平叛，也就到此为止了，袁世凯在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下，严禁川、滇两军进入藏边。
　　战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挥若定之余，与当地人民大搞联欢活动，还亲自去跳锅庄舞，完全不象个率军打仗的大都督样。如果说这还可以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当战士们在高原反应下头晕目眩时，尹都督却不断地和当地妇女传出种种绯闻就绝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问题了。
　　乱世的逻辑，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断地失去人心的家伙，一定会遭到惩罚。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时候，坐镇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却悄悄地通过老关系，找到曾任四川武备学堂会办的陈宦将军，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袁大总统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为袁大总统效忠——而作为交换，则希望袁大总统能够以中央的名义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袁大总统此刻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着急呢，对这样一个友好的请求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颁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则被改任为川边经略使。
　　怒气冲冲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讨说法，但胡景伊都督却对他避而不见，尹无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来就不妙了，1913年7月，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心不甘情不愿而是被下属所迫的福建都督孙道仁，集体通电反对袁世凯，这也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乃下决心以军事实力解决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北洋军各部纷纷南进。而在四川，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也参与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团长张煦也为响应熊克武而起兵。
　　张煦参与反袁的消息传来后，已在成都呆了许久的尹前都督，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川边去收拾残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泸定桥整修，当地士绅请他写副对联，尹前都督挥笔立就：“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锁定一江春水，迓我归来！”敢情还是那副臭脾气没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业并不成功——稍微通晓点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这时候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北洋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这帮“叛党”分子支撑不住，纷纷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虽然侥幸撵走了起义的张煦，但很快他的川边经略使职务也被裁撤——因为袁大总统认为，他终究是个危险人物。
　　这时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辩——且不说他手下的团长确实参与了针对袁大总统的“叛乱”，就社会关系而论，他和乱党分子李烈钧还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呢！老袁吃了这一惊，便不肯再玩绥靖，遂尽召危险人物入京述职——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这么一份入京通知书。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还是个辛亥元勋呢，这次又没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个情面，给个位置放着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他进京前，大概也没有查过赵尔丰大人的社会关系——这老赵家可还是袁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呢！小媳妇儿跑到公公那里哭着鼻子求他为自家的长辈报仇，而对象又是个落了水的叛党嫌疑分子，你说老袁还会客气么？
　　于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来，投入监狱，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据说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帐务不清。尹昌衡那个冤枉啊，当时全四川都是俺的，俺还会贪污？这种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凯这样的大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于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实地在牢里呆着——当然不会老实的，那还得有多少牢骚发啊！
　　可过不多久，居然有位专门烧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来拜望他了，谁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当了大总统，未来还要想当皇帝，这袁大公子自然就该是太子爷了，而大公子也确实一向都是以太子爷自居的。说实话，他可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段祺瑞、冯国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虽然不聪明——聪明他就不会鼓捣着老袁去当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妈不得宠，兄弟又多（比如说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爷子偏爱），本人不但骑术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当的有限，到时候是不是真的当得上秦二世，还很是个问题。所以还是趁着老爷子还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培养些属于自己的力量为好。
　　于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借机拉拢这些地方上的豪杰。他和尹结为金兰之好，并答应关照正在苦闷中的尹前都督。后来他听说尹前都督很喜欢女人，便又特意花一万块钱买了位名妓良玉楼小姐送给他，总之是表现得相当的有诚意。
　　于是，这对“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里著名的两对神仙人物中的一对——虽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但至少这金丝鸟笼还是相当精致的。比比同样被召入京，最后只好躲到天津靠织袜子过日子的张培爵，尹昌衡觉着这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金丝鸟笼，比如说这两对“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对就不大喜欢，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
　　那一对又是谁和谁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艺名叫做“小凤仙”。那男的名头还要大些，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前云南都督蔡锷。
　　蔡锷，湖南人，梁启超的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生（实际上这个“第三期”，不是士官学校从建校以来的入学期数排行，而仅是指该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期数，本书中所说到的其他中国士官留学生期数概与此同。中国留学生的期数和士官学校的日本学生期数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国留学生的第三期，约相当于日本学生的第十六期）。说来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蔡学长的——唉，就是叫一声蔡老师也是应该的。这可不是瞎扯淡，与蔡锷同届的那批日本学生毕业后，确实有好几位兄台带过尹昌衡这一届留学生，比如侵华日军的末代主帅冈村宁次先生就当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学生，后来当过五省联军大帅的孙传芳，就很恭敬地管冈村叫“老师”来着。
　　蔡锷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学校校史上也是相当出名的，因为他们即便是和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么一帮牛人同学，可毕业时还是压过了人家一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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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sper    时间: 2013-3-26 18:58
　第三章、天下第一雄藩
　　
　　蔡锷这一届学生，在1904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很是出了些风头。
　　他和浙江人蒋百里、同乡张孝准三个人联手抢走了这一期毕业生前五名中的三个席位，蒋第一，蔡第二，张第五。张那个第五，还有坊间传言说原本是第三，日本人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硬给改成第五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期毕业生的前五名中，中国人占了三个最有含金量的名次，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要知道，那可还是中日学生混在一块同排名次的时代啊——说来这也实在不能埋怨日本同学无能，其实这一期的日本牛人还是蛮多的，首相、大将、陆军大臣、殖民地总督也出了好几个，甚至还有改行当文部大臣、外交大臣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就是后来的“二二六”、“九一八”什么的，也大都是这帮人闹腾出来的，这本事也实在不能算小——可谁叫他们偏偏碰上了蒋百里、蔡锷这样的牛人呢？这个拿了天皇御赐军刀的蒋百里得了便宜还卖乖，后来还在他的大作《日本人》中悲天悯人地写道：“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泪呢？”这就很有些歧视落后同学的不厚道了，但谁叫人家是第一名，刚好够资格说这话呢？
　　再说那蔡锷，在出完风头回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等地编练新军，到1905年，又应清末名臣李经羲之邀，去了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是当南宁讲武堂总办，后又调到广西陆军小学当总办（校长）。满清末年，各地大办新军，缺乏军事人才，为了培养中下级军官，各省都办起了陆军小学，另数省合办一所陆军中学，陆军中学生入伍见习后，其优秀者才得转入保定军官学堂。陆小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本省新军中充任下级官佐，所以陆小的校长如果做得好，无形中就在军队基层里具有了相当的号召力。
　　可是这个活并不好干，那些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姜登选，就是一个倒霉的典型。这种事儿，说实话，是相当讲运气的，相信蔡将军对此一定有同感。为啥呢？因为像他那样的大英雄，也曾被人家赶过一回呢！
　　说来这全得怪地域之争。也真是惭愧，咱们的中华帝国在统一了两千多年后，大家伙儿居然还能把邻省人当成外国人。

本来按朝廷的打算，是要在广西建立一镇（师）另一协（旅）的新军，以防备占据安南的法国鬼子，于是便预先开办干部学堂，准备按此计划培养两百余名下级军官。但计划不如变化快，民穷财尽的朝廷很快就发现经费不足，于是便将计划更改为只编一个混成协。建军计划一下子缩减了三分之二，那么培养两百多号下级军官就显得太多了。正巧当时蔡锷还兼任着兵备处总办的头衔，于是他便决定举行甄别考试，以此成绩为标准淘汰多余人等——可要命的是，他明明培养的是新式军官，却偏偏要考进士一样以国文水平决定取舍！
　　说来蔡锷此举，实在难以逃脱假公济私，偏袒同乡之嫌。因为这帮学生中，湖南人不在少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湖南籍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较广西籍学生为高。所以这样一来，最后通过甄别考试留下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湖南人竟然占了九十多——这还算是广西的学堂么？于是桂人大哗。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的湖南人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爆发了！
　　据后来的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忆：一时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陆军小学的学生也整队到抚台衙门前去请愿，而且声称不怕杀头。嗯，代总统说他本人也去了……其中闹腾得最积极的，居然还是那些和蔡锷同为乱党兄弟的同盟会分子！
　　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蔡锷只得离开广西，去了云南。

此刻的云贵总督，正是当年把蔡锷请到广西去的李经羲，他一向赏识蔡锷，便立刻委其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辖下的两位标统（团长）是丁锦和罗佩金（士官六期），管带（营长）则是士官六期的唐继尧（士官六期）、刘存厚（士官六期）、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士官六期）、李鸿祥这些人——未来那些护国英雄和割据诸侯，此刻大多都在这里了。此时的云南陆军小学校长，便是未来反袁五都督之一的李烈钧（士官六期），执掌云南讲武堂的，则是后来做过陕西省长的李根源（士官六期）——李老太爷这辈子干的最出名的事，就是特批一名冒充云南蒙自籍，从而混入云南讲武堂的四川学生继续留校学习——没办法，谁叫这位学生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朱德”这样的鼎鼎大名呢？
　　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生，很值得提一提。因为这期的社会名流特别多，一是好出革命的乱党，二是好出割据的军阀——看看上面的括号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可其他的知名同学如什么阎锡山阎老西，孙传芳孙大帅，尹昌衡尹都督咱们这还没算在内呢……还有些大人物更有意思，自称是士官六期毕业生，可这期名单上却死活找不到他的本名或是化名，（此处作一修订，因为找到唐继尧、赵恒惕的学籍记录鸟，人家确实是有户口的）如果只是个把不成气候的地方军阀，咱们就不用多提了，可偏偏某位民国期间名头最大的大人物也说他是六期的呢……唉，那年头没有文凭验证这么一说，所以有些只混到成城、振武、东斌这些预备校的兄台，回国后就鱼目混珠地自称是士官生（比如说只混过东斌学堂的王陵基，就有不少资料说他是士官毕业），后来一不小心地位显赫了，更不好意思说真话，于是便想方设法地搪塞——比如说前面说到的这位大人物，干脆就派副官送笔款子去同学会要求认亲。结果弄得四期的老大哥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同学卢香亭、杨文恺等人莫名其妙，质问收钱的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咱们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却说，人家不是已经捐了五万块钱了么，又何必要深究呢？于是就此糊弄过去。
　　不过看看这些有鱼目混珠之嫌的人物在民国史上的出息，咱们还真得承认那一条：富贵当思缘由，英雄莫问出处……
　　这闲话扯远了点。

就这么一大群乱党分子聚在一块儿，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于是，1911年10月30日，旧历的辛亥年重九日，云南便在蔡锷等人的倡导下起义，宣布独立，并推蔡锷为云南都督。对于屡次提携他的恩人李经羲，蔡锷也私恩公怨分明，恭恭敬敬地将其礼送出境。
　　蔡锷就任都督后，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派出谢汝翼、李鸿祥、刘存厚、黄毓成等人率军进入四川，唐继尧率军进入已经宣布独立的贵州。四川的事儿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滇军这么急匆匆地进入同样已经脱离清政府统治的贵州，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说来还是因为吾国政治中的传统痼疾——党同伐异。
　　却说这贵州，向来有两路人马在明争暗斗，一路是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党，一路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保皇党人。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纷纷在各地掀起造反热潮，贵州的张百麟等人也发动新军，在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义，撵跑了贵州巡抚沈大人，宣告独立。
　　这帮贵州乱党谋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实力，于是只得请会党力量帮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而独立之后的贵州，各种秘密的社会组织成员，便纷纷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头露面招摇过市，论股分红。在一个月内，新开袍哥公口竟达九十余处，甚至还有革命党人公然提出让政府拨税款充袍哥活动经费的——请黑社会分子吃皇粮？如果说这还不是开玩笑，那天下就没有玩笑可开了！革命党人这些幼稚的举措，使得那些原来的保皇分子，现在的制宪派，未来的进步党人，更加的不满意。
　　从名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帮大人先生们是不那么喜欢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他们虽然也同样不喜欢旧时代，但他们仍然希望这场必不可免的改朝换代，来得谦恭有礼些。
　　有皇帝的时候，他们希望皇帝自己觉悟，实行君主立宪和其他政治改革；实在没有皇帝了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合乎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温和政府来规范这个新时代。总之，他们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为，总大成于梁启超的制宪主义，即便最后迫不得已地参与革命了，他们也仍然是温和派，总想留下些坛坛罐罐，靠缓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古老帝国的转型——而不是孙大炮们所提倡的那种用暴力在短时间内就推倒一切天翻地覆的革命。
　
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个时代的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会党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但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在这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学堂学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谁都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这个典故出自春秋时代，当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允诺援助，楚国乃得以复国。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方面。于是蔡锷派出营长唐继尧，统帅四个营的兵力进入黔境，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内空虚。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遂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唐继尧帅滇军到达贵阳后，立即分兵占领贵阳城外各要点，并趁夜包围了黔军在南厂的驻军营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全部缴械，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巡防军统领黄复清等人都被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其他黔军在零星抵抗后，也纷纷被滇军消灭或撵走。援川黔军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被刘显潜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则出任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以昆明、贵阳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然而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是极其抵触的，直呼其为“滇寇”。各地舆论也纷纷加以谴责，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时，挟得胜之威，于1913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督军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以掌握贵州团练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刘显世，系刘显潜之弟，其父刘统之以兴义团防起家，个人在政治上倾向于制宪派。此前在滇军入黔时，他曾积极协助滇军夺取贵阳，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丝毫无损。在唐继尧帅滇军退回云南后，手握团防武力的兴义刘家就成了贵州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从此后，贵州就成为了兴义帮的地盘，此后虽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但继任的贵州统治者，也均出自这一系统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给了一堆头衔，而蔡也韬光养晦，双方遂相安无事，蔡锷在北京这一呆就是两年。到1915年8月后，袁大公子克定和杨度等一帮家伙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比如说劳乃宣等人，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笨蛋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凭着这帮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绝没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后，杨度这帮急于想当佐命功臣的呆子们，竟然倒腾了一出众将军联名支持帝制的闹剧——据说当时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全部签了名，公然拒签的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把宣统皇帝撵出紫禁城的冯玉祥。蔡锷当时身在笼中，无可奈何，也只得签名了事，但他内心深处，却实在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1915年底，蔡锷终于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寻机逃出北京，并于12月19日辗转回到昆明——关于这次出逃，有许多优美浪漫的传说流传在世间，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蔡锷回到云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并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否则云南便将于次日宣布独立。
　　按照老袁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此刻这通来自云南的通电，无异于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应的。他让政事堂列举唐继尧此前历次劝进的电文，很幽默地回了一电：“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发扬鸵鸟精神，装着什么也没看到。
　　而这也正是蔡锷他们所希望的——如斯则云南出师有名。
　　
　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云南独立，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非但不再承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身份，而且宣布其为叛逆，出兵讨伐，历时达半年有余的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说来这世界上还真是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早些年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和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人，海外海内的你来我往口诛笔伐，每每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奋起老拳互殴弄得大家都鼻青脸肿的也有过那么几回，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又添了滇军侵黔屠杀张百麟的革命党，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军这么几段过节，所以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都不搭理。但这时代不总是在发展的么？眼前这康、梁拆了伙，孙、黄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这冤大头又非要帝制自为，双方总算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便又讪讪地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先是孙大炮策动了失败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撵到日本后又继续在国内策划新的革命哪、暗杀哪什么的，现在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投名状，于是，双方终于可以握手言和了。通过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的联络，国民党中的一批失意军人便与云南地方势力拉上了关系，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批与云南及周边川、湘等省份有渊源的国民党人便纷纷潜入云南，开始和进步党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共同策划讨袁大计。
　　
　　独立后，滇军随即改称护国军，分两路出师讨袁。
　　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东征两广；唐继尧则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作为总预备队留守云南。
　　蔡锷的入川部队，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分为三个梯团，两路入川。第一梯团由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等部队，出云南会泽、昭通一路，攻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蔡锷本人则亲率第二梯团赵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团顾品珍（士官六期）部，于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攻叙永、泸州。刘云峰梯团入川后，首战即攻克叙府，揭开了护国战争的战幕。
　　这滇军入川这一路，人数虽然不多，声势却是不小，而且轻车熟路——因为这条路他们走的次数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军便以援助四川独立为借口，在谢汝翼、李鸿祥的率领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带消灭了一帮同情革命军的会党土匪，又顺手抓了一把银子才回来——为这个，四川革命党很是耿耿于怀；随后，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军又响应袁世凯的号召，入川进攻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反袁部队，协助川军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党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样的武装，撵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杨沧白等辛亥元老，还有未来的刘伯承元帅。当时腿部受伤的刘帅，在流亡途中饥寒交加，曾做七律诗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还有条大鱼没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军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杨森，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一号大名鼎鼎的人物。

回过头再来看看四川方面的情况。前面说到胡景伊取代了尹昌衡而为四川都督，但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因为老袁终究还是不肯信任这些非北洋系的地头蛇。
　　1914年12月，袁世凯便派当年替胡景伊走门路的老熟人，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宦出任四川军务会办，率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桢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这三个混成旅，分从湖南、湖北、陕西三路入川。待陈宦到达重庆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顺手将欲哭无泪的胡景伊调进北京城挂了起来。
　　而川军原有的五个师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川军第一师是原四川新军十七镇的老底子，第二师则是收编的“同志军”，第三师是收编的旧巡防军溃散部队，第四师是刘存厚所率的云南“援川”军的部分遗留部队，这四个师均是尹昌衡时代扩编的，从属于尹昌衡—胡景伊系统。只有第五师是个另类，这是原重庆蜀军政府的家底，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但这个师已经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陈宦主持四川后，其余四个师的旧川军部队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号也作了调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此时在名义上均听命于袁世凯。其中第一师周骏部驻重庆、泸州，第二师刘存厚部驻永宁（今叙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黄鹄举部（后并入第一师）驻江津，第二混成旅钟体道部驻顺庆（今南充）。
　　老袁接到云南独立，护国军入川的消息后，也于1916年1月5日发布动员令，派遣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入川北洋军共计有曹锟的第三师吴佩孚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第八师王汝贤旅等部，再加上陈宦带入四川的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队，全军共计四万余人，已大大超过了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老袁部署停当，觉得相当满意，已经在北京做再次接见蔡锷的打算了。
　　这说起来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锷一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所带的人马确实少得可怜，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三千来人，仅仅一个加强团的规模。所携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也极其有限，在后来的作战中，不到一个月就即告罄。
　　可蔡锷敢于以这三千多人北伐，也还是有些底气的。首先，云南地势偏僻险要，纵使进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据称雄；其次，滇军论数量虽然只有两师一旅，加上警备队共四十营的兵力，但其部队素质，则远胜于急速扩充后的北洋军。其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中下级军官，也均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绝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烟鬼可比的——其中还很有些牛人，比如说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朱老总（这里顺便说句闲话，叶剑英元帅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入校时间较晚，1917年夏才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没赶得上参加护国战争。叶帅毕业后留在本校当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龄等人一块被借调到广东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随即被任为教授部副主任，从此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云南对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号称民国军事家之一的杨杰，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名将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更甭说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本人了。再次，滇军所用的军械，也均是清末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唉，大清朝这个冤大头），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北洋系内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长期仰仗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均对老袁称帝有所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不惯袁大公子——要让老袁称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爷，他们哥俩还能去哪儿混？事实上，老段这时候已经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也明显感到了老袁对他的冷落，到处发牢骚说老袁不拿他当自己人。所以在护国战争中，段、冯两系的人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还公然地与南方的各路叛党分子勾勾搭搭讲起价钱来。
　　旧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长的也是旧时代的手腕，他历来好以功名利禄驱策手下，然而这种手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功高不赏，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来。段、冯二人的离心离德，正是这样的明证——可以说，老袁的失败，也正是这种旧式政治手腕的失败。
　　此刻不要说段、冯，就是正在蔡锷对面的北洋系军队，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着算盘。
　　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是云南人，与滇军作战的意志并不强烈，所以与滇军一触即退。这个“一触即退”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咱们用作战时间来说明问题。第四混成旅面对的是刘云峰的第一梯团，刘部自昆明出发，二十六日内即攻占叙府——而昆明与叙府之间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说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峰这一路实际上并无什么战斗，直就是行行军而已。
　　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这还是陈宦自称比较有把握的部队。其他部队就更糟糕，冯玉祥反对帝制，早就暗地里和蔡锷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枪不说，还把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护国军伤病员，也和自己人一体对待。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原是蔡锷的旧部，此时也趁机率一个旅起义响应护国军。

说来这场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涂，双方将帅官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交情颇深，怎么看都不象是真能拼命的样子。
　　北军方面，当年陈宦入川时带的几个幕僚中，居然还有三位先生是蔡锷介绍来的湖南老乡，现在一个在当军需科长，一个在当军务科长，都是事关紧要的人物。
　　还有一位湖南人雷飙先生更绝，居然混到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里当上了旅长！老袁几次要陈宦撤换军政机关里的蔡系人马，老陈就是不肯执行。结果最后刘存厚起义时，带来的就是雷飙这个旅。
　　而护国军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锷的前敌司令韩凤楼，也曾是陈宦的得意门生。双方交情若此，陈宦和蔡锷又怎么能打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曹锟、张敬尧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将入川，也威胁到了陈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陈宦对消灭蔡锷的热情并不高于撵走曹、张的热情。
　　所以四川战场上虽然满眼的兵荒马乱，但认真算来，其实也只有曹锟和张敬尧这两个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实听话出名，张则以骄横霸道著称——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锷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只是这两支部队。可偏偏他们的部队纪律都不大好，因而当地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钻套子，吃暗亏，所以几乎不打胜仗。
　　比如说在纳溪棉花坡一战中，张敬尧难得地消息灵通了一回，居然侦知蔡锷的总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个混成团自双合场渡河，打算绕道偷袭。孰料参谋本部配发的地图不准确，北军遂强拉一老百姓带路。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对这一系列战斗，蔡锷的评价是：“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对于战场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陌生的战争。
　　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真实冲撞中，对旧式的勇敢精神，战略战术，军力评估，后勤补给，部队管理，以及战斗开始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恐惧，重新加以定位和审视。
　　这些刚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前辈，足足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识这场陌生的战争。在三个星期后，他们才各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战略目标，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北洋军而言，起初认为护国军兵力单薄，不堪一击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身士气低落，不得民心，同时也不适应西南地区丘陵水系地带作战的劣势；而护国军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补给不足，兵力有限的弱点，被迫满足于眼前有限的胜利，再也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唯兵力武器论失败了，唯士气民心论也失败了——单凭更多的毛瑟枪保卫不了帝制，可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同样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过来的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吃掉对方，战事乃陷入相持阶段，两军遂沿叙府至泸州一线僵持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下局势出现了巨变，胜负的天平开始向南方倾斜。
　　老袁不是一贯好以功名利禄诱人么？可是鱼儿们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他们也大着胆子和老袁开玩笑：先把鱼饵吃掉，再把鱼钩囫囵地吐出来，说不定还附送泡泡两个。
　　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骗到了老袁汇来的三十万大洋的款项后，宣布独立，随即出师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随袁世凯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主动请缨南下平“叛”。结果贪财的唐旅长一进湖南就被革命党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转而偷袭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的部队。北军兵溃，马继增愤而自杀，最后这路军队的统帅换成齐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来——他是江西将军李纯的部下，而李纯又是冯国璋的心腹爱将，冯不喊打，齐燮元怎么可能积极嘛？
　　3月中旬，进步党魁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自越南偷渡进入广西，连他也因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准备而大吃了一惊——事实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人，对这种事情一向是“非常积极”和“早有准备”的。在整个反袁活动中，日本人的幕后身影处处可见。
　　没错，这些邻邦的“友人”们，的确是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制，可他们所要颠覆的，难道仅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宪帝制”么？
　　政见之争中流淌的鲜血，糊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让这些暴怒的人儿失去了理智。但无论这场窝里斗的胜利者是谁，也无论他的胜利有多么辉煌，最终倒霉的，却注定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远道而来的梁启超的劝说下，广西督军陆荣廷也在骗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后，大着胆子宣布独立。他还顺手大义灭亲，把老袁派来借道广西以迂回云南的一支军队缴了械——尽管带兵的还是他的亲家翁龙觐光和亲女婿龙运乾。龙亲家足足带了一万人的枪械弹药，陆督军因此大发了一笔洋财，心情很好，于是便对瑟瑟发抖的俘虏大度地说：“亲戚还是亲戚嘛！”。
　　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撵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长官张锡銮和段芝贵。老袁为了安定后方，并把这两部军队骗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党，也只能咬着牙默认了。然而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这只不过是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一旦他缓过手来，自己就该倒霉了。于是假称愿意出兵，也在骗取了老袁一批饷械后，便翻脸不认人，鼓动东北各界成立了保安会，这实质上也就是变相的独立了。老袁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再补送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密报，称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串通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人，正在到处拉人准备发一个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开始出手反他，老袁这下可是真的给吓着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这时人民已经不肯原谅他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忧病而死，临终前相当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复帝制，这个人本该在中国历史上，享有与华盛顿一样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终究没能抗拒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这也不奇怪，从那个帝王时代里走出来的旧人物，又有几个能抗拒那样的诱惑呢？
　　他死了，在举国的欢呼声中寂寞地死去了。在他身后，这个原本就不稳固的民国，顷刻间便四分五裂：川、滇、黔、桂、粤、晋、闽、湖、湘、江浙、东北、新疆各立雄长，蒙古、西藏也自树旗号。财富之争、南北之争、权位之争、政见之争，充斥了整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看守者，北洋系自己呢？他们也分裂了，皖系、直系、外围系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大总统、国务总理开始一茬茬走马灯似地换人。
　　旧秩序彻底地崩溃了，而新秩序呢？却还遥遥无期。就这样，一个大割据的时代到来了。
　　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充满反思。
　　袁世凯的失败，到底能不能算做是封建专制的失败？这是一个问题。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以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推翻了金銮殿上的皇帝，但她有没有打倒人们心中的皇帝呢？没有。老袁企图恢复帝制，他是失败了，可那只是权术的失败，而绝不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在他之后，仍然有张勋的复辟，满洲国的建立，封建帝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华夏世界的苍穹之上。至于虽无帝号但派头一如帝王的割据军阀如唐继尧之流，更是数不胜数。
　　看着这些例子，谁又能说封建专制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呢？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


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局势，大概还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结论——当数万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响起刺杀的枪声时，老袁的失败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为什么不是呢？
　　在那几年里，那个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逐渐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成为民国外交记录上最为活跃的国家。正是这个急速崛起的国家，起先最积极地怂恿老袁恢复帝制，后来又最积极地反对老袁恢复帝制，用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手段，最终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边用二十一条为代价，赞成和怂恿老袁恢复帝制，一面又暗地里支持梁启超、孙中山们反对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骑虎难下了，他们便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更无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办，他们就去和叛乱分子谈，总会有人肯接受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促成着中国的分裂。
　　说来日本人的此种谋划，由来已久，早从清末便已开始实施。只是由于和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因分赃不均，彼此羁绊，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谋求中国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外交捭阖的出发点。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欧美列强无暇东顾，而且还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拢日本，以对付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势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独霸东亚，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种种计划来。
　　
　　也就是说，从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年中，老袁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对日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其实也正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后遗症。
　　所以当我们谈起这一段历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去谴责个别历史人物因为在道德、理想上出现了偏差，从而将整个国家引上了歧途的错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天下大势的沧桑变幻，对于个人乃至于国家民族的潜在影响，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可怜虫们，在这种剧烈的变革中的迷惘、惶恐与手足无措。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历史时，请收起我们的幸灾乐祸和隔岸观火心态吧，不要忘记了——那并不仅仅只是欧洲王室秩序崩溃的宣言书。要知道，在那遥远地方响起的枪声，也曾在我们祖辈所栖身的东方世界里，掀起过一场同样浩荡的波澜。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在实质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军队开始全面停战，等待善后和谈。
　　这时候，护国首义的云南，已俨然成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声望，军事威望上都压倒了以北洋军政系统为基干的北京政府，其势力也扩张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粤等诸省，军事政治力量空前强大。
　　在当时众多的割据诸侯中，还没有哪一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正是护国之役奠定了云南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常执西南诸侯之牛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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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sper    时间: 2013-3-26 19:00
第四章 南北之战
　　
　　袁世凯凄凉的死亡，宣告了护国战争的结束——即便是在北洋系内部，大家伙儿也早已认为那只是一场老袁与蔡锷个人的较量而已。现在老袁总算死了，那些先前还在磨洋工的大人先生们，便纷纷跳出来收拾残局。他们捧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责任内阁总理，告天下以太平。可是天下太平，宣告起来容易，真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秩序并为天下人所接受，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旧帝国崩溃了，一个在旧帝国基础上勉强拼凑起来的过渡政府也崩溃了，可经历了两次国家崩溃的人们却仍然站在曙光到来前的迷惘和黑暗中……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弱势，最后沦落到只要手里握有枪杆子，谁都可以反抗它至高权威的地步。普天下的人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皇帝，也没有大总统，没有法律道德，也没有社会共识的时代，他们在原始生存欲望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脚下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这，就是割据。
　　就这样，天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混乱，其中尤以西南为甚。
　　
　　话说坐镇成都的成武将军陈宦，在与蔡锷的护国军达成攻守同盟后，便于5月22日发出了四川独立的通电，宣布反袁。老袁闻讯大怒，遂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怂恿他进攻成都，驱陈而代之。
　　袁死后，陈立刻又在6月8日宣布取消独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他湖北老乡嘛！但陈宦这一轻率举动，无异于同时得罪了南北双方。
　　为什么呢？因为对南方的护国军而言，陈宦在南北和议尚未达成之前便单方面宣布取消独立，无异于是背叛；而在北方的责任内阁总理段祺瑞呢，他也不领这个情。在他看来，陈宦此前宣布与老袁断绝个人关系，是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而此刻取消独立，也只是在给黎元洪面子，而不是给他段总理面子——此刻掌握着北洋实权的段祺瑞，对黎菩萨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双方矛盾很深，要不后来怎么闹出了“府院之争”呢——所以服从黎总统，即是不服从段总理，故而段祺瑞也格外地看陈宦不顺眼。
　　因此坐镇重庆的北洋军统帅曹锟，遂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继续暗中支持周骏对陈宦的军事行动。周军因此迅速推进到永川、隆昌、内江一线，威胁成都。周骏同时还派旅长王陵基率五个营的兵力进抵资中，截断成都与叙府之间的交通，并让另一个旅长刘湘沿长江布防，以阻击护国军援陈。
　　此刻正陈兵泸州、叙永一带的护国军，在接到陈宦的告急后，很是费了些功夫讨论要不要援陈。因为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是：陈宦宣布独立，护国军则承认维持其四川都督的地位。可陈宦随后贸然取消了独立，则此协议就自行失效了，从理论上讲，护国军自然也就没有了援陈的义务。而且，护国军在与北洋军精锐迭次苦战之后，不但疲劳不堪，而且饷弹两缺，也缺乏立刻出兵援陈的能力。
　　然而，要放任由北洋军暗地支持的周骏进占成都，那就等于拱手将四川让给北洋系，这也是蔡锷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蔡锷遂一再向坐镇云南的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饷弹，甚至到了“迭电哀恳”的地步。
　　但在云南的补给和援军到达之前，蔡锷也只能从坐自己捉襟见肘的防线中勉强抽调出刘云峰的第一梯团，进驻自流井一线虚张声势。

此刻陈宦手里可用的三个主力旅，也是问题重重。一个旅长李炳之在重庆被曹锟扣留，另一个旅伍祥祯部在早些时间与护国军的交战中受创颇重。算起来，只有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还有些战斗力，但该旅入川部队仅有一个混成团，而且冯旅长还一直处于心神不宁中，很是影响战斗：先是他的老上司陆建章在西安被起义的陈树藩部攻击，急电要他星夜赴陕，但冯旅才走了两天，陆建章便投降了，又来电让他无需赴援。老冯这心还没放下来呢，陈宦又打电报来说成都万分危急，让他务必去成都共挽危局，老冯勉强答应。再过不了几天，老冯还要接到另一位老哥们儿贾德耀（士官三期）贾旅长的电报，称所部在汉中被包围，还是哭着嚷着向他求援，连汉中地方虽然贫瘠，总还多养得起你一旅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谁说这世上没有救世主来着，那一两个月里，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旅长可不就是救世主！
　　虽然勉强答应去成都，但老冯对陈宦也是颇有怨言，不太肯出力气的。他后来自己的自述里谈这一段历史，讲了一些对陈将军很不恭敬的掌故：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说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来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的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部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人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成什么好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作法之一斑了。”
　　冯玉祥在陈宦的哀恳之下，勉强出城抵挡了一阵，但很不得力，随即便撤往川北，后取道绵竹剑阁退往汉中。而其他新编的部队则更糟糕，他们甚至连战斗都没经历便自行溃散了。因此王陵基一路，几乎是畅通无阻，便经由龙泉驿直逼成都城下，陈宦到此地步，只得求和，希望对方给一周时间让他收拾行李以让出成都城。但周骏勒令他在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就要炮轰成都。

可蔡锷此刻，也终于等到了云南派来的援兵和补给。
　　他遂于6月25日派罗佩金率领顾品珍梯团驰援成都，同时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但陈宦此刻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了，遂于26日主动让出成都，率残部取道重庆顺江东下而去。
　　周骏在向陈宦进攻的同时，还提出了“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企图拉拢护国军阵营中的刘存厚、熊克武等将领。可这一招相当的失败，不但拉拢刘、熊不成，还导致了护国军上下的一致不满——想想看，除了朱德、杨森，护国军里还能有几个四川人？
　　因此当护国军开始动员，向成都进军时，刘存厚便积极要求打前锋，以表明立场，而周骏部下的旅长刘湘也在此时率部加入了护国军，周军实力大减。随后护国军左翼司令罗佩金率滇军进攻资中，刘存厚也率所部川军出屯新津，并于6月30日进入成都。周骏抵抗不住护国军的进攻，只得也逃走了事。他从此便形同消失，但他此刻手下那些旅、团长们，还将要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活跃很久。
　　
　　7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又在这道命令中留了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可恶尾巴：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
　　蔡锷当然不能放走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实上罗、戴两人也没法走——说来也挺有意思，此时的广西是大军阀陆荣廷的地盘，贵州则是小军阀刘显世的地盘。陆荣廷在护国中积极扩张，此刻已经地跨两广，正在兴头上，如何能让出省长的位置？而刘显世虽然实力弱小，但他一直积极支持护国军北伐，说来正是有功之人，哪有有功不赏，还要强抢人家地盘的道理？所以，这两个新“省长”该怎么上任去？段政府这可不是成心开玩笑么！
　　于是蔡锷只好自署官职，以率黔军入川助战的戴戡为军务会办，起义的川军第二师长刘存厚为军长——除他自己的老二师外，并兼辖川军第四师陈泽霈部和滇军第六师顾品珍部（其实都是些刘根本指挥不动的部队）。此外，还恢复了国民党人熊克武的川军第五师番号以酬庸。混乱已久的四川局面乃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到8月间，蔡锷便因喉结核恶化，同时亦觉应当功成身退以为天下范，遂决意离开四川，前往日本治疗。临行前，他向北京政府保举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黔军首脑人物戴戡继任四川省长。北京回电，同意以罗佩金为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护理”，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意即“代理”），戴戡为会办四川军务。后又更改为，罗暂署四川督军，戴署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
　　然而，蔡锷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他于这一年的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逝世，享年才35岁。在他去世前的11月1日，适逢日本军机演习，蔡锷还曾趴在病房的窗前观看。但看完后，他颇受刺激，对陪护他的昔日士官同窗蒋百里说道：“中国的陆军还没有整理好，而别人的战争准备已经由平面转向立体，我们不知道又落后了多少年！”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让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加以深省的话：护国战争是枪口对内的一种战争，不应引以为功，我死后必须薄葬。
　　蔡锷一生，做的也并不总是光彩事，真正能够书之于青史的，还得算是这段护国经历，然而他却偏偏因其为内战，耻以为功——这较之后来那些得意洋洋的内战英雄们，人格之高下，真是曜日萤火，别若天壤了。仅此一节，蔡锷将军便足为千古英雄垂范。
　　
　　蔡锷的离去，使得西南局面顿时大变，而导致局面恶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野心勃勃的云南督军唐继尧。
　　早当蔡锷还在四川时，唐继尧的表现就相当的令人讨厌——护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按兵不动，蔡锷屡次催促而不得。然而仗打完了，他却源源不断地派遣滇军入川来抢地盘。连蔡锷也忍不住在7月18日发出“皓”电质问他：“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钝，实未解命意所在。”同电中，他还奉劝唐继尧功成身退——“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
　　然而被膨胀的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的唐继尧，是不可能听进蔡锷这些金玉良言的。

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些人，当他们还是一介青衫秀才时，大抵有着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喜欢对朝廷政治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颇有匡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可一旦他们因为时运巧合，坐到了当年他们所极力诋垢的那些大人物的位置上后，他们却比那些人堕落得还要迅速，还要彻底。为国家，为人民的抱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对于个人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权力的极度热衷，以及对腐朽堕落生活的不断演绎与创“新”而已。
　　他们“革命”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虽然他们满口的新名词，许诺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将有天下太平。可最后呢？人民所得到的，却仍然是一如往昔的改朝换代而已。
　　唐继尧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人，云南会泽人，书香门第。十四岁上中秀才，后因科举无路，遂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唐继尧学成回滇，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的协统（旅长）就是士官三期生蔡锷，标统（团长）为唐的士官六期同学罗佩金。他随即便参加了于当年10月30日的云南“重九”独立起义。
　　云南独立后，蔡锷一度偏听于赴滇求援的戴戡，派唐继尧率滇军四个营入黔，后又改悟，要唐停止进军。但唐在贵州制宪派许诺推举他为贵州督军的诱惑下，竟抗命不遵，悍然攻入贵阳，并对革命党人大加屠戮。
　　后蔡锷奉调入京，乃向袁世凯保荐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唐遂继蔡成为云南的主人。然而唐继尧其人，素有政治野心，早年在日本读书时，便自诩为“东大陆主人”，并以此刻了一方水晶印章，每每用于书画之上——当然了，在当时，大家不过视其为一落魄愤青而已。可如今，这位当年的愤青因为机缘巧合，竟然主掌了南天一隅的军政大权后，他又将会干出些什么来呢？他将要干的，当然不会仅仅是办一所“东陆大学”而已！
　　护国之役中，唐继尧虽然勉强同意借兵给蔡锷、李烈钧讨袁，但其志却实不在讨袁，而是要借讨袁之名，把这两位在云南极有威望的老大哥推出省去，以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两军一旦离开云南后，唐继尧就在后勤支援，兵员补给上，变得异常的不痛快，因而使得蔡锷讨袁之师仅能局促于川南一隅之地——如果不是恰逢北洋内乱，而袁世凯又早死，则天下胜负之数，尚难定论。
　　
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牢牢占据了川南，并进而问鼎全川。唐继尧见大事已定，便一改前态，转而将四川视为其外府，源源不断地派兵入川，其动机显而易见。以至于蔡锷也亲发“皓”电予以谴责，然而唐却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待蔡锷去后，唐继尧更是变本加厉，他利用滇军将领罗佩金为代理督军，掌握着四川军权、财权之机，以征服者自居，推行强滇弱川的“大云南”政策。
　　他一方面以滇军为敛财工具，大肆搜刮全川财富：设立护国银行，专门兑换滇币，截留了数百万盐款，毫无报销。另一方面，滇军又把持了成都兵工厂，肆意扩充军队实力——护国之役，入川滇军仅有十二营，到战役结束后，因为损失消耗，仅存十营。然而此后，唐继尧便络绎不绝地送来大批徒手的云南新兵，利用成都兵工厂在此半年内生产的武器，足足编成了两个整师。
　　
　　而对于当时川军的五个师又一个混成旅的部队呢？唐继尧、罗佩金则极力加以裁减。
　　首先是在饷项上加以扼制。罗佩金非但不肯补发起义川军刘存厚部在护国战争中因为起义而导致的欠饷，甚至连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也一概置之不问。川军无奈，在与之多方交涉后，罗佩金才对抚恤金略为敷衍，欠饷却仍然不管。
　　此外，罗佩金还动用督军权力，强迫川军缩编。拟将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四、五两个师，各缩编为一个步兵旅，其他各师，除首先起义的刘存厚第二师外，均减编为每连九十人的步兵师，并废去其他特科。虽然滇军也缩编为一师一旅，但加上督军署所属之警卫团、兵工厂护卫营合计，实则滇军并未裁减，仍保留有两个整师。
　　在军饷上，滇、川两军之待遇差异则更为显著：滇军一个师年费一百二十万，川军一个师年费仅为八十万。
　　唐继尧、罗佩金这种极为明显的喧宾夺主的做法，终于激起了全体川军的激愤，于是便有了“川人治川”口号的提出。
　　这是四川地方实力派，自辛亥后又一次争取地方独立的斗争。

不甘受歧视的川军，于1917年3月，在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的倡导下，在成都集合各师代表会商对策。最后决议以刘存厚领衔，向黎元洪大总统及国务院、陆军部控诉督军罗佩金编遣不公。
　　罗佩金对川军将领此举自然不满，加之听闻北京方面将有变更四川督军之说，更加恼火，遂决定以武力先解决川军第二、四两师。
　　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反罗，在挨整的黑名单中榜上有名自不奇怪。那么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又凭什么上榜呢？原来这陈泽霈，在护国军入川之役中，做过罗佩金的参谋长，算起来原属滇军系统，双方关系不错。但陈自任为第四师师长后，却与川军将领日益亲密，故而此时罗见连他都反对自己，尤其愤怒，便照顾他优先上榜了。
　　罗佩金敢于如此轻视川军，主要还是因为川军在护国之役中表现实在不佳。刘存厚起义后，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很不得力，蔡锷也曾抱怨说是：“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
　　因此，罗佩金就照着自己对川军的成见，着手进行解决他们的军事部署——同样也是士官出身的罗督军可没有看到，滇军入川时那种理直气壮，以天下为己任的蓬勃精神正在消亡，而全川军民的愤懑却正在积累……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何况这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打仗呢？唉，那个年头的大人物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老虎，而把对手当成病猫，可结果却总是让后人笑掉大牙。
　　袁世凯是这样，罗佩金是这样，以后还将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没错，他们手里掌握着由新思想、新技术所创造和赋予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却从不曾弄清楚，人类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常识，那就是：暴力无论新旧强弱，它们从来都不是无所不能的。

罗佩金迭次电告北京段祺瑞政府，称刘存厚“外强中干，毫无胆略”，希望中央明令，让他解决川军。可作为北洋系领袖的段祺瑞，虽然不喜欢倒戈的川军，但更不会喜欢护国战争中的强悍对手滇军，更不愿意去替唐继尧、罗佩金当这个得罪人的冤大头。他遂一再隔靴搔痒，坐视乃至于暗地里怂恿刘存厚与罗佩金对抗，致使滇、川两军矛盾愈发激化。
　　虽未得到段政府明示，但自信满满的罗佩金还是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调动军队，出驻天回镇、新都、金堂、赵家渡等处，对刘存厚部暗取包围之势。又以一营兵力驰赴潼川，监视驻顺庆的川军第三师，并调驻富顺、泸州等地的滇军开驻成渝之间的资中、内江，一方面可以监视驻成都周边的刘存厚，另一方面也可提防驻川东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第五师熊克武等部可能的异动。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佩金便开始下手，先是准备用诱捕的手段逮捕刘、陈两人。刘存厚比较滑头，每次都托故不去，陈泽霈则因与罗是老熟人，贸然前往，一去即被扣留。罗佩金扣留了陈泽霈后，便于4月14日，宣布撤去陈的川军第四师师长职务，改以该师旅长卢师谛接任师长。次日晨，罗督军又以为卢师长就职行布达式为由，遍请在蓉第四师各级军官，齐集皇城内督军署。这些军官一进督署，也被悉数扣押，滇军趁机出兵包围其各部队，将其全部缴械。
　　刘存厚得知第四师被解决后，立刻加强警戒，川、滇两军步哨纷纷延伸接触，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一场大战又在眉睫。

当时成都城内外各方势力的军事部署情况如下：
　　刘存厚部川军
　　第二师师部设于北较场，驻有田颂尧的骑兵一团，及部分师直属部队；西较场驻有赖心辉的炮兵一团，团部设于旧将军署；另有范士杰一个营驻于老西门，负责把守城门；北门也在刘部掌握中。城外凤凰山兵营中，驻有刘部舒云衢的一个旅，辖邓锡侯、廖谦两团。
　　滇军
　　以第六师驻成都城内，师长顾品珍兼任成都卫戍司令；督署直属警卫团等两个多团，驻皇城内，担任督署防务；约一个多团，驻东校场；东门和武城门（即新东门）为滇军所控制。另，城外还驻有部分滇军。
　　黔军
　　除滇、川两军外，城内还驻有部分黔军，这是在护国战争时代由戴勘率领进入四川的。戴戡本人驻于旧督院，其所率的熊其勋旅，大部驻于南门附近，并掌握南门门禁。罗、戴本为蔡锷的左右手，渊源甚深，故罗在计划中拟以戴为强援。
　　
　　自14日后，滇军以防止四师散兵流窜滋事为由，派出督署参谋长赵钟奇（士官八期）与刘存厚部参谋长林爽（士官六期）协议，划定两军防区，分设岗哨，彼此约定非事先征得同意，不得武装通过。但接下来的三天内，滇军却屡屡违约，数次以全武装部队强行通过刘存厚的防区，刘部虽偶有阻击，但事态均未扩大。
　　但到4月18日，滇军一部自灌县押运缴获的川军第四师枪械前往成都，在途中遭到刘存厚部的劫夺，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蓄势已久的川、滇冲突。当夜，双方发生大规模交火，罗、刘之战自此全面爆发。
　　双方事后均指责对方首先开火：滇军称是川军首先炮轰皇城内的督署，故自己才加以反击；川军则称，滇军在发动攻击前，即已经自皇城城头上发炮猛轰刘存厚师部驻地北较场、炮团驻地西较场等要地了。究竟谁先开火，如今看来真是个谜案了，不过此役以炮战肇始，大概还是不假的。
　　此役伊始，滇军便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刘部驻地：一路由东校场出击，进攻北较场的刘存厚师部及驻文殊院的机关枪营；另一路则自皇城内的督署出击，越过东城根靠近将军衙门的一段已跨塌的城墙，进攻驻旧将军署的赖心辉炮兵团团部；还有一部，则由城外绕行攻入新西门，准拟一举解决掉西较场的炮兵团——川军炮兵是不是先开火不好说，但看这滇军的部署，还真就是冲着刘存厚的炮兵去的呢！
　　同时两军在东、西御街上也发生了激战。
　　照说罗佩金的计划还是很周密的，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少，可他就差那么一点，没有想到滇军此刻的战斗力竟有那么糟糕，而川军竟有那么顽强……
　　
主攻的三路滇军，因遭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原计划均未实现；而在东西御街上的战斗呢，滇军也是一触即溃，让川军乐滋滋地占领了督署所在地皇城外的要点三桥。
　　次日上午，省议会及各国领事团即出面调停，川、滇两军均同意停火，川军为表示诚意，也答应将三桥让出，由中立的黔军接防。
　　但当晚滇军毁约，又由皇城中冲出，向守卫三桥南街和陕西街的川军发起进攻，同时东校场的滇军也三次进攻占据北城的川军，但这些进攻和前晚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各路滇军都被击退。
　　到四更时分，防守皇城督署的滇军王秉钧部，为扫清射界，并嫁祸于川军，竟然用洋油和燃烧弹，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将后子门附近，东、西御河，东、西二巷，九思巷等处焚毁殆尽，皇城附近之东、西鹅市巷，东、西御街之间，三桥北等处也尽成焦土。当时葬身火海的平民为数甚多，连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也因遭到射击而颇有死伤。这场大火直至4月20日午间方才渐渐熄灭，被焚烧的民房多达千余间，平民死伤者达三千余人。
　　除了放火以外，把守武城门的滇军，还肆意屠杀俘虏和平民。自4月18日夜开始，滇军营长李正芳等部便不断将川军第四师被扣押的军官及部分滥捕来的平民，用刺刀捅死后抛尸城下，数日内抛弃的尸首竟累计多达八百余具。
在成都城里打响之后，川滇两方尚未参战的帮手们也没有闲着，诸色人等纷纷展开电报战，一时间到处唾沫横飞。
　　4月19日，罗佩金的云南后台老板唐继尧，发电痛骂刘存厚“叛变”：“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与解决。”
　　而刘存厚的川军同袍，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也在同日联名发表通电，抱怨罗佩金：“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这帮人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服从北洋政府的旧军人，比如说但懋辛、向传义、吕超等就是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部下，照理说是南方派。但他们虽然与罗佩金同党，罗却首先不顾同党之谊，要在裁军中将第四、五两个师缩编成两个旅，切肤之痛当然就胜过了党同伐异之急，故而他们也不得不小声嘀咕两句以示不满。而像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人，原本就是刘存厚的人马，刘湘则是刘成勋的大邑老乡。因北洋政府在暗地里支持刘存厚，故而这帮人也被视为北方派。
　　就在川滇两省军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两省的文人也干上了——虽说这帮秀才先生们扛不动大枪，但他们也不甘寂寞，成群结队地蹲在省议会、国会这些公共场合的会堂哪，或是电报局子哪之类的地方帮腔，你敢骂我“侵略邻封”，我就骂你“争权叛变”——反正遣词造句正是此辈秀才的长项，故而那几天大家玩得很是不亦乐乎。

滇军对川军屡攻不下，而成都士绅人民对之已极其愤恨，加之北洋政府多次表示不支持，罗佩金也自感在成都呆不下去了。遂于4月20日，经各国领事和成都士绅再度调停后，与川、黔两军达成协议，三军将成都城区分成三大区域，成“川”字形，由黔军驻防中间地区，以隔断川、滇两军，防再生事端，并协议两军同时退出成都城区。
　　4月27日，滇军由成都东门撤出，开往简阳；川军则由西门撤出，退往凤凰山。双方仅在城内东、北较场，各留驻了少量部队。
　　刘、罗之战，到此乃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战争。此役从战术上看，双方兵力损失都不大，只是打了个平手，但实质上，更吃亏的是滇军——非但其歼灭川军的预期战术目的没有达到，而且4月20日，北京政府还明令同时撤销罗佩金、刘存厚两人职务，改以省长戴戡兼代督军。
　　虽然同是撤职，但刘存厚就算丢了师长，还有个蔡锷给的军长衔呢，照样可以带自己的部队——他甚至还很客气地表示要服从命令，请罗前督军赶快让接替他当师长的滇军将领刘云峰，从火线那边过来赴任。瞧他这玩笑开的！
　　而罗佩金的四川督军就不同了，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兵权财权哪！
　　老罗对此自然是怨声载道。
　　
　　说来罗督军吃到这个大亏，首先得埋怨他自己太大意。他的保密工作对刘存厚做得不怎么样，但对自己人却做得相当好——大战在即，滇军的高级军官中，竟然还有很多人毫不知情。
　　比如说奉调前往资中阻击川军的滇军主力，第二十七团金汉鼎部，对即将到来的川滇大摊牌就相当的茫然。
　　他率部在3月下旬从泸州出发，4月2日到富顺，因为友军二十八团第三营的部队包围了当地税局要钱，所以金团长只好耽搁了一天调解纠纷。
　　4日到了自流井，又因为旅长刘法坤要部队接受检阅，结果金团长又耽搁了十六天，直到到4月20日才从自流井上出发……而到这时候，成都的大仗都已经打完了。
　　等金团长四天后抵达简阳城南要地七星山的时候，本该由他以逸待劳地阻击的川军第三师部队，已经在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了。
　　瞧滇军这仗打的！
　　除了自己的人马调动得稀里糊涂外，罗督军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估计了统帅黔军的四川省长戴戡的态度。
　　


戴戡，秀才出身，后留日，在宏文学院读师范。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弟子，进步党人，系贵州制宪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因为梁、蔡、戴之间有这么一层密切的关系，故而自辛亥以后，贵州局面受云南影响颇多。
　　戴戡在护国之役中，先随蔡锷回到云南，后又进入贵州，积极鼓动当时的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独立，并亲率黔军一部入川助战，和罗佩金同为蔡锷的左右手。
　　在蔡锷离川后，戴戡更进而成为进步党在西南的领袖人物，并因其恩师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得从唐继尧、罗佩金的手里分得一杯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但云南方面的唐继尧既已视四川为自己的外府，自然对戴戡分走了民政权格外不满。再加之四川督军罗佩金又是国民党员，护国之役后国民党与进步党因也争功争位而矛盾日深，故双方虽系故人，却也免不了时有摩擦。所幸秀才出身的戴戡自知力量薄弱，总是委屈容让，故滇黔矛盾尚不十分激化。
　　在罗、刘之战中，罗佩金原指望戴戡加以援手，但受够了滇方压迫的戴秀才也大耍滑头——事先极力怂恿罗动手，但等到事态恶化后，他却又袖手作壁上观。
　　
　　但戴秀才这手玩得极其拙劣，以至于省议会也极力谴责他“该省长不为曲突徙薪之计（错别字修订，汗颜中），而图收焦头烂额之功”，“阳为调和而阴实怂恿，对于罗督，则谓川军决无让步，对于川军，则谓罗非取消某军不可”。
　　因此罗、刘两人鹬蚌相争一番后，却眼见得让戴戡渔翁得利拣了大便宜，一时身兼了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职，尽掌军、民、财权，各自都颇悔失计，心怀不满。
　　偏偏这戴戡上任后，也倒行逆施，他不好好打算怎么平息眼前的满目疮痍，却全盘秉承了前任罗督军的衣钵，继续一门心思算计怎么整刘存厚——在他看来，要统治四川，首先就要将桀骜不驯的刘存厚大大削弱或干脆处理掉。
　　如此一来，此前的川、滇矛盾，就演变为了川、黔矛盾。而与此同时，一度冷淡的滇黔关系，又再度变得暧昧起来。
　　
戴戡眼见罗佩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解决掉川军，估计自己也未必能独自吞下了刘存厚这头大牯牛。因此在罗佩金退出成都后，他又转向罗示好，在善后处理中处处偏袒滇军，打击川军。
　　罗佩金过去恨戴勘分权，这回又替戴火中取栗伤了自己，本是相当恼火的，但毕竟滇、黔渊源犹在，而敢于造反的川军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只好咬着牙答应配合戴戡。
　　在得到罗佩金同意支持的允诺后，戴戡的胆子也大起来，开始进一步欺负刘存厚。
　　在罗、刘之战后，川军已大部撤出成都城，仅留了两营兵力于城内，以保守西、北两门的入城通道。川军这部分兵力，本来对黔军也算不上是威胁，刘存厚鉴于己部方经大战，也不愿意再立刻招惹黔军。
　　但戴戡却误读了形势，自以为有滇方撑腰，遂在成都局势甫定之际，便悍然强令刘存厚将此两营兵力撤出城外，防地交由他的黔军接收。刘存厚则以其凤凰山驻军经常要进城采办给养，必须留两营人马保护入城通道为由，负气拒绝。双方为此争执达两月之久，戴戡既与罗佩金预有成约，便决定以武力先行解决这不听话的两营川军，再与滇军合力，以讨叛为名，全部消灭刘部。
　　
　　就在戴戡积极筹划消灭刘存厚时，北京城里出了件大事。这年的5月里，以逆来顺受脾气极好而著名，被称黎菩萨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终于受够了刁钻跋扈总不拿他当领导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断然行使起总统权威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笑话“府院之争”爆发。
　　跋扈惯了的段总理，没想到素来一副好脾气的黎菩萨也会造反，一时倒也傻了眼，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搁下挑子跑回北洋大本营天津卫去闭门修身——说是修身养性，其实是暗地里里策划倒黎。在段的唆使下，素来以大清忠臣自诩的辫子军统帅张勋，便趁机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夺权，将黎菩萨轰下台去。7月1日凌晨，自以为掌握了大权的张大辫子，便穿上前清官服，带着康有为等一帮遗老遗少，恭请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了。
　　宣统皇帝挂出龙旗复辟后，伪诏四出，大开空头支票，赏天下诸侯官爵以收买人心——还真就有几个不怕死的“忠臣”领了这空头的赏额呢——在四川地头上，皇帝也宣布赏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奈何这刘存厚是个识时务的，非但不肯接受这空头的巡抚，还打算通电全国反对复辟。可是刘师长派出去打电报的办事员们，跑到电报局一看却全都傻了眼，因为大部分电报局都被戴兼督派去的兵监控起来了，还特别申明，严禁拍发刘师长的电报——最后刘存厚只向北线打出了唯一一通电报，并得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复电。
　　你说这戴兼督他咋就和电报局子过不去了呢？
　　说来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在刘存厚得知他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四川巡抚”的时候，戴戡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他灵机一动，迅即派兵控制了各个电报局，不让刘存厚打出辩诬的通电，打算就此做一篇好文章。那年头通讯事业不发达，要迅速表明态度，就只能通过打电报这种洋玩意儿——所以戴兼督控制电报局子，就是不想让刘师长有表明态度的机会。

在封锁电报局子的同时，他又立刻通知各色人等，订于7月4日召开军事会议，并要刘存厚也一并出席，准备在会议上对刘发起突然的舆论攻击，以便先声夺人。刘存厚心知不妙，一如既往装病，称自己身患疟疾动身不得，仅派其军法处长吴荣代表出席。会议一开始，戴戡便严厉谴责刘存厚不该接受宣统所任的伪职，要他通电取消。虽然戴兼督在台上声色并厉，但与会的各色人等却不甚买账，纷纷在场下嘀嘀咕咕，说人家这还没接受呢，又怎么谈得上取消？戴兼督甚觉无聊，顿时语塞。
　　尽管道义上的大文章做不通，但戴兼督也和罗督军一样，很乐观地相信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比较有发言权。7月5日晚间，戴戡便动员黔军主力七个营，强行接收西、北两门的防务，同时向驻北较场的刘部留守部队发动进攻。
　　刘部川军见黔军势大，遂急忙收缩兵力。刘存厚不傻，他对川、黔两军的摊牌也有所警惕，早就指示部队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北门，但必须集中兵力确保西门，以便援军入城。因此这会儿川军便遵照这一指示，主动放弃了成都北门，在团长田颂尧的指挥下集中于西门附近死守待援。川军以两营兵力对抗黔军七个营，颇感吃力，其中一个连苦撑到援军到来时，仅只剩十七名官兵了。
　　
　　进攻川军的黔军，纪律比滇军更糟糕，当夜就有部分乱兵借机四出放火，烧毁民房，并趁火打劫，成都西、北两城区的居民，又遭到一次浩劫。
　　戴戡虽然又一次挑起了争端，但其所辖的黔军，兵力并不强，仅有一个旅而已。他之所以敢于和强大得多的刘存厚动武，全是依赖有滇军作后盾。可是滇军统帅罗佩金三个月前才给戴戡隔岸观火地玩了一把，这时候还很有点恨意未消，虽然勉强同意援戴，但他也想如法炮制一回，让戴戡把自己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出兵。
　　按说罗佩金这个打算是没错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好火候——因为援救自己人的刘存厚动作可比他快多了。
　　刘存厚在得知成都城里打响后，迅即派兵支援，次日便有部分援军入城。川军援军入城后，双方实力对比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处于劣势的黔军不得不后退。7月7日，川军击溃驻守东校场的黔军，8日又击溃占据西较场的黔军，黔军遂收缩兵力，退入皇城内的督署固守，等待滇军来援。
　　川军随即包围皇城，发动了一轮轮猛攻。
　　
却说三个月前罗佩金退出成都后，原打算回云南待罪听候查办，但为唐继尧阻止，让他继续留在四川以观时变，罗佩金遂留在川南的叙府。
　　果然不久之后，川黔两军便又开争端。但罗佩金却错误地以为黔军大可支撑一段，想坐待鹬蚌两疲，以收渔人之利，故而迟迟按兵不动。直等到7月13日，他才借口调解，带部分兵力西上。而驻川滇军的总动员令，直到7月16日才发布，这时候驻川南叙府、自流井的部队，才慢腾腾地分道向荣县、威远、犍为、嘉定（今四川乐山）方向移动。
　　就在驻川滇军部队出动的同时，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也以讨伐谋“叛”的刘存厚为名，派出了各自的援川部队。唐继尧于16日发出“铣”电，威逼刘存厚率部移师北去，让出四川，否则自己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当然了，唐督军还说了，如果刘愿意投降，他也可以不咎既往——唐继尧这哪里还是什么“吊民伐罪”的檄文，完完全全是一篇赤裸裸的吞并宣言了。而戴戡的直接后台老板刘显世，原也是在唐继尧的扶植下掌握贵州大权的，同样也指望着能在四川分一杯羹，因而与云南保持高度一致，派黔军主力入川援戴。
　　
　　此际陆续入川的滇军人数已较护国战争时期扩大了十倍有余，除罗佩金原掌握的部队外，还有后续入川的李友勋、邓泰中、马骢三个旅，黄毓成的第四军、叶荃的第八军三个旅另一个大队，计约三万人。不过滇军虽然总兵力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战线太长，部队分散——这边驻川部队已经和川军大打出手了，可云南的后续部队才刚刚出发。结果滇军兵力虽众，在局部战场上却每每处于劣势，给川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罗佩金急于援戴，因此不待云南后续部队到齐，便分三路出兵：以韩凤楼为第一路司令，率朱德部出叙府，拟经犍为至乐山与第二路会合后，经由眉山攻成都；以刘云峰为第二路司令，率金汉鼎部，出自流井、荣县一路，在与第一路协力驱逐乐山守军后，合攻成都；赵钟奇为第三路司令，率田钟谷旅，出资中，自仁寿方向攻成都。
　　罗佩金这是个避实击虚的打算，他准备绕开成都外围龙泉驿一带的险隘，不与打援的川军作过多纠缠，而待迂回成都部队救出戴戡后，再与川军决战。
但罗佩金这个作战计划很有点纸上谈兵加蛮干的味道——说来这也是士官生的通病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王牌战将”汤恩伯汤司令，也有这个毛病。他在士官学校作沙盘推理时，也曾把傻大粗笨的重炮放到光秃秃的大山峰顶上去轰人家。结果搞得日本教官哭笑不得，只好请教老汤，你究竟准备怎么把重炮抬上去？
　　这回罗佩金犯的错误和老汤如出一辙。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他却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然条件是不是许可。他选定的迂回线路虽然可以绕开敌人主力的堵截，但沿途所将要经过的岷江流域河流纵横，加之适逢洪水季节，滇军遭遇的麻烦实际上比川军能够制造的更多。
　　
　　这个不够周密的作战计划，很快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二路军在荣县附近的三江镇遭到川军陈洪范部的阻击，又适逢雅河、铜河、岷江等河川山洪暴发，双方都被困在山头上无法活动；第一路军也受阻于犍为。等到洪水退后，两路大军才合力击退川军，攻入乐山。滇军紧追川军至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川军婴城固守，因城墙高大坚固，远征而来的滇军又缺乏重炮，难以攻克，一时双方陷入僵持。
　　而拟自仁寿攻成都的第三路军，也因旅长田钟谷和团长卫秉钧发生冲突，自乱阵脚，遂退出仁寿。
　　
　　就在各路滇黔军队磨磨蹭蹭地向成都进发时，皇城督署里困守的戴戡已经撑不住了。
　　刘部对滇军即将发起的援戴行动深为忌惮，尤恐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界，因而在包围皇城后，对黔军的攻击格外猛烈，想要尽快解决战斗。
　　时任攻城总指挥的刘部参谋长汪可权，指挥部队挖掘坑道直通城根，并将一具棺材装满炸药运入坑道中，实施爆破，同组织敢死队，准备冲入。
　　
　　川军的爆破相当成功，轰垮了部分皇城城墙，但黔军也意识到这个缺口的危险，组织兵力拼死抵抗，川军敢死队受阻。
　　可刘存厚的运气就是那么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敢死队受阻的时候，刘军的炮兵却立了大功。在云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的赖心辉指挥下，刘军炮兵一炮命中了黔军弹药库，将黔军的库存弹药尽数引爆，爆炸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之久。
　　说来这黔军也不是没有炮兵，就是命中率不大高，更没有像川军炮兵这样立下决定性的功劳。嘲笑黔军糟糕的炮术，成了那几天成都市民难得的乐子。曾有人苦中作乐，作《竹枝词》一首道：“放火烧城太害民,偏偏难拔蜀军营。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惊人半笑人。”
黔军经此打击后，处境已极其不利：一方面粮弹两缺，无力再继续支撑下去；另一方面，同盟的滇军又迟迟不肯践约。
　　戴戡又慌又气之下，只得通过原来在刘存厚手下当过旅长的警察厅长雷飚，出面居间调停，表示只要川军肯停火，自己愿意交出督军、省长、会办等三颗印信，并率黔军退出成都。
　　川军为迅速瓦解皇城内黔军的抵抗，以免遭到来援滇军的两面夹击，遂诡称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统率全部黔军退出皇城，经三桥、红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门，戴、刘之战告一段落，共计历时十三昼夜——嗯，比宣统的复辟还多了一天。
　　
　　戴戡虽然交代职务退出了成都，但以“讨刘援戴”为借口入川的滇黔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前进的步伐。此刻唐继尧讨伐刘存厚的借口已完全破灭，而其以吞并四川为目的利己企图却已昭然若揭。
　　四川各界纷纷在文电上谴责唐、刘、罗、戴等人图川、祸川之罪恶，称：
　　“此次之乱，胜前（罗、刘之战）十倍，共烧大街七十余处，屠杀人民，劫掠金银，则不可数计……《左传》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始知罗戴皆盗贼也。《尚书》曰：‘虐我则仇。’始知罗戴皆寇仇也。平民杀一人，罪死，焚一屋，罪死；今以督军省长杀数万人，焚数十万家，其罪又当如何？平民盗一钱，有罪，掠一物，有罪；今以督军省长而抢钱数千万，掠物数万万，其罪又当如何？”
　　
　　当天府之国的书生秀才们在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义愤填膺势不两立地谴责滇、黔军队的暴行时，他们忘记了在那个古老的混乱时代里，还曾有位离尘的智者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在一个充满暴力征服欲望的时代里，哪里还有若辈心中的“道义”二字可言呢？罪恶的根源，固不在于一两个人的贪欲与野心，而是在于整个时代的迷惘混乱。
　　大一统时代的传统共识，因被视作新时代的桎梏而遭到推翻，可是那帮推翻旧时代的热血青年们为新时代所定下的规则呢，却又总是没人愿意遵守——它本来就是那些游学异国的书呆子们生搬硬套来的嘛，所以虽然貌似完美，实际上却繁琐复杂又缺乏继承性，是个画虎类犬的失败之作。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它也真是个既难以掌握，也难以接受的尴尬玩意儿。
　　于是，一种简单而又原始的替代办法，群雄逐鹿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起而代之，野蛮时代的兽性撕咬逐渐替代了文明时代的美好的初衷。这就注定了那些刚从崩溃的帝国时代里走出来的人们，还需要在乱世的淋漓鲜血中作更加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与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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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sper    时间: 2013-3-26 19:25
第五章 国民党：那个捡来的四川
　　
　　戴戡虽然侥幸得从成都城里全身而退，但他却没有意识到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袭来。早在川黔两军交战的次日，刘存厚便已抽调其主力部队之一的邓锡侯团，驰赴龙泉驿之山泉铺布防。刘存厚这一部署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来可以阻击自资阳、简阳方向或是自荣县、威远、仁寿方向来援的滇军；另一方面，也可以堵截自成都溃逃的黔军，不使漏网。
　　本于以上目的，邓锡侯在率部进抵龙泉驿后，便将团主力集中于山泉铺，并派出大批便衣侦探，向以上三个方向搜索，待机出击——此时这批自成都仓皇溃逃出来的黔军，正好一头撞进邓锡侯精心编织的这张大网中。
　　邓团所属的何绳武连，正在华阳、简阳交界处的百合寺鹞子坝一带守株待兔，还真就等来了一群大兔子——出成都后，黔军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警察厅长雷飚等人与戴戡分路撤退，带着卫兵数十人走东大路，到此休息时，遭到该连突然袭击，诸人仓皇越墙而逃，张、黄两人被击毙，仅身手敏捷的雷飚侥幸逃脱。
　　戴戡也同样在劫难逃。他与黔军旅长熊其勋，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一出成都城，便多次遭到川军及地方土匪队伍的截击和偷袭——一来滇、黔两军在成都城中的暴行，已经激起了包括袍哥土匪队伍在内的全川人民的愤怒，二来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部队历来觊觎正规军手里的枪械，现在当然也不肯轻易放过这支形同落水狗的客军。因此出逃的黔军处处受敌。待得戴、熊走到成都仁寿附近的秦皇寺时，所部已经寥寥无几，戴戡在混乱中与熊其勋走散，死于乱军之中。熊其勋化妆成农民逃跑，被川军捕获，因川军团长邓锡侯指其为挑起战端的祸首，也当即被杀死，黔军五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时有好事者给戴戡写了一副挽联，上联“生前惯效秦庭哭”，下联“死后方知蜀道难”——虽然很有点幸灾乐祸，于作古之人大不敬，但这副不够厚道的联子，对戴戡生平事迹的描述倒是相当贴切。
　　
　　关于戴戡的死因，还很有一段小插曲的。
　　据刘存厚部团长廖谦的报告称，戴戡是自尽的，己方绝对没有动手。另一个团长邓锡侯说得更仔细，称戴戡系遭袍哥队伍吴庆熙部截击，意图缴获其枪械，戴戡遂自尽。
　　而后继任代理督军的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则称：“戴前督行抵华阳县属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败退回来之川军，双方因误会开枪互击，戴督中弹身故，灵榇已由川军运回省城。”
　　而滇、黔方面，则一口咬定，戴是被川军故意杀害的。
　　此三说，刘部显然是在为自己推责任，而且打算全部推给死人本人，不留一点后患；周道刚貌似在替刘存厚推责任，但却又故意不肯推干净，一心要给刘留个尾巴——谁叫刘存厚也是四川督军的有力争夺者呢；滇、黔方面，以及北京的梁启超，则乐于接受川军故意杀害戴戡之说，这是为继续用兵四川或是惩罚刘存厚找理由。
　　然而理由好找，继续对四川用兵却不容易，远在云南的唐继尧并不清楚此刻自己驻川部队的真实状况。
　　
在打垮了据守成都皇城的黔军后，川军便迅速腾出手来，转攻正在眉山城下数星星的滇军主力第一、二两路军。
　　此时滇军已顿兵坚城之下数日之久，时当酷暑洪水，天气潮湿炎热，滇军将士疲惫，士气低落。而同时后路乐山城又已被川军陈洪范部占领，退军的要道关门子也落入川军掌握中，滇军已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形势极其险恶——唉，罗佩金那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作战计划！
　　第一、二两路滇军主将韩凤楼、刘云峰经研究后，认为这仗已经没法再打，再不突围就要吃大亏了。韩、刘二人即决定以团长朱德为前卫，率部攻击前进，驱逐关门子、乐山两地的守敌，打开一条退路；以另一员猛将，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为后卫，率少数部队掩护全军撤退。
　　作为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人物，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老总亲自出阵，那结果还能有什么悬念呢？朱老总所部很快撵走了堵路的川军，打开了撤退的通道，滇军主力乃得以逃出川军的包围圈。但敌前撤退历来为兵家大忌，仓皇后撤的滇军秩序混乱，加之慌不择路，在渡思蒙河时竟然挤断了浮桥，其二十八团副团长陈天相和不少官兵溺亡。
　　当时形势是如此危急，以至于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率后卫二十余人撤到河边时，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做俘虏的严酷问题了。幸亏金团长手下一名传令兵机灵，发现河下游水浅可以徒涉，才侥幸逃脱。金团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徒涉过河，水不及膝。想起陈天相和其他官兵，才死得冤枉呢！”
　　流血死人的经验就是教训，更是财富，滇军学会了这一条，对面的川军也学会了这一条——近三十年后，此时正站在川军阵营中的刘伯承元帅，又站在淮河边上，面对着与此相似场面说了一句名言，那就是——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要害死人！当时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渡淮河时，前锋报告水深无法徒涉，刘帅遂拿着一根竹竿亲自下河探水，居然硬是找出了一处可以徒涉的渡口，然后便说了这番话。
　　走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冒昧地揣测，当朱、刘二帅面对着淮河边上这场危机时，恐怕第一反应就是想起了三十年前思蒙河边那相似的一幕吧？
滇军在撤退中遭受了相当损失，又加之部队一度混乱，因此一直退到荣县才收住脚步，停下来整理部队。
　　就在这时候，唐继尧自云南派来的援军也到达了，他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唐继尧将败军之将罗佩金调回云南思过，并重新整编了驻川滇军：将原顾品珍的第六师改编为第一军，提升顾品珍为军长，辖李友勋等旅；第七师改编为第二军，以赵又新为军长。另提升作战有功的朱德为十三旅旅长，金汉鼎为十四旅旅长。
　　通过这么一番调整和充实，驻川滇军在实力上迅速恢复了元气，但护国时代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一往无前的勇敢气概，却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当一场原本是为国家民族求前途的战争，业已变质为替一方军阀争夺权位利益后，军官们还能怎样去向战士们动员解释，要求他们勇敢顽强自我牺牲呢？
　　故而此时的滇军将领们，也只能用段祺瑞要将驻川滇军解散，押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这样无聊的谎言来鼓舞士气了。
　　就在唐继尧积极地整军经武，一心要用武力重新征服四川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段总理又跑来搅局了。
　　
　　话说戴戡死后，时在北京的进步党魁梁启超极为恼火，要求重掌政权的段祺瑞严惩刘存厚——因为戴戡所部，是当时进步党手中唯一掌握了地方实权的武装力量，戴的死也就意味着进步党掌握枪杆子梦想的彻底失败。
　　那梁大才子虽然握有一支生花妙笔，但到底不是当真抵得三千毛瑟枪兵用，所以也一直在煞费苦心地通过自己的得意门生蔡锷、戴戡等人抓武力。
　　年前护国之役的辉煌胜利，仿佛让进步党看到了曙光，梁任公也一度亢奋的不得了，在国会里说话的口气也硬了许多。然而好景不长，期年之内蔡、戴二人尽殁，进步党人兵溃旗折，坐镇北京城里的梁任公希望破灭，自然就免不了要恼羞成怒一番了，每天坐在朝堂上大发脾气——在一众国会议员们看来，那几天的梁任公和他的进步党，很有些祥林嫂的作派。
　　段祺瑞对这个已经失去了爪牙的落魄政党，在国会里发出的不满的哼哼声，当然不会认真理睬了。事实上，对于混乱中的西南局面，他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
　　

北洋系在护国之役中的头号对手，一年前还号称天下劲旅的滇军，此刻已经在罗、刘之战中铩羽而逃，颜面尽失，再也撑不起“劲旅”的牌子了。
　　而一贯协助滇军的黔军，也在戴、刘之战中遭到了重创，驻川西的黔军几乎被全部肃清。而胜利的一方，川军实力派人物刘存厚的部队，也在两次大战中遭到不小的损耗，同样亟需喘息——而且这两次战争，还促使他投向了北洋政府的怀抱，成为段祺瑞的马前卒。
　　因此在段祺瑞看来，这正是北洋系重新夺回四川甚至让整个西南改变颜色的最佳契机。因此他以四川之乱情况不明，不便立刻下结论为由，拒绝了梁启超严惩刘存厚的要求。
　　他一边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代理督军，一边又以自己的内弟，时任北洋军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为查办使，率几个旅的北洋军入川查办相关事宜及处理善后。
　　吴光新这个入川“查办”，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自辛亥年独立以来，在川军将领中一直存在的那个难以化解的南北困局，又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众军头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思，大家都在咬着手指头选板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一回到底该坐南朝北呢，还是坐北朝南？
　　早从尹昌衡时代起，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无论起先是怎样一幅温情脉脉的面容，但最终他们对四川那种赤裸裸的吞并野心终究还是会暴露出来，这一点四川人都很清楚了。
　　然而更清楚的事实是，在从辛亥革命以来的近十年战乱中，无论是南方的蔡锷、唐继尧还是北方的袁世凯、段祺瑞，其军事实力都远远强于川军。因此，无论对方有多么讨厌，如果军头们还要想在四川保持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的话，就必须在南北两者中选择其一作为靠山。
　　这种不得已的妥协，使得川军中的大多数军头养成了墙头草两面倒的坏习惯——南方强则依附于南方，北方强则服从于北方。他们时而依靠南方的力量，来抵抗北方的吞并企图，时而又反其道而行之。
　　这些军头们并没有什么固执的政治主见和立场观点，孙中山、袁世凯或是黎元洪、段祺瑞，对于他们而言都只是个简单的符号而不是值得真正效忠的对象，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要保有手里的武力，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富贵之源，淫奢之资，乃至于存亡之本。
　　在这个大割据时代里，诸侯中的代表人物阎锡山阎老西，对此作了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存在即是真理！”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这一条“真理”也一直是颠扑不破的。
　　然而无论是滇黔军，还是北洋军，无论是号称来讨逆的，还是号称来助拳的，他们入川的必然结果都是使得川军无处容身，这也已经成为了一条经验性的总结。
　　在这方面吃过不少苦头的川军各部，立刻放松了对滇军的作战，转而对吴光新的到来表示强烈的反对。但这些反对意见的强烈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

以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代表的一派，是墙头派，也可称之为观望派，更是最彻头彻尾的割据派——在他们眼中，没有政见，只有利害。
　　无论是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北方北洋政府发布的命令，只要不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割据利益，他们都可以接受，但具体执行起来，则总要依照着现时南北实力对比来打个折扣，因为他们喜欢犹豫观望，一概要等到事态明了才肯下决心，所以总是跟不上趟，只好吃点残羹冷炙，但也不至于轻易玩完。
　　北洋系强大的时候，他们服从于老袁打护国军；老袁死掉后，他们摇身一变，也变成了护国军。罗佩金执行强滇弱川政策时，他们也在口头上反对，可是也不肯和滇军公然闹翻，一直没有公开给刘存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段祺瑞要派吴光新来抢地盘，他们也反对，但口气虽然很重，动起手来却又总是处处留余地，态度始终暧昧不清。
　　
　　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北方派。因为在与滇罗、黔戴的对抗中得到过段祺瑞的暗助，所以在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这一派在感情上比较乐于服从北方的北洋政府。
　　说起来刘存厚这个北方派也是给逼出来的，想当初护国之役中，他可是川军中第一个起义响应的师长啊！可蔡锷走后，唐继尧、罗佩金、戴戡这帮人，一再整他，结果硬生生地把这个原本站在南方阵营里的护国英雄逼到了北洋系一边。
　　从此他就对南方失去了信心，成了彻头彻尾的北方派——等到全川都换成青天白日旗了，他还在挂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所以吴光新入川，他虽然不喜欢，但碍于眼前的情面，也不会公然反对。
　　
　　第三种人，就是以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抵制北洋政府——但他们也免不了要在自身利益和政治理想这两者之间徘徊矛盾。
　　当国民党出身的罗佩金要将他们的部队从师缩编成旅时，他们也和其他吃了亏的川军同袍一样不高兴。
　　在罗、刘大战时，熊克武自己不肯出面，却授意手下将领通电支持受到北洋政府偏袒的刘存厚，反对同党的罗佩金，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一旦罗佩金、戴戡都滚蛋了，事关最切身利益的矛盾消除了，他们便又立刻跳回了南方阵营，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在对北方问题上继续保持一致。
　　此时正值南北再度交恶，护法战争在湖南打得热火朝天，因此在吴光新事件上，熊克武等人是坚决反对北洋军入川的。故而熊部便率先在吴光新入川要道的夔门、万县一带沿江布置炮兵阵地，准备以武力阻截。
　　
照说这北京城里的老段螳螂捕蝉，想趁川、滇、黔三军打得疲惫不堪，地方糜烂之际，以中央的名义出来收拾残局，时机火候把握得都是相当到位的，可是他派来抢地盘的人，却有点让他跌眼镜了。
　　此时受命率领北洋军再度入川的，是段祺瑞的舅爷，时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这位吴司令是段总理的安徽合肥同乡，同时还是蔡锷、蒋百里的同期同学，响当当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出身，而且在1910年还加了一个进陆军大学深造的资历。
　　可资历与能力从来都没有必然联系，这位靠裙带关系混出来的吴司令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资历虽然可观，但其个人作风和能力却实在不怎么像话，名声很是不好：性格极其蛮横，脾气大，嘴里还不干净。
　　他的名头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来说吧，段祺瑞身边的人，每回背地里数落总理的大公子段宏业的诸多不是时，往往都要搭上这么句话：“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业脾气甚差，能力甚劣，还是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可他至少下得一手好围棋，对付象他老爸那样的臭棋篓子如摧枯拉朽自不必说，甚至在吴清源这样的弈坛奇才面前也可以正儿八经地走上几手，赢得对方相当的尊重——可他这位吴光新舅舅，就连这样一丁半点的闪光点都找不到。
　　吴司令性情粗暴，驭下无方，经常对自己的嫡系旅团长发脾气，甚至于公然辱骂，所以部下都不喜欢他。
　　这时候，他正驻军湖北的荆州，所部占据着鄂西的广大地盘。段祺瑞将吴光新放在川鄂之间，原是想利用他来扼制占据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老王在袁世凯时代就是个著名的刺儿头，能把段总理的本家段芝贵撵到东北去，现在自然就更不肯听段总理的招呼了，而且他还与段总理的死对头北洋直系相当亲近，所以段总理不得不处处防着他。
　　
　　但是现在四川大乱，机不可失，段总理遂也顾不得王占元了，立调吴司令率所部主力逆长江西上入川，段总理并预定以吴司令继任四川督军。
　　吴司令立刻捧着姐夫的将令，带领北洋军第八师王汝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二混成旅刘海门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等部队入川——本来退出四川后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也是要配属给吴司令的，奈何吴司令的臭名头实在太响，冯旅长竟然抗命不尊，自顾自地把部队带回北京去了。
　　当时北洋军的编制系自前清时代继承而来。前清时代一个镇（师），辖两个步兵协（旅），另有镇直属的工、辎、马、炮等特种部队，其下辖的步兵协每协只有两个步兵标（团），每标三营，共计六营；而混成协（旅）则通常由陆军部直辖，除拥有与步兵协（旅）相同的步兵部队外，还直接配属有工、辎、马、炮等部队。
　　例如说护国战争期间，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就足足辖有十营兵力，而后来大名鼎鼎的吴佩孚，当时才混到曹锟第三师辖下的一个步兵旅长，所部仅有六营——所以老冯那时候叫一个春风得意啊！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风水就有些变化了：老冯因为不肯听领导招呼，还屡次倒戈，所以几乎把这个混成旅长的冷板凳坐穿。不过看看他老人家那几年做的事儿，你倒会觉得他还能够把这旅长的位子坐得如此稳当也算是个奇迹了——而同时吴佩孚的地位却因为直系的得势而噌噌地往上窜。
　　不过这穷酸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有一点不好，就是特别喜欢踩人，还尤其就喜欢踩资历比他老得多的老冯……这也是老冯后来一直看不惯老吴，以至最后要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暗算他的潜因之一。
　　
　　话说当时，这位舅爷出身的吴司令，就这样带着这支比三个整师的实力还强一些的精锐部队，兴冲冲地奔四川去了。
　　可是才一出荆州城，就收到了扫兴的消息：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声称川军各部官兵一致拒绝客军入川，如吴司令还要继续前进，则川军只好兵戎相见了。
　　色厉内荏的吴司令登时傻眼了，他很清楚这决不是空头威胁，事实上熊克武部黑洞洞的炮口正在万县等着他呢！他犹豫起来，在宜昌一呆就是一个月——在那一个月中，没少给北京城里的段姐夫打电报诉苦骂娘。
　　
　　吴司令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事实上，他想当督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几年里他对左右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兵，有兵斯有权，有权斯有威。”很想搞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可尽管有段姐夫到处替他打算盘，他自己却实在不出息，上一年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义假公济私，任命他为河南督军，结果前河南督军赵倜非但不肯交卸职务，还调兵遣将打算对抗。
　　这位吴司令也实在草包得很，他空自手握数万大兵，却一筹莫展，愣是拿着赵倜没辙，最后只好悻悻地把已经到嘴的豫督又吐了出来——这回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只不过是换成了川督周道刚。
　　
　　不过也有点差别。上次赵倜有北洋体系内的“督军团”声援帮忙，段祺瑞还不得不考虑一下要注意群众影响，但这回周道刚可没有这样有实力的帮手。
　　最后，在段祺瑞的多方威逼利诱下，周道刚终于很不情愿地答应妥协，让吴光新率部进入了川东重镇重庆——交换的条件是：由段祺瑞以中央名义调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以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
　　
　　周道刚的妥协也是被逼无奈的。眼前的川军虽然取得了对滇、黔军的局部胜利，但毕竟这时候的川军本钱还小，远不足以同时对抗滇军和北洋军两大势力图川的企图。
　　而此刻川滇之战正在进行中，前线的部队一时调不下来，仅凭驻川东的熊克武第五师和他自己几乎指挥不动的第一师，实不足以抵抗吴光新三个多师的进攻——更何况，北洋军还是打着查办川乱祸首和驱逐滇军出川的旗号而来呢！
　　因此这时候川军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和北洋政府先达成有条件的妥协甚至干脆狐假虎威，且把目前最碍眼的滇、黔军队撵出川去再说。
　　对于墙头派周道刚来说，这样的抉择当然是合理的，北派刘存厚也没有大的异议，可对于南方派熊克武而言，这就很不合理了。
　　为什么呢？这会儿正逢护法战争高潮，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革命同志和投机军阀们，此刻正在湖南和张敬尧、倪嗣冲、张怀芝们的北洋军打得热火朝天呢，四川国民党哪有非但袖手不管，还和死对头和平共处之理呢？
　　

于是接下来，使四川局势风云突变的焦点人物，就变成了以熊克武为代表的这帮国民党人。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县盐井湾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话说自从庚子年烧教堂，辛丑年签条约之后，被洋鬼子打得鼻青脸肿的大清朝算是彻底觉悟了，上上下下都觉着不努力地学点新东西是不成了，于是便掀起了一股留洋的热潮。留学生中，又以去路途最近费用最省的日本者为多。
　　就这样，从1901年到1907年的短短六七年间，在日本那块狭窄的土地上，竟足足冒出了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待遇优厚的官费生，也有拮据勤俭的自费生；有凭本事考出来的优等生，也有靠姐夫走后门塞过来的（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吴光新吴司令）关系户；有成日间足不出户的书呆子，也有成日间狂嫖烂赌的败家子；有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未来的害群之马……
　　总而言之，在这帮中国留学生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古老的、正在转型中的庞大帝国所应该具有的一切差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地域差异、贫富差异、志趣差异、品性差异、能力差异、专业差异……我天朝上国之风土人情，可谓淋漓尽致。
　　
　　日本人对这帮中国留学生也很是费了一番脑筋——总不能把这帮大都不会说日语，个人知识水平又有天壤之别的家伙统统都塞进士官校、早稻田、东京帝大这些著名学府去抢军刀或是丢人现眼吧？
　　于是一批专门针对中国人而办的预备学校或是专业学堂就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了。如法政方面的法政大学，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的宏文学校，陆军方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等——1903年之前为成城学校，之后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受。
　　这个东斌学堂就是这样一所私立的军事学校，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所相当著名的乱党大本营了。民国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夏之时、湖南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焦达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奠基人陈其美，还有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这帮人。
　　尽管也出过些人物，但这东斌学堂和士官学校的声誉，那还是有云泥天壤之别的——成城、振武还有个起码的门槛，接收的大都是保定军校送出来的预备生，至少也得是陆军中学的高材生。士官学校则更进一步，只接收成城、振武的优等生。
　　但这个东斌学堂却没有门槛，貌似是只要交钱谁都可以进。所以不客气地讲，该校倒是和如今国外某些以骗银子为目的，专门糊弄中国留学生的野鸡大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话说那辛亥年的阴历3月29日（西历1911年4月27日），黄兴黄克强先生在广州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当时蜀中的乱党分子也应邀去了不少人，后来黄花岗上的七十二烈士中，就很有些是四川先烈，比如说著名的喻培伦、饶国梁、秦炳等人。当晚熊克武就和但懋辛一块儿，跟着喻培伦到处扔炸弹。
　　据但懋辛回忆，斯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这场广州起义，因为事机泄漏，且武器没有运进来，原本已经宣布取消了，从各地赶来的起义者也纷纷离开。但作为起义骨干的喻培伦等人却认为，海外华侨为这次起义已经捐了那么多钱，如果因为贪生怕死而不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决心无论成败牺牲，也一定要给华侨们一个交待。
　　最后黄兴被他们说动了，才临时又决定恢复起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场起义的参与者就很清楚他们的结局将是什么。然而崇高的责任感，却驱使他们一定要给人民一个交待，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起义者的人格，因此而愈显高尚，但他们身上那种年青人的毛躁和冲动，却也显现无疑。
　　
　　高尚的人格，终究弥补不了这场起义准备不足，组织薄弱的现实问题。因此这场起义，虽然充满理想与大义，但在进行过程中，却是乱糟糟的。
　　起义当晚，但懋辛跟着喻培伦这一队，还有熊克武、秦炳、饶国梁这三个老乡，总共5个四川人加11个广东人——但广东人虽多，在留日生但懋辛眼中却很不顶用。他们只参加过械斗，不懂枪械也不知道隐蔽，语言也不通。在后来的战斗中，但懋辛叫他们隐蔽，一个人都听不懂，结果一阵乱枪就给人放倒好几个。另外，他们还一出门就大声怪叫，把一条街的人都吓得够呛。
　　这十六个乌合之众就这么勇敢地冲到督署衙门，喻培伦二话不说就往里面扔炸弹，把墙炸了个洞。正在烟雾弥漫之际，心急的但懋辛探头就往里钻，可偏偏喻培伦也正开枪往洞里射击呢……结果，胡虏一个未灭，倒先自损了一位未来的国军上将——但懋辛吃了喻培伦一枪，左手臂上打了个洞，后半场的作为就很有限了。
　　一阵乱战之后，大家伙儿都被冲散了，就剩下熊克武、但懋辛两人还在一块儿。这两个人怕跑不掉，先是凭着一腔慷慨激昂的勇气想要跳水自杀，可投得不是地方，水才淹到脚背……给冷水一激灵，这气也泄了，于是回头又找活路。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厕所，但、熊两人只好先勉强躲进去商量办法。但懋辛以自己身上有伤，不方便活动，就让熊去找同志，时任东一区巡官的李天钧帮忙逃离，自己则留在厕所里等待他们的救援。
　　

不过救援一直没来，巡逻队倒先来了。但懋辛把心一横，反正是死，可不要躲在厕所里先挨顿刺刀再吃子弹！正准备挺身出去受死，却被两个打扫厕所的工友给挡住藏了起来，还给他买来强盗牌香烟抽。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但懋辛好不容易跑到警察局，找到熟人李天均，正在聊着呢，偏生一个外面出勤回来的二百五警察，见但懋辛带了顶斗笠，说进屋还带什么斗笠，就顺手帮他摘了下来——这一来，没辫子的革命党就漏光了，他就这么被逮了起来。
　　回头送到大牢里，犯人们一见他的光头，个个竖起大拇指，把铺板让给他睡，还请他吃肉喝酒——什么叫人心向背？这就是人心向背，人心若此，满清不亡何待！
　　
　　接下来自然就是录口供。
　　但懋辛便信口开河编故事，说自己本是不明真相看热闹的群众，是碰巧被留学生潘其观（这个名字当然是编造的）等人骗来参加起义的。后来因为翻然悔悟，企图逃走，还被潘打了一枪（喻培伦大将军泉下有知，多半是要生气的），这都是有伤为证的。
　　可在编故事的同时，他也知道朝廷官员不是傻子，未必有那么好骗，所以也没少想在壮烈成仁的时候要不要呼点什么革命口号……历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哪！但老爷子所描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矛盾的心理。
　　不过但老爷子白提心吊胆了——深知大清朝命数已尽的张鸣岐，此时也不愿意和革命党多结仇怨，终于决定不再多杀生，于是便顺着他的口供轻轻放过了。
　　不过在放人之前，张大人终究还是没有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打算在督练公所接见一下这个不怕死的革命党——没承想张大人这一好奇，就给这帮起事的乱党分子添了一桩不小的战功。
　　
　　当但懋辛被带到督练公所的时候，一帮在广州当官的四川老乡们都已经挤在那里等着看他了。
　　什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马上就要接管广东巡警道的李湛阳都来了——回头就是这个李湛阳，在重庆独立的过程中忽悠端方，掌握了巡防军，还暗地里赞助起义，出了很大力气。所以重庆独立后，杨沧白、张培爵们请他出任蜀军政府财政部长。如今重庆著名的观光景点鹅岭公园，就是当年他家的私宅“礼园”。
　　吴锡永（士官一期步兵科）和蒋尊簋（士官三期骑兵科，辛亥后任浙江都督）这两个大名鼎鼎的士官生，也跟着这帮四川人跑来看热闹——可不一会儿他们就知道这热闹不好看了。
　　李湛阳一来就和但懋辛开玩笑：“好同乡，你们干得好，把我的脚都整瘸了。”李准也在旁边打趣他：“那是你自己不小心，跑慢点就不会受伤的。”
　　一帮人正开玩笑呢，有人报大帅张鸣岐来了——张鸣岐当时是两广总督暂兼广州将军，所以可称之为“大帅”。
　　但懋辛对张大帅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张大帅说了一句：“你们都是好人哟！”他对张大帅的保镖倒是很感兴趣，在回忆录中写道：“随张只有一个保镖的人，青衣短装，背上交插着一对宝剑，很象唱京戏的开口跳。”
　　
　　张鸣岐说完话，转身就出去了。李准就张罗着让医生给但懋辛治伤口，刚包扎完，就听见外面一声巨响，声震屋瓦——一瞬间，所有的人都逃得干干净净。
　　难道革命党又来了？但懋辛大犯嘀咕，但不一会儿李准就跑来解除了他的疑惑：刚才是吴锡永把一颗炸弹踩爆了……不是革命党，而是意外。
　　这位吴锡永吴参议，大概是黄花岗起义中，朝廷方面损失的最高级别官员——不过这种战果怎么看怎么别扭。
　　事后，张鸣岐大作冠冕文章，上报朝廷称吴参议公忠体国，在清理战场时不幸因公负伤……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其实他只是看热闹的时候有点不小心而已。
　　唉，所以不该看的热闹，千万不要去看。
　　
回头再说熊克武。
　　熊克武从厕所侥幸逃脱后，找的也是李天均，在他的帮助下，一路跑到了上海。此后几个月里，据说他就一直在和宋教仁、居正、陈其美这帮乱党头目积极筹划武昌起义，其间还亲自去武昌观摩联络了一回。
　　武昌首义后，一帮旅沪的四川人便嚷嚷着成立了一支“蜀军”，要顺江而上打回四川去闹独立——本来大家是想推举老资格的士官三期生，刚逃难到上海的重庆人胡景伊为北伐蜀军总司令的。奈何胡景伊当时还看不准形势，不肯挑头干这单可能掉脑袋灭九族的危险买卖，坚决推辞，自顾自地偷偷跑回重庆去了。
　　因为正牌的士官生不肯干，于是广大革命群众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把东斌生熊克武推为了北伐蜀军总司令。于是熊司令就统率着一帮四川革命党沿长江西上，还顺路在武昌拜会了那个被士兵们从床底下硬拖出来的辛亥元勋黎元洪。
　　他们在这里得知了重庆独立的消息，并顺手领走了先前蜀军政府已预付了三万两银子订的那批汉阳造的枪械弹药。
　　
　　就像但懋辛对张大帅的保镖装束印象深刻一样，熊司令部下的某先生对这帮武昌革命军的军容风纪也大为慨叹。数十年后他在回忆中很不恭敬地写道：“我们又跟踪到红山寺（时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在此才真正看见当时革命军军容。在红山寺的大殿上，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军队。守卫军政府每一道门的士兵，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四角幞头，前面还扎了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
　　这场面象是个笑话，但又不全是笑话。
　　革命者们仓促地推翻了一个旧时代，但他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空白，于是他们便想当然地在一块毫无继承的空白画布上胡乱涂抹起来——如果我们觉得这画作幼稚可爱，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后，多了些沧桑阅历而已。
熊克武带兵回到重庆后，才得知成渝已经合并，当即对此表示反对——在当时，重庆的革命党大多认为成渝的合并实际上是便宜了成都那帮保皇派和假革命，熊克武自然也不例外。
　　最后成都方面使出绝招，派来重量级代表，也就是原来的蜀军政府高级顾问朱之洪，熊克武的老搭档但懋辛口中的“三吵吵”朱三爷，亲自和他吵了一回以后，他才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接受了成都方面授予的川军第五师的番号——除了他，其他四个师都属于成都的尹昌衡系统。
　　所以从最开始起，熊克武这个第五师就一直是川军中的另类，自也顺理成章地享受起了后娘养的待遇。而当熊克武的老熟人胡景伊取代尹昌衡后，本着袁大总统削弱国民党的重要旨意，更是变本加厉，成日间找茬——这时候就该轮到熊克武穿着小鞋过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受够了委屈的熊克武便立刻率第五师响应，向西进攻成都的胡景伊——国民党人的勇气可嘉，但双方这实力也确实相差得太过悬殊了。
　　要知道，这场仗可不仅仅是个一比四的问题！因为除了旧川军系统的四个师之外，老袁还调动了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入川剿办熊克武的革命军呢！
　　老袁当时还没有搞帝制，北洋派也还是铁板一块，对这帮惹事生非的国民党，正是名正言顺的“讨叛”，所以以卵击石的熊克武寡不敌众，只好丢下重庆城落荒而逃，和杨沧白、谢持等几个人一溜烟地跑到日本去了——他离川时身上没有路费，幸亏朋友解下一条金表链子相赠，才没沦落到秦琼卖马的地步。
　　
　　熊克武好不容易跑到日本，四下里一张望，乐了！敢情大人物们都正蹲在这儿避风头呢！
　　而且更热闹的是，这会儿孙大炮和黄克强两人，正在为谁该承担反袁失败的主要责任吵架——黄克强批评孙大炮太过冲动，不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莽撞从事，强行起义；孙大炮则认为如果不是他黄克强消极怠工的话，二次革命本来是胜利可期的……一时间孙党、黄党纠缠不休，最后这场争吵以黄克强出走美国而暂时告一段落。
　　和孙大炮早有交情的熊克武，便带着两个土产的秀才老乡杨沧白、谢持去拜会孙大炮，顺便表示支持——要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两大派中，留学的海龟派大多信仰孙中山；而国内的土鳖帮则普遍乐意追随黄克强。
　　和孙大炮从没见过面的谢持起初还害羞，硬说自己不要上“伟人衙门”，熊克武软磨硬缠，说你没去过怎么知道那是“伟人衙门”呢，真要是“伟人衙门”咱们下次不去不就结了？
　　就这样硬把他拖了去——但过不几天，孙大炮就把这两个落魄的四川土鳖秀才任命为秘书，这大概也是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黄派土鳖们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吧？
　　
　　可接下来就讨厌了！这两位秀才秘书从此就喜欢在东京召集四川同志开会——但很是见外，总也不肯通知熊克武。
　　那几天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推责任，孙、黄吵架闹到要分家，这两个纸上谈兵的秀才也不肯闲着。在他们看来，四川讨袁的失败，完全就是他熊克武的责任嘛——不检讨造反时机是不是成熟，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具体负责军事的同志们身上，这倒象是“孙派”革命党的传统作风。
　　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处宣传熊克武出川的时候带了十万块钱，可就是不肯拿出来给兄弟们一同花差花差……这就让那些穷得几乎都要去当裤子的逃难同志，对熊克武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
　　老熊当时那叫一个委屈啊：龟儿子的，老子在胡景伊的爪爪下面穿了恁个久的小鞋，穷得连兄弟们的饷都关不起，连最后跑码头的路费都是靠兄弟伙接济的，你两个瘟丧还到处出老子的言语，硬是以为老子是绅粮嗦（为了更快入戏，俺姑且代熊老爷子用四川方言骂上一段，诸君见谅则个）……
　　更糟糕的是，杨、谢这两个土鳖秀才，居然到处说熊克武是“黄派”——这两个连夔门都没出过几回的四川土鳖，居然说堂堂的东斌海龟熊克武先生是“黄派”！

这还没完！在四川国民党人讨袁之役中，袁大总统指认熊、杨为首犯，胡景伊也就跟着说是“熊、杨之乱”，四川人民也说是“熊、杨之变”，千篇一律地熊在前而杨在后。
　　秀才出身的杨沧白先生因此很是不高兴，说什么：“孙、黄可以成个名词，熊、杨不能成个名词，要么只能说是杨、熊。”
　　唉，敢情这杨老师逃难途中还不忘研究研究语法，讲一番春秋正名份的大义呢！
　　总之，在秀才们嘴里，这个熊克武在战略眼光上有问题，战术指挥上有问题，在经济上有问题，在政治立场上还是有问题……反正浑身上下都是问题，问题多得说不完。
　　后来熊克武在日本呆不下去，跑路去了南洋，杨、谢便又改口说他是“南洋派”。熊克武最终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两位秀才先生，以至于不得不参加那么多派系。
　　
　　熊克武在日本没有久留，很快便去了南洋。就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前夕，南洋这帮流亡分子终于嗅到了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气息，又纷纷转道香港潜入滇境，准备与进步党人同谋讨袁——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余际唐、但懋辛这帮人都在其中——唉，要说这帮“南洋派”都是反孙分子的话，那孙大炮将来的西南半壁基业，也就可以到此打住了。
　　在途经香港时，“南洋派”熊克武忽然他乡遇故知，凑巧碰上了孙大炮派去四川策划起义的卢师谛、张煦这帮人。
　　被孙大炮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的卢师谛，当时正处于极度的苦闷和麻烦中，他带的这帮人手头拮据，在半道上便把路费花光了，正滞留在香港进退不得。
　　到这地步，这帮穷疯了的乱党兄弟，也不管熊克武是不是什么“黄派”、“南洋派”了，也不管他是不是和组织上有什么过节了，也不管他是不是有经济问题没交待清楚了，也不管他政治板凳是不是坐对了……
　　总之，这帮二杆子收下了熊克武帮忙筹集来的路费，便兴冲冲地和这帮原本应该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南洋派”结伴同上昆明发财去了。
　　由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确实存在着传说中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潜规则。
　　在此后护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这帮七零八落的国民党人总算是暂时忍住了自相拆台的冲动，在那大半年中勉强做到了一致反袁。
　　
入滇之后，蔡锷任命四川乱党中名头最大的熊克武为司令，组建了一支叫做“四川招讨军”的小部队。
　　熊司令便以“孙派”的卢师谛为参谋长，无派系的周官和为第一支队长，倾向于“孙派”的吕超为第二支队长，他自己的原班人马但懋辛、余际唐则屈居参议——应该说，这个人事安排还是蛮顾全大局的，因此在川的国民党诸派系人物之间一时倒也相安无事，难得地和衷共济起来。
　　这支七八个人十几条枪的“招讨军”成立后，便随着蔡锷将军的护国滇军入川。虽然这只小部队在正面战场上帮不上什么大忙，但熊克武等人在川内的号召力还是很可观的，而蔡锷也正是要借重这一点，打算用他们去分化瓦解对面的敌人。
　　在熊克武等人的策动下，一些山寨武装和川军杂牌部队相继起义反袁，在推动护国战争的进程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因此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督川，为了表彰国民党人的功绩，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恢复了熊克武原来的川军第五师番号。
　　
　　熊克武自知实力、人脉都不如其他各部，同党兄弟们又屡屡拆他的台——在日本的谢持埋怨说重要职务都让他抢了去，而卢师谛也因没抢到第四师师长的职位，颇有怨言——因此在四川各派系的斗殴中，他每每保持暧昧的中立，两相敷衍。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儿：一方面，唐继尧对川军万般压迫，必欲灭之而后快。其在川滇军各部也每每以征服者自居，军纪相当恶劣，还大肆倒卖鸦片。
　　休说从一个被压迫的带兵官长的角度，即便是单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来看，老熊也不会喜欢老唐的。
　　但另一方面，孙中山与唐继尧此刻又正处在蜜月期，他熊克武，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总不可能因为一己之利害，一乡之好恶，便公然反对孙中山先生吧？
　　所以那个时候，老熊和他的人马，一直处在极度的迷惘中——所幸战争规模不大，刘存厚和钟体道（第三师师长）这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就扛得住，老熊大可先满眼迷惘地袖手旁观一番。
　　
　　可接下来，在罗、刘，戴、刘两次战败后，唐继尧和刘显世被激怒了，滇、黔两省大举进军四川，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由起初个别部队的局部冲突，演变为了川、滇、黔三军的大火并，战线逐渐延伸，战场不断扩大。
　　一旦滇、黔两军全力以赴，实力弱小的四川方面就立感吃力了。继任的川督周道刚要求熊克武出兵协助正在苦战中的川军兄弟们，他却不客气地回绝道：“第五师还带着红边帽（护国军军帽），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搞得周道刚对他无话可说，乃愤而宣言在撵走滇、黔军队后，第一个便要收拾这个不讲同乡义气的熊克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周督军甚至不惜勾结北洋军。
　　周道刚因此给北京政府打电报，请求调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并以川军主战派干将，第三师师长钟体道接任重庆镇守使职务——同时老周还耍了个小花招，给原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打了招呼，要他坚决不交卸职务，就这样把熊克武挂了起来。
　　
等到“查办使”吴光新进了重庆城，周道刚便理所当然地要求他派兵参战，协助川军打跨滇、黔两军——你丫不是来查办的么？
　　但吴光新却断然拒绝了，他原是来当渔翁的，哪肯多费这样的力气？而周道刚暗地里要求吴司令帮忙解决掉熊克武的要求呢，没脑子的吴司令也习惯性地以为是周道刚想要占他的便宜，还是不肯帮忙——于是，北洋派图川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吴光新这个草包给断送了。
　　就这样，熊克武居然暂时在旧川军和北洋军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但为了避免和北洋军发生冲突，熊克武还是将部队撤出重庆城外，退避三舍，黔军也收缩到綦江驻防。
　　但这样的生存显然是危机四伏的。熊克武不得不四处寻找出路。投靠北洋？以他的政治立场，那是决计不可能的。
　　旧川军系统的各部正和滇、黔军打得热火朝天，他一再地袖手旁观，已经激起了全体川军的公愤，这个系统也容不得他。
　　唯一的出路，就是倒向南方那个正在和孙中山联合的唐继尧——无论生存问题，还是政治立场问题，走这条路都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
　　但是走这条路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四川军民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自拟于封建帝王的唐继尧，更不会同意他熊克武成为唐继尧统治四川的工具。
　　这是一对矛盾，但矛盾从来都有个主次之分，在生存都成问题的前提下，熊克武也只能先住抓这个主要矛盾痛揍一顿了。他终于下了决心，那就是，与滇军联合。
　　
　　眼前的滇军又是个什么状况呢？
　　自罗佩金走后，驻川滇军就被整编为了两大部分：靖国第一军顾品珍部，和靖国第二军赵又新部。在消灭了戴戡的黔军后，川军各部纷纷南下，意图驱逐滇军出川，激战再度爆发。
　　9月中旬，双方在川中的内江、威远、荣县等地展开激战，两军主力均集中到这一线。至9月下旬，川军攻占内江、威远、富顺，滇军败退。
　　因为当时战场局面实在太过纷乱，难以一一详述，故我们姑且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看看在时任滇军旅长的金汉鼎眼中，这场战争是个什么模样吧！
　　
1917年8月末，滇军朱德的十三旅旅移驻泸州，金汉鼎的十四旅移驻自流井，与自云南来援的滇军邓泰中，李友勋等部会合。
　　稍事整理后，9月12日，顾品珍便以金汉鼎的第十四旅并加强第一军的一个团，前出攻打川中重镇内江，限十五日内攻占。
　　军情如火！金汉鼎立即率部乘夜冒雨出发，官兵衣履尽湿。13日下午，金部即在白马庙与据守险固工事的川军阻击部队遭遇，战事激烈，双方均有相当伤亡，滇军的攻击毫无进展。
　　受阻的滇军遂调来大炮，于14日拂晓猛轰川军阵地，掩护步兵进攻，始将川军击溃。金汉鼎当即命令所部二十八团杨瑞昌部追击，奈何杨团长追了没几步便让全团官兵坐下吃饭，致使溃退的川军得到喘息之机，又集结起来扼守要隘。
　　滇军也因此未能扩大战果，一劳永逸地把这部分川军逐出战场，金旅长给气得直跺脚，大骂杨团长玩忽职守。
　　
　　双方就这样相持到第二天早晨。得到增援的川军发起反攻，滇军中间阵地被突破，一度溃退，送饭的炊事兵连伙食担子都给丢了。
　　金汉鼎亲率预备队堵截，收容了两百多名溃退的士兵，并补充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在副官吴有信的率领下反攻，始将川军击退。就在中间阵地两军苦战之际，滇军右翼张振业营终于打破了僵局，一举突破川军防线，乘胜直追，守卫内江城的川军旅长张鹏舞弃城而逃，滇军遂于15日午时攻占内江。
　　是夜，川军李挽澜旅又偷渡过江，潜至内江东南城郊的白塔寺一带，抢占了三个可以俯望城中的高地，并即刻放列火炮，测算射击诸元。一待天明，川军便即开炮轰击城内目标，掩护步兵攻击。川、滇两军步兵迅速短兵相接，战斗再度激烈起来。
　　金汉鼎亲临前线查看战况，发现东南郊这三个高地是川军阵线的重心，遂调来一个排，传令攻下这三个高地后，每人立赏大洋十元。重赏之下，这一排滇军果然十分奋勇，迅速夺回了高地，川军再度溃退，途中又遇到滇军押运辎重的部队，被前后夹击。川军士兵被压迫到沱江一个拐弯处，见无路可走，纷纷弃枪跳河而逃，淹死和被滇军毙伤的有数百人，滇军并缴获步枪两百余支。
　　
　　然而这场局部的小胜，并不能扭转滇军全线的不利。
　　仅仅一天后的9月17日，滇军便又丢失了在川中的重要据点威远，而在荣县一带的战事也不利，大本营自流井因此遭到严重威胁。顾品珍遂放弃自流井，并令金汉鼎率部退出内江，在三多砦布防。
　　砦里的住的大多是附近的大盐商，他们拥有三百多条日产“三八”式步枪——这可是东洋鬼子1905年才研制成功的新产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八大盖”了。
　　那年头多少正规部队还没装备上这么好的枪械呢（比如说眼前的这帮滇军，不少人手里拿的就是比三八大盖整整老一代的日产三十年式步枪）！再过些年在鄂豫皖，上将军许和尚为了能多抢几条三八枪，居然连大名鼎鼎的汤司令汤恩伯也顾不上逮了……
　　

　所以这帮手里有枪的盐商们，也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坚决反对滇军进驻砦里。不愿多惹是非的金汉鼎，遂与盐商们约定，滇军可以不进驻砦里，但盐商们也必须保证，同样不让川军进入砦里。
　　盐商们爽快地答应了，可这个保证是不顶用的，过得两天川军王兆奎团便从三多砦里冲出来袭击滇军，砦里的自卫团也向滇军开枪射击。猝不及防的滇军吃了大亏：被击退数里，丢失山炮一门，还有一个营长阵亡（可到年底金旅长又打了回来，抄了人家的盐灶，还扬言要抓人，最后硬是让寨主李梦麟为这事儿赔了二十万大洋。当然这一段，金旅长就不肯写到回忆录里去了，或许是忘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个黑暗的年头，这还真算不上什么罪恶勾当）。
　　唉，在别人家里打架，就是容易吃亏，连桌椅板凳也都帮着主人的！可要命的问题是，你一帮云南人没事儿跑去四川倒腾什么呢？
　　
　　由于滇军各线战事不利，顾品珍遂下令滇军分两路撤退：荣县一带的部队经贡井向叙府撤退；威远和自流井的部队经富顺向泸州撤退。滇军在撤退中再次混乱，军纪荡然，连旅长大人金汉鼎的行李也在泸州城里给乱兵们抢了去。
　　丢失些财物倒是小事儿，金旅长心疼的是从护国以来的作战日记和蔡锷将军所发给的手令书札——乱兵们也真是会糟蹋东西，这些珍贵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多半是看也不看就撕碎扔路边了，就是当手纸用了也未可知……这些文件要放到今天，怎么也够资格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或是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找块儿醒目的地方给供起来的。
　　这一点地方上的商人就比金旅长有见识，他们没有高估丘八爷们在败退中的纪律观念，老早就把货物藏了起来，所以损失有限。
　　
　　9月底，十四旅奉命退到怀德镇布防。此时滇军其他各部也纷纷聚集到泸州——那几天泸州城里到处都是护国时代的滇军将星们。军长有顾品珍、叶荃、黄毓成、赵又新，旅长有朱德、金汉鼎、李友勋、田钟谷、周印川、杨体震、李朝阳、耿金锡等人。
　　在云南的唐继尧收到顾品珍丢掉自流井的消息后，大为恼火，来电严责顾品珍，要求他即刻反攻收复失地，否则必严惩不贷。
　　然而，川军重兵此时正屯积于富顺、隆昌、永川一带，准备对据守泸州的滇军发动新的攻势。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他顾品珍真要有反攻的能耐，当初又怎么会给撵出来呢？所以老顾很清楚：唐继尧这条命令是没法儿执行的，但继续困守泸州也确实难向老唐交差。
　　眼前究竟该怎么办呢？正在顾品珍四顾茫然的时候，正在重庆的老熟人熊克武，派人带消息来了——他表示，愿意与滇军联合。
　　
熊与顾二人，历来在政治见解上比较一致，因此关系也较接近。此刻熊克武在重庆受到吴光新的北洋军和旧川军系统的双重挤压，深感威胁，遂向顾品珍发出信号，希望能够与滇军重新合作，将北洋军驱逐出川——就这样，在川局中一直袖手旁观的和谐派吴司令，现在终于也给搅到这个大泥潭里来了。
　　接到重庆来信后，滇军即刻在泸州会议，讨论如何与熊克武合作。最终滇军众将议定，以赵又新、叶荃、黄毓成三部据守泸州，对抗自成都方向攻过来的川军。而顾品珍则率领耿金锡、李友勋等旅，并加强炮、骑兵各一部，顺长江东下，偷袭重庆。
　　
　　就在顾品珍出征重庆援助熊克武后，川军其他各部也对坐困于泸州城内的滇军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川军自富顺、隆昌、永川出发，分三路围攻泸州城，另以一部兵力自南溪攻泸州以扰乱滇军的判断。
　　却说泸州城里的那帮护国将星们，自顾品珍走后，便成天聚在赵又新军长的烟榻前研究反攻战略哪、由谁统一指挥哪这些热门话题。
　　可一直闹腾到川军的新攻势已经发起了，滇军这边还是没个定论——这帮资历人望相差无几的军长们聚到一块，谁又能说服谁呢？志大才疏的唐继尧成日间当撒手掌柜的毛病，这时候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直到火烧眉毛了，乱哄哄的滇军军长们才勉强议定，由黄毓成统一指挥全军，以朱德、田钟谷、周印川、杨体震这四个旅以及杨希闵团，分头阻击隆昌、永川方向来袭之敌，以金汉鼎旅阻击富顺方向之敌，另以一部监视南溪方面之敌。
　　这样一场乱七八糟的作战，当然不会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川军很快便三路攻至泸州城下，两军激战数日，滇军终于不支，全线溃败。
　　溃败的当日，金汉鼎还算争气，刚刚指挥杨如轩团打退川军刘成勋混成旅的一次进攻，便听说右翼撑不住，垮掉了。情知大势已去的金旅长一边通知部下相机撤退，一边自己先溜下阵来。
　　当他从沱江浮桥上往泸州城里逃时，川军炮兵已经封锁了浮桥，炮弹不断地从溃兵们的脑袋上飞过，桥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行李和伤亡的战友。
　　
　　金旅长好不容易才挤过桥来，跑到东城门，又发现城门不知给哪支该死的友军关上了，他只好到处找人劈城门，就在劈门的空当里东张西望一看，呵呵，还真有不怕死的呢：同僚田钟谷旅长左膝受了伤，但仍然一动不动骑在马上鼓舞士气。
　　总算劈开城门，金旅长带着一帮溃兵奋勇冲进城去，找到了军长赵又新，赵军长让他守城，自己却溜走了。留给他的守城部队是赵军长的警卫营——可该营的叶营长也很机灵，他用刺刀挑烂自己的军装，便伪称受伤，逃走了。
　　金旅长无兵可用，只得也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出南门吧，道路已经被居民用家什堵死了，只好绕行西门。出得西门外，看见己方成百的驮马在江边瞎逛悠，金旅长心疼得很，却又无计可施，唏嘘一番，也只得由它们去了。

　他自己带着八个兵打从金沙江浮桥上逃走，路上还顺手发了笔小小的横财——居然拣到了两驮鸦片烟土！
　　过江后，金旅长带着这八个大兵，坐在岸边直等到日落。他们看看已经无人渡江，便动手破坏了浮桥，继续前行追赶大部队。跑到蓝田坝，总算追上了正准备吃饭的赵又新、黄毓成、叶荃这三个军长，饭菜还不错，在如此乱军之中，亏他们还找得到鸡肉！
　　三个军长很慷慨，把一桌子没动过的好菜全留给金旅长了，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个该死的任务：断后。交待完后，军长们就趁着黑夜，再次身先士卒地朝纳溪溜走了。
　　
　　金旅长只得带着一帮收容来的残兵败将且战且退，退到纳溪的时候，只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而漫山遍野的溃兵看见金旅长的后卫部队就更是着慌了——按照军事常识，后卫的身后，通常就是如狼似虎的追兵……
　　黄毓成军长带着部队继续逃跑，跑到安富街南的龙头铺，大丢了一回人——有四个团的堂堂滇军，居然被一帮四川土匪拦路堵住，全部给缴了械。
　　黄毓成闻讯，检点一下手下的人马，看看也只有朱德朱旅长的部队还算完整，遂命朱率部驱逐土匪。朱旅长毕竟神勇，一战便将土匪击溃驱散，还将被对方缴去的枪支大部夺回——只是拉机柄都已被对方卸下，现在只能当烧火棍用了。
　　当时现场很乱，滇军到处丢盔卸甲，惨不忍睹，朱旅长虽然能干，到底独木难撑，也收拾不过来。到负责断后的金汉鼎路过时，还能在路边拣到成捆的三十年式步枪。这些枪五支一捆，好运气的金旅长足足捡了十好几捆，按照当时的黑市价一百大洋一支算，至少也值五六千块大洋呢！
　　金旅长于无意之中又发了一回洋财，所以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后在回忆录里随手便写了下来。
　　不过更让金旅长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满地的护国军红边军帽——这支一年多前还所向无敌的英雄军队，怎么会在短短一年间，就变成这副熊样了呢？
　　就在那一瞬间，这位滇军中出名的猛将，深深地迷惘了。
　　
　　就这样，从11月16日到28日，旬日之间，川军第二、三两师便相继攻占了滇军据守的泸州、纳溪、南溪、叙州等地。
　　滇军表现相当糟糕，大部一触即溃，连主帅黄毓成也在战斗中受了伤，唐继尧不得不下令停战。
　　而北京段祺瑞政府，这时候也从表面上的中立变成了赤裸裸的偏袒：加授川督周道刚为上将，并以嘉陵道尹张澜为四川省长，借以打击云南这个敢于带头藐视中央的刺儿头。
　　滇军一直溃退到大洲驿、叙蓬溪一带，才停下脚来收集溃兵，进行整顿。因为部队损失太大，赵又新等人遂决定将原来的旅整编为混成团，以尚堪一战的朱德、金汉鼎、周印川、杨森等人分任团长。
　　泸州之战，是滇军遭受的前所未有过的惨败，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守叙府的滇军赵世铭旅还要夸张些，竟然一直退到了云南境内的盐津。虽经唐继尧屡次催促，他却一再借口风雨连绵，道路泥泞，寸步维艰，再也不肯前进了。
　　在这段时间里，川、滇两军的军事活动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家都在战场上捡拾各自需要的筹码，谁也没闲着。就在川南各路滇军遭到惨败的时候，偷袭重庆的滇军顾品珍部却出人意料地搬回了一分——而且还是至关重要的一分。
顾品珍部出泸州后，一路进展非常顺利，很快便于铜罐驿渡过长江。12月1日，滇军突然出现在重庆西门外的重要据点浮图关，同时驻扎綦江的黔军也进军重庆，占据长江南岸各高地，黑洞洞的炮口隔江直指重庆城中的北洋军，和滇军遥相呼应。
　　面对着滇、黔、熊三军的联合威胁，不出息的吴光新心慌了，祸不单行的是，他姐夫段祺瑞的政府也正好在这时候垮台。
　　失去了后台的吴司令方寸大乱，枉自握有数万大军，却未进行像样的抵抗，便匆忙向川东、鄂西逃去，川督周道刚也随之而逃。
　　熊克武的第五师各部，利用地利人和沿途阻截，使溃逃中的北洋军很是吃了些苦头。
　　熊克武公然倒戈投向滇军，以及北洋军这只纸老虎的铩羽退出，打破了四川各方力量的均衡，使得战乱中的川局，乃至整个西南局面，又为之一变。
　　
　　12月4日，滇、黔、熊联军几乎是兵不刃血地攻入重庆城后，顾品珍随即联合黔军，通电共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就此培植起了一个相对亲滇、黔的川军政府。12月8日，北京政府也因周道刚逃走，改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于是四川境内就破天荒地同时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受西南军阀势力支持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和北洋政府支持的四川督军刘存厚。这自辛亥革命后，还是第一遭，川局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1月初，略事休整后的滇、黔、熊各军又分路向西进攻成都。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败退的滇军，也重整旗鼓，由黄毓成率金汉鼎、朱德、周印川等三个混成团再攻泸州，一番苦战后，重新夺回了这个川南重镇， 1918年1月30日，滇军又重占叙州。
　　川战胜负的天平又转而偏向滇军一方。
　　
　　两路滇军随后会师于川南的隆昌，并挟得胜之威，继续向西、北进军，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川中重镇。而熊克武部也于同时攻占了安岳、遂宁、乐至。
　　外援无望的川军终于无心再战了，接替周道刚的新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徐孝刚与刘存厚所部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首先在隆昌、南溪宣布与刘存厚脱离关系。
　　2月18日，徐孝刚又联络川军各师的旅长刘湘、刘成勋、舒云衢、陈洪范、陈能芳、张鹏舞、吴震、汪可杰、陈经等人，联名共推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
　　2月19日，坐镇成都的刘存厚见大势已去，只得退往川北的绵阳、广元，后又退入陕南的汉中一带。
　　就在刘存厚自成都撤离的同一天，熊克武部川军与袁祖铭部黔军携手进入成都。至此，以罗、刘之战为起始的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也即所谓四川护法战争，乃告一段落，四川再度统一。
　　然而统一与独立，还有很大的距离。
　　

　　读到此处，咱们大概也该有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自从辛亥以后，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四川，似乎特别的关爱有加。
　　这当然不会是偶然。
　　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川、黔的吞并企图，正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缘关系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在地理上，西南三省之滇、黔两省，因同属云贵高原，自清初以来便一直被划为一域，由常驻昆明的云贵总督管辖——这就使得云南对于贵州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颐气指使的习惯。
　　而贵州正好反过来，他们因为在过去给云南当惯了小老弟，所以直到民国初年，大多数贵州人仍然能够在历史惯性的驱使下，接受继续给云南当尾巴的命运。
　　
　　然而四川就不同了。她历来自成一体，与云贵不是一家，在前清时代另设有四川总督管辖。
　　四川与滇、黔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的提携上。滇、黔因地属高原，道路崎岖，开发也比较晚，因此产业落后，素称贫瘠。而四川则因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三省之中独称富庶。
　　故而自前清以来，朝廷历年皆以川省节余钱粮输供滇、黔两省以补不足——如清末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每年就需要四川“协饷”拨款白银八十万两；而贵州呢，她每年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但其中含四川盐税协款三十万两，代征包厘、抵税各十万两，赔款加价二十万两，缉私经费八万两。也就是说，贵州每年仰给四川之数共计七十八万两，其本省自征的丁粮、杂税才不过二十余万，百货厘金也不过二十余万，自给之数仅不过三分之一。
　　因为这一点经济上的优势，所以四川历来都好以西南老大哥自居。
　　然而辛亥之后，世道变了。云南、贵州都迅速完成了省内军政的独立和统一，而四川却因为成、渝之争，尹、胡之争，新、旧川军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一系列内外纷争，在后辛亥时代的初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输在了起跑线上，最终沦为任滇黔宰割的羔羊。
　　但显而易见，一向高傲的四川耗子们，是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的，所以就有了“川人治川”、“争省格”这些提法。
　　一言以蔽之，就辛亥初年的情形而言，滇、黔虽然都号称“独立”，但这两个刚刚从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省份，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可资独立的基础。而四川呢，她虽有可供割据的经济基础，却又因为自身在崛起道路上的迷途，而屡屡受到滇、黔两省强大军事力量的牵制，因而也一直不能形成真正的割据。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困惑与迷惘。
　　树起一面新时代的旗号，撵走一群旧时代的总督、巡抚，建立一个“独立”的军政府，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够独立自给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套相应的军事政治体制，进而发展出相应的新式伦理道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那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对这一系列革命和独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朝廷地方大员们说了几句明白话，如贵州的袁义保就说：“革命运动可赞同，贵州财政无办法。”巡抚沈余庆也说：“假我一月，至少为贵州攫取川款五十万。今若此，立见陷于穷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有这许多闲暇去等待呢？
　　于是从一开始起，贫瘠的土地就让那些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将美好的憧憬放在一边，并变得格外的现实和庸俗，他们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歧途。
　　这个不独立的经济基础，终于决定了滇、黔两省上层建筑的战略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进行对外扩张。
　　而辛亥后贵州军政系统的弱势，和云贵总督常驻昆明的历史传统，也使得相对强势的云南成为了扩张战争中的主角——这就是接下来的滇军侵黔与侵川。
　　侵黔是为了恢复云贵总督时代的行政区划，实现传统云贵区域的统一，而侵川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为争夺经济命脉，实现财政自给而进行的战争。
　　
　　当时的四川，简直就是整个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济滇、黔，甚至还要支付帝国军队在康、藏浩大的军费开支。
　　那么此时的四川的财政状况又怎么样呢？
　　以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大清朝的最后一年中的统计数据为例：
　　岁入总数 共折合白银一千七百三十余万两
　　其中 田赋 四百三十万两
　　 盐税 六百三十万两
　　 契税 三百一十余万两
　　 厘金 七十余万两
　　 肉税 一百一十余万两
　　 烟、酒税 共一百余万两
　　 油、糖税 共六十余万两
　　 关税、杂税 共十余万两
　　显而易见，四川的经济状况是相对较好的，而其最大宗的财政收入，则来自盐税，就1911年来看，足足占了岁入的36.4%。而且这个盐税收入比例，还在逐步上升——到1938年，川省的田赋收入不过上升到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元，可盐税却飙升到三千三百零九万元，而同期的契税、营业税之和才一百七十余万元！也即是说，在这二十余年中，川省盐税占岁入的比例，从三分之一强，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可见盐税收入，确是四川经济的命脉——确切地说，是正常经济状态下的命脉，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个非正常的命脉出现，那就是鸦片，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而盐税的重中之重，则是川南的自流井、贡井等处盐场——今天的“盐都”自贡，就是由这两处盐井名字的缩写而来。
　　以19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当年全川共征盐税六百七十三万余元，其中川南盐场就占到了五百七十六万余元，川南在全川盐税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5%以上！
　　在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为了几担食盐去打上一架，但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这却常常是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但如把当年的盐井换成今天的油田，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一切了。在那个年头，某片高产的盐井和如今某片蕴藏丰富的油田，几乎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难以估量的巨额财富。
　　因此富庶的四川，尤其是川南的产盐地区，自然就成为了滇军侵川首选的目标。所以自云南独立之后，滇军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借口前出占据川南，甚至愿意把商埠重庆交给黔军，也要确保叙、泸一带的盐产地，这就不难理解了。
　　

严酷的现实是，没有财富，便不能供养军队，没有军队，雄心勃勃的枭雄们便无法奢谈独立、割据或是逐鹿中原这些远大的目标。
　　而历史的传承则决定了，当时的滇、黔必须把自己的血管搭接到四川身上，才能维持生存——可是同样已经独立的四川，又怎么会愿意让自己的血液流淌在别人的血管里呢？
　　因此滇、黔、川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其本质上是无可调和的——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然的兽性十足的撕咬。
　　纵观唐继尧、刘显世时代滇、黔的兴衰，也正是与滇、黔军在四川的起伏跌宕相呼应的——得川则兴，失川则亡。
　　当唐继尧牢牢握有四川财富时候，整个西南，甚至整个南中国，都在他的淫威之下战栗，然而一旦他失去了四川，便即刻江河日下。非但滇军系统整个儿地崩溃，最后就连他自己“云南王”的地位都难以保持——刘显世也是一样。
　　这就是民国初年，川、滇、黔军在四川苦战不休的深层原因。
　　
　　往更深处讲，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割据诸侯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天下在转型，各个独立的省份也在转型。可究竟该怎么转，他们却没一个人清楚。
　　新生的诸侯们，不得不为自己突然的割据付出代价——旧帝国的崩溃，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崩溃，它同时也意味着帝国各大区域疆界体系的崩溃，帝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的崩溃，以及帝国旧有经济体系的崩溃……
　　这一系列崩溃，剪断了割据诸侯们在旧时代赖以生存的脐带，严峻的现实要求他们迅速为自己的统治重建经济基础，道德伦理共识，以及社会秩序。
　　他们都得在惶恐中苦苦思考，小心翼翼地探索未来，可眼前却一片漆黑——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呢？
　　
　　在旧帝国崩溃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新生的诸侯们循着传统的惯性，企图沿循旧时代的道路前行，但他们却犯了一个要命的错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这些刚推翻了旧时代上层建筑的可怜人儿，却又偏偏异想天开，要去重拾旧时代的经济基础！
　　这种南辕北辙式的方法论，注定了他们经年苦斗却一事无成的悲剧下场。
　　而接下来的十年，将是苦苦寻找转型道路的十年，西南诸侯们有没有找到各自适合的道路呢？
　　无数生命的烛光在风中摇曳，所有的人都在苦难中翘首以待明天——无论他是诸侯，是战士，是智者，还是庶民。然而残酷的命运却又注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等不到那缕灿烂的朝阳之光越过黎明前的层层帷幄。
　　所以，那注定将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也注定将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

熊克武进入成都后，在滇、黔的扶植下出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掌握全川军政大权——然而这个貌似辉煌的胜利，也只是个名义而已。
　　既然这是个以力搏胜的时代，那么真正的胜利者，自然就不会是本钱短少的国民党，而是股份最多的后台大老板，野心勃勃的唐继尧。
　　那时的唐继尧是多么的志得意满啊！他派出劳军使，到驻川滇军中到处派送他的相片和纪念金币，还给各路将领授勋，连在书信中也大大咧咧地以汉光武帝自居起来。
　　他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随后孙中山又重新任命了一回，不过把民政权从熊克武手中剥离了出来，改以杨沧白为省长），以滇军将领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后又率第八军进入陕西），划川中南重镇资中、简阳、内江、泸州、自流井、叙府为滇军驻扎区，另有华歌封一个旅驻扎川南的会理；另以黔军将领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划川东重镇重庆为黔军防区。
　　全川要地，尤其是川南的盐场，重庆的商埠等财富之地，几乎全部控制在滇、黔两军手中，他们自署官吏，截流税款，名义上的川督熊克武对之也无可奈何——后来被认为是四川军阀混战罪魁祸首的“防区制”，就源于滇、黔军这一时期的驻屯体制。
　　然而，这也就是滇军在四川战场上最后的辉煌了。
　　
　　因为此刻的滇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地步。
　　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西南大混战中，滇军虽然最终侥幸取胜，但其表现已经大不如前，让人跌碎了眼镜。
　　列位看官大概忍不住要问上一句了：那支在护国时代慷慨激昂，三千人打遍全川所向无敌的滇军，怎么会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就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枉自兵力扩大了十倍，却连川军这帮乌合之众都能随便欺负它了呢？
　　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我们得从滇军的建军和发展轨迹中找原因。
　　从前清组建新军以来，滇军一直是一只规模虽小但却极其精悍的部队，直到护国战争前，才不过有两个正规师加上警备队共四十来营的兵力。因为兵力小，组建时间又长，所以部队装备整齐，人员训练有素，兵将相习，上下齐心。
　　然而护国之役的迅速胜利，使得滇军在瞬时间便拥有了广达数省的势力范围——与之相应的是，它也背上了更为沉重的防务负担。
　　防务上的急迫需求和物质上的暂时充裕，使滇军即刻进入了一个急速扩张期。唐继尧在短短的数年间，穷兵黩武，竭西南之财力，竟然将滇军扩充成了一支拥有八个军实力的庞大武装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也正是这个大扩张时期使滇军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从此走向衰败。
　　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不断地涌入部队，大量低级干部在短时间内就被提拔到旅、团长的重要职务上，大量乱七八糟的老旧武器也被从仓库里拎出来重新使用（据后来驻粤滇军朱培德部师长王均抱怨说，他的部队，装备还比不上驻地村中的民团。作为堂堂正规军，这可真是丢人哪）……
　　以前那些用惯了皮实的德械装备的连、排长，在一年半载间就被提升为了旅、团长，领着一帮刚从云南乡下带出来，不谙军纪战术，既不会打枪也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手里拿的还是成都兵工厂出产的，故障百出的土造步枪——仅仅是如何保养枪械和排除简单故障，就够这些毫无常识的小伙子们学上好一段了。
　　

而那些新提拔上来的官长们自己呢？他们连自己连、排里那几十百把号人还没有带好，连马克沁机关枪、克虏伯山炮这些稍微复杂些的武器的保养维护还没完全弄清楚，连地图还看不太明白，有些人连字都不识数都不会算……突然头头们就让他带上一个团、一个旅去战场上冲锋陷阵，这样还不出故障才怪！
　　更深而言之，对那些刚从一个古老时代的帝国躯壳里走出来的新军人而言，他们接触这些西洋军事技术和手段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暂了——从云南新军创建算起，至此才不过短短十年，他们还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常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时期来让他们适应和掌握。
　　可是，那又是一个疯狂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容不得他们有如此的悠闲。于是，这场大扩军，反倒成为了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
　　发展不是坏事儿，但如何使规模产生效益，而不是产生拖累，正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与目标，这却是一系列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可那些被初期的成绩鼓舞得信心爆棚的家伙，却往往见不及此，因而头脑发热走上歧路——他们只看见了自己拥有的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看到在那貌似慑人的力量之下还有多少空洞需要去夯实。就这样，他们变成了一戳即破的纸老虎。
　　唐继尧和他的滇军，就是这样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
　　
　　地盘的扩张过速，和兵力的扩充过度，使得滇军这栋大厦，虽然架子看起来越来越大，但其基础却愈来愈显得薄弱，到处是洞，亟待夯实。可滇军的主人唐继尧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看到自己过去的两个师，变成了现在的八个军。
　　而历史成绩也在误导他：既然一两年前，三千滇军便可以打遍全川，那么现在有了如此强大的一支武力在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积极参与中原逐鹿，进而争霸天下呢？
　　于是，这个好惹是非的唐继尧便在整个西南事务上，到处插手，除云南本省外，四川、陕西、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有他派出去的干涉军。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这些孤立地前出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们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他们也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另一方面，这些急速扩张之后的部队，军队风纪和战斗力也每况愈下。为了打胜仗，唐继尧不得不用加官进爵扩编军队这些办法来激励将士，可军、师、旅、团长们越来越多，因扩编而变得孱弱不堪的军队却越来越不会打仗……于是再扩军。而因扩军导致的经济压力，又反过来驱使唐继尧不得不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
　　
　　就在这时，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恶的魔鬼——鸦片，又一次出场了。
　　在早期滇军出征时，部队经常手头拮据。为了筹措军饷，便往往随军携带一些云南土产的鸦片沿途贩卖——就像如今的烟草一样，当年的“云土”也是云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满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种种其他伟大口号的鼓动下，军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大烟贩子并无两样，但他们毕竟有更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么个坏毛病，他们总是以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总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而发动战争的题目却越来越莫名其妙。
　　军队扩充得太快，军饷也越来越难于筹措，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军队头头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他们渐渐忘怀了最初那些纯洁高尚的初衷，转而却把贩卖鸦片这种牟利的手段，当成了真正的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些家伙甚至将倒卖鸦片视为了替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门道。
　　于是，军中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一支军队从云南向外省开拔时，士兵的军饷往往都是积欠着的。长官就用这些积欠的军饷作为本钱，以三元一两的价钱大肆收购云南土产的烟土。等到这支部队来到四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这些烟土就能为长官带来巨额的利润——比如说在邻省四川，一两烟土就至少可以卖到七元以上，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二百三十三。
　　在鸦片贸易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夺取贸易通道，垄断四川乃至长江流域的烟土贸易，也就成了滇军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一支原本意气昂扬的军队，业已沦落为了大烟贩子，并开始试着用武力去保卫和推行鸦片贸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鸦片，你还能指望它继续保有强大的战斗力么？
　　当然不能！
　　一支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技能，甚至连躯体也垮掉了的军队，在这样的乱世里，便彻底沦落为了诸侯们进行封建割据的工具——可即便是当割据的工具，现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继尧却浑然不觉，仍然在做着用武力独霸西南的迷梦，于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刻正处于蜜月期的唐继尧和熊克武，也逐渐开始变得貌合神离起来。
　　在唐继尧看来，熊克武只是他用以统治四川的工具。而在熊克武看来呢？唐继尧扮演的脚色也可爱不到哪里去，国民党也只是拿他当个冤大头罢了。
　　然而无论是统治工具还是冤大头，他们都不喜欢永远当配角，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规划未来。然而，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又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非要吃霸王餐，另一个却死活不肯买账——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即将有一场新的冲突来临。
　　1918年的8月间，唐继尧以筹划北伐为名，兴冲冲地来到了重庆，准备召开所谓“五省联军”会议。
　　唐督军一路上威风很大，仪仗甚盛。连一众驻川滇军将领前往迎接时，也不禁纷纷咋舌，他们看到的场面是如此的穷奢极欲，直拟于帝王：
　　前导骑兵的战马皮色整齐协调，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
　　骑兵身背骑枪，腰挂战刀，足蹬皮靴，头戴德式尖顶铜盔。随后是形同唐家禁卫军的佽飞军，其服装与骑兵一致，唯装备略有差异，为右手持方天画戟，左挂十响驳壳枪。
　　再后是掌旗官，乘高头骏马，身背十响驳壳，掌一面杏黄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接着是一顶绿呢八抬大轿，内有绣龙金黄褥垫靠，轿顶镶一个五岳朝天锡鼎。
　　轿后随一匹黄骠马，配紫金鞍，再往后又是佽飞军——率队的也是号大名鼎鼎的人物，佽飞军大队长，下任“云南王”龙云。
　　唐继尧在他辉煌的行营里请众将吃西餐。行营的天花板墙壁均用白布衬挂，地上铺青松毛，壁上还挂几幅名人字画做装饰——据说这套行头共有两套，以备每天轮流打前站布置，连带中西餐具食料，共有一百多驮。
　　一众滇军将领当场就糊涂了：您老这是在革命，还是在实习当皇帝？这场仗我们到底实在为天下苍生打，还是在为个人权利打？我们到底是在为新时代流血，还是在为改朝换代流血？
　　可这个答案，他们还需要思考很久，但最终他们中的个别人找到了它。
　　
　　9月17日，唐继尧一行抵达重庆黄桷垭，熊克武率高级军政人员及重庆工商学各界代表迎出十里之外，沿途布有佽飞军步哨。入城时，全城张灯结彩，鸣礼炮二十一响，重庆报纸称之为“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会议于9月24日开始，所谓的“五省联军”，系指川、滇、黔三军，以及此时正在四川，暂时听命于唐继尧的湖北鄂军、河南豫军各一部。
　　与会者计有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滇、黔军旅长以上军官，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及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石青阳、颜德基等，原占据鄂西恩施一带的蓝天蔚（士官二期，大名鼎鼎的士官前三杰之一，辛亥时代的北方风云人物之一。不过辛亥之后越混越差，现在几乎沦落到山大王的地步了），原荆襄镇守使黎天才和豫军司令王天纵等人，以及其他各省的一些代表——而旧川军系统的实力派人物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却均未与会。
　　唐继尧此行的题目，是筹划“五省联军”北伐，然而其提出讨论的“准备北伐案”，却志不在北伐，而是十足的“强滇弱川”政策的延续。该案主题有三点：
　　第一点、以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的补充；
　　第二点、以四川全省的厘税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
　　第三点、以上两项由联帅（亦即唐继尧）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
讲实干的“九人团”在四川握有实权，但在国民党内却因与中山先生关系疏远，屡遭排挤。讲政治的“实业团”则正好相反，他们在四川势力微薄，但凭着朝中有人的优势，在党内颇有地位，因此每每能给熊克武难堪。
　　只要看看杨沧白当上四川省长后，都找中山先生要了些什么人来帮忙，咱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实业团”的分量了。
　　杨省长一开口，就要朱执信（孙中山手下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家[这里谨向指正谬误的缪人凤老兄表示感谢]）来当省府秘书长，向楚来当政务厅长（向楚以前也在重庆府中学堂，教国文，那个专讲晦涩难懂的龚定庵文章的家伙，就是他）。
　　如果说这两位的名头我们如今还不太熟的话，那么接下来两位在近代史上的江湖名头可就如雷贯耳了——财政厅长杨省长要了廖仲恺（廖先生的大名还用多说么？），警务处长更厉害，他竟然要了蒋中正（这就是当年沪军都督府里那个叫蒋志清的小伙子了。他先前的老大哥陈其美在日本被袁世凯的人暗杀后，就改而追随孙中山，现在连名字也改了。不过他此刻还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人物，杨沧白能点名要人就算很抬举他了）……
　　估计杨省长这通要人的电报，也把中山先生吓了一跳——党中像点样的人物都给你调到四川去开分店了，那咱们广东的主营业务还搞不搞？
　　
　　不过谁叫这“实业团”就是孙先生的宠儿呢，虽然很有点心疼，但最后中山先生还是打五折满足了杨省长的要求——把向楚和廖仲恺两位许给了他。
　　这可真是个历史性的对折！
　　亏得孙先生“吝啬”了一把，四川人民才没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沦入“蒋匪帮”万恶的魔爪之下，只得又让军阀们多折腾了十几年。
　　可要真要提前去了四川，这蒋中正他还能不能成为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蒋中正”，那可又是个问号了。
　　唉，历史有时候就是一团混沌的糨糊，她太淘气，太黏乎，有着太多的“偶然”和“可能”。唉，我们还是大度点，原谅这个在蝴蝶迷离的翅膀下，永远不知所措的小姑娘吧！
　　
　　却说当时廖仲恺先生，受命之后便启程前往四川，可才走到宜昌，便又满肚子不高兴地打道回府了……
　　原来，熊克武麾下的将领们居然通电反对他入川！于是，这就成了杨沧白后来倒熊的重要口实：这丫的他居然敢反对中山先生！这条罪状就这么跟了熊克武好几十年。
　　可没奈何熊克武先生去世得晚——有抽鸦片嗜好的杨沧白先生，于1942年去世，而熊克武先生则活到了1970年。对于那些生命历程跨越了三个朝代的人物来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段人生啊——最重要的是，长寿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自由去争辩这一点。
　　据他老人家回忆，阻廖一事，并非如杨所言，乃是如此这般：“因为杨、谢这一方面有人不赞同，而原财政厅长刘公潜又是他们团体的核心人物，不愿意把财政权交给外人，既不便自己人出面反对，也不好说我反对，就捏造说熊部将领反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充炮手呢？道理是很简单的。”
　　唉，说来这两派虽系同党，但其斗争甚至比异党来的还要厉害——国民党渊源如此，这个坏毛病一直都没有改过来。这可不，直到现在还在对面的台湾岛上明争暗斗着呢！
　　

　不但国民党有矛盾，川军在整体上也有矛盾。
　　1918年10月，熊克武鉴于财政困难，召开四川整军会议，决定全川部队一律以有无快枪装备为标准，加以裁汰缩编。
　　最后川军被缩编为八个师——川军从清末的一个师，到尹昌衡时代的五个师，再到陈宦时代的三个师（两师两混成旅，约相当于三个师），再到熊克武时代的八个师……
　　仅从军队数量与政局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分裂与统一的差异，看到战乱与太平的缘由，看到这个古老的帝国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苦难历程。
　　
　　缩编后的川军各部如下：
　　第一师，师长但懋辛，驻防成都（国民党，九人团。熊克武的忠实助手）；
　　第二师，师长刘湘，驻防合川（旧川军）；
　　第三师，师长向传义，驻防德阳（国民党，暂时倾向于九人团。但在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摇摆不定）；
　　第四师，师长刘成勋，驻防新津（旧川军）；
　　第五师，师长吕超，驻防绵阳（国民党，政治立场同向传义，但比向传义晃悠得更厉害）；
　　第六师，师长石青阳，驻防顺庆（国民党，实业团）；
　　第七师，师长颜德基，驻防绥定（国民党，实业团）；
　　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驻防嘉定（旧川军）。
　　另有余际唐（国民党，九人团。忠实的熊派）的江防军三十余营，分驻涪陵、南川、綦江一带。
　　
　　此外，国民党系统的黄复生、卢师谛（九人团）两部民军，不够单独编制为师的资格，要合编吧，黄、卢二人又都想当师长，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各编为一个旅了事，驻防下川东。
　　经熊克武整顿后，川军八个师中，旧川军系统尚存刘湘、刘成勋、陈洪范三个师，其实力几乎没有受损，因此对缩编抵触情绪不大。但因国民党系统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其上，故也有些不满。
　　　　
　　在这次整军中，国民党系的武力大大增加，由先前的一个师，发展到五个师又两个旅，还另有江防军一部。
　　但一贯喜欢吵架的国民党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好处，这反倒促成了他们的大分裂。用一句老话来评价这帮国民党，那就是——可以共苦，不能同甘。
　　在国民党人扩编出来的五个师中，熊克武“九人团”系统有但懋辛、向传义、吕超三个师；“实业团”系统则有石青阳、颜德基两个师及黄复生、卢师谛两个旅，算来也是五五开。但黄复生、卢师谛因为没有当上师长，到处散布反熊言论，而石青阳、颜德基却觉得理所当然，也并不领情。
　　
　　旧川军实力依旧，国民党大肆扩充，那熊督军这次风风火火的整编最后到底裁汰了谁呢？
　　裁汰的都是那些由地方袍哥、土匪队伍发展起来的杂牌队伍。
　　说来惭愧，这些队伍的头领，大多是些绿林大学毕业的山大王，既没有士官同学的照应，又没有东斌、保定、武备、速成诸学堂的同窗肯接纳提携，加之枪械杂乱粗劣，名声还不好。
　　熊督军不裁他们，还能裁谁呢？
　　这帮人是该裁汰。不过话又说回来，熊督军这裁军，也多少算是有点背信弃义的。因为这帮大王，大多是此前为响应南方革命政府护国、护法诸役的号召，才揭竿而起的，就算没有什么功劳，多少还是有些苦劳吧？可熊督军眼前一闹财政危机，便就顾不得这些了。
　　熊督军这一裁军，固然缓和了财政上的困难，但却让大王们白辛苦了一场，他们自然就很不高兴了。于是在遭到裁编后，很多人又重操旧业，四川匪患因此而日甚。

然而对熊克武来说，最要命一条的还是孙中山对他的不信任。
　　因为这个不信任，直接导致了他与孙中山派来的四川省长杨沧白，以及留在孙中山身边当秘书的谢持之间的不断争斗。也因为这个不信任，孙中山才会密令“实业团”公然反熊，甚至亲电唐继尧请他帮忙——唉，孙大炮也真是气晕了头。论组织原则，论军政关系，论自身利益，怎么说也不应该去找唐继尧啊！
　　这出戏，可真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
　　却说熊、杨、谢这三个人，自从日本逃难时代起，就开始不对味，现在在四川军政问题上又常有利害冲突，自然就更是猜忌日甚了。
　　杨沧白自称是坚定的“孙派”人物，他的态度，多少也就代表着孙大炮的态度。
　　而孙大炮不喜欢熊克武，这也是当时人尽皆知的事实——当然了，熊克武先生是死活不肯承认孙先生不喜欢他的，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谢持、杨沧白这帮人捣鬼。
　　不过，我们生活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大可不必把当事人某些不得已的苦衷，误会成历史的事实。
　　
　　这个“不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还是举例说明吧！
　　广东护法政府一成立，就蒙着头发表“实业团”重要人物黄复生、卢师谛为川军正、副总司令，石青阳为川东招讨使，全然不顾这几个无拳无勇无兵无枪的“大员”当时所处的江湖地位。
　　直到熊克武被川、滇、黔各军公推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孙大炮才无可奈何地改弦易张，承认熊克武的川军领袖身份，并在给章太炎的电报中称：“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党难得之士，望执事励其破除顾虑，提兵进取，安国所以保川也。”瞧，他也承认熊克武是有些“顾虑”的。
　　这算是一次乌龙，可事儿还没完。
　　
　　刘存厚败退陕南后，熊部团长吕超率先攻入成都城，当即电广东报捷。广东方面再次晕头，居然回电，任命吕超为四川督军——却全然没有想起吕超这会儿只是个团长衔的中层干部，在他上面还有北路军司令但懋辛，再上去还有总司令熊克武这么一干人呢！
　　那年头对“僭越”这种事儿是很忌讳的，吕团长差点没给吓傻，当即便复电要求辞职，并希望主持此方面事务的谢持同志对今后的军政大务要采取谨慎态度，以免影响革命政府的威信云云。
　　广州对此电不予理睬。后来还是吴玉章亲去广州说明情况后，孙大炮才改以熊克武为督军，杨沧白为省长。
　　
　　当上了省长的杨沧白，可就不像昔年当英文老师时那么睿智洒脱了。在他身上，那种天下为公的思想，正在逐渐地淡薄，而宗派之见却越来越浓厚——这倒也是当时革命者们的一条通病了。
　　他先是疑神疑鬼，怕熊克武尧反对他当省长，于是慌慌张张地在重庆宣布就职（论理说应该在省会成都就职的）。就职之后又不肯好好配合熊克武搞好四川内政，却成天忙着争权夺利，给熊下绊子，使心眼，忙得不亦乐乎。
　　按四川旧例，盐税和造币厂，皆由督军掌握。熊督军行使职权，要以盐税余款为军费，避免就地摊派，减轻民众负担，杨省长认为这是分了他的权，就老大的不高兴；熊督军要改革币制，以造币厂的赢余为兑换基金，回收滥发的纸钞，造福于民，杨省长还是不高兴。
　　就像当初可以接受“杨、熊”而不能接受“熊、杨”一样，杨省长倒也不见得是反对这些政策本身——他反对的是由熊克武以督军身份来执掌财权，收买人心。
唉，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杨沧白了！
　　
　　如果说这两条还可以算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的话，那么下一条，就是彻头彻尾的党同伐异了。
　　“实业团”的卢师谛、黄复生两部驻防下川东，纵容地方上种鸦片以抽烟税，被人告发到督署、省府，当地的外国鬼子也多事儿，竟然还拍下照片送给广东政府，从而造成了恶劣影响。
　　因为卢、黄是“孙派”的人，熊督军不好自己出面处理，便请杨省长自行查办，但杨省长置之不理。
　　熊督军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派得力助手但懋辛亲往查究，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撤了几个县太爷，杀了几个公然抽烟捐的土豪劣绅而已。
　　但卢、黄两部就不乐意了，到处诉苦喊冤，说熊克武要借禁烟的题目消灭他们，还向唐继尧求援——虽然不符合组织原则，但谁叫那是孙先生默许了的呢？
　　唯恐天下不乱的唐继尧，对这种事情当然很热心，立刻派驻万县的滇军旅长田钟谷前往搅局，禁烟之事遂不了了之。
　　
　　重庆“五省联军”会议结束后，唐继尧便以“北伐”为借口，以黄复生、卢师谛为援鄂第一路军总、副司令，石青阳、颜德基为援陕第二、三路军总司令，从而剥夺了熊克武对这部分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而将其掌握到自己手中——而在“禁烟”事件之后，这部分军队更是死心塌地地站到了唐继尧一边。
　　这样，一个以滇、黔军为核心，国民党反熊派“实业团”为内应的军事同盟便告形成，一场以“倒熊”为借口的滇、黔侵川之战，一触即发。
　　1920年3月，唐继尧认为“倒熊”时机业已成熟，便于当月21日发出“马”电，宣布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改任熊部师长吕超为总司令，同时为收买旧川军计，任命第二师师长刘湘为副总司令，仍以杨沧白为省长。
　　
　　这段时间里，作为“实业团”核心首脑之一的杨沧白省长，就辛苦了。他先游说熊克武手下的最有实力的第五师师长吕超反熊，许以川军总司令之职，得到了吕超的同意。又亲往合川，取得了旧川军中最有实力的师长刘湘的口头支持。熊部的另一个师长向传义，也因“实业团”的活动而犹豫不决，斗志低落。
　　旬月之内，熊克武实力大减。
　　杨省长马到成功，得意洋洋，可他却忽略了一点——他这何尝又不是在拆国民党自己的台？
　　
　　唐继尧计划三路攻熊：以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各出一旅，由射洪、潼川西进，与自绵阳南下的吕超部会合后，自北面进攻成都；以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部，自资州北上，自南面进攻成都；以旧川军刘湘部会合黔军王文华部及“实业团”黄复生部，进攻驻川东的江防军“九人团”余际唐部。
　　熊克武当时的处境是相当不利的，由于“实业团”的背叛和吕超的公开倒戈，向传义的消极怠工，他手里实际上只有但懋辛部和旧川军刘成勋部这两个师能勉强用于成都的防卫。
　　可就凭这点兵力守成都？那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熊督军改而求助于政治手段。
　　
　　他于4月17日宣布辞职，欲借以缓和各路反熊军的攻势。同时又借助旧川军师长刘成勋、陈洪范居间调停，以“四川人不打四川人”为口号，亲自到德阳与吕超会面，许以军长之职，并将成都兵工厂库存军火悉数送往吕超的大本营绵阳以示诚意。
　　吕超得此实利，即转而支持熊克武。可是这也只管得了两个来月，到6月下旬，滇、黔军势头大盛，他便又宣布倒戈支持唐继尧了——唉，瞧这帮国民党都是些什么人！
　　同时熊克武又通过刘、陈两师长与合川的刘湘取得联系，许诺事定之后将川东地盘全部交给他，于是本就不满于滇、黔侵川的刘湘也转而投向熊克武。
　　经此一番倒腾后，熊克武又由劣势转化为优势，遂于5月4日宣布复职，大着胆子与对手兵戎相见了。
　　
战事首先从“实业团”兵力占优势的川东打响。实力处于下风的川东熊军开场不利，江防军余际唐部因四面受敌，被迫撤离重庆，在黔军的追击下退往邻水、广安一带。
　　而出兵援助余际唐的刘湘，也因为大本营合川发生兵变，同时又遭到自万县西上的滇军田钟谷部，和自顺庆南下的石青阳、卢师谛部的两面夹攻，丢掉了合川、江北、铜梁、大足等地，也被迫退往邻水与余际唐合兵。
　　两军在邻水会合休整后，便在号称川中名将的刘湘指挥下重新发动反攻，一举击退黔军，夺回了合川老家，并威胁重庆。
　　此时守重庆的，是黔军参谋长，江苏人朱绍良。
　　
　　照说这朱绍良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实在没道理跑到乡旮旯的贵州去当黔军参谋长的啊！这是咋回事儿呢？咳咳……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
　　说来这老朱也是号大名鼎鼎的民国风云人物，未来的国军一级上将，平生以好酒好诗和老不正经的文人气质而出名。
　　朱绍良这个家伙的老不正经有趣到什么地步呢？咱们不妨讲两个小笑话。
　　
　　后来在四川西南军政长官任上时（也就差不多是徐鹏举带着特务们在川东满世界抓“挺进报”的时候），身负党国西南重任的朱绍良，某次受邀参加当地某士绅家的婚宴。
　　本来搞好军民关系也是军政长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借机喝上两杯老酒似也无可厚非——但朱长官这个酒品，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痛饮一番之后便形骸放荡情不自禁，竟然伸手抓住新媳妇的玉手唠唠叨叨，说了些很是闺密的闲话（好在此事虽涉风月，却倒是无关军国大计，西南国军幸甚幸甚）。当场把作陪的七十九军军长，土木系出名的老实头儿方靖方军长给看得目瞪口呆。
　　
　　从西南军政长官位置上下来后，朱绍良又被派到福建当省主席，这时候正值我王师渡江南讨，吊民伐罪，福建眼看就要打仗了。
　　虽说当时天下大势已定，但毕竟这反动派脑子顽固，还是有极少数自诩忠肝义胆的国军将士是稀里糊涂的，仍企图负隅顽抗，在很有责任心地大修工事，到处挖战壕掏地洞，弄得满头大汗。
　　可一回头看看福州城里的朱主席，大家伙儿立马就泄气了——都火烧眉毛了，朱主席却像没事儿人似的，成日作长夜饮，喝醉了就和亲近人等诗酒唱和，谈笑之间，意气自若，整一个史阁部守扬州的作派嘛！
　　“扬州十日”，史阁部多少还守了一天，这福州城朱主席恐怕一天都守不了。
　　
　　最后监军出身的一二一军军长李以劻（李老先生就在这次战役中当了俘虏，不过可不是因为顽固，而是因为搞错了），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去给蒋校长打了个小报告，把朱主席守福州的种种闲情雅致捅了上去。
　　校长眼看就要把大陆丢光了，那几天心情正坏着呢，一怒之下便命令正在福建督战的汤恩伯汤司令，把朱主席请到飞机场，二话不说就给塞上飞机空运台湾了，结果害得老朱只好满腹乡愁醉死他乡。
　　可这老朱虽然只肯喝酒不肯做事儿，但该享受的待遇还就一样没少，最后去世了还给追赠个陆军一级上将，极尽哀荣。
　　

照说这蒋校长平生察察为明，最喜欢爱学习，讲政治，有责任心的部下，还尤其爱穷讲究军容风纪，苛刻到了极点，这是天下皆知的事实——可这朱绍良件件优点没有，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军人样，咋就混到国军上将军的位置上去了呢？
　　唉，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他阎王做得，你小鬼却做不得。你不能只看人家成日稀里糊涂喝的酩酊大醉，就心生艳羡——你还得看看抢着给他付酒钱的都有谁。
　　
　　老朱祖籍江苏武进，出生在福州，早年读书成绩不错，先入福建陆军小学，后入南京陆军中学，因成绩优良，被选送日本振武学堂，就在那里加入了乱党组织同盟会。
　　可他还没等到升入士官学校，就偷偷溜回国了——那年不是辛亥了么？国内革命军和北洋军正打着呢，急需要军事人才啊！
　　这时候的朱绍良还年轻，还是很有些抱负，肯任事儿的。于是他就这么连肄业证都不拿便撒丫子溜了，还顺带拉着个贵州哥们儿，一道回国进了沪军都督府，老朱任参谋，贵州人当军务处科员。
　　
　　这时候的沪军都督是陈其美，他的贵姓就是四大家族里排名第四的那个“陈”——当年党国在大陆上唯一一个既不是皇亲也不是国戚，既不是舅爷也不是连襟的大股东。
　　陈其美这个名字一般人不熟情有可原，不过他两个有名望的侄儿陈立夫、陈果夫大家该听说过吧？
　　如果还不熟，也没关系。他手下还有一员大将蒋志清先生，后来改名中正，字介石的，可是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兼国民党总裁的人物，今天人尽皆知的台湾问题多一半还得着落到他身上呢……这位您不会还说不熟吧？
　　
　　老朱和他那个贵州哥们儿，就这样和这帮开创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大人物，一块厮混了两三年，直到“二次革命”失败。然后，在走投无路之下又逃回日本重新温书混文凭，结果还真给他们混进了士官学校——算起来这已经是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的第十一期了，和三期的蔡锷、六期的尹昌衡们比起来，他们正是十足的小字辈。
　　说来这个日本士官学校有点邪门，出大人物专要看期数来的。比如说在历史上，第三期就专出好造反的革命党，第六期则专出割据军阀。
　　这个第十一期也邪门，有点爱出上将军——总共才十九个学生，却出了四个上将，就是在那群上将军的下脚料里，都还能扒拉出至少两个中将，一个少将。算起来，这上将成材率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一。另外，这一期还有个特点，就是贵州人特别多，总共三位，其中有两个兴义人，一个安顺人，三分之二是上将。
　　本来这朱绍良，放在民国里就已经算是号大人物了，可不巧的是他那个贵州哥们儿，名头还要更大些，因为他叫做何应钦。

　这何应钦，乃是贵州兴义泥凼风波湾人氏，和老朱一样，也是从小读书成绩好，正儿八经的军校科班出身——但个人作风上可就好得多了。
　　何总长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不旷工，除了偶尔贪污一下之外，几乎就是个完人了。而且永远军容整洁温尔文雅，谦恭谨慎乐于助人，整一个中国版的罗伯特•李（注：李将军为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名将，在军校时以军容风纪整洁和严守规矩著称）。
　　他从贵州陆军小学，考到武昌陆军中学，再以留学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被选送到日本振武学堂，然后辛亥年回国参加造反，在沪军都督府里混到“二次革命”失败，然后重回日本读士官学校。
　　
　　这时候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上将军，还有一个学炮科的贵州安顺人谷正伦，一个学辎重的湖南长沙人贺耀组——这两位除了辛亥年回国造反时，是去南京投的黄兴以外，其他经历与前面两位大抵相似。
　　到1916年秋，这几位老兄终于修行圆满，可以从士官学校毕业了。可放眼国内，护国战争刚刚打完，老袁留下的烂摊子正在收拾中，此刻正是风云变幻莫测，他们也不由得深感前路迷茫——虽说北洋政府正等着接收他们，可他们又怎么会瞧得上北洋这个一塌糊涂的烂摊子呢？
　　正在这时候，一个贵州兴义老乡，混早稻田大学的刘燧昌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
　　
　　小刘同学很有诚意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这几位士官高材生能够屈尊回贵州去帮他爸爸办新军——也是无巧不成书，他爸爸，就是前面多次提到过的“贵州王”刘显世先生。
　　何应钦和谷正伦，李毓华两个贵州老乡琢磨琢磨，觉得与其去投北洋，还不如回贵州参加护国黔军更有前途些——护国战争刚在当年夏天结束，这时候的滇、黔军正是风光无限，广告效应颇佳，对这群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既然对方开出的待遇尚可，又表现得如此求贤若渴，而且还是故乡桑梓之地，那先去混上几年又有什么不好呢？于是这帮贵州人计议已定，便启程回了贵州。
　　临走时，贵州人还顺便捎带上了几个同学——也不愿服从北洋步军统领衙门统一分配的江苏武进人朱绍良、直隶顺天人张春圃、云南大理人王纯祖这几位仁兄。
　　

说实话，这江苏人朱绍良对去贵州打工本来是有点三心二意的——就是今天，你要拉个江苏籍的留日学生去贵州某个民营企业打工，还要费不少唇舌呢，更何况是当年？
　　老朱他原本是打算把兄弟们拉到自己老家江苏去投军，但最后不知怎么地，他自己却被这帮来自西南的兄弟们给说服了——何应钦、谷正伦到底是怎么舌灿莲花，才把这个江苏人骗到贵州去的，咱们不得而知。不过贵州出产的好酒，对朱绍良这样一个超级酒鬼来说，绝对是有诱惑力的。
　　也亏得这样，将来才会有人替他老朱的成日烂醉付酒钱，打圆场。须知道，这时候要去了江苏，就只能投北洋军冯国璋、齐燮元这帮人——那非但没有前途，搞不好将来还要当汉奸的。
　　就这样，朱绍良跟着何应钦这帮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毅然决然地跑到贵州喝茅台去了。
　　
　　当然了，从军绝不仅仅意味着有茅台酒喝，打仗才是永恒的话题。这不，刘湘已经杀到家门口来了，嗜酒如命的老朱也只好放下茅台酒瓶，部署队伍厮杀一番。
　　这时候朱绍良手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他只得向就近的泸州滇军赵又新部求援，赵又新派出金汉鼎率第四混成旅救援重庆。不过刘湘、余际唐在跌番苦战之后，也已筋疲力尽，不待滇、黔援军靠拢便撤退了。
　　朱绍良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这时候，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深受赵又新器重的滇军将领，身任第二军参谋长兼团长的杨森，突然在安岳投靠了川军刘湘部，并立刻被熊克武委任为混成旅旅长。
　　这事儿说来还真不能怪杨森不仗义，多一半得埋怨云南人的地方山头主义太严重。
　　杨森，字子惠，四川广安龙台寺人，小平同志的前辈老乡，1882年生人。杨森早年就读于广安紫荇书院，那时候张澜正在该书院执教；后来他又考入顺庆府的联合中学，张澜又是该校的校长，因而杨森与张澜两人的渊源颇深。
　　和想象中那些粗鲁的军阀头子不同，这位读过书院和中学堂的杨森，在当时也大可算得是个洋秀才了。可既然科举无望，杨森也只好另谋出路，和尹昌衡一样，他也选择了从军的道路。
　　
　　1906年，杨森从联中毕业后，适逢锡良总督扩建新军，急需大批中下级官佐，开办了专门培养军士的弁目队，受过中学教育的杨森轻而易举便考进了弁目队。
　　到1907年，朝廷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又在弁目队中挑选了两、三百学生，成立了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这其中又有高材生杨森一个。1908年，继任川督的赵尔巽，又将该讲习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于是杨森又成了速成学堂的学生——这帮速成学生可不简单，杨森的同学放眼一看，都是些刘湘、鲜英、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之流的人物。
　　这六个人中，可就有五个国军上将，外加一个民盟中执委呢！
　　
1909年杨森从速成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军十七镇当见习排长，一年后就被提升为连长。四川独立后，随着川军的大扩编，杨森也升为营长，属第一师张邦本团建制。
　　此后，杨森的老师张澜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于是他便向尹昌衡要来杨森这个营作他的卫队，一同进驻顺庆。
　　说来这杨森当然乐意跟随张老师去顺庆，可他的团长张邦本却不乐意了——谁也不喜欢自己的部队被人家分割得支离破碎不是？
　　张团长非要调杨森这个营归还建制，他忙活半天，总算找领导要到了调令。可是这个调令一发到顺庆就没了踪影——因为手头缺人的张澜随手就把它扣下了，杨森根本就没有看到。
　　
　　张邦本原本就不大喜欢杨森，现在就更认定他不服从命令了，恼羞成怒之下决定使阴招。他以协助杨森管理部队为名，派来了一位上尉差遣来捣乱。这位老兄是谁呢？正是杨森速成学堂的同学，后来大名鼎鼎的刘湘先生。
　　刘湘明里是来协助杨森的，可暗地里却在杨森分驻顺庆、岳池、邻水的三个连队里到处活动，和唐式遵、杨国桢这几个连长套交情，讲价钱，大挖杨森的墙脚，最后硬是把老同学手下四分之三的队伍给拉走了。
　　大部分队伍被拉走后，张邦本便立即以杨森违抗命令为由，报请师长周骏将其撤职，另任刘湘为营长。杨森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了还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连，将枪械分给广安、保宁、岳池三县团防，又把老婆儿女送回广安老家，自己便孤身跑成都找工作去了。
　　
　　说来那年头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还真是吃香，杨森到成都时，正巧碰上靠收罗旧巡防军起家的第三师要办军士队，便稀里糊涂地把有抗命案底的杨森给招了进去，任教育长。可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却给周骏知道了，他便要求第三师师长孙兆鸾把杨森交给他处理——说是杨森在当营长时，有盗卖枪支和吃空额的严重罪行。
　　孙师长是个好人，看老实巴交的杨森实在可怜，不忍心把他交出去送死。便私下里送了他一笔路费，让其自谋生路去。杨森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暂时在成都南门外的一家鸡毛店里栖身，当时可真是说不尽的凄凉感叹哪！
　　
　　杨森在鸡毛店里思来想去，忽然想起还有条门路——正在川督胡景伊手下当模范团团长的王陵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灵官”了！这王陵基当年从日本东斌学堂留学回来，曾在速成学堂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日文翻译和分队长，说来和杨森也有师生关系。
　　这个一辈子不会挤牙膏的王灵官，虽然在近代史上名声很坏（也没法儿不坏。此公不但铁杆反共，而且早年还在上海滩因为抢小姐争风吃醋，赏过还没混出头的蒋介石先生一记耳光，所以两岸的乌鸦们都不肯浪费笔墨替他说好话，自然诸恶归焉——后来到了功德林，患上了老年痴呆的王灵官，便每每把这当成自己历史上反蒋的实际行动拿出来炫耀。不过人家也确实值得炫耀：想那偌大的功德林里也算是将星闪耀了，但被蒋校长扇过耳光的窝囊废不少，反扇过蒋校长耳光的能有几个？就凭这一点，人家老王还是很有些鹤立鸡群，意气风发的），但在当时倒还算讲义气，便收留了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杨森。
　　着就是“二次革命”，熊克武的第五师在重庆起义，王陵基受命征讨，便带着杨森出战了。
　　可这杨森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陵基所部一到合川，他便开了小差，跑到重庆投奔熊克武，一块儿反袁去了——大概也是他在旧川军中呆得实在太压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跳槽冲动吧！
　　但这时可怜的熊克武，兵力实在太弱，枉自麾下还有位将来号称“战神”的刘伯承排长，却终究没能顶住旧川军四个师，再加上周边各省军队的联合“会剿”。
　　于是这年9月17日，滇军黄毓成、川军王陵基部攻入重庆城，熊克武垮台，倒霉的杨森就当了滇军的俘虏。
　　率领滇军攻渝的黄司令点验俘虏兵，下令是军官的出列五步……俘虏们战战兢兢，只有一个不怕死的站了出来，大声报告道：“报告司令官，我是少校营长杨森！”黄毓成见他精明强悍又有胆识，很是喜欢，便将其带回司令部，任为副官，杨森就这样加入了滇军。
　　不久滇军退兵，杨森也只得跟着黄毓成回了云南。而这时候，从杨森手里抢走部队的刘湘，都已经当上团长了，而他还只是个俘虏兵！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因为老袁还没有想起要当皇帝，所以天下太平。黄毓成也无兵可带，便在昆明附近的安宁修别墅，建温泉旅馆，派正在他手下吃闲饭的杨森前往督工。
　　杨森督工之余，便在黄司令的朋友刘柱卿家喝茶，刘家很喜欢这个聪明勤快的小伙子，又见他单身，便将大女儿刘谷芳许配给了他。寄人篱下的杨森也就随遇而安，在茶馆里安家了。
　　于是，那两年我们便经常能看见未来的杨上将拎着把大茶壶，在云南小镇的茶馆里续水擦桌子，服务态度还相当不错——可惜那帮茶客们不出息，远没有《茶馆》里唐铁嘴那样的自娱精神。枉自堂堂一位国军上将，一方诸侯给他们沏茶，却愣是没人说出“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这样的得意话来。
　　
　　为了赚钱养家，杨森也伙同一些军人倒卖云南的土特产鸦片，自己也因此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那年头，大家可不像现在这样提到“毒品”就为之色变，充其量就是拿它当一种特殊的货物罢了，便是抽上两口也不是什么罪过。
　　杨森也很勤俭，有时候去昆明办货，往返一百四十华里，也是当天便回，从不在昆明住宿——这也是值得交代一番的，因为他后来三天五百里强行军偷袭泸州的本事，大概就是在这时候练出来的。
　　可是太平日子很短暂，护国战争随即爆发，杨森终老于滇南小茶馆的梦想也破灭了。
　　
　　1916年初护国军兴，黄毓成受命出征两广，想想带着四川人杨森也是浪费，于是便把这张活地图借给了好朋友，担任进川任务的梯团长赵又新。赵又新此刻正差熟悉川情的向导呢，便立刻委他为中校参谋。
　　可从此就麻烦不断了，谁叫他杨森是个四川人，而滇军又正在和川军打仗呢！
　　但人家朱德不一样是四川人吗，不也混得好好的？
　　可这其实就不是一码事儿。
　　虽然同为四川人，但杨森和朱德在滇军中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
　　朱德虽然籍贯是四川仪陇，但人家可是堂堂的云南讲武堂尖子班出身，和一众滇军将校都有师生同学关系，又参加过云南“重九”独立，是从排长一直带兵打仗打出来的团长、旅长，在滇军中正是十足的元老嫡系，所以这一干排外的云南人，并不拿他当外人看。
　　但杨森就大不同了，这家伙一个四川俘虏兵出身，在滇军中素无渊源，只不过碰巧得了几位大老的赏识，便青云直上，抢了云南人的饭碗，这怎么了得？因而看不惯他的人就特多

所以这位没有根底的杨参谋长，虽然很得长官的赏识，但一直只能做个幕僚长打打杂。
　　好不容易等到护国之役中，泸州城外的月亮岩、蓝田坝之战，因为滇军第三支队董鸿勋（云南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第二名，刚好被杨蓁压过一头）部失机，导致起义的川军陈礼门部为北洋军吴佩孚、川军熊祥生两旅击败，陈礼门愤而自杀。董鸿勋也因此被撤职，接替他当第三支队长的就是朱德。
　　朱老总是个很仗义的人，当上这个相当于团长的支队长后，便向上级要求，希望委任自己老乡杨森为营长（这两人关系还不错，拜过把子，直到长征中还通信讲交情呢，可给粮弹两缺的红一方面军省了不少子弹）。可杨森虽然很想当营长，但也知道自己在滇军中没有资历，带不动这些老部队，最终只好作罢。
　　尽管没有实际带兵，但作为熟悉地方情形的向导，杨森在护国之役中还是很立了些战功，因此深得赵又新的赏识。在随后的四川护法战争中，赵又新部被编为靖国第二军，他便提拔杨森为军参谋长。后又趁叙府城防司令杨杰暂时离任之机，委任杨森兼任叙府城防司令。
　　
　　一个俘虏兵，居然抢了滇军元老杨杰的司令位置，这还了得？
　　等到杨杰回来，脸上就立马挂不住了。
　　说来这杨杰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是民国时代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名军事家，挂上将军衔。但这人有点恃才傲物的小毛病，总爱把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做得很绝——比如说以好脾气著称的何应钦，一辈子最恨的三个人中就有他杨杰一个。
　　为啥呢？因为杨杰瞧不起何总长，还不分场合地到处骂人家是饭桶奴才！虽说“饭桶奴才”这四个字，倒也不算辱没了一辈子含垢忍辱当小媳妇的何总长，但这种党国机密，总不好到处泄漏的吧？
　　这回被杨森抢了司令，睚眦必报的杨杰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不动声色，却暗中监视着杨森，某日盯准了杨森在家里过大烟瘾时，便派他手下的营长周永钧带了十几个人冲进屋去搞突然袭击，把稀里糊涂的杨森逮了起来，缴获了他的烟具，还扬言要让这位叙府城防杨司令自端烟具，在叙府大街上游街示众……
　　杨森这时候真是羞愧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最后亏得杨森的老东家黄毓成出面干涉，杨杰才勉强罢手。可杨森这城防司令自然也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赵又新那里，重头再当参谋长。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此事后，他便下狠心戒掉了鸦片瘾。
　　
　　却说那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他自己就是个大烟鬼，成日间都在烟榻上办公的，所以当时听说此事后，不过是哈哈一笑了之，对杨森这个烟友的信任反倒又增了几分。
　　但在接下来在滇军惨败的泸州之战中，杨森又出了问题。
　　滇军杨如轩团守泸州外围的五顶峰、学士山高地，在一次战斗中占了上风，正意气风发地准备消灭一部分川军。可偏偏在前线帮忙的杨森想出风头，自告奋勇非要去劝降……
　　但过不多久，杨森便灰头土脸地跑回来报告劝降失败——更巧的是，他前脚刚到，刘存厚的反击部队就悄悄摸到了滇军阵地上。结果杨如轩猝不及防，丢了阵地。
　　瞧杨如轩给这杨森帮倒忙害的！
　　于是恼羞成怒的杨如轩，回头就向军长赵又新控告杨森通敌叛变，贻误战机——杨森这会儿是不是就通敌叛变了，还值得商榷，但帮倒忙贻误战机却是实情。
　　可护短的赵又新非但不予追究，还将一个新编的混成团交给杨森统带。而杨森也不负所托，随后就在滇军的大反攻中击败了川军名将赖心辉的部队，从而获得了能战的勇名。
　　所以后来杨如轩一看见杨森就分外眼红。
　　

尽管立下了战功，但杨森仍然不能得到滇军将帅的信任——这家伙也真是够倒霉的！
　　比如说前川督罗佩金，就一而再地让人带口信，提醒赵又新要慎重，绝对不能重用杨森，更不能让他带兵——可带口信的杨如轩却因此被赵军长赏了一个很实在的白眼。
　　唐继尧从重庆回云南时，也在百忙之中逮住赵又新，神神怪怪地唠叨说：“复祥（赵又新字）啊，我是懂相法的，我多次见过杨森，从相法上看，此人满脸横肉（其实杨森除了生就一张尖嘴雷公脸，人还是蛮清秀的，唐继尧说他满脸横肉，确有过誉之嫌，也难怪赵又新不肯信），目有凶光，门牙排露，状如鼠嘴，一望便知残毒险狠，人面兽心，切不可重用，适当时候杀之以除后患！”可赵军长虽然口头诺诺，心下却仍不以为然。
　　大老板态度如此，其他云南人自然就更嚣张了。虽然有军长赵又新护着，大家伙暂时还不能把这杨参谋长拖出去枪毙，但拿他穷开心却是谁也管不着的。
　　
　　于是每次滇军军官们开联欢会，只要杨森在场，戏台子上一定会有些三国题材的剧本——尽是什么“张松献地图”哪，“取成都”哪啥的……
　　不过杨参谋长脾气好，不和他们计较，每次总是自己悄悄地溜走就是了——杨老爷子足足活了九十三岁，大概和这门龟息养气的涵养功夫也是不无关系的。
　　唐继尧回云南后，老不见赵又新有动静，便又密电赵军长，一定让他除掉杨森。赵又新这回更绝，居然把电报给杨森本人看！
　　杨森当时那吓得叫一个惨哪！他一面对赵又新感激涕零，一面却暗地里打起了小算盘——毕竟滇军的大掌柜是唐继尧，不是赵又新，谁敢说赵又新就保得住他一辈子呢？何况他的恩师张澜，这会儿正在对面大呼“川人治川”的口号呢！
　　
　　可算等到1919年初唐继尧要闹腾着倒熊了，这赵又新便也积极响应，派杨森前往刘湘驻地合川，打算说服刘湘站到滇军一方来——真不知道老赵这是想演一出“蒋干盗书”呢还是压根儿就打算放生？
　　在滇军中混得提心吊胆的杨森，总算得了机会去见刘湘这位欠了他天大人情的老同学。他一进合川城，便偷偷向刘湘大倒苦水，把在滇军中实在混不下去的苦衷和盘托出。当然私谊归私谊，公事归公事，老杨也没忘了把自己的劝降使命交代一下。
　　可这时的刘湘，又哪里会肯跟唐继尧真心合作呢？所以他也只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罢了。
　　于是最后的结果么，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蒋干”非但没有能够劝降“周瑜”，却反倒被“周瑜”说服，决心“弃暗投明”。这不，他还心甘情愿地捧着假情报回泸州献“连环计”去，连个“庞统”都省了！
　　“蒋干盗书”、“连环计”都演得很成功，那么接下来，自然就该是“火烧赤壁”了，滇军的倒霉在所难免。
　　
杨森回到泸州后，便向赵又新虚报刘湘实有投滇之意，而刘湘也果真给他送来一批枪械弹药——明里是在对滇军表示诚意，暗里却是杨森增强了实力好跳槽。
　　因为有了这么一段伏笔，所以倒熊战事爆发后，赵又新即派杨森率其新组建的独立团，并加强若干重机枪，进驻隆昌，以协助刘湘发动倒熊。但杨森一到隆昌的安岳，便在刘湘部许尧卿旅的协助下，将部分死硬的滇军缴械，宣布投奔川军。
　　不过为了表示他对赵又新个人的感恩和交待，杨森还特意写了一封信送交赵军长，信中称：“我为川人，今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今后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据说赵又新看完信后，并无怨言，却憨态可掬地将此信遍示身旁诸将，说：“我若为川人，亦当如是。”倒是颇有春秋时代宋襄公的风雅气度。
　　说来这杨森还是知道赵又新对他是有恩情的，但战场上的风云变幻，又哪里容得他去讲这些退避三舍的春秋道义呢？
　　
　　杨森投靠川军后，熊克武即委任他为混成旅长。
　　而刘湘也因为过去确实对不住他，加之大家又是老同学，故而刻意地帮衬：不但抽调了铜梁、大足等县的部分团练人马加强其实力，还把自己手下的老部队第八团王缵绪部也拨给了他。
　　这个光头小伙王缵绪，也是刘湘、杨森的当年速成学堂的老同学，据说还曾考取过秀才。但是这位老兄有点二百五，枉读了那许多成仁取义的东西，但每到大是大非面前便拎不清，这一点品质算得上是个蜀中极品。
　　究竟怎么一个二百五法，咱们留到后面再谈，反正他的苦主是数不胜数，连杨森、刘文辉、邓锡侯乃至蒋校长这些以奸诈狡猾出名的大人物，都稀里糊涂地当过他的冤大头。
　　就这样，杨森在刘湘等一干老同学的帮助下，迅速组建起来一支部队。
　　从1919年的3月到6月间，由于熊克武拉拢得法，稳住了吕超这个三心二意的危险分子，后顾无忧的拥熊派川军一度占据了上风。本来滇军已经打到成都大门龙泉驿，但在5月22日拥熊军开始反攻后，滇军便一溃千里。
　　5月24日，顾品珍丢掉简阳，28日，又丢掉了资阳，31日再丢掉资中，6月1日丢掉内江，一直退到隆昌。而响应唐继尧倒熊号召的川军第六、七两个师，也在刘湘、余际唐两部的攻击下一败再败，只得困守顺庆等地。
　　
　　鉴于四川倒熊军事不利，唐继尧遂急调驻陕西的滇军第八军叶荃部，和李烈钧的驻粤滇军，入川增援。同时贵州的刘显世也调派黔军后续部队一万余人进入川东，于是川局再次逆转。
　　东线的黔军在得到增援后，便迅速组织优势兵力压迫刘湘、余际唐退往川北，并顺手给死守顺庆的石青阳解了围，而西线的滇军也开始转守为攻。双方相继在荣昌、隆昌、资阳、简阳间进行了一系列会战，仅战胜的滇军方面就伤亡五千余人，两军合计伤亡当在万人以上，这在当时已是相当惨烈的战况了。
　　一向不稳的墙头草吕超见势不妙，也迅速转向，重投唐继尧。他不但主动打开了川北大门，放自陕西来援的滇军第八军叶荃部入川，还与石青阳联手进攻坐镇成都的老上司熊克武。叶荃率陕西滇军入川后，迅速由南部开往遂宁，与赵又新会师，向川军发起反攻。
　　这段形势，震荡得就像溜溜球。
　　
拥熊军腹背受敌，富顺、荣县、威远、内江等重镇相继失守，7月9日熊克武退回成都。7月10日，熊克武留下同样三心二意的向传义维持成都秩序，自己率主力往川北退去，与刘湘、杨森会合，据守阆中、南部、西充一带。
　　联军方面随即组织了滇军三个旅，黔军两个旅，川军一个师的兵力追击。原本亲近于熊克武的川军刘成勋、陈洪范两师，也见风使舵，宣布接受吕超的领导。
　　由于时当酷暑，瘟疫流行，本就不愿与熊克武死磕的滇军统帅顾品珍，便趁机找了一堆如疫病流行，地形不熟，孤军深入，民心背我之类的理由，不肯继续深入追击；而黔军统帅王文华则因放心不下前线的总指挥袁祖铭，将黔军中途撤回整顿，于是对熊克武的追击也就不了了之了。因此熊部虽败，但主力部队损失却并不大。
　　
　　7月18日，吕超入成都就任川军总司令后，立刻便电请滇军不要开入成都——他接过了熊克武的担子，同时也接过了无法化解的川滇矛盾。
　　对于唐继尧赤裸裸的吞并企图，刚借滇、黔势力打跑了熊克武的吕超和杨沧白，自然不敢公然反对。他们只得以军民分治为借口，来抗拒滇、黔的吞并企图。
　　在吕超入成都之前的7月14日，唐继尧的喉舌《滇声》报便公开发表了《废督裁兵为救川唯一方法》的时评，要求四川废除督军制度，为唐继尧以联军总司令名义掌控四川兵、财大权，进而吞并川省大造舆论。
　　而“实业团”也针锋相对，由黄复生在同日电告吕超称：“入省后先行宣布废督，将此前熊氏越权干涉诸民政完全拨归省长主持办理，并严申军令，今后武人不得干预政治，以纳军政于轨范。”
　　你唐继尧不是说要废督么？咱们支持你，不但宣布废督，而且还加上一条不准军人干政，哪怕你是联军大帅也不成！
　　这一来，就让唐继尧大大地倒了胃口。
　　
　　此外，唐继尧在川军裁军问题上也操之过急，因而添了不少仇家。唐继尧将杨、吕所属之外的其他川军，一概称之为“逆军”，要求吕超将这些部队全部解散或由滇军部队就近收编。
　　什么，唐继尧要缴老子的枪？这消息一传出来，全川各色军队立刻大哗，那些原本对川、滇之争没有什么兴趣的墙头草，在最切身的问题上受到威胁后，马上就迅速而坚定地站到了反唐阵营中。
　　而在财权上呢，猴急的唐继尧立刻便找到杨沧白，要提取川省的盐税收入。杨沧白则又一次使出“推”字诀，说这种事儿是一定要征求同盟川军将领公议的，言下之意，还得要总司令吕超点头才行——打了这许多仗，死了这许多人，年前杨省长用来反对熊克武的头号理由，现在却又成了他的救命法宝！
　　原来杨沧白、唐继尧说什么熊克武私通北廷、排斥滇黔、阻挠北伐，都是在瞎扯淡！转了一个大圈子，而川、滇之间的矛盾依旧，只不过是换了一拨人来吵架而已！
　　于是醒悟过来的四川士绅们便开始高呼口号，号召自己的子弟兵们：“把川土收回，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还我们的银钱！”
　　唉，这帮四川耗子的志向真是远大得紧！
　　
唐继尧和杨沧白、吕超，忙着为吃霸王餐到底该由谁来付账的老问题吵架，因而把正在川北卧薪尝胆的熊克武给遗忘了，事实证明这个疏忽是很要命的。
　　熊克武退守川北后，便和正在陕南徘徊观望的刘存厚接上了头。
　　自从两年前被滇、黔、熊联军逼出四川后，刘存厚就一直顶着北洋政府给的四川督军头衔在陕南的汉中一带占山为王，随时准备打回老家来。
　　这回熊克武退到川北后，便在刘湘、杨森的建议下，邀约他到苍溪会议，意在抛弃前嫌，共谋反滇复川之计。这两位现在际遇相同，同病相怜，因此很快就达成了同盟协定。
　　熊、刘双方在苍溪议定，共同组织“靖川军”以对抗滇、黔威胁，谋求全川的独立。同时双方也互相承诺：刘不得用北洋政府授予的四川督军头衔与熊合作，而熊也不以南方任命的四川督军自居，在将滇、黔军队赶出四川之前，双方都不做督军，而由与熊、刘都有密切关系的刘湘护理四川督军。
　　刘存厚回到汉中后，迅即动员所部入川参战：以田颂尧旅经广元、剑阁南下；张邦本（嗯，就是刘湘、杨森的那位老上司，如今他可比自己的老下属混得差多了）旅自江油、彰明南下，准拟会师于绵阳。
　　
　　而熊克武这边呢，他的动作也不慢。
　　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师、旅长们加官进爵，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
　　8月24日，熊克武再次通电讨唐，三路出兵。而刘存厚也于8月中旬到达昭化，进军剑阁，吕超手下的旅长王维纲略作抵抗便即后撤。9月1日，刘存厚军的前锋田颂尧部又击败吕军，占领绵阳。3日，熊克武军杨森部再占三台。
　　两军原计划是由刘存厚攻成都，熊克武东取重庆，此时见吕超兵败如山倒，形势有利于速战，熊、刘二人遂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成都为大本营，待聚歼川西滇军主力后，再东进重庆驱逐黔军。
　　此时靖川军声势大盛，已宣布服从吕超的第四师刘成勋、第八师陈洪范这两颗墙头草，以及原为刘存厚部下，后被吕超收编的邓锡侯等部，也见风使舵，趁势重投熊克武阵营。在省外，和滇、黔有很深矛盾的湘、桂两省也宣布支持熊克武的行动。
　　于是局面再次为之一变。
　　熊军迅速攻占顺庆、合川、遂宁、安岳、乐至等地，与刘军对吕超形成钳形夹击之势。
　　
　　9月5日，众叛亲离的吕超知趣地退出成都。
　　6日，熊可武手下的杨森、喻培棣等部进入成都。入城后，熊克武即宣布以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今后川军大混战中的一、二、三军系统至此形成。
　　吕超逃出成都后，退往龙泉驿一带与滇军会合，两军合计共有六十三营之众（其中吕超部十七个营，滇军四十六个营）。而此时熊、刘两部靖川军，已集结于成都的即有五十三营兵力，另尚有三十余营兵力正在向成都集结中。
　　兵力已显占上风的靖川军，卧榻之旁焉容他人酣睡？而滇军自然也不甘心就此退去，因此双方遂在龙泉驿一带山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主力决战，史称“龙泉驿之战”。
　　9月8日，靖川军以第二军的杨森师、唐式遵旅为中路，正面进攻龙泉驿；以第一军的何光烈旅和喻培棣、张冲两旅之一部为左路，向淮州镇、简阳方向迂回，企图抄袭滇军后路；以第四师的蓝世钲旅为右路，配合正面攻击。另以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率该军一部，东出遂宁，配合余际唐军佯攻重庆，以牵制川东黔军不使来援。
　　滇、吕军方面，则由顾品珍统一指挥全军。
　　

龙泉驿之战打响后，靖川军中路初期进展颇为顺利，杨森等部于8日进占了大面铺、龙泉驿、山泉铺等要点，但在仰攻张飞营时，却遭到滇军猛烈抵抗。靖川军遂又于9日投入了邓锡侯师的两个纵队，但战事仍陷于胶着，还一度掉丢了山泉铺。
　　12日，熊、刘两军决定，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中路作战，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则投入两翼作战。同时以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并将在省城的川军全数调出参加龙泉驿之战。13日，14日两天，靖川军又在中、右两路发动猛攻，再度夺回山泉铺，并组织敢死队突击张飞营。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军长亲赴前线指挥，调军增援，靖川军敢死队被全部消灭，山泉铺再度易手。滇军趁势反攻，两路靖川军均遭挫败，只得退到大面铺。15日，刘湘亲率四个团反攻，又吃了败仗，而右路的田颂尧也在甑子场失利，退回成都城内。
　　17日，滇军乘胜进攻成都东门，一度炮轰城内民房。18日，滇军一部又在赵又新率领下，截断了成都川军北退的通道，占领凤凰山，猛攻北门。
　　熊克武、刘存厚这回身负全川父老期望，可不肯再逃了。他们以杨森、邓锡侯两师担任城防守备任务，其他各军休息整顿，摆出一幅死守到底的姿态。并动员城内士绅到处鼓舞士气，高呼人在城在的口号——其实当年罗佩金、戴戡两部滇、黔军在成都城里的烧杀掳掠，就是对全城军民最好的动员。
　　
　　那么进行左迂回的何光烈、喻培棣、张冲，这帮人又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没闲着。
　　此前滇军重点打击的是中路的刘湘、右路的田颂尧，因此这支左迂回部队损失不大，而抵抗客军侵川的口号和此前滇、黔军在川省的暴行，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战斗的勇气。因此在刘湘、田颂尧纷纷撤回成都城的时候，他们却出人意料地于16日攻克石桥，17日围攻滇军后路的重要据点简阳，导致顾品珍不得不抽兵回援——这样一来，虽然滇军主力包围了成都，但同时他们自己也陷入了靖川军更大的包围之中。
　　19日，成都城中的靖川军休整补充已毕，分三路出城与滇军决战。杨森的第九师在城东击败滇军耿金锡等部，直追到龙泉驿；邓锡侯师也在城北击退了滇军田钟谷等部，夺回了龙潭寺、西河场等要点；出城南的陈国栋等部也收复了兵工厂、白药厂一带。至21日，滇军开始全线败退。
　　顾品珍以金汉鼎旅为后卫，命他固守龙泉驿掩护全军撤退，而且下的还是死命令：必须坚持到22日下午8时才准撤退！顾品珍另命令杨蓁纵队在担任简阳守卫，以接应金汉鼎。
　　在接受任务时，金汉鼎终于鼓足勇气问了顾品珍一句实在话：“这种为个人争权利的不义之战，要打到那天才止？还是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给人民过点安乐生活。”
　　顾品珍笑而不答，不过他很快就会给金汉鼎们一个答案——可不幸的是，他的答案也不是那么正确。



21日，川军开始猛攻龙泉驿。担任主攻任务的杨森很有意思，他专挑滇军中战斗力比较弱的李如瑾第八团打——一来这是赵又新自己新编的部队，战斗力弱；二来杨森打击排挤他最力的家伙，也可以泄泄私愤。不过金汉鼎也是狡猾狡猾的，他一发现杨森特别喜欢找第八团揍后，立刻便让同样对杨森恨之入骨的杨如轩第七团，和第八团换了个号头……结果么，可想而知。两个老冤家又对上了头，不过这回却轮到杨森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后来被井冈山讥笑为“江西两只羊”，但杨如轩这会儿还是很能打的，带的是滇军中的头等主力团。
　　好不容易挨过期限，金汉鼎带着部队拔腿就溜，次日9时抵达简阳——可该死的杨蓁居然早已溜了，只留下一座空城，害得金汉鼎的人马连早饭都没得吃。还好到了球溪河，遇上吕超的撤退部队，带队的彭远耀旅长很热情（关于这位彭旅长的名字，俺手里五处资料，有两处说他叫“彭光耀”，有两处说他叫“彭远耀”，陶菊隐干脆说他叫“胡远耀”……回忆录常有记错，记者则例多谬误，皆不可取，所以还是取了地方史料上用的“远”字。近代川事素来号称难写，难写之处就在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资料的鉴别和取舍上），总算请大家吃了一顿饱饭。
　　
　　顾品珍见川事已无可为，便一路马不停蹄地放弃了资中、内江等重镇，从泸州上游渡江退回了云南境内，损失尚不算大。而另一路滇军赵又新部，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刚从滇军投过来的第九师师长杨森，在击退顾品珍这一路滇军后，便率所部在七十二小时内急袭五百华里，直抵沱江西岸的小市——对岸就是另一路滇军赵又新的司令部所在地，泸州。
　　作为赵又新的前参谋长，杨森对泸州城防的弱点自然是了如指掌。他派精锐部队伪装成平民，穿便衣混过滇军据守的沱江浮桥，直扑位于泸州城西盐局的赵又新军部，而大部队紧随其后，轻而易举地夺占了浮桥，攻入泸州城内。
　　赵军长没想到川军动作如此迅猛，此刻还躺在烟榻上过大烟瘾呢，听到枪声后，部队也抓不到，只得仓皇出逃。
　　说来这赵又新也真是运气背到了家，来攻泸州的是受过他莫大恩惠的杨森，你说他有什么可逃的啊？可这兵荒马乱中，赵军长又哪有那闲工夫去逮个川军的便衣来，先问问他是哪一部分的呢？
　　结果这一逃，比不逃还糟糕。
　　
这位赵又新是个大胖子，加上长期抽鸦片，体质也很不好，偏生从城墙上手忙脚乱地缒城而下时，又摔伤了腿，于是只好由身边的四个弁兵扶掖着蹒跚前行——这叫一个祸不单行啊！
　　可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呢，一帮泸州民团的二愣子就跑到城墙上来打落水狗了——因为这股滇军历来纪律不好，泸州市民早已怨声载道。所以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他们落荒而逃了，几个二愣子便来了情绪，扛着大枪便爬上了城墙……
　　一上城头，可巧便看见城外坟地里，有四个小兵拖着个穿黄呢子军服的大胖子在逃命。于是二愣子们便开始练枪法，居然手艺还不差，一阵乱枪把五个人都撂翻了。
　　二愣子们眼见那几个云南人动弹不得了，便懒得再理睬，溜下城墙迎接杨师长率领的子弟兵去了。等杨森的人赶到，把赵又新重新抬回司令部时，身中两弹的赵军长已经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
　　
　　杨森看着奄奄一息的大恩人赵又新，羞愧与遗憾交集，居然大哭道：“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大概是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赵又新努力地睁开眼睛，最后又瞥了杨森一眼，死了。
　　杨森号啕大哭，亲备棺木收敛赵尸，托他的侄儿赵鸣义运送灵柩回滇，并将赵战死的经过写了一封信送给唐继尧。而赵又新的军队，一部逃往川南，一部被杨森收编。
　　在赵的灵前，飘着一幅对联：“夺主厌喧宾，从来论事诛心，毕竟伊谁推祸首；私恩殉公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
　　在这个混乱的年头里，没有是非对错，没有恩义交情，只有淋漓的鲜血。
滇军败退后，吕超的部队也支撑不住了，他只得从简阳退到泸州，再从泸州沿江退到重庆。
　　可身后但懋辛、刘湘的部队一路追来，吕超眼看着连重庆也呆不下去，便和部下们商议，看是不是干脆退到川东南与黔、湘两省交界的酉阳、秀水、黔江、彭水一带去……
　　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吕师长有搞军事民主化的传统习惯，而是因为这片地方，实在是太贫瘠了，把人马拉过去大有饿肚子的可能，因此不得不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
　　不愿意饿肚子的部下们纷纷反对。
　　有一位小小的总务科长，是个文质彬彬的外地人，他在前面那场从西向东横贯成渝线的大撤退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会儿实在没了斗志，于是便私下偷偷地问吕师长：“我可以回去吧？”
　　在和平时代，这总务科长是个重要的肥缺，可如今是在战争年代啊！他一个文职人员，也和个累赘差不太多，既然他自己要走，那么吕师长也只好欣然同意了。
　　于是这个总务科长便奉旨溜号，跑到上海滩碰运气去了。
　　
　　别看这位老兄后来也有柱石鼎鼐之尊，裂土封疆之贵，在当时可是没人能看得出来的！
　　这个青衫落魄，前路踯躅的年轻人！如果要评价他在这段苦难岁月中经历，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倒霉”，用三个字就是“很倒霉”……
　　此公乃是安徽巢县人氏，父亲是个篾匠，母亲早死，从小聪慧，颇能读书。十三四岁上第一次参加秀才考试，却因为字写得太差而落榜。
　　想进学堂读新书吧，家里穷没钱，想继续考科举吧，科举又给朝廷废了，要参加传说中的“革命”吧，既没那层关系，也不够那个资格。
　　看看初起时那帮革命党，就算不是留日、留欧的学生，翰林举人秀才，顶少也得是个地方士绅，袍哥大爷吧？如土谷祠的阿Q之辈，是断不会有人拉他入伙的——就这样，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去一家杂货铺当了学徒。
　　
　　奈何这读过几本旧书的人，大抵容易中孔孟的毒，或多或少要沾染上些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书呆子气，这家伙也不例外，很快就不肯安心当学徒了。
　　某日他偶然在一份包货物的旧报纸上看到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便心神不定起来，异想天开要去考陆小，就这样兴冲冲地跑到安庆去了——不消说，没考上，不然怎么能叫倒霉呢！
　　他不愿意就这么一事无成地回家，但总流落街头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屈尊混到盐防营里当了一名“备补兵”。
　　备补兵没有自己的铺位，于是这个初中生年纪的小孩子，只好每晚可怜兮兮地抱着自己的破被子到处找空床，实在找不到，就睡不成。
　　更糟糕的是，备补兵也没有饷，还不管饭，他只好靠当东西过日子，有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地，才当了四毛钱——那时候有许多人过着和这一样甚至更为糟糕的日子，这位老兄只不过是因为机缘凑巧，才有机会把这艰难岁月讲述给后人听而已。
　　然而正是这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熬过了那段糟糕的岁月。殷忧启圣，大难兴邦，谁说苦难的历程不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呢？
　　
蹉跎了三个月，他仍然没能够转正去拿那一月四两二钱的工资，而且一个班长还特别不喜欢他，他也只好换个地方继续流浪了。他误听谣言，再次跑到安庆去考传说中的“测绘学堂”，但该学堂却很认真地告诉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招生的计划。
　　他想抹下面子进新军当兵吧，人家还一定要是地方保送来的人才收（没办法，新军工资高，要求也严格，是必须政审查三代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最后亏得测绘学堂心软，让他补上了一名传达——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看传达室的门房——这才在安庆城里勉强落下脚来。
　　在当门房的同时，他还打了一份临时工，干“备补警察”——每当正牌的警察叔叔不想站岗，要回家去给孩子洗尿布或是推牌九了，就把他从睡得暖烘烘的芦柴堆里唤出去顶缸。
　　这时候他就得拎着根小木棍，在大冬天的寒夜里，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街头去站上三个钟头。每班岗的报酬，是铜钱四十文——这可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要知道咱们彭德怀彭老总当时在黄碛岭煤矿挖煤，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报酬才不过三十文呢！但就这，彭老总也没全拿到手，因为老板跑了……
　　
　　那年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因为那是个“天下溺”的时代。
　　孟子曾很生气地对人说：“天下溺……子欲手援天下乎！”现在全天下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这个笨蛋脑袋瓜怎么会以为个人力量就可以拯救世界呢？
　　可两千多年后的这个乱世里，就有许多人肯去“手援天下”，因为这个糟糕的时代所带来的阵痛与鲜血，更让他们揪心。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儿，大多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急功近利，而又大义凛然。
　　我们能谴责他们么？我们够资格谴责他们么？我们当然可以拿他们的迷惘无知和胆大包天开玩笑，但永远也别忘了，正是他们让我们的脑门上不再有洋鬼子的刺刀……
　　
　　于是，每当这个倒霉蛋穿着人家的制服，在凄凉暗淡的夜色中，在陌生的街道上瑟瑟发抖地徘徊时，便总是忍不住百感交集，为前途垂泪——这辈子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此时有个当巡长的同学给他指了一条路：去扬州报考巡警训练所吧！慌不择路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扬州，在梅花岭前的史公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史可法纪念堂了）里学习了三个月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民国警察，可以吃自己的饭，站自己的岗了。
　　不过，当时的扬州警察待遇不好，一天只给吃两餐饭，顿顿黄豆芽汤一碗，以至于他老兄觉得有点咸萝卜就很是风味无穷了。
　　
　　在老前辈们看来，这个新出道的小警察别的地方都还好，但有个邪恶的癖好却极其让人讨厌。那就是，他老是随身着一个小篮子和两根小棍子，到处拣字纸——甚至连垃圾堆里的都不肯放过——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字纸炉里烧掉。
　　大概也只有真正的旧书呆子，才会这样地尊重那些写满了从古老时代里流传下来的文字的废纸吧？时代在嬗变，可在这些旧书呆子身上，却还留着那么多旧时代的印迹！
　　旧时代所留下的，当然不止是捡废纸这一条。古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并没有因为苦难而从他身上被抹去。在拣废纸之余，这个小警察还自己掏钱报了个“英算专修科”的夜读班。如果不是辛亥年那几声骤然爆发的枪响，也许这个身有怪癖的小警察就会在扬州安贫乐道地终其一生了吧！
　　
可造化就是喜欢捉弄人。1911年，从武昌城里爆发的起义枪声迅速传遍了全国。
　　小警察所在的扬州也沸腾起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已经起义响应革命，便冒冒失失地扔掉警察的工作，跑到上海去参加了当地热血青年们组织的学生军，准备和万恶的清政府军拼死一战。
　　可真正的大战，并没有打起来，在袁世凯的暗地拆台下，很快宣统皇帝退了位，民国建立了起来。
　　就在蔡锷、尹昌衡他们在西南叱咤风云的时候，小警察所在的上海学生军被调到南京，在黄兴的关心下，被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
　　1912年，南北和议告成，这支入伍生团又被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小警察为之奋斗多年的军官梦，终于快要实现了。
　　但一到保定，便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历届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都需要有高小六年，陆军小学三年，陆军中学再两年，共计十一年的学历，可眼前这帮小屁孩中大多数人的学历、学力，没一样是够的！
　　
　　于是头头们便让他们分校读书：陆小毕业或是陆中肄业的，在北京清河读第一分校；水平不够的，在武昌南湖读第二分校。于是学历不够的小警察，就被撵到了第二分校。
　　经过预备学校的两年苦读后，小警察被分发到保定的第八师入伍见习，随后又通过入学考试，顺利升入了大名鼎鼎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又被分发到正驻扎在安徽的北洋系外围部队安武军做见习军官——这是一支连北洋新军都不如的旧式军队，统帅是皖系骨干人物，暮气深沉的倪嗣冲。这支部队风气极坏，官长们每天吃完饭就上场打麻将，日日如此，风雨无阻，比出操还准点。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让小警察满肚子塞满牢骚，好不容易混了三个来月，黎菩萨和段总理便在北京城里闹出了“府院之争”的大笑话——北洋系“督军团”中的人物纷纷声讨黎元洪，并推张勋带兵北上，最后竟闹成了宣统复辟。
　　这时小警察实在按耐不住了，毅然溜号当了逃兵跑到上海。为这个，他还被北京陆军部通缉过呢！
　　
　　可在上海他也找不到出路。
　　他又听说广东闹革命闹得厉害，便又跑去广东寻找机会。他到广东的时候运气不错，正好碰着孙大炮要征讨福建的北洋督军李厚基，部队很需要军官人手，于是小警察便进了支持孙大炮的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官拜上尉差遣，负责打杂。
　　他闲极无聊，便把旅部三个同样闲得慌的勤务兵召集起来训练，从三个人慢慢变成五六人，再到四五十人。旅长看这个保定军官生练兵还有些办法，便又交给他六七十号人，编成了一支连级规模的警卫队——从这时候起，他才从打杂的弼马温，逐步开始走上带兵的道路。
　　等到他好不容易混成营长了，孙大炮又因为桂系军阀不肯听他的话，一怒之下辞去大元帅职务，搁挑子跑到上海去了。
　　
　　孙大炮一走，万恶的旧桂系军阀，便立刻动手解除了小警察所在的这支滇军部队的武装，把全体官长统统撵上一条破船，每人按军衔发笔钱，然后直接给拖到上海去了。
　　小警察满心不情愿地被运到上海后，还是很关心广东情形，可一时没机会回去。正好一位四川朋友约他一同进川，去参加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川军第五师——可这会儿的师长却正是那个朝三暮四的吕超。
　　小警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来到第五师师部所在地绵阳。这时候正在倒熊的节骨眼上，吕师长忙于和各路英雄勾勾搭搭，没工夫研究这个小青年是不是未来的大人物，便冲着他的保定生牌子，胡乱委了个少校参谋——唉，还是个打杂的。
　　接下来就是倒熊之战，吕师长在这场战争中纵横捭阖，最后终于打进成都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川军总司令。小警察也水涨船高，担任了总务科科长。
　　可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吕师长和小警察便又被靖川军撵出了成都，如前所述，沦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小警察就在这时候离了队。
　　

满腹郁闷的小警察，就这样回到了上海，真是人生跌宕，不过是江头江尾啊！于是，一切又重头开始。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头开始，是够让人腻味的，在那个年头有许多人便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一怒之下便脱下军装改行了——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湘西王陈渠珍，他手下的一位叫做沈岳焕的上尉司书，就这么干了。这个小学毕业的旧军官也真是异想天开，他脱下军装后，居然跑到北京去考门槛高得要死的燕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落榜了。
　　他又没有老丈人提携，可以去该校的图书馆混个管理员什么的打发日子，所以只好一边给报社投稿混生活费，一边偷偷摸摸地去课堂上旁听，后来还和胡也频、丁玲这帮人合伙办起了杂志。
　　
　　可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前杂牌部队军官最后也混出头了，大半个世纪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差一点授予他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不是他已经于当年5月10日因心脏病突然辞世的话。
　　更加让人惭愧的是，当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审委员，同时还是诺贝尔奖评委里唯一一个懂中文的马悦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打电话，想要确认沈某人是否真的已经辞世时，咱们的文化参赞却很坦诚地告诉瑞典人，他很抱歉，他并不认识这个姓沈的家伙。
　　就这样，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埃及人纳吉布•马哈富兹的《街魂》，而不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那部了不起的汉语作品《边城》，以及它那位被时代所辜负了的伟大作者——嗯，他还有个知名度稍高的名字，叫做沈从文。
　　
　　言归正传，话说小警察回到上海后，很快又碰上了丢掉了部队出川逃难的吕师长。他说为了让大家能够渡过难关，自己已经下野了，把部队转交给了别人，现在正驻扎在宣汉。
　　他还建议小警察如果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可做的话，不妨再回去看看——毕竟是战争年代嘛，一个还算能干的正牌保定军官生，换了哪支部队都会有人肯收留的。
　　于是，小警察被他说动了，放弃了去广州的打算，又一次来到四川。这时候，这支部队已经由一个师的规模，被缩编成了一个旅，由熊克武部下的余际唐师长统辖。此时的旅长还是老熟人，就是吕师长先前的副官长林光斗，林旅长见小警察回来，很是高兴，立刻任命他为旅参谋长。
　　见过世面的保定生和那些四川乡场旮旯里走出来的速成生、武备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有更为开阔的眼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省之内的窝里斗。当上了参谋长的小警察，偶然同林旅长大谈理想，认为川军历年来仅仅着眼于夔门剑阁之内互殴内讧的胜负，实在是无聊透顶。
　　他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全体川军团结起来，放弃内战，沿川江东下，将来可以与自广东北伐而上的革命军队会师于武汉，以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
　　当然，小警察自己也承认，这样的调子的确是唱得高了一点，所以自然曲高和寡，无人理会。好在他碰惯了壁，也无所谓多这一次两次的。
　　此时，正巧林旅长的老上司，前陕西督军陈树藩，因为在陕西被北洋军队压迫，立不住脚，退到了四川宣汉。
　　但陈督军仍然在积极策划，想要打回老家去当土皇帝——不过在小警察看来，这也算作是另一种“北伐”吧，因此力主林旅长跟着陈树藩打回陕西去，叫出了“援陕”的口号。
　　林旅长虽然同意了，但他部下手握实权的团长吕镇华却很有些意见，吕团长认为川军就应该本本分分地做川军，如果去陕西，等于是被卖给陈树藩，替他流血牺牲不值得。
　　因此，吕团长便和其他川军部队勾结，发动了一场里应外合的兵变。事情发生在1921年春的一天傍晚，当天小警察有点拉肚子，很不舒服，晚餐只喝了点粥，就悠闲地靠在自己房间里的椅子上消磨时光。
　　
　　这时候一阵枪声响起，他疑心是土匪打进来了。倒是他的内弟洪君器判断得更准确：“不一定，也许是兵变？”他这才换了双布鞋，跳窗子出去，跑到城墙上看热闹。
　　正好城下有一队兵打着马灯走过，他一冲动，想喊过来问问究竟，又亏得内弟把他抓住，说：“慢着！把情形弄清楚再说。”他又想去找和林旅长有关系的炮兵连连长，让他出兵平叛，但还是被他那个谨慎的内弟拉住了。
　　多年后他回忆这事儿时，言语之间还对那位舅爷充满了钦佩之情。首先，这确实是一次兵变；其次，那打马灯的一帮人，正是叛变的乱兵；最后，在叛乱中首先被包围缴械的，就是和林旅长关系密切的炮兵连……
　　
　　从这些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有理想，有远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个温和派。而毛病呢，则是书生气太重，还容易发慌，不是个上马能打仗，下马会骂娘的草莽将军。
　　最后，这两人觉着老站在城墙上吹风也不是办法，便跑到城墙另一头的邮政局去打探情况。碰巧邮政局长是熟人，才在他那里听说了叛乱的情况，还得知了林旅长已经被叛乱的士兵开枪打死在寓所里的坏消息。
　　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个人已经无所谓勇不勇敢了，显然逃命才是上上策。于是，在陈树藩的陕军帮助下，小警察和他的内弟化装成伤兵，杵着根竹竿，颤颤悠悠地溜出了宣汉城。
　　
　　他就这样辗转逃到了川东大门口夔门，一路上还在盘算：到了码头上，如果刚好有沿江上行的船，就去重庆，去向主管四川军事的刘湘说明情况，并为林光斗伸冤；如果恰好是沿江下行的船呢，那就去汉口。可跑到江边一看，嘿嘿，这可难办了，因为上行下行的船，刚好各有一条……
　　这时候他忽然清醒了：他妈的，我去重庆干嘛？四川局面这么复杂，我为什么要去自讨麻烦？于是林旅长的冤情留着以后再说，眼前还是顺风顺水地先去汉口吧！就这样，他脱离了川军系统，这也算是个历史的偶然。
　　当时这郎舅两人相当的落魄。上船的时候，每人都只剩得一套破破烂烂沾满污泥的褂裤了，就这么在大热天里蹲在轮船屁股上一路折腾到了汉口。下得船来，又找不到肯让他们赊欠的旅馆——在汉口这样的大码头上，穷叫花子多的去了，也难怪老板们不肯发善心。
　　小警察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让他们赊欠的小客栈，还对老板千恩万谢的再三保证：“千万放心，不会骗帐的！”安顿下来之后，小警察便给熟识的朋友写封信，要来了两百块钱，这才算清了欠债，还做了件新衣服。
　　
十年后，志得意满的他偶然在南京城里碰见一位当年兵变中的当事人，便好奇地逮住人家询问：“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对方也很诚实，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其实当时他既不是有威望有人脉的主官，又不是和谁有深仇大恨，只要认罪态度好一点，别惹事生非，人家就算是逮住他了，也未必就要怎么样的。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起宣汉事变，他还是会有点不寒而栗。他对自己在四川混这一段的评价是：“实在的，我当时心地非常纯洁，根本摸不清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自己差一点平白地牺牲在里面。” 瞧，这就是当时四川的混乱局面给外地人留下的印象。
　　不过他的糟糕运气至此也就算是到头了，他回到安徽家里休养了两三个月，又去了上海，在当时号称红得发紫的上海大学选修俄语——这年头，大人物的上镜频率还真是高，换来换去就是那几个人，教这课的又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做过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的瞿秋白。小警察也因此很受了些红色思想的熏陶——毋庸置疑，这段学习的经历对他未来道路的抉择影响深远。
　　
　　说来很有意思，小警察在上海大学并没有混到毕业，可是后来等他功成名就了，上大的校友们就非要推荐他做同学会的监察长。为了让他不要再扭扭捏捏地推辞，教育部甚至还不辞辛苦地为他补发了一张大学文凭。
　　在上海赋闲了一段，小警察又在朋友的邀约下，去了广东，协助桂军办军官学校，这时候已经是1924年夏天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已经于当年的春天开办。
　　黄埔开校的时候，就有一帮保定同学想拉小警察去帮忙，但他总觉得自己是应约来办桂军军校的，去黄埔有点对不起人，因此拒绝了。
　　但是当时主持黄埔工作的蒋校长，很瞧得上小警察，加之又想要挖桂军的墙脚，便亲自干预此事。
　　他采用了迂回战术：先请小警察兼了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头衔，然后以此为因头，经常拉他去黄埔开会，以促进感情。
　　就这样，到当年12月份，桂军军校学生毕业后，小警察终于水到渠成地跳槽进了黄埔。蒋校长任命他为黄埔三期入伍生上校总队附，随后又代理总队长职务——嗯，带的就是王耀武、李天霞、宋瑞珂、戴安澜这帮大名鼎鼎的家伙。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个自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毕业的蒋校长，就凭着这支黄埔学生军，迅速崛起，最后竟成为了全中国的主人——虽说只是名义上的“主人”，但毕竟全天下飘扬的都是他的旗帜了。
　　小警察也随着校长而步步高升，他虽然也曾带兵打仗，但在那个将星辈出的年代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似乎还算不上是第一流，事实上，他是个政治谋略出类拔萃的另类将军。校长也了解他的长短，于是在淞沪会战之后，便让他改行专做地方工作，1937年底出任了湖南省主席。
　　虽然改做地方工作了，可是他容易发慌的老毛病却没有怎么改，校长要求要“焦土抗战”，他便积极筹划在必要的时候火烧湖南省城长沙。
　　可能是神经绷得太紧，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城里忽然有人到处造起谣来，说日军已经打到离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了。于是那些早已预备好的纵火队员便稀里糊涂地放起火来。
　　就这样，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古城长沙烧成了一片废墟，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文夕大火”。
　　走笔至此，对那段历史稍有些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猜到小警察是谁了。
　　如果猜不到，也没关系，当时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讽刺他，上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横批是“张皇失措”。
　　这是一幅嵌字联，嵌的就是小警察的名字：张治中。他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叫做“和平将军”。
　　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到1920年末，川军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在这场以争取四川“省格”为名，以谋求地方“独立”为实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熊克武、刘存厚、但懋辛、刘湘们携手将盘踞四川多年的滇、黔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地盘，实现了“川人治川”的夙愿。
　　不过，西南的混乱局面，却并未因此而平静下来，反而愈演愈烈。四川的独立，使在财政上已经对其产生极度依赖的滇、黔两省，立刻陷入经济困窘之中——大扩张时代结束了，让人很不愉快的调整期开始到来。
　　在过去为应付扩张战争而组建起来的庞大军队，现在忽然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吞金兽，巨额的军费赤字让割据诸侯们痛不欲生。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体现出来，天大的变故即将发生。
　　现在，野心家们将不得不为此前那一系列过度的扩张，付出沉重代价了！
　　这，将是一个反噬的时代。
　　
　　这一出大戏说来话长，咱们先从贵州讲起。
　　话说这如今的“贵州王”刘显世，其祖先原是湖南邵阳的小商贩，后来因跑买卖而落籍贵州。其祖父两代时，正当咸丰、同治朝，因为地方不靖，遂大办团练，后以抵御盗寇有功，受到朝廷赏识，得了一个三品的道台衔，因而刘家团防便成了兴义一大地方势力。
　　而当时兴义刘家最大的对手，则是王文华的祖宗兴义王家。后来刘家的老祖宗不知耍了什么花招，杀掉了王家的老祖宗，遂独霸兴义，不过两家也就因此成了仇人。
　　再后来，刘家又主动与王家和好，连续两代把女儿嫁给王家，于是仇恨消除了，两家又成了亲家——唉，这都是些能把你我缠晕头的恩怨情仇。
　　所以刘显世，算来正是如今黔军统帅王文华的亲舅父和叔岳父。
　　
　　在辛亥年贵州张百麟等人起事前，贵州巡抚沈余庆见情况不妙，便在制宪派的任可澄等人的怂恿下，招刘显世带徒手兵一营来省城贵阳协助弹压——当时刘家子侄在日本留学者多拜梁启超为老师，所以他和制宪派自然就是一家人了。
　　刘显世自任为管带（营长），以王文华和袁祖铭为队官（连长），率部出发。不料部队才走到安顺，沈巡抚就被张百麟们撵跑了。
　　进退两难的刘显世灵机一动，便转而向革命党输诚。而张百麟这帮糊涂的革命党也抱着天下为公，咸与维新的天真想法，请他当了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还给他那支赤手空拳的队伍发了枪械弹药，编为黔军第四标（团），由刘显世兼任标统（团长）和西路巡防军统领，王文华和袁祖铭也各升一级，当上了管带。
　　可刘团长并不领情。在此后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中，刘显世和制宪派便积极配合唐继尧，大家伙儿携手推翻了革命党，并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后来蔡锷进京，唐继尧返滇继蔡为云南都督，便顺手把这贵州的统治权交给了铁哥们儿刘显世。大家交情若此，因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刘显世的贵州与唐继尧的云南，在军政问题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同盟关系。
　　1914年7月，掌握了贵州大权的刘显世决心整军经武，以外甥王文华主持建立了一支新式陆军——和那些孱弱不堪的后辈不同，这支黔军曾一度是支相当强悍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当时号称天下最强的滇军媲美。
　　这支新式陆军的基干就是原兴义团防的老底子第四标，王文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6个团的新黔军，他也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新军统帅——新军被称之为贵州陆军，而与之相对的旧军则被称之为巡防军或游击军。
　　

　刘显世是老派军人，为人温和野心不大，政治上没有什么远略，对新时代的军政事务更是外行，于是他就将军政大事全权委托给王文华处理。但是这个王文华虽然颇有政治头脑和能力，却无奈只是个师范生出身，并不太懂军事，也不能冲锋陷阵，所以他一转手，又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眼睛高度近视的小兄弟袁祖铭。
　　袁祖铭，贵州安龙县人。安龙县与刘、王起家的兴义县，在历史上同属盘江五县地区，所以老袁和这帮重视乡土关系的兴义人也沾点同乡的边。
　　
　　袁祖铭早年考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却因为眼睛近视，没能考进武昌的陆军中学继续深造（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混进陆小的）——所以就更别提什么振武、士官的前程了。
　　因为学历低，所以老袁毕业后便不能像何应钦、朱绍良他们那样挑三拣四，只好屈尊去投效刘显世办团防。
　　可巧那年头懂新军事的人才太稀罕，在贵州这个穷山旮旯里就更是如此，所以刘、王就对这个科班出身的军校生格外青睐。再加之他本人也确实争气，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因此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新黔军中仅次于王文华的二号人物。
　　就这样，刘显世的基业，王文华的运筹，再加上袁祖铭的勇敢，就成为了民国初年贵州立省的基础。这三个人，就是民初贵州的三驾马车，一时间大家彼此依赖，少了谁都不行。
　　
　　此后刘显世每升一级，王、袁二人也就依次递升一级：刘显世任贵州国民军司令，王文华就升任团长，袁祖铭就升任营长；刘显世任护军使，王文华就升任东路军司令，袁祖铭就升任团长；刘显世任贵州督军兼省长，王文华就升任贵州省陆军总司令，袁祖铭就升任纵队司令和前敌总指挥。
　　这是一段蜜月期，但时间不长，矛盾很快就出现了。
　　因为这三个人虽然不得不暂时相互依赖，但其政治理想却相去甚远。
　　刘显世是典型的旧式封建人物，一个到处和稀泥的老好人，一心只想着保境安民，也不大敢招惹是非；王文华则偷偷加入了国民党，还见过孙中山。他很有手腕和政治眼光，有天下志；而袁祖铭则唯利是图，鼠目寸光，除了会打仗外一无所长，是个乡巴佬式的地方军阀。
　　
　　王文华的原配夫人，本是刘家的女儿。但在王当总司令时，刘夫人因为和王新娶的小妾段氏不睦，打翻了醋坛子，于是一怒之下就使出一泼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要服毒自杀。可没想到弄巧成拙，吞下去的耗子药竟然是正品，结果不幸仙逝——这就使得刘显世与王文华之间产生了第一道裂痕。
　　在护国战争中，亲近于孙中山的王文华，是贵州实力派人物中最积极主张反袁的。而黔军在湘西、四川所取得的辉煌的胜利，也大多要归功于他的运筹帷幄之功，因而护国之役后，尤其是在戴戡死后，他就在黔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成为仅次于刘显世的第二号人物，并渐渐开始有了功高震主的倾向。
　　这就使得刘显世不得不多方提防于他。他一方面让王文华统率黔军主力入川，希望老朋友唐继尧能够给他这位惹不起的外甥，在四川找块地盘呆着，最好当个重庆镇守使或是四川督军啥的，可别再回贵州来给他找麻烦；另一方面他任命其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企图以旧军为基础另组建一支军队，以与王文华的贵州陆军保持实力上的均势。
　　这就是刘、王之间的第二道裂痕。
　　说来这刘显世虽然猜忌王文华，但对这个外甥也还不算辣手。如果王文华在四川发展得不错，稳稳当当地当好了计划中的重庆镇守使甚至是四川督军，那么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可这回黔军不是在四川呆不下去了么，那又会怎么样呢？咱们马上就能看到结果。
　　
就如刘显世对王文华一样，王文华和袁祖铭之间，也是一种既要使用，又要提防的尴尬关系。
　　袁祖铭是个有野心而无远见的人，他日后对下属的教诲就是：“有奶便是娘！”其人品性大可以想见。
　　在四川护法战争中，王文华坐镇后方，派袁祖铭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驻川黔军。在熊克武入主成都后，川、滇、黔三军在成都会商善后事宜，一直嫌官小的袁祖铭便授意手下团长李蕴奇、谷正伦、张春圃和参谋长刘端裳等人向刘显世、王文华发电，称川、滇两军与会将领的职务都很高，唯独黔军只是个纵队司令，有失贵州颜面，故要求提升袁祖铭为黔军副总司令。
　　
　　因为正是用人之际，刘显世只得对袁祖铭的要挟打个折扣来满足，勉强发表他为黔陆军第二师师长——王文华原是第一师师长，刘显世这个任命，就是让袁祖铭与王文华平起平坐了，这当然也是他削弱王文华在军中影响的手段之一。
　　但没想到王文华对此反应竟极为强烈，他以袁祖铭企图将部队拉到陕西另谋发展为借口，亲赴重庆将袁祖铭调回贵州任督军署总参议（这就是当初滇、黔军没有穷追熊克武部队，导致养虎遗患的原因之一了），又将袁的第二师部队并入第一师，从而剥夺了其军事指挥权——作为惩罚，还责成袁祖铭赔偿了虚报的八万元军费。
　　袁祖铭在川战中立了战功，却因为耍小聪明而丢了军权，颜面尽失，从此便对刘、王不满。但更让他不满的，则是王文华着意培养新人，大有取他而代之趋势。
　　所谓新人，就是前述刘公子在日本挖回来的何应钦、朱绍良这帮士官生了。这几个愣头青一到贵州，连杀生还没学会呢，王文华便将其安置到团长、讲武堂堂长、教育长、参谋长等重要职位上——也难怪老资格的袁祖铭要妒嫉这帮一步登天的士官生呢！
　　
　　这回“倒熊”之战爆发后，川东黔军一度吃紧。中看不中用的朱绍良给刘湘、余际唐这帮家伙吓得成天哇哇叫，王文华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又逮着袁祖铭上了战场。可等到刘湘、余际唐一退，王便又把袁置之闲职。对这一作为，袁本人不满自不必提，就是前线的黔军将士也多有怨言。
　　所以尽管王文华亲驻四川指挥，可是驻川黔军将士并不肯卖力气，因此黔军在川东战线上很不出彩。
　　唐继尧对黔军的出工不出力相当不满，为加强对黔军的控制，他便密电刘显世，以王文华只是个师范出身，不习军事，难当大任为由，非要刘显世用滇系将领韩凤楼替换他。
　　
　　可唐继尧低估了王文华在贵州的潜在势力——连接收这封电报的译电员曾宪孔，也是王文华的人。
　　于是就当刘显世在贵阳拜读唐继尧的抱怨与要求时，一份同样内容的电报，也正放在重庆王文华的办公桌上……而且王文华还听说，刘显世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即刻拒绝，似乎还在思考什么。
　　于是，愤怒的王文华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他联系上了同样也是牢骚满腹的滇军将领顾品珍，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决定这仗不打了，大家都撤军回省，以开创西南新局面。
　　这顾品珍不是唐继尧的把兄弟兼士官老同学么，他这满肚子牢骚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话说这滇军，自从护国战争之后，就一直驻留在四川，连年暴师于外，攻战杀伐，屡有踬踣，加之将士思归，也早已怨声载道。
　　这时驻川的两路滇军，其统帅都是唐继尧的士官六期同学，但这两个人的个性和政治倾向却又有所不同。
　　成年倒在烟榻上办公的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是个无能无害的老好人，他历来坚决和无条件地支持唐继尧的一切主张；而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则正好相反，他思想新派，有政治远见，所部也比较精锐敢战，所以屡屡敢于对唐继尧说“不”。
　　
　　在重庆的“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大摆帝王派头，某日宴客，适逢顾品珍有事要和唐继尧相商，遂提前赶到唐的住所。当天正值下小雨，顾乘小轿前往，却被守卫大门的佽飞军拦住，非要搜身不可——唉，这个不开眼的龙云哪！
　　想那顾品珍堂堂统军大帅，又是留过洋的新派人物，岂肯以奴才自居，受这等闲气？于是一怒之下，事情也不谈了，原轿返回。等到开宴时，唐继尧自知理亏，遂一再亲用电话邀请顾，但顾就是负气不去，双方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而这两个人更大的分歧，还在图川的策略和手段上。
　　对于唐继尧那些不切实际的勃勃野心，顾品珍一直是反感的。在这个问题上，顾品珍和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思想倒有点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一场成功的扩张应该是有限度的。
　　在顾品珍看来，滇军目前已尽占川中形胜富庶之地，并打开了通往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这就足够了。同时，培植一个亲云南的四川政府，也远比直接兼并四川要来得妥当，而最合适的人选，自然就是和他私人关系良好的熊克武。
　　因此，他极力反对唐进行更进一步的，不留余地的冒险扩张，尤其反对倒熊。
　　
　　故1920年3月21日，唐继尧发出“马”电宣布免去熊克武本兼各项职务后，3月26日，顾品珍便发出“肴”电，指斥唐继尧处置狂妄，挑起战祸，陷第一军于重围。
　　5月26日，顾又再次电唐继尧反对继续用兵四川，逼得唐继尧只好于6月1日宣布废除督军一职，自己改以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军队。
　　可顾品珍仍然没完。10月2日，滇军已在四川战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他又在泸州电请唐继尧撤回驻川滇军，彻底宣布放弃对四川的领土野心，“毅然止戈”，从此“川滇和平相处”，否则他就将“先释兵权，不辞而行”——从字面上讲，只是要搁挑子不干而已，但若按照那个时代的通常措辞方式来理解，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暧昧的威胁了。
　　
　　不过北方的北洋政府倒是对滇军这一明显的分裂幸灾乐祸，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便欣然称赞顾品珍是“仗义丈夫，血诚男子”，趁机施展拉拢手段。
　　唐继尧对顾品珍的威胁，别无他策，只得以加官进爵相敷衍，同时又密令赵又新监视顾品珍——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剧了驻川滇军的分裂，以至于顾品珍在大撤退时，竟根本不通知赵又新，自顾自地撤回了云南。所以不明就里的赵又新对友军的动向一无所知，最后竟然被杨森偷袭得手，于10月15日战死于泸州。
　　就在赵又新战死的同一天，挥师东进的刘湘等部川军，也攻克了重庆。当时在重庆主持川东军事的是护国时代与蔡锷齐名的李烈钧，他和他的驻粤滇军对于援川本就兴趣不大，再加之人地两生，被川军大量便衣混入城中还茫然不知，遂吃了大亏，连一个旅长鲁梓丹也在撤退时遇伏身亡。他无奈之下也只得向贵州、湖南仓皇退去。
　　
就在川军收复重庆前夕，黔军统帅王文华将重庆防务让给李烈钧的驻粤滇军，又把手头的部队交给部将卢焘和谷正伦，让他们指挥全军撤退。而王自己却找重庆商会讹诈了五十万大洋的现款，便优哉游哉地带着参谋长朱绍良，乘大轮船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这王文华怎么专在在这个节骨眼上搁挑子，跑上海去呢？唉，说来都是给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害的。
　　王文华虽已下定决心要推翻刘显世的统治，开创贵州政治新局面，但毕竟多年来双方合作还算愉快，又有甥舅之亲，他考虑到如公然造反，在情面上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因此王文华便自作聪明，以第一旅旅长卢焘为代总司令，第二旅旅长谷正伦为总指挥，率领黔军回黔“清君侧”。
　　同时他又遥升正在贵阳当讲武堂堂长的妹夫何应钦为第五旅旅长，兼代理总司令部参谋长，准备内应。而他自己却借故抽身他去，准备等个半把年，待卢焘、谷正伦、何应钦们把谋反叛逆的勾当都做完了，他再回来收拾局面。
　　可王文华也没动脑子想想，他与刘显世私亲公谊若此，尚且还要造反，他手下的将领，难道就不会有二心？
　　所以他这一走，便直接导致了贵州未来十余年的混乱局面。
　　
　　王文华从重庆抽身离开后，有一个人可就乐坏了。谁呢？近视眼袁祖铭。老袁这回好不容易摆脱了王文华的桎梏，便觉着自己抓军队的时机到了。
　　所以等王文华一走，袁祖铭便在重庆黄葛垭黔军驻地到处活动，希望中下级军官们拥戴他回贵州。总指挥谷正伦得知袁祖铭的活动后，便在两人同榻抽大烟时，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暗示道：“总指挥（袁祖铭此前任黔军总指挥）的枪很好，送我两支，不然我派人去缴。”这明里是在说烟枪，可听在袁祖铭耳朵里，就是不客气的警告了。
　　袁祖铭吃了这么一记当头棒喝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掌握不了部队，只得讪讪地开溜。说来真是冤家路窄，他也跑到上海滩去了。
　　先到一步的王文华听说袁祖铭也来了，很是担心他要搞什么阴谋，便派出一帮亲信成天陪他玩乐嫖赌——大概也就是朱绍良之辈吧，明里说是导游，实际上是监视，盯得袁祖铭成天毛骨悚然。
　　不过朱绍良们的工作可没有做好，因为袁祖铭就在他们的眼皮儿底下，偷偷和王文华的铁杆对头张彭年接上了头。
　　
　　这个张彭年又是何许人呢？他是原贵州省议会议长，其兄张协陆则是原贵州财政厅长，与督军署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的熊范舆、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的何麟书、任刘显世顾问兼耆老会会长的郭重光等三人共号称刘显世手下的文官“四台柱”。这张氏两兄弟都是刘显世集团中的骨干文官——既然是刘显世的心腹，当然也就是支持守境安民的稳健派了，事实上这帮人也确实保守得可以，完全符合刘显世“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如兴义团防之放大耳”的讲话精神。
　　话说1919年王文华为了筹集军费，曾通过其兄王伯群与法国人签过一票柳渝铁路（从广西柳州到四川重庆）借款合约。合约规定铁路两旁各三十公里的矿产归铁路公司开采，铁路公司则借款五百万美金给贵州开办实业（亦有说为一千万美元），按96折实收（每百元只能到手96元）年息六厘——即每年利息三十万美金，约合现洋六十万元，当时全贵州年收入才不到三百万元，要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合约还规定以铜仁矿山作为抵押，如二十年后不能偿还借款，则债权人可将其收归己有。
　　王文华因急于要钱填补亏空的军费开支，因此明知这个合约是剜肉补疮的险招，却也极力支持——当时正在大扩张的节骨眼上，前线一帮如狼似虎的大兵们嗷嗷待哺，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那些在大后方嗅不到硝烟气的文官们可就不干了，他们纷纷反对，最后借款计划只好不了了之。
　　
反对派中最积极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张氏兄弟和政务厅长陈廷策等人。王文华一怒之下，遂唆使亲信谷正伦、何应钦组织伤兵到各家去闹腾，另外还拟了一个十三人的暗杀名单。
　　暗杀团第一次出手就重伤了陈廷策，张协陆知道王文华不会放过他，遂服毒自杀，其弟张彭年则辗转逃到上海，俨然成了贵州反王文华势力的头头。
　　所以这回袁祖铭到了上海后，便想方设法和这个张彭年接上了头。随后袁又因为自己被王文华盯得太死，只好于某日借嫖宿之机摆脱盯梢的狗腿子，偷偷溜上火车跑北京去了。
　　临走前，袁祖铭就把倒王的事情交给了在上海滩当流氓的表弟何厚光，由他协助张彭年反王。
　　
　　就在王、袁二人在上海滩斗法时，黔军也在卢焘、谷正伦、胡瑛等人的率领下于10月20日撤出四川綦江，回到贵州遵义，卢焘等人将第一至四旅分驻于遵义、桐梓等要地，积极策划政变。
　　照王文华的计划，这场政变原本不准备多流血。他打算以“清君侧”为名，赶走一直和他过不去的熊范舆、郭重光、何麟书、丁宜中，以及前面提到过的陈廷策这帮刘显世的心腹文官，而代之以他的亲信人马，从而把“贵州王”刘显世架空成傀儡也就够了——这样既可避免恶名，又可达成夺取贵州军政实权的目的。
　　可王文华却没想到，谷正伦硬是生生地把他编导的这出“逼宫”戏唱大了。
　　
　　1920年11月初，谷正伦派警卫营长孙剑峰先行抵达贵阳，与已经成为王文华妹夫的何应钦密谋政变事宜。何总长虽然一辈子谨小慎微，但这回既然是手握全省军权的二舅爷请他帮忙，他也只好大着胆子应承下来了——何总长一辈子都是当小媳妇的料，只有这次造反轰轰烈烈，可惜也只是因人成事。
　　11月8日，云南唐继尧和贵州刘显世联名通电，决定对外归部队“实行裁汰改编”。谷正伦、何应钦认为时机紧迫，遂立刻决定发动政变。
　　11月10 日夜，孙剑峰即在何应钦的配合下，将忠于刘显世，急匆匆地从湘西赶回来“勤王”的游击军第三路司令兼湘西游击守备各队总司令官王华裔部包围缴械，王华裔只得率残部逃回湘西的老根据地。
　　在解决了王华裔的游击军后，贵阳城已牢牢掌握在新军实力派的手中。
　　得到了谷正伦授意的孙剑峰肆无忌惮，包围了前述文官人等的住宅，捕杀了刘显世的幕后军师，时任贵州中国银行行长的熊铁岩，以及任贵州耆老会会长的郭重光这两人。黑名单上的其他人运气稍好：何麟书本人闻警逃走，但其子侄三人却被杀害，丁宜中、陈廷策两人侥幸逃脱。
　　因这次政变发生在民国九年，所以被贵州人称之为“民九政变”。
　　
　　刘显世震惊了，他虽然也料到王文华会有小动作，但却没想到这帮乱臣居然会真的大开杀戒！
　　伤透了心的他不愿意当傀儡，便于11月13日宣布解除靖国军副总司令和贵州省长职务，率卫队出逃老家兴义，后又投奔云南的唐继尧而去。11月15日，贵州各界公推任可澄为省长，卢焘为黔军总司令。
　　这个无法无天的谷正伦，在贵阳杀人放火，还撵走了并无恶名的刘老帅，是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以为这么一来，王文华就背上了忘恩负义的黑锅，无颜回贵州主政，手握实权的他就可以借机出头。
　　可王文华是何等聪明的人物啊，焉能看不出这其中的门道？当他在上海滩上听说谷正伦的所为后，便即对人叹息道：“他们是要我回不去了。”可他话虽这么说，其实并不很担心。他仍然相信，只要他一回到贵州，就可以立刻挽回大局——谷正伦杀人放火所造成的后果，不过是让他在上海多呆上一小段而已。
　　上海有的是好烟好酒好风月，多呆几个月又有什么问题呢？王文华觉得很坦然。
　　可历史就是那么喜欢和人开玩笑，就在王文华在上海多待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刺杀阴谋正向他袭来。
　　
下手的就是张彭年和何厚光。
　　却说袁祖铭走后，张、何两位英雄胆色豪壮，决定对王文华以牙还牙，也搞暗杀。当时在上海滩上有不少失意的黔军旧军官，他们大多对王文华不满。于是两人就在其中物色了一位化名“贺永安”的哥们儿，由他实施暗杀计划。
　　说来这次暗杀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王文华自己作息太有规律——他摆脱不了烟、嫖、赌这点腐朽堕落的嗜好，所以经常都要去著名的“一品香”旅馆消遣一番，顺便还和心腹谋士双清下下棋。这样一来，这位身负重任的“贺永安”先生就有了一个守株待兔的好机会，这一守，就是两个来月。
　　1921年3月16日下午，兔子终于出现了！王文华坐着其兄王伯群的汽车（其实刺客倒是不认识王文华，但王伯群这辆车却出卖了他），刚在“一品香”门口下车，便从一间靠近马路的房间的窗内飞出一颗子弹，正中其左肋。王文华负痛，想从车尾绕到汽车外侧躲避时，腰间又中一弹，随后又再中一弹，就此丧命。趁着混乱，“贺永安”从旅馆后门成功逃走，毫发无损。
　　于是贵州未来的命运，就在这个小人物一次极其偶然的成功中，被残酷地改变了。王文华未必是一个好的统治者，但一个天下大乱的贵州，对人民而言，却必定更加糟糕。
　　贵州随后十余年的战乱，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却说袁祖铭逃到北京后，最初发展得也很不如意，北洋政府严重低估了他的价值，不太愿意搭理他。
　　然而就在王文华在上海被刺的同时，袁祖铭也经历了一次暗杀，不过被他侥幸逃脱——正是这两场成败迥异的刺杀，使袁祖铭的北漂生涯出现了转机。
　　因为王文华之死，使贵州权力出现了真空，因此各方都在急切地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北洋政府遂也把这个刚逃脱了暗杀的袁祖铭拉出来重新评估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资格被刺杀的前贵州军政要员，多少还是有些份量的吧？
　　于是在前四川盐运使张英华的介绍下，袁祖铭先后和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潘复及国务总理靳云鹏搭上了关系。此时贵州政局正在混乱中，因此北洋系打算赌上一把：资助袁祖铭回黔夺取政权，以牵制南方的反对势力，同时在不服“王化”的西南腹地打进一颗钉子。
　　事实上，北洋系赌这一把花费极其低廉，许给袁祖铭的不过区区三十万大洋，就这袁还是打了个八折才领到手的——另加从天津意大利洋行买来的三千支滞销步枪，以及借与部分北洋军助战的承诺。
　　
　　袁祖铭就这样扛着北洋给的大洋和步枪，启程南下。他第一站先到武昌，和张彭年拿着靳云鹏的介绍信去见了湖北督军王占元，领到了北洋系允诺的一个补充旅的部队，在小朝街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这袁祖铭也真是会选地方，这不就是辛亥年武昌革命党失手被擒的地方么？
　　此时，已是1921年春，上距辛亥革命，正好十年。
　　不过袁祖铭要想回贵州，还有一个大麻烦。因为湖北到贵州并不接壤，他要带兵回去，就必须需借道四川或湖南——可此时四川的熊克武和湖南的赵恒惕，都正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与北洋政府明里暗里对抗着呢！更何况，这两家怎么会同意在自己的腹背上，让北洋系打进这么一颗钉子呢？
　　因此袁祖铭无路可走，只好又打道回京想办法，这一拖，就是半年。
　　
　　就当袁祖铭在京汉路上来回倒腾时，王文华的大哥王伯群，却捧着孙中山先生颁发的贵州省长委任状到贵州上任去了——此前王文华在上海遥控黔局时，曾派了他大哥去广东见孙中山请示方略，于是就有了这张委任状。王伯群的到来，立刻使得原本就危机四伏的贵州政局，又一次掀起波澜。
　　时任黔军总司令的卢焘，本是个广西人，云南讲武堂出身，原属滇军系统。辛亥后他随唐继尧的滇军侵黔，后来就留在贵州协助刘显世、王文华创建贵州陆军。所以他虽然也算是新黔军中建军的元老，但因既不是贵州籍，又不是兴义帮，故而在非常讲究乡土关系的黔军部队中号召力不高——这也正是王文华放心让他代理总司令的原因。但王文华死后，他手下那些跋扈的旅长们就很不拿他当回事儿了，仅仅保持着表面上的敷衍。
　　所以，这回王伯群一来，黔军便立刻分裂为两派。
　　
一派是拥王派。以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第五旅旅长何应钦为首。这两人中，窦居仁是王伯群兄弟的老同乡，私人关系良好，而何应钦则是王伯群的妹夫，他们当然都支持王伯群主持黔政。
　　但这一派有一个要命的弱点，就是军事实力不强。
　　窦居仁的第一旅虽然是有实力的老部队，但窦个人庸碌无能，威信不高，带不动部队。
　　而少壮派何应钦呢，他能力相对较强，同时又是王伯群的妹夫，忠诚度也可靠。
　　但这位未来的何总长，这会儿虽同时兼任着黔军代参谋长、第五旅旅长、少年贵州会会长、讲武堂堂长等一系列要职，貌似位高权重，但职务一多，反倒没有了重点——尤其是他的基本力量第五旅，其下属的第七团是新由游击队改编来的，实力很弱，又远在毕节，而且一向不大听话；第八团也是新部队，只有两个营，器械少而粗劣。而讲武堂虽是军事教育机构，却几乎没有武器，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另一派，则以何总长的士官老同学，第二旅旅长谷正伦、第四旅旅长张春圃为首。这一派，打算推举谷正伦主持贵州军政。
　　而谷正伦此时正率部驻扎在广西。
　　您说他这好好的黔军不干，跑到广西去干什么？唉，还是搞侵略来着。前面咱们提到，谷正伦、何应钦不是在民九贵阳政变中搞垮了赶回来“勤王”的游击军王华裔部么？忠心耿耿的王统领侥幸逃脱后，便带着残部退到老根据地湘西洪江一带。
　　但不久李烈钧又带着驻粤滇军从重庆败逃下来，可不巧他也看上了湘西，于是实力弱小的王华裔只得让出地盘，所部由王天培带领逃往黔桂边境，被陆荣廷收编。
　　正好此时粤桂之间关系紧张，随后就爆发了战争，陆荣廷那支老迈不堪的旧桂军被陈炯明的粤军打得满地找牙，从此旧桂系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们的新桂系腾出了上升的空间。
　　就在陆荣廷被广东人欺负得捉襟见肘的时候，贵州的卢焘也趁火打劫，以讨伐叛将王华裔为借口，派遣谷正伦，胡瑛两旅进入桂北想捞一把——这卢焘是广西人，所以他对于广西的兴趣可比贵州就大多了，因此竟一下拨出五分之二的主力部队去经营无关大局的桂北。
　　可是卢焘没有想到，他这一扩张行为，却为黔军未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1922年春，在粤桂之战中取胜的孙中山，便挟战胜之余威，越过卢焘任命正在广西活动的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但在同时，他又如前所述，任命了王伯群为贵州省长——于是贵州继辛亥革命、民九政变之后，又一次出现“双核”症状。拥王、拥谷这两帮二愣子都按耐不住独霸贵州的诱惑，开始躁动起来，于是黔军的分裂情形加剧。
　　而卢焘却因能力、声望所限，对军中日趋严重的分裂无能为力，只能坐观其变。
　　
　　此时贵州的局面，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投到北洋羽翼下的袁祖铭，也在这个时候跑来凑热闹搅局。
　　此前咱们不是说到，因为川、湘两省挡道，所以袁祖铭只好一直滞留在京汉路上么？可到1921年夏秋之间，情况变化了，吴佩孚指挥下的北洋军，在岳州和鄂西击败了企图染指湖北的川、湘两军。
　　熊克武和赵恒惕经此打击后，暂时无力干涉袁祖铭的活动，他遂得机跑到湘西打出了“定黔军”旗号，积极准备反攻贵州——为了表示支持，吴佩孚还额外送了他六千支汉阳造步枪。
　　卢焘得到消息后，便派出窦居仁率第一旅前往铜仁堵截袁祖铭，窦居仁便趁机将王伯群接到驻地，准备拥立他为省长。
　　但王伯群这厮和乃弟的本事可就差得远了，王文华从重庆卷走的那五十万大洋，此刻全在王伯群手里，可他却一分钱也不肯拿出来花销——这让穷疯了的将士们如何肯为他拼命呢？
　　而此刻袁祖铭也施展百般手段拉拢窦部骨干军官——王文华在的时候，袁祖铭没有空子可钻，可现在王文华不是死掉了么，眼前黔军中还有谁能和他比威信呢？何况他背后还有个貌似庞然大物的北洋政府在支持呢……于是小团长们纷纷表示支持袁祖铭“定黔”，窦居仁手下的两个团长都先后倒戈。最后，窦旅长只得把部队交给部下团长胡刚，自己便陪着王伯群逃到上海做寓公去了。
　　于是，袁祖铭轻轻松松便占领了黔东的玉屏、铜仁、镇远等地。
　　

就在袁祖铭兵不刃血地攻入湘黔边境时，驻遵义的第四旅张春圃部，驻桂北的第二旅谷正伦部，却在拆卢焘的台。
　　他们以回援为名，纷纷进军贵阳，企图趁火打劫武力夺权——这两个不仗义的家伙同时还打电话威胁正驻守贵阳的老同学何总长，要他即刻下野，离开贵州。而正在贵阳的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孙剑峰，也在得到谷正伦让他继任第五旅旅长的承诺后，对猝不及防的何应钦倒戈相向。
　　内外交困中的何应钦走投无路，只好宣布下野，在城里的教堂里躲了几天后，扮做修女逃往昆明。到昆明后，他凭着士官生的金字招牌，总算在云南讲武堂混到一碗饭吃——可这个饭碗也很不牢靠。尽管何总长都沦落到这地步了，可比他早到一步的刘显世还是不肯放过他，竟派出刺客行刺——谁叫他在“民九政变”中有份呢？
　　何总长中了一枪，伤在肺部，虽然被救了回来，但刘显世却也因此成为他平生最恨的三个人之二。被刺之后，他这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昆明也不是俺安身之处！于是他又逃往广州去，经李烈钧介绍入军政府任少将参谋。可这参谋地位低下兼之薪水微薄，又无事可做，他不肯久待，便带了近万块钱跑到上海去运动倒袁祖铭，可惜又是一无所成。
　　他本想跑去北京活动，但苦于没有门路，要想转回广州吧，偏偏此刻陈炯明势头正盛，炮轰总统府，连孙中山自己也逃到军舰上避难……他一直苦熬到1924年6月，才在士官十期同学王柏龄的介绍下，回到广州帮忙办军校，出任少将总教官，月薪两百毫洋。
　　这个王柏龄，乃是朱绍良的江苏老乡，士官学校十期骑兵科出身，所以跟何应钦也是熟识。他原是在云南讲武堂当教育长的，算得上是个军事教育人才。所以这回孙、唐联合，孙中山提出要办军校，唐继尧一慷慨，就把他派到广东来帮忙了。他还带来了几个助手，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叶参座……
　　这所军校设在黄埔岛上，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何应钦当年沪军都督府中的同事蒋志清——嗯，他现在改名叫蒋介石了。
　　
　　故事讲到这里，咱们都该长吁一口气了：这倒霉的何应钦总算是混出头了吧？
　　但在当时，何应钦自己可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他见段祺瑞复出，孙中山去世，还一度以为北洋大概要赢了，所以差点跑到北京去投段祺瑞（这会儿他大舅爷王伯群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老熟人邓汉祥也正在当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忽然有了门路），幸亏被朋友拽住才没有走成……唉，他这都是什么眼神啊！
　　再说蒋校长，他自己虽然能干，但到底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军校，所以这会突然被拎出来当校长，也很是战战兢兢的，凡事都要倚仗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这王柏龄和蒋校长的把兄弟张群是同期同科的好同学，所以大家也算是信得过的朋友。
　　可这位王伯龄先生偏生又是个成天游冶不落屋的主儿——和王文华一样，他也是个腐朽堕落生活的享受者，成天地去广州狂嫖滥赌兼抽鸦片。于是蒋校长每每有事儿，却死活找不着自己的教授部主任！还好那时候他位卑权低使不出威风来，不然王柏龄真不知该枪毙多少回了。
　　前面咱们不是谈到，何应钦虽然做事情虽没什么魄力，但绝对守规矩么？这个好习惯，他也从贵州一直带到黄埔来了，他不嫖不赌不喝酒不抽大烟，不旷工不早退不干私活甚至都不带请病假……所以蒋校长总能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找到他，从不落空。于是校长原本是打算交给王柏龄的工作，现在便统统交给了何应钦——反正都是士官生，又都办过讲武堂，谁比谁差多少呢？
　　于是乎，这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何总长。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月4日，成了光杆司令的卢焘，也只得宣布将黔军总司令职务让给谷正伦，在谷正伦回到贵阳之前，由先由遵义赶到的谷正伦铁哥们儿第四旅旅长张春圃代理总司令。
　　那么，谷正伦赢了？
　　他要赢了，那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的就会是地方军阀谷正伦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国军嫡系上将军谷正伦呢？
　　所以，他也没赢，就在这只自作聪明的贵州螳螂专心致志的捕蝉时，一只黄雀已经静悄悄地落到了他的身后……本来这只黄雀也只是头技穷的黔驴，但这帮在黔军中资历尚浅的士官生们的自相拆台，却给他帮了大忙，使他变成了老虎——不过也只是只一戳即破的纸老虎罢了。
　　这只纸老虎，自然就是袁祖铭，他可不甘心就在黔东的几个小县城里终老一生，他的目标还要远大一些——至少也得是省城贵阳吧？
　　
　　于是，就在这帮笨蛋士官生们争权夺位自相拆台的时候，袁祖铭却充分利用自己旧时的人脉和威望，以及北洋政府这个貌似庞然大物的后台，说服了王天培、彭汉章等几个握有军权的旧部团长拥戴他。
　　于是，就当谷正伦撵走了何应钦和卢焘，兴冲冲地赶往贵阳准备接手全省军政大权之际，他手下的小团长们却纷纷宣布倒戈，迎来了袁祖铭做他们的主人。忙活半天，却为他人作了嫁衣裳得谷正伦只好和同样失去了军队控制权的张春圃，灰溜溜地逃出贵州，辗转投靠了孙中山。
　　然而，这并不是谷正伦与贵州的最后诀别，二十七年后，他还会再回来，虽然仍然是做贵州的主人，但却已不再是割据时代的“贵州王”，而是中央政府下属的黔省军政长官了——他将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贵州省主席。
　　由此看来，时光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时代，只要她足够漫长。
　　
　　列位细心的看官大概要问了：咱们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这黔军不是有五个旅么？这回第一、第二、第四、第五旅都表态参加互殴了，可那个第三旅又在干嘛呢？
　　第三旅也没闲着。原来这个第三旅，其旅长胡瑛乃是个云南人——和卢焘一样，这位也是当年随滇军侵黔而来的，所以对贵州缺乏感情。他前一段正在研究要不要跟着当年的老上司唐继尧反攻云南呢，所以没闲工夫去关心贵州的事儿。
　　这唐继尧不是“云南王”吗，他反攻自己的老窝云南，这个，这个……这又该算是哪一出啊？
　　待咱们慢慢道来。
　　前面不是说到顾品珍带着驻川滇军主力回师云南了么？事情就着落在这个顾品珍身上。
　　
　　虽说回到了云南，但顾品珍却更加忐忑不安。因为在这次战役中，他所指挥的滇军不但损兵折将，还丢掉了对云南财政收入至关重要的川南盐产区，以及通往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而且，他在四川期间，还一而再地通电反对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因此他估计唐继尧在盛怒之下，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而一向在他和唐继尧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老好人赵又新，又在此战中战死，再无一个人可以居间调和。虽说顾品珍和唐继尧还有一层老同学加把兄弟关系，但士官同学中被唐继尧杀害的也不下十几人了，所以这关系也说不上有多可靠。
　　因而顾品珍实在不能不为自己的脑袋担忧一番——而眼前最好的办法，则莫过于像王文华那样，干脆造反！
　　
对唐继尧有怨言的，还远不止顾品珍一人。
　　如前所说，云南方面一向要依靠四川的财富来供养自己庞大的军队，因此滇军这次退出四川后，云南在军费开支上便立刻捉襟见肘。唐继尧此前大扩军所造成的后遗症显现无遗，一时间滇军竟积欠军饷九百余万元之多。
　　巨额的赤字，使云南经济面临着崩溃危机。
　　抓耳挠腮的唐继尧只好找美国人商量，准备以云南采矿权为交换，换取经济援助，但立即遭到省内外各界的反对，遂只得打住不提。
　　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得罪人的办法：那就是大规模地缩编军队。
　　以原驻川滇军为例，唐继尧将原第一军部队缩编为第一混成旅，以耿金锡为旅长；原第二军部队缩编为第二混成旅，以金汉鼎为旅长；而原第三、第四两混成旅也缩编为团。这样一来，一大批旅团长便成了光杆司令，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了军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地位、财富，这些失意军官当然不满意。
　　
　　因此，这次缩编在军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情绪——对于一支没有崇高理想的军阀部队而言，金钱、权位、女色这些最现实的世俗利益，就是军阀向他的将士交换忠诚和勇敢的代价，而这样的筹码，他只能通过不断地打胜仗来获得。
　　可一旦他打了败仗，无法兑现许诺给将士们的利益时，那么其军队的土崩瓦解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吴佩孚后来才会感叹说，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
　　能胜不能败，能上不能下，这是当时军阀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滇军自然也不能例外。
　　而另一方面，这些在外经年苦战的滇军将士回到云南后，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失落：他们发现自己累年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不过是云南政治的日趋黑暗，以及唐继尧个人生活的腐朽奢靡。对此他们也深感不满。
　　于是以财政危机为导火索，以政治问题为大义口实，滇军军官中的反唐情绪一时高涨。
　　但顾品珍还没动手，另一个滇军军长叶荃却先整出事儿来了！
　　
　　话说这叶荃从陕西撤到四川之后，便把部队交给了赵又新，自己回到云南休养。后来滇军自龙泉驿溃败的时候，他又电赵又新把自己留川的部队要回了云南，因此他的部队还保持有一定的实力。
　　叶荃自回云南之后，目睹唐继尧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穷兵黩武，闹得云南遍地皆匪，民有菜色，极感不满，遂决定以武力推翻唐继尧。
　　1920年12月中旬，叶荃召集手下的两个旅长在寻甸密商，计划偷袭昆明，以推翻唐继尧的统治，重建云南。孰料会后一个旅长李永和便向昆明的唐继尧告了密，使叶荃的偷袭计划落空。
　　唐继尧出兵弹压，双方战于杨林板桥。叶荃兵力较弱，2月5日败走澄江，被俘的叶军军官多被唐军就地处决。
　　随后唐军追击，叶荃在澄江打了一天，又吃了败仗，只得再败走晋宁、昆阳、玉溪，唐军一路紧追不舍。
　　
　　就在唐军被败退的叶荃越引越远之时，顾品珍也出场了。
　　他以附从他的杨蓁为前锋，急袭昆明，于2月7日进抵昆明城郊的杨林口。
　　杨蓁抵达杨林口后，连夜给唐继尧打电话，告诉他顾品珍已经率第一、二两混成旅逼近省城（虚张声势而已，这会儿金汉鼎旅长的部队才刚从昭通出发，要到除夕后才能赶到昆明）。唐继尧急叫杨蓁劝阻顾军，杨蓁在电话里一边偷笑，一边忽悠唐说自己人马太少，阻挡不住。
　　唐继尧手里控制的兵力本就不多，这会儿又多一半去追叶荃了，现在昆明城中只有龙云的佽飞军大队（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团），和驻巫家坝（就是现在昆明机场所在地了）、北较场的骑、炮、工、机枪等直属大队、讲武堂学生以及省防军一个营。
　　他琢磨着这点兵力决不是顾品珍手下久经战阵的驻川部队的对手，只好很识时务地放弃昆明，在2月8日逃往蒙自。
　　这一天，刚好是1921年的农历元旦。
　　
顾品珍等人也以唐继尧是老同学，老上司，不为已甚，故放他从容而去——唉，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你顾品珍还讲什么宋襄之仁啊！
　　2月9日，顾品珍在昆明宣布接任滇军总司令职务，还蛮不好意思通电申明：“唐公暨葵赓司令（即唐继尧的兄弟唐继虞，江湖人称“唐三瞎子”，曾在上海因贩卖鸦片被通缉，时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那两位这会儿可正喘着气庆幸没被你挽留住呢），甚为歉然。业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唐继尧逃到蒙自后，本还想收集旧部，卷土重来。但此时顾品珍的主力部队金汉鼎等部均已抵达昆明，顾乃派唐淮源团出屯开远，以阻止拥唐部队向蒙自集中，并派士绅代表前往蒙自劝说唐继尧放弃野心，出国游历。
　　为了让唐继尧走得快些，代表们还特地送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唐无可奈何，只好循滇越铁路，自河口入越南，再经东京（不是日本那个，是“东京”湾那个“东京”）、海防，一路跑到香港去了。一路上还骂骂咧咧，见人即道：“不扑此獠，誓不为人！”
　　此时原唐继尧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所部尚驻在建水，因此唐继尧在离开之前，便特委任龙云为团长，此后又把这支部队调到了广西——这就为他后来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至此，顾品珍取代唐继尧，成为云南的新主人。可是，顾品珍虽然推翻了唐继尧，但他同样没有找到解决云南财政困难的办法——而且，他所面对的困难比唐继尧还要大。
　　
　　可就如前面所说，云南所面对的危机，决不是简单的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经济问题。
　　唐继尧失败的原因，主要还不在于他个人生活的糜烂腐朽和政治黑暗，而在于他无法化解的巨额财政赤字——他养不活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于是这群饥饿的猛兽就吞噬了自己的主人。
　　可糟糕的是，换上来的新主人同样也养不活他们。
　　而且，对顾品珍更为不利的是，在反唐之役中，他借助了滇军各部的力量，欠下了许多人情帐，这就使得他在继任“云南王”后，非但更不敢提起缩编军队这个话题，还不得不对一帮有功之臣加官进爵以示酬庸——于是旅团长们又多了起来。
　　
　　于是，这个新生的云南军政府，在财政问题上依然一筹莫展，但她又不肯忍受无所作为的恶名，于是她只好以唐继尧时代过于纵容绥靖，所以导致云南遍地皆匪为由，决心拿倒霉的土匪们开刀，连已经收编了的也不放过，以换取政绩。
　　于是从1921年暮春起，云南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剿匪运动，唐继尧时代收编的几个著名的土匪头子中，杨天福被杀，吴学显等人反水重新为匪。
　　但云南的匪患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要命的军费问题，民生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于是人们不得不反思：到底是唐继尧错了，还是顾品珍错了？是唐继尧不行，还是顾品珍不行？最后，一个很不利于顾品珍的结论出来了：顾品珍并不比唐继尧更好！
　　那是个到处造反的年代，但造反容易，收拾一个烂摊子却很难。唐继尧做不到，顾品珍也同样做不到。
　　于是，就有了唐继尧的复辟

却说唐继尧逃到香港后，政治上不甘寂寞，便频频参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活动。
　　说来这唐继尧也真是的，当他手里有权有兵的时候，对中山先生爱理不理，1918年孙大炮想当大元帅，他却专要和陆荣廷、岑春煊们搞什么“七总裁”制，硬是气得被架空了的孙大炮撒手去了上海。可现在走投无路了，他偏偏又想起来要去广东！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唐继尧落难逃出昆明的时候，他的私人代表李小川正在由上海去香港的路上，偏生这条船上还有两个熟人，国民党的汪精卫和张继，于是大家就免不了在一块聊聊张家长李家短啥的。这一聊，就聊到了唐继尧被驱逐这个当时的热门话题。
　　张继就劝李小川，等到越南海防见了逃难的唐继尧，干脆就劝他出国“养望”算了，不要到广州来当空头的“总裁”。因为现在四川独立，贵州、云南政变，算来这唐继尧在西南三省都是个讨人嫌的角色，军政府要接纳了他，将来要想拉拢西南三省就会麻烦得多。这位张继先生，是国民党中出名的打手，所以说起话来也很不客气。
　　可李小川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以当前形势来看，广东军政府要拉拢西南三省是绝无可能的，唐继尧虽然失去了云南，可他在西南还是有相当的潜在势力的，足资利用。况且，孙中山如因唐继尧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显见重力而不重人，也大大影响领袖风度。
　　于是最后汪精卫拍板，请李小川先到广州与孙大炮谈上一谈。
　　
　　不日到了广州，汪精卫便介绍李小川去见孙中山。
　　说来这孙大炮还真是个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他果然不待见唐继尧，谈谈长江问题还颇为殷切，但一旦扯到云南，便冷冰冰地对李小川抱怨说：“蓂赓有权有势的时候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李小川很清楚孙大炮所担心的，其实主要是云南顾品珍的反应——怕他因为军政府收容唐继尧，而对粤方滋生敌对情绪。
　　于是他便先分析了一番云南形势，然后劝说孙道：“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分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一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关键。”
　　据说此语一道，孙大炮的脸色便好看许多了。
　　
　　于是1921年3月4日——也就是顾品珍们在云南实在无事可做，只好拼命剿匪的时候，唐继尧来到了广州。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三“总裁”，以及陈炯明、孙科等一帮军政要员齐集车站欢迎，使老唐觉着被人认为有用还是很光荣的。
　　于是在为他接风的宴会上，唐继尧便大吹牛皮，说自己离开云南，绝非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同室操戈而已。蓂帅兴之所至，便大谈了一番老子不是打不赢，只不过他王胡、小D不配做对手，换了赵司晨还差不多的阿Q心得。
　　孙大炮也接着话茬表扬唐蓂帅高风亮节：“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蓂帅贺！”大概是孙先生这话说得太象真的，当场着实感动了不少人，于是回头就有了陈炯明的炮轰总统府……
　　而这边汪精卫也没闲着，他逮住李小川便咬耳朵道：“小川先生，我对蓂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以前我认为蓂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
　　唉，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会让我们在许多年后读来，还起一身鸡皮疙瘩。
　　不过，这个乌漆麻黑的时代如果不这样，那才更是个怪事儿。而我们很运气，没有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所以可以调侃他们——可不要忘记了，那同时也是我们的曾、祖生活的年代。
　　
　　尽管军政府安排的欢迎场面热烈，但唐继尧在广州仍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当时军政府方面，只有副元帅、陆军部长和参谋总长三个显要职位，勉强合得上唐继尧的身份。
　　可奈何副帅一职，胡汉民觊觎已久，不愿为他人所取，遂干脆建议不设。
　　而陆军部长呢，又已经被手握实权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兼任，这也是老虎嘴里的肥肉，断然吐不出来的。
　　还有一个参谋总长呢？这个更说不得，蓂帅的老大哥李烈钧这会儿正当得好好的呢！想当年，连云南的天下都是老李和蔡锷让给他的，如今这区区一个参谋总长，唐继尧哪里还好意思开口呢？
　　于是唐蓂帅在广州呆得实在无聊，只好又悄然回到香港蛰伏待时。
　　
　　总算熬到1921年夏秋之交，孙大炮号召西南各省驱逐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粤桂战争爆发，于是唐继尧总算等来了机会。
　　此时唐继尧的滇军旧部朱培德、杨谦益、胡若愚、张汝骥等部两万余人，正驻扎在桂林一带，另外在柳州方面，还有李友勋、龙云等部七八千人。
　　这些部队，有的是在护国战争时代随李烈钧东征进入两广的驻粤滇军，如朱培德、杨谦益部；有的则是唐继尧在云南垮台后，和顾品珍不睦，才逃到广西继续拥唐的，如李友勋、龙云、胡若愚等部。他们在粤桂战争中，协助陈炯明的粤军痛打落水狗陆荣廷，着实捞到了不少好处，所以并不讨厌战争。
　　这些部队长，多为云南讲武堂出身，均是由唐继尧一手栽培起来，因此唐继尧对这些军队有相当的号召力。
　　
　　当时摆在唐继尧面前的，也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服从孙中山，先定湘、桂，然后北伐，与北洋系争天下；另一条，就是打回云南去，关起门来做大王。
　　在表示拥唐的将领中，赞成反攻云南的占大多数，支持北伐的较少——这部分主要是驻粤滇军，比如说受孙中山、李烈钧影响较深的朱培德等人。
　　唐继尧再三掂量，最后还是考虑到孙中山实力有限，军费来源枯窘，而且其军队复杂脆弱，军令政令均不统一，北伐的困难很多，因此决定待先打回云南巩固根据地后，再谈北伐为稳妥。
　　
　　于是决议之后，唐继尧便秘密派遣王九龄等人为代表，前往广西征求拥护他的将士意见，同时也做战前动员。
　　王九龄等人抵达浔州（今桂平）后，因地方方经战火（粤桂之战），交通中断，且匪患遍地，往往杀人越货，再不敢再赤手空拳继续前行，只得就地止步。
　　大家伙无路可走，只好成日里在烟榻上开诸葛亮会商讨办法：有人建议雇轿子走陆路，有人建议雇民船由柳江顺水而上，还有人提议看是不是掏银子雇请当地民团武装护送……
　　最后，大家从鸦片烟上想到了出路，决定以合伙做鸦片生意为诱，请驻浔粤军派兵护送。
　　说来也巧，正好当地驻军魏团长，乃是粤军第三师师长长魏邦平的亲叔叔，而这位魏邦平师长呢，又恰好是唐继尧的士官“同学”——其实这位魏师长是士官三期辎重科出身，和蔡锷是同期，比起六期毕业的唐蓂帅来，资历可就老多了，称“同学”乃是沿用了中国式的谦虚：不讲资历只看出息。
　　双方既然有了这样的渊源，这场交易自然相当成功。云南代表们只花两百块钱港币胡乱买了些酒肉犒军，魏团长就答应派兵护送了。而且为了表示友好，他还亲自出马，带着一连兵将代表们安全送到了柳州。

柳州的李友勋、龙云，是唐继尧走后，因为在顾品珍手下实在呆不下去才从云南跑出来的，自然是坚定不移的反攻派，因此代表们轻而易举就争得了柳州帮的支持。
　　但要说服桂林帮就麻烦得多了。胡若愚、张汝骥两部倒是积极支持唐继尧的反攻主张，但原驻粤滇军朱培德、杨益谦两部就不那么爽快了。
　　朱培德起初坚决要求拥护孙中山北伐，杨益谦则模棱两可，至于个人名位、经费、部队的冬装等，他们倒是都没少要求。直到唐继尧在回电中允诺他们所有的漫天要价后，朱培德才勉强同意参与反攻云南。
　　不过唐继尧对朱培德的立场并不乐观，他对身边人说：“朱益之（朱培德字益之）已被孙中山所麻醉，恐怕他将来的花样还多着哩！”
　　说来这唐继尧看人的本事还真是有几分靠谱，先前说杨森要反，结果果然反了，这回说朱培德要玩花样，果然就在滇军往柳州集结时，朱培德便对友军杨益谦部发动突然袭击，将杨军二十余营的兵力全部缴械——这老朱他最后还真就参加了我们所熟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当时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了。
　　
　　眼前反攻部队倒是说动了，可浩大的军费如何筹措？即将入冬，两万多将士的冬装又如何解决？接下来，这一切又成了唐继尧的大难题。
　　要知道，自打从云南被扫地出门后，唐蓂帅就几乎没有过象样的进帐，可花钱却像流水一样——他自己素来大手大脚不说，还要在香港养一大帮失业的旧部呢！
　　但现在要打仗了，自然一切都要以军事为主。穷疯了的唐蓂帅便只好打自己太太们的主意，骗出她们的珠宝首饰来变卖，外加东挪西借，总算凑了十来万元现金。可这还是不够，于是又另外印制了十五万元的军用储蓄票充数
　　这个“军用储蓄票”又是什么东西呢？
　　可不要小看它，这破花纸也是能当钱用的。
　　
　　说来这个“军用储蓄票”，乃是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舶来品，也是那个年头手头紧的诸侯们惯用的一种伎俩。诸侯们为解燃眉之急而发行这种形同“白条”的特殊纸币，而其价值，就是被预支的诸侯信用。
　　诸侯们把这种票子当作现金发给大兵们，大兵们就拿着这个去找老百姓买东西（如果哪个不开眼的老百姓竟然不肯收，恼羞成怒的大兵们就会奉送他一顿拳头，让他大白天看见五颜六色的星星。如果这还不成，那就请他吃子弹或是刺刀，丘八爷们的阴险招数也多着呢——所以，通常都不会有买卖人敢于拒绝），而从理论上讲，老百姓则可以拿这个去缴税——因此这个“白条”就是有“价值”的，可以作为通货使用。
　　
　　可这里也有个问题。
　　如果印发这种“白条”的诸侯位置巩固，那么他自然可以通过税收回收这种“白条”（当然了，这种回收也经常是要打折扣的，可被大兵们多拿走的鸡蛋却绝不会还回来，所以买卖人才不喜欢收这种票子呢），如果这位诸侯打了败仗被人撵走了，那么这张“白条”就一钱不值——在撕破脸皮的情况下，熊克武怎么会肯为唐继尧喝过的鱼翅汤付帐呢？
　　所以在那样的年代里，老百姓使用这种票子所担的风险可不小。
　　还有一点，这种票子在印发它的诸侯势力范围之外，也是形同废纸的——可大兵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经济学常识和阶级觉悟呢？他们当然是先用了再说！在他们看来，拳头和刺刀就是信用，至于是哪家诸侯的信用，这个他们可管不着。
　　为什么咱们非要把这个问题拎出来费这许多唇舌呢？因为唐继尧手下这帮不懂经济学原理的大兵，很快就要犯错误，他们偏就在不该使用这种票子的地方使用了——于是招致了弥天大祸。

接着再说冬装。
　　和割据东北的张大帅比起来，云南的唐蓂帅在置办冬装问题上，就轻松了许多——非但用不着狗皮帽子大皮袄，就是薄棉衣他也没有购置一件。
　　那唐蓂帅买的什么呢？他就让人在香港卖了点价廉物美的新鲜洋货，三万件棉毛卫生衣。
　　棉毛卫生衣？唉，其实也就是今天北方人所谓的“秋衣”，南方人所谓的“棉毛衫”了，一种再便宜不过的御寒物事。
　　没办法，广大忠勇的滇军将士就先将就着吧！谁叫“伟大”的唐蓂帅这会儿手头正缺钱呢？
　　
　　好不容易等到万事俱备，唐继尧便于1922年春偷偷地溜到了柳州，将拥护他的军队集结到宜山动员整顿，就准备要回师云南找把兄弟顾品珍的麻烦去了。
　　他去柳州这一路上也没法儿不“偷偷地”，因为他告诉孙中山，他可是去指挥部队“北伐”的！于是就有了真相大白之后，粤方指使朱培德将杨益谦部滇军缴械的小插曲。
　　在行军路上，唐蓂帅需要一面大旗以壮声威，可是因为行期催得太紧，裁缝铺都不愿意接这单生意。于是唐蓂帅只好让手下人用红墨水画白竹布充数。擅长书法的王九龄先生挥毫立就“靖国联军总司令唐”——要说前几年，唐蓂帅手下动辄辖有“八省”、“五省”的“联”军，打这个旗号也还算是名副其实，可现如今每况愈下，四川独立，贵州倒戈，连云南都是姓顾的了，可他还非得打个“联”字旗，真不知道这个“联”字从何谈起？
　　这旗号红白昭彰，望之倒也颇有生趣，只是有个小毛病：怕水。可老天爷偏偏就要和唐蓂帅开玩笑，出发的前晚刚好就下了一阵暴雨，于是第二天唐蓂帅启程时，“唐”字大旗已经面目全非。
　　
　　据目击者说：“唐字之一点及其余各处不甚变化，唯第二划之一横，其两端积墨较浓，经雨水溶化后，便形为珠泪涟涟的两眼。众均讶其不祥，唐当然亦露不愉快之色。”可不愉快归不愉快，该上路还得上路啊。
　　尽管上了路，唐蓂帅这一路还是不踏实，于是便让人算卦消遣。可这一卦算来却更不踏实，竟然得了个下下签，主“未出军先损大将”……唐蓂帅自讨没趣，只好强忍不快，吟诗给自己打气，现尚存两句，谨录以飨众：“无端平地起蛟龙，枯木逢秋叶更红……”
　　第三天船到江口圩时，正逢侵桂的黔军第二旅谷正伦部驻防此地，谷正伦这会儿正在图谋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呢，所以抱着广交朋友少树对头的态度，备盛宴请唐学长上岸，直喝到夜阑方散。
　　
　　因为手头没有可靠的军用地图，唐蓂帅只好按照邮政路线图和图上的附记情况制定行军路线。他计划从宜山出发，经怀远、得胜关、金城江、河池、东兰、凤山、凌云、西林进入云南的广南，一切作战部署待到广南后再视情况定。
　　唐蓂帅本人在柳州逗留了一周左右，一面做反攻部署，一面等候部队集结，然后又进驻宜山，筹备给养和征集民夫，还搞了一次隆重的誓师和授旗仪式。
　　反攻云南的滇军部队，共集结了约一万两千余人，朱培德、杨谦益两部虽然退出，但多了个黔军的第三旅旅长胡瑛——胡旅长的贵州部队不愿意随他去云南，都跑去跟了谷正伦，于是他只好光杆一个人参加了唐蓂帅的复辟大业。
　　却说这个宜山，乃是柳州以西的一个小城，此次滇军大军云集，呆的时间又长，粮秣燃料的供应便出现了短缺。加上时值年关，将士又没有御寒衣物（唐蓂帅那批棉毛衫因为交通中断，根本就没有运到，最后只好在梧州廉价处理了），于是难不住的大兵们便自行想办法，强占民房不说，还拆下门窗当柴火烧。
　　而从宜山西行入滇，一路都是崎岖的桂西山地，加之人烟稀少，行军道路上的给养无法保障，因此滇军只得在宜山尽力采购置办干粮（官兵每人需携带数斤由糯米粉、米粉、面粉混合的三合面），并征调大批民夫脚力担负武器弹药，仅在宜山一县就征调了千余人。
　　最后地方上苦不堪命，实在找不到象样的夫役，连监狱里带着脚镣的囚犯也放出来充数了。
　　
　　为了鼓舞士气，唐蓂帅还下令全军先发两个月的饷——一半是现金，一半是香港带来的“军用储蓄票”。尽管滇军总部下令，军用票只能到云南境内之后才能使用，但大兵们才不管这个茬呢，他们尚在广西境内，就开始用这种废纸强购物资。
　　滇军的军纪本已相当糟糕，这回再加上“军用储蓄票”的大肆使用，更是让广西人民雪上加霜。可已经被部下倒过一回的唐蓂帅，又怎敢在这用人之际去捋大兵们的虎须呢？更何况，这还不是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呢！
　　于是，他便装着没看见，什么也不管——不就几个南蛮僮獠么，能碍得唐蓂帅什么事儿？
　　一时间，滇桂路上怨声载道。
　　
　　按照唐蓂帅制定的行军序列，全军先头为最称精锐的龙云所部，其次为胡若愚所部，再后是唐蓂帅本人和总部，殿后为李友勋、郑开文（士官六期）、胡瑛等部。
　　唐军先头部队于1922年旧历除夕前两天自宜山陆续出发。因为唐蓂帅催命似的把龙云、胡若愚往前赶，所以兵强马壮的前锋部队跑得飞快，而殿后的老弱就跟不上趟，于是整个行军序列拉得极长，最后宿下营来一看，全军首尾竟连绵百里之遥。
　　这样行军看起来很是壮观，可却犯了兵家大忌。
　　话说三国时，刘备因关羽失荆州，一怒之下进攻东吴，却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因而大败亏输，魏文帝曹就丕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
　　这回唐继尧也犯了这个毛病。
　　照说唐蓂帅这堂堂的留学生，就算没读过《三国志》的原文，烂遍大街的《三国演义》总该看过吧？至不济，多少也该听过评书吧？这出“火烧连营”可是名段哪！可他不汲取历史教训，却偏偏把部队拖成这样一条长蛇阵，难道就没有想过首尾不能相顾是兵家之所忌？
　　
　　说来这都是封建迷信思想和马虎大意惹的祸。
　　唐继尧这人虽然是留洋学生，但却很有点迷信思想，喜欢算卦不说，做事情还特别讲究个好彩头。所以这回他便别出心裁，一心想要赶到得胜关过年，以应个旗开得胜的口彩。
　　于是乎，龙云、胡若愚在前面疲于奔命，李友勋、郑开文则在后面拖拖拉拉，全军就给拉成了一条百里长龙……
　　要在云南境内，唐蓂帅就断不敢如此托大，但现在不是还在广西境内么，离敌人还远着呢！主帅这么一想，下面的将军们自然更不当回事儿，个个拖家带口，直就拿这行军当旅游观光了。
　　可这会儿，人家已经准备好口袋阵，就等着唐军往里面钻了。
　　这个口袋，就设在唐军回滇的必经之路上——怀远。
      动手的是谁呢？当然不是云南的顾品珍，老顾这会儿也没能耐跑到广西来揍人。打埋伏的，是广西自治军领袖林俊廷的部队。
　　此时粤桂战争刚刚打完，陆荣廷的旧桂军战败后，一些零散部队纷纷占山为王，比如说后来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这会儿就在干这个买卖。
　　这个“自治军”，也是一支这样性质的部队。他们在怀远附近的人数不多，照常理说，原是不敢做这笔买卖的，但这回滇军实在太可恶，桂省军民尽皆愤怒，因而自治军便决定豁出去干上一票。
　　伏击的地点，就选在了地形上很适合打埋伏的怀远：此地西端数百米是高山，东端有一条较大的河流，仅有东西向的一条大街，而城围又相当坚固，不利于中伏部队疏散展开。
　　于是，自治军便于旧历壬戌年元旦后两天，在怀远东、西、南三面设伏，四乡男女老幼均手持刀、矛甚至扁担前来参战。他们的计划也相当聪明，先放过唐继尧的总部和前队的精锐部队不打，待殿后的李友勋、郑开文、胡瑛等部毫无戒备地入围后，才伏发而起。
　　
　　这一仗，就让我们看到了大扩张之后的滇军部队，其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什么地步。且不说这一路行军警戒上的疏忽大意，就连他们自己的装备都添乱——很多步枪上，竟然根本就没有配肉搏用的刺刀！
　　没上刺刀的大枪，在这样的近战中，还不如一根烧火棍顶用。而剩下的刺刀，在肉搏中也并不见得就比大刀长矛更好使。
　　所以在这场战斗中，乡民们的扁担、刀、矛就大大地占了上风，不到半天时间，数千滇军竟然被悉数歼灭——读到这儿，对军史比较熟悉的读者们，已经该觉得这和某个经典战例有点类似了吧？
　　对了，抗战中的神头岭之战！
　　十六年后的1938年3月16日，刘伯承元帅指挥的八路军129师，就在山西省潞城县东北的神头岭上，又重演了这一幕。
　　当日129师以陈赓的386旅伏击自潞城出援黎城的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那年头，日军可是号称一个大队可以轻松对抗中国军队一个整师的！这一千五百余人，足足可抵三个大队了。所以，这129师的胃口还真不小！
　　而八路军这边呢，担任中间突击任务的补充团装备极差，除两个连队有些枪械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这群土八路简直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规军了。
　　但最后结果呢？结果是，在这一仗中，八路军和鬼子合演了一出用红缨枪缴获“三八”枪的好戏。
　　刘帅这一仗，打得很大胆，尤其是红缨枪换“三八”枪，更为后人津津乐道。至于他为什么敢于下这个决心，我想1922年初春的怀远之战，就是最好的注脚。
　　一个老军人的经验，就体现在他对过去战例的得失检讨上。
　　
　　由于唐继尧把部队首尾拉得太长，前后不能相顾，因此在怀远一战中，殿后的滇军几乎全军覆没。
　　带队的滇军将领李友勋和郑开文，都在战斗中被杀，原黔军旅长胡瑛运气稍好，仅以身免。李友勋的妻子李本兰也在此战中丧命，多亏李的一个四川马夫，背负着其四岁的幼子，骑着一匹快马猛冲突围，才算给老李家留得一个活口。这个马夫身中七弹，赶到唐继尧总部驻扎的河池时，也已经是个血人了。
　　好讲究口彩的唐继尧，这回非但没有旗开得胜，反倒凭空损失了两员大将和数千士兵，与顾品珍的兵力对比又由优势转为劣势，因而闻讯不由得掩面大哭，寝食不安十余日之久。

说来这唐蓂帅一路上也真是倒霉：先是被朱培德倒戈吃掉了杨益谦部，损兵二十余营，然后又被一帮没名头的广西自治军干掉了忠心耿耿的李友勋、郑开文两部数千人，其反攻的兵力一下减少了一半多，照理说顾品珍该占便宜了吧？
　　其实不然，顾品珍那边的情形还要更糟糕些。
　　前些时日，顾品珍因为积极剿匪，因而把唐继尧时代收编的一帮土匪都得罪了，大王们立刻都跳到了拥唐的阵营里。
　　而在滇军内部呢？当初反唐拥顾的骨干分子如杨蓁等人，其反唐的原因就是唐不能满足其升官扩军的欲望，因而希望通过拥顾达成其个人目的。
　　可偏偏顾品珍接过唐继尧的烂摊子后，在经济上还是一筹莫展，仍不能满足杨等人的欲望。野心膨胀的杨蓁遂又勾结土匪反顾，还企图分化金汉鼎等实力派人物。
　　顾乃忍无可忍，遂在1921年11月中旬，将杨蓁扣押，然而杨蓁所部第三旅，却也因此与顾离心离德，最后接受了唐继尧的拉拢。
　　杨蓁是滇军中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群人没有长远的理想抱负，只能通过纵横捭阖，在朝三暮四中不断出卖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实现争权夺位，扩充军队等野心。
　　昨天导致唐继尧下台的，正是这帮人。而明天将导致顾品珍失败的呢，也仍然是这帮人——在那个迷惘而无所适从的军阀时代，培养得最多的，正是这样一批除了个人权利，更无别样理想和追求的骄兵悍将。
　　
　　这和晚唐藩镇割据中，那帮动辄撵走主帅，扶立新主的节镇牙兵是何其相似啊！然而这可不是偶然的特例，事实上，这是每一次国家传统政治秩序被破坏之后，都将会出现的必然结果。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他所指出的，正是传统秩序崩溃所导致的连锁效应——正所谓“晋国规模如魏王,陈留踪迹似山阳”，在这样一场崩溃中，个别好运气的枭雄也许会暂时获利，但最终，他们也将成为受害者。
　　没有人能够从这样一场崩溃中得到好处。
　　我们向往着新时代，起初我们满怀憧憬。
　　但我们却不幸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场急迫的改变，必将让我们付出异常沉重的代价——传统秩序的崩溃，新与旧的冲突，以及如此种种……这个国家的摊子铺得越大，弯子转得越急，这种转型期的痛苦也就愈发的让我们难以忍受。
　　最后，在血泪中苦受煎熬的我们，终于不得不屈服，终于把最美好的理想抛在一边，转而向命运妥协了：我们随手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而不再苛求它是不是完美。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每一个崩溃时代的普遍规律——所以，当我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请不要轻易为一场大崩溃唱赞歌，因为那样的阵痛将是难以忍受的。
顾品珍得到唐继尧准备反攻复辟的消息后，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为收买人心计，将省政交给滇军宿将罗佩金，任命其为省长，另将军政交给金汉鼎，任命其为滇军总司令。
　　1922年初，就在唐继尧在广西宜山厉兵秣马准备西征云南时，顾品珍也以准备北伐为名，在云南宜良集结部队——目的么，当然不是口头上说的北伐，而是对付把兄弟唐继尧了！
　　顾品珍准备集结的共计有赵燧生第一旅、杨池生第二旅、杨希闵第三旅（就是原杨蓁的部队，杨希闵以独立团团长身份升任旅长）、蒋光亮部朱世贵支队、范石生的第十六团、杨联第警卫营和炮兵营、机关枪营、工兵营、骑兵连等各部，共计两万余人。
　　应该说，顾部在兵力、装备、作战经验、后方补给等方面，均是强于唐继尧的。
　　
　　但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回顾品珍也就是被那帮朝三暮四的家伙坏了事。
　　在他等待部队集结的时候，就出了事儿。他打算集结的部队中，三心二意的家伙太多，动作也慢腾腾的，结果大军集结还没有完成，唐继尧的部队就已经打进云南，形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
　　于是人心大变。
　　第三旅部队出发到路南弥勒间，参谋长周永祚鼓动将士把旅长杨希闵和团长韦杵绑了起来，将部队带去投奔唐继尧。
　　第一旅的营长蔡祖德也叛变了，他在部队从建水向蒙自行军的途中，将旅长赵燧生击毙于轿中。
　　滇军总司令金汉鼎得知唐军攻入云南后，急令归他统率的驻蒙自的杨如轩旅，前往文山堵截唐军，行至亚拉冲，便与唐军前锋龙云部遭遇，双方激战终日，不分胜负。
　　正当双方鏖战中，杨如轩旅的杨育涵团，又被唐继尧拉拢，宣布倒顾。后院起火的金汉鼎无计可施，只好令杨如轩向北且战且退。杨旅在撤退中遭到唐军李选庭部拦阻，其部队也被切断——朱淮、廖行超两营跨到滇越路东，而杨如轩本人则带着潘毓英营退避屏边。
　　
　　正在宜良等待各部队集结的顾品珍，听说这么多部队叛变和战事失利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亲率部分主力驰援。双方战于开远的小龙潭，兵力分散士而又气低落的顾军失利。
　　顾品珍只得退到弥勒小河口竹园一带坚守，仍战不利，又退到宜良的天生关。顾军屡战屡败之下，原本就不巩固的人心，更加离散。而唐继尧所收买的土匪吴学显部，也趁机打死老虎，偷袭顾品珍的指挥部。顾品珍四面被围，身边的警卫营长杨联第、团长何精壁等人也纷纷阵亡，参谋卫士人等战死殆尽，他自知已无力回天，遂用手枪自杀。其参谋长姜梅龄（士官八期步兵科）也死于乱军之中。
　　
　　顾品珍战死的消息传来后，昆明城里顿时变得乱糟糟的。一年前唐继尧仓皇出逃的那一幕，这回再度上演——可却是换成了去年那帮叛乱分子。
　　顾品珍任命的省长罗佩金，因和大理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华封歌是世交，故打算前往投靠。而滇军总司令金汉鼎呢，他没有去处，只好去缅甸漫游，因此便和罗佩金一同西行。
　　1922年3月10日一早，罗佩金、金汉鼎办好交接事宜，并留下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后，便携同警察局长兼警务处长朱德、旅长唐淮源、省府秘书长朱丽东及谭兆福、戴永萃等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带着机关枪连和警卫营逃离昆明。
　　朱德和唐淮源，都是金汉鼎在云南讲武堂丙班第二队的老同学，所以大家格外铁杆，非但造反的时候是同谋，就连逃难都要在一起逃。
随后，蒙自道尹何国钧、造币厂厂长刘云峰、旅长张子贞、宪兵司令兼禁烟督办项铣、军需处长李赓虞、张鉴桂、梁骞、刘介眉等一行人也赶来入伙。
　　这支逃难的队伍总计共有驮马四十多匹，官兵数百人。到禄丰后，又有不愿意附从唐继尧的第三团官兵百余人赶来追随。大家伙儿便一路向大理方向而去。
　　孰料队伍行至广通，华封歌便态度突变，只允许罗佩金和何国钧两人前往大理。金汉鼎、朱德等人认为华封歌立场可疑，罗、何二人贸然去投恐有危险，再三劝阻。
　　但罗佩金却因他祖父救过华封歌父辈的命，不以为然，执意要去。于是大家就此分手——罗、何二人带其卫队四十人，驮马二十余匹先行经镇南（今南华县）前往大理，金汉鼎则拟带着其他人经牟定越过镇南继续前往缅甸。
　　
　　可是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糕。
　　当金汉鼎带着大队行至镇南城东郊时，忽然遭到城内华封歌部队的射击，司号员被打死，金总司令骑的骡子也被打伤了后腿。
　　金汉鼎情知不妙，赶快指挥部队占领阵地抵抗。直到入夜，他先前派出去负责设营的副官汤玉清回来报告情况，他才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儿。
　　原来疏忽大意的罗佩金一进镇南城，便被华封歌的部队缴械，驮马行李被抢光，他和何国钧也被关了起来。接下来，这位给后续部队打前站的汤副官又自投罗网，稀里糊涂地一头撞进镇南城，自然也被人家拿住扔进大牢里。
　　汤副官进大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罗、何两位首长正坐在里面抓虱子呢！免不得问候一番。大家彼此客套客套，再对对口供，这才弄清楚事态极其严重——华封歌靠不住了！而且土匪普小洪也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追来了！不溜快点，大家都有灭顶之灾。
　　于是罗佩金给金汉鼎写了个字条：“土匪普小洪率带数百人已离镇南不远，今晚万不可停留，仍向原路而行。”让汤副官赶快瞅空缒城而出，把消息报给金汉鼎，他和何国钧两人也趁机逃出。
　　金汉鼎闻讯迅速前行，但行至盐丰县的桃花山时，仍然被普小洪追上，双方大战一场。金汉鼎、朱德等都是滇军名将，虽然落难，但毕竟还有数百人枪，拼起命来战斗力仍不可小觑，不识好歹的匪徒们伤亡惨重，只得退走，但这边也有一个团长李成桢中冷枪而亡。
　　
　　金汉鼎、朱德、刘云峰、唐淮源等人看前路险阻尚多，只得放弃了西去缅甸的打算，离开部队轻身折而北上。
　　他们从桃花山出发一路向四川而去，所经皆是高山深谷，人烟稀少的林区，走了两天才来到金沙江边的渡口。
　　在渡口边上，走在前面的护国名将刘云峰缺乏警惕，被土匪绑走。土匪们本来还打算打劫金汉鼎等人，亏得唐淮源有名卫士留了一只十响驳壳枪自卫，唐旅长又扛起手杖假装射击，这才撵走了这帮只有土枪的土匪们。
　　过江后，这一行落难英雄来到大水井地方，护国时代被刘云峰打得找不着牙的伍祥桢，他家就住这儿。
　　大家也顾不得那些陈年烂谷子的恩怨了，一头便扎进伍家。伍祥桢的弟弟倒很是仗义，好吃好喝招待了这帮未来的上将、元帅们，还客客气气地将他们护送出境。
　　他们再往前行，就到了四川境内的盐边县，当地的四川土匪和他们没有云南同行那些过节，故而很好相与。
　　久仰金、朱等人大名的匪首雷云飞，闻讯急把他们迎上山寨，用山珍可劲地招待了两天。就在金汉鼎吃得“别饶滋味”的时候，朱老总也和雷寨主谈好了价钱，拿出几千块钱请他出面赎回了刘云峰。
　　至此，这帮护国将星们总算是须尾俱全地脱险了——十年间川滇道上战旗西风，回首往事，眨眼间光荣却已成幻梦。

可罗佩金就没这么好命了。
　　他自镇南逃脱后，向北急奔华坪，也拟渡金沙江入四川。但遭到土匪普小洪的追击，终于被俘。据说普小洪曾向唐继尧请示，究竟该如何处理他这位老同学？唐却回复，让他看着办。
　　于是普小洪便以十足的土匪方式，将罗佩金这位护国名将在苴却的双金坡杀害，罗终年才四十四岁。普小洪杀死罗佩金的手法简直匪夷所思：他将罗佩金剥光衣物，混身抹上厚厚的烂泥，然后让他站在烈日下暴晒……
　　这种死法，酷毒得令人发指。
　　罗佩金其人，个性很有特色，在老昆明嘴里，是号称“四气”之一的“二气”——而剩下的三气，则是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和黄毓成的勇气。
　　不过和人家的“骨气”、“福气”、“勇气”不同的是，罗佩金这个“二”不是褒义词，而是“二百五”的“二”。
　　可就是这么个“二”，在护国战争中，居然把数世积累的家族产业抵押给银行，贷款十二万元以充军费。
　　他当时的理由既“二”也不“二”：“共和制度无恙，不仅己身存在，还可以多少领回一些养家活口；否则，亡国灭种，何以家为？”蔡锷等人请他列名讨袁通电，他却说：“我怎敢冒得虚名？有机会一效死力，就很满足了。”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护国战场上他也确曾亲冒矢石，以致弹伤右胫致残。
　　在伟大的理想支撑下，即便是“二”，也可以在历史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光荣。可一旦失去了理想，他便立刻沦落为凡人。
　　在双金坡酷毒的烈日下，我们不知道临终前的他想过些什么。或许是：如果护国战争中那块弹片，来得正一点，这场人生也许就会更有意思些？
　　
　　罗佩金死后，苴却行政委员曾纯一给他殓尸入棺，三个月后灵柩才被运回昆明。可当他的棺木运到昆明时，老同学唐继尧却不许其入城，最后运棺人等只能把他浅埋在城东小松山上。故人大多不敢去凭吊，只有一个周钟岳前往扶棺痛哭。
　　可他还不是最糟糕的。顾品珍战死后，唐继尧让土匪们把他的头颅砍下，将尸身抬到昆明，在南城墙上暴尸示众，直到三天后才准许亲属收尸。
　　就这样，鲜血、子弹、仇恨和杀戮，最终埋葬了那段世纪初的友谊与乡情，也埋葬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还有一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军事割据集团。
　　曾几何时，他们还是中国土地上最有希望问鼎天下的一群！可现在，他们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得干干净净。
　　可这帮满脑子帝王思想而又热衷于窝里斗的“英雄”们，又能埋怨谁去？
　　
　　唐继尧击败顾品珍后，因急于回省城夺取政权和财权，故没有继续布置歼灭顾、金两人的残余部队，而率军径直向昆明而去。
　　而顾、金麾下那些被打散的队伍呢？他们既不敢也不甘心投降唐继尧，遂自行集结到丘北、罗平、泸西一带，由副总司令张开儒（士官六期）带领退入贵州，后又进入两广。
　　再后来，杨如轩、杨池生等几个实力派又赶走了副总司令张开儒，将艾立迟的第三团转交给杨希闵带，杨希闵这个光杆司令这才又有了兵权——因此我们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风云莫测的广州政局中，屡次看到他的名字。
　　这部分背井离乡的滇军，从此就像失去了大地母亲的泰坦，彻底堕落为一支为了生存而到处替人打仗的雇佣军，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就是一群拿着枪杆子的凶恶乞丐。
　　
　　因为有这一点本质的不同，所以和那支护国时代就进入广东追随孙中山的驻粤滇军比起来，这支流浪的滇军组织更混乱，纪律更散漫，品性上更唯利是图，思想上更空洞，行为也更匪夷所思。
　　此后，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南中国的土地上，成天打仗，却永远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有偶然飞来的子弹或是烟雾缭绕的鸦片烟榻才能消解他们的苦闷和迷惘。
　　所以，虽然他们的前程还将有回光返照的时候，但这群人已经失去了问鼎天下的勇气和资格，他们沦落为历史迷局中的一群捣乱者。
　　而云南与贵州，都还将继续混乱下去。因为无论颠覆也好，复辟也好，这些割据诸侯都没有找到真正破解困局的办法。
　　在他们的身前，是古老的帝王时代，在他们的身后，是崭新的共和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它有一个世纪那么宽，有两千年那么深，而这群迷惘的可怜虫，正好站在鸿沟的中央。
　　如此宽阔而深邃的鸿沟，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还从未曾有过，他们当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也无法融入未来。
　　所以，这群站在鸿沟中央的人儿，才注定将是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任何挣扎都将是绝望的。
　
西蜀事业是偏安
　　
　　侥幸逃离云南的金汉鼎、朱德等一行人，在盐边略作休整后，继续北上，就来到了川南重镇会理。会理县长赖建侯盛情款待了他们一番，临走时还送上五百块钱作为程仪。
　　然后这帮放宽了心的护国将星们，便大摇大摆地沿着滇川大路，途经德昌、大小相岭、越嶲、雅安、乐山、叙府等地，最后暂时落脚于南溪——如果仔细看看他们这条逃难旅途的前半段，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那简直就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自滇入川行军路线的预演！
　　朱老总在南溪这段小住时感慨颇深，赋诗一首，道是：
　　深海当年姓字标（这个“海”莫名其妙，恐当是“诲”字之误）
　　茫茫大地愿难销（当年护国之志，如今思之正当慨然）
　　南滇爱友嗟离别（确实称得上是一段悲欢离合）
　　西蜀知心大寂寥（熟人都在川东，西蜀难免寂寥）
　　为国无时还梓里（川、滇打得热火朝天，确实没条件回家）
　　戎衣何时换金貂（想要把武功换文治，但还要近三十年呢）
　　买山筑屋建诗社（国初定制，土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残念）
　　幸赋归来避市朝（三十年后，老总确实做到了，风节可敬）
　　虽然诗是朱老总的作品，但想来金汉鼎这几个老同学对此也一定心有戚戚。
　　他们在南溪小住不久，这番窘况就给川东的一帮老朋友听说了，人家便极力邀请他们前往重庆暂住。于是这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在1922年4月下旬抵达重庆。
　　想想三年前的1919年，他们随唐继尧来重庆时，请客的是尚在滇军羽翼下的熊克武，作陪的是石青阳，一切招待唯恐不周，欢迎礼数几如帝王——可如今想来，一切前尘恍如幻梦。
　　不过好酒好菜好招待还是有的，只不过付账的换了人。
　　因为在滇、黔两省因为失去四川而天翻地覆，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这帮四川佬们也在重新洗牌。
　　
　　那是个到处都是分歧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的人们还特别习惯于用武力去解决分歧。旧帝国的崩溃，所造成的种种分歧，直到十多年后，仍然没有全部消解。
　　在四川，这样的分歧就尤其多。
　　1920年底，团结起来的川军将滇、黔两军赶出本省，成功地把财政包袱扔给了这两位老对头，从而造成了此后滇、黔两省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动乱。
　　这帮穷邻居暂时算是无力窥图四川了，可四川是不是就会天下太平了呢？
　　那才不呢，这仗还得继续打下去！
　　
　　就如前面说的那样，川军取得对滇、黔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熊克武和刘存厚这四川新旧两大军事集团的暂时妥协。但显而易见，熊、刘这个妥协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局面发生变化，它就需要重作调整。
　　1920年9月10日，刘存厚首先违背诺言。他趁着熊克武正在龙泉驿与滇军决战之机，在成都设立了四川督军公署，急不可待地把北方督军的牌子打了出来。
　　当时龙泉驿川、滇两军酣战正激，熊克武亟需刘部靖川军的支援，对此只得隐忍不发。但到10月30日大局已定后，他也立刻针锋相对地在重庆设立了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打出了南方督军的牌子。
　　于是熊、刘两家关系立刻趋于紧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都在积极拉拢刘湘等中间派，但肯出大价钱的熊克武又一次占了上风。

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善后会议上，熊克武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务，表明此前与杨、吕、黄、卢等同党及滇、黔战，乃是为全川利害计，绝非为个人权位的态度，他因此立刻占据了舆论优势。
　　此外，他还积极活动各川军将领，公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成都卫戍总司令，从而成功地拉拢了手握兵权的二刘和整个大邑系。
　　而同时呢，北洋政府却在给刘存厚帮倒忙。
　　滇、黔军败退后，和熊克武捣蛋的杨沧白和一众“实业团”分子也立作鸟兽散。然而熊克武却也因此而和孙中山彻底闹翻，一时彷徨南北之间，竟无所归属。
　　北洋政府见此，乃趁机施展捭阖手段，企图拉拢正在犹豫中的熊克武，宣布任命他为四川省长。同时北洋还任命刘湘为重庆护军使，杨森、邱华玉、邓锡侯、田颂尧、但懋辛、余际唐、陈国栋、陈洪范等九人为各地镇守使。
　　但熊克武和刘湘等人对此均坚决表示反对，熊克武于1921年1月12日首先通电拒绝接受省长职务，1月21日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
　　
　　就熊克武而言，他本来是支持南方军政府的。虽此刻他在国民党中已经形同脱党，但其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不愿意接受北洋政府的领导。
　　于是他便和湖南督军赵恒惕互相呼应，高唱起“联省自治”的调子来。所谓“联省自治”，即各省对南北两政府均不服从，而以本省人士执掌本省事务，军权财权自理，己事己了。在对“外”政策上，则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彼此承诺互相支援。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割据主义。熊克武当然不是军阀割据的爱好者，但这会儿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但熊克武不喜欢割据，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喜欢——比如说，刘湘就正好相反。
　　刘湘历来是主张“川人治川”的积极分子，割据称雄才是他的真正目的。现如今他兵强马壮，在川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北洋政府的力量却日趋式微，他自然不甘心接受北洋政府那单有名无实的委任状。
　　更何况，北洋许给他的还只不过是个区区的“重庆护军使”而已！这会儿川军都已经公推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了，他怎么会回过头来屈就一个重庆护军使呢？
　　所以北洋这次鲁莽的任命，给刘存厚帮了个倒忙。不过，北洋的漏子还没捅完呢……
　　
　　在川军众将集体反对北方任命的情况下，刘存厚自也不敢公然支持北方，他遂一面假装赞成“自治”，一面却密电向北京表示：自己是拥护“中央”的，但目前受形势所限，不便于公开表态支持，因此请求“中央”予以谅解。
　　但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这两个混小子，为了掩饰中央在对四川政策上的失败，竟然把刘存厚这通密电公开发表到报纸上，这顿时让刘的墙头草行径暴露无遗，两面不是人。
　　说来北洋这么做，也有点唯恐四川不乱的意思——它企图通过玩这一手，逼刘存厚与熊克武摊牌。
　　此外，靳云鹏出这个茅招，还很有点公报私仇之嫌。
　　要知道，靳总理和刘督军，这两个人是有点历史恩怨的。辛亥年云南“重九”起义时，靳总理正是云南督练公所总参议，他和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搭档守五华山南麓之红栅子，宁死不肯投降。最后据点被起义军攻克，钟麟同开枪自杀，但人还未死，刘存厚就跑去砍下人家的脑袋，挂到大南门上示众。靳总理仓皇逃到马市口家中躲藏，夜里又化装轿夫，逃到城隍庙神台下躲了一天一夜，未吃一点东西，十一日晨逃到滇越火车站，遇第十九镇医院院长陈某拉他上火车，这才得以逃离云南。
　　所以靳总理从个人感情上说，也是很乐意给这个几乎坏了他老命的刘存厚下绊子的。
　　但北洋高估了此刻的刘存厚，他早已不是几年前能够驱罗杀戴的那个牛人了，此刻他正在众叛亲离中。
　　因为除了盲目拥护北洋政府以外，刘存厚还干了另外两件足以激起川军众将公愤的事儿：
　　一桩是，他企图用军长职位引诱刘湘手下的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但被刘湘察觉，陈能芳也被撤职；
　　而另一桩则是，他在唐继尧下台前，竟派人前往勾结，希望唐再次反攻四川，他自己愿意做内应。结果他派出去的使者却被第八师师长钟体乾查获，还搜出了他的亲笔信和密码本……
　　于是这个吃里扒外兼坐南朝北的刘存厚，立刻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以刘湘为首的中间派，立刻立场宣明地站到了熊克武一边。
　　从此熊、刘之间的斗争，也就由先前的南北之争，演变成了自治派和北方派之争。而在实力上，自治派合流了原南方派与中间派的精华，因此处于绝对的上风。
　　
　　于是，1921年2月底，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人联名通电，声称刘存厚依附北洋军阀，违背民意，反对自治，应予驱逐。
　　随即，熊克武便命令兵分三路进攻成都。但懋辛率第一军由北路包抄，以阻截刘存厚之退路；刘湘兼任前敌各军总司令，率第二军自东向西进攻成都；刘成勋则率第三军从南面进攻成都。
　　驱刘之战爆发。
　　战争甫一开始，刘存厚便垮了下来。其主力部队之一的赖心辉部前线倒戈，熊克武立刻升委赖心辉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并担任前敌总指挥。邓锡侯、田颂尧 、刘斌、唐廷牧等各部也三心二意，并不肯出死力，纷纷向后败退。
　　刘存厚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3月22 日发出“养”电宣布下野，率护卫营离开成都，再次逃往陕南宁羌。其遗留在四川的部队或被各军收编，或自立门户。
　　1921年6月，川军众将在重庆再次召开善后会议，刘湘又被公推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四川省议会和川军诸将又选举他为四川省省长，军民两权尽入其手。
　　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此时他手下的的第二军系统，下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实力逐渐与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系统不相上下。
　　到这个时候，四川才算完全排除了来自南、北两大势力的干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这帮完成了独立的四川耗子们，也因为此前对外战争的顺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也够资格参与中原逐鹿了！
　　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长江中游的湖北……
　　
　　前面咱们提到过，湖北督军王占元，是北洋第二师师长出身的老军头，这位王老总有个小毛病，叫做寡人好货，很是贪得无厌，治军也不大讲纪律，在最近的九个月中兵变竟达十余次之多，所以湖北老百姓都不喜欢他——偏偏他治理湖北的时间还就特别长。
　　1921年夏天，宜昌、武汉、沙市等地的驻军一再发生兵变，湖北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便双管齐下，一面组织旅京的湖北同乡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撤换他；一面却组织以蒋作宾、夏斗寅为首的一群说客跑到长沙为民请命，去要求湖南督军赵恒惕出兵驱逐王占元——这就和当年戴戡去云南做的事情差不多了。
　　反正为了换个领导，湖北人民是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的手段统统都用上了——在那年头，当个小老百姓也真是够可怜见的！
　　
　　向北洋政府请愿的那拨人，可想而知地碰了一鼻子灰——靳云鹏总理很坦诚地告诉大家，论法律王占元这老家伙确实该滚蛋，但论事实我可做不到……
　　不过不要紧，南下那帮说客们有办法。
　　他们鼓动湘军将领，说王占元如何如何差劲，不堪一击。只要湖南肯出兵，顶多一个星期一定撵走王老头。到那时候，诸位大英雄饮马长江，手握汉阳兵工厂出产的大枪，坐在黄鹤楼上横槊赋诗，该是何等快事！北洋系的干涉？这个诸位英雄尽请放心，王占元在北洋里人缘很差，断然不会有人肯帮他的！
　　老实憨直的湖南人被这帮“九头鸟”说得动了心，于是就一门心思策划起偷袭武昌来。
　　恰好四川帮的老大哥熊克武这会儿正卸职周游天下，拟经湖北去湖南考察宪政。眼见形势不妙的王占元，便咬牙掏出二十万大洋，外加一百二十万发子弹托他带去长沙，顺便疏导一下湘鄂关系。可是王督军所托非人，熊克武听说还有这等趁火打劫的好买卖，连和事佬也不肯做了，竟欣然决定入伙和湖南人一块儿干。
　　于是，湖北这个更不中用的可怜家伙，就这样成了四川、湖南这两个刚从别人拳头底下挣扎出来的小坏蛋，练习杀生的对象。
　　那可真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啊！
就当赵恒惕在满世界号火车皮，准备把鲁涤平、贺耀组这帮兄弟们塞进去一声不吭地偷袭武昌的时候，川军也开始了积极动员。
　　1921年8月，川军第一、二两军联合组建“援鄂”军，初期计划共动员了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兵力。刘湘出任四川“援鄂军”总司令，以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向湖北不宣而战。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侵略，和云南、贵州那帮天杀的强盗有所区别，四川耗子们还大费周章找来一位在第二军中当顾问的湖北人潘正道，请他出任鄂西总司令，表示自己只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而已。
　　川军计划以一师兵力攻取宜昌，一师兵力进窥荆、襄，待宜昌得手后，便直趋沙市，与进至公安、石首的湘军合攻武汉。计划虽然恢弘，但川军的主要目标，其实只是夺取川江上的重要商埠宜昌而已——一来这是四川对外经济活动的命脉所在，占据宜昌可以为本省所产的盐、鸦片等主要出口商品打开销路，以维持军费开支；二来宜昌是川商对外投资的主要聚集地，此前鄂军宜昌兵变中川商损失不小，因此他们也极其希望得到本省军队的保护。
　　8月17日，川军进攻宜昌所属的巴东县，19日完全占领。鄂西守军卢金山、赵荣华等部因王占元的去职而斗志消极，一触即溃，川军得以长驱直入，乘势又占领秭归。
　　宜昌城就在眼前，形势貌似一片大好，可这时湘军却出了问题。
　　
　　湘军先于川军发动，于7月28日就下达了总攻击令。王占元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迎战。他以赵恒惕的士官六期老同学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抵抗湘军，双方大战于羊楼峒、赵李桥一线。
　　说来这鄂军的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但作为民国初年颇负盛名的军事统帅，孙传芳凭借地利，倒也苦撑了八昼夜，直到8月6日才退往蒲圻，从此声名鹊起，被吴佩孚所看重。
　　王占元的部队不堪一击，这一点湖北那帮说客完全说对了，但接下来，可就满不是他们自相情愿那么回事儿了。
　　眼见就要垮台的王占元，只得厚着脸皮向北洋娘家那帮当权的小字辈求援。
　　得到王占元的求援信后，此刻大权在握的直系大将，近几年在内战战场上声名鹊起的吴佩孚，便立刻宣布率军入鄂增援——不过这帮小字辈可没对王大爷安什么好心。吴佩孚前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一到武昌便撵走了老督军王占元，王占元被迫离开时，含泪对送行的人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谁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上了谁的当，赵恒惕，还是吴佩孚？反正他割据多年的地盘，是落入了别人的囊中。
　　8月9日北洋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从此湖北成为直系的势力范围，直到北伐战争时代。
　　
　　于是，这场仗迅即演变为四川、湖南两军与北洋直系主力军队的较量。一心想捏个软柿子的川、湘，结果却咬上了当时号称天下最强的吴佩孚！
　　吴佩孚的企图是，以海军掩护，集中主力迅速南下先击溃湘军，然后再回师鄂西迎击川军。以此刻的形势来看，如果湘军能够拖得住北洋军一阵子，那么这场仗还是很有点看头的。
　　可赵恒惕偏偏优柔寡断。他得知强悍的吴佩孚率军南下后，顿时变得首鼠两端，在战和问题上犹豫不决——既不敢乘胜进攻武汉，又不肯老老实实地让直系占这个便宜。结果给吴佩孚抓住机会，在西、南两战线上打了个时间差：8月28日，北洋军以军舰七艘，运送大批部队登陆，一顿舰炮轰击之后，占领了只有两个连防守的岳州城，兵力配置上头重脚轻的湘军后路被切断，迅即全线溃败。
　　赵恒惕无奈，只得于9月1日亲往岳州城下，与急于要腾出手来对付川军的吴佩孚，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湖南人这回吃了大亏，不但割让了湘鄂间的重镇岳州，赵恒惕还险些让老同学孙传芳揍了一顿。
　　就当吴佩孚在洞庭湖边解决赵恒惕的时候，川军也已攻到宜昌城下。
　　川军的宜昌攻略计划如下：以副司令但懋辛率军一师，由正面三斗坪一带进攻；潘正道率一个旅为右翼，由恩施野山关一带进攻；张冲率一个旅为左翼（“军神”刘伯承元帅，此刻就是他手下的第一团团长），北出巫溪茅坪，取道兴山境内迂回宜昌守军之腹背；另以蓝文蔚（士官前三杰之一的蓝天蔚的弟弟，其子蓝维中后参加志愿军空军，在朝鲜空战中殉国）部进攻利川，以支援右翼。
　　吴佩孚的主力此刻尚在岳州，赶到鄂西尚需时日，他只得一面派出两条兵舰前往宜昌增援，一面大施缓兵之计，请驻宜昌外国领事团出面做停战调停，但并无效果。
　　9月2日，但懋辛率两个旅由新滩沿江直袭宜昌城下，右翼潘正道也率部赶来会合。当晚风雨大作，守军卢金山、赵荣华两旅疏忽大意，未作提防，被川军绕出南津关，占领了宜昌对岸的葛道山。该山壁立江干，形势险峻，川军从此便可以俯瞰全城。
　　正当川军在葛道山上架炮，准备炮击城中目标时，城里的老外们不干了——谁知道这帮四川耗子炮术水准咋样呢？毕竟那年头炮兵打击很不精确，万一偏出几密位，炮弹没长眼睛，可不认识你是不是洋鬼子……于是英、美、法、日各领事便集体出面干涉，强烈反对川军开炮轰城，以免伤及无辜中外居民。川军炮兵虽然气得牙痒痒的，可也无可奈何，只好打住。
　　但川军的军事进攻仍在继续。9月4日拂晓4时，以刘伯承为总指挥的川军发起总攻，将长江南岸要隘尽数夺占，败退的鄂军纷纷抢渡长江退往北岸，宜昌城外围尽失，仅剩下一座孤城。
　　在当日的南岸作战中，刘伯承元帅大显神威，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对方一个团，抓了七百余名俘虏，缴枪六百余支，还缴获辎重物品甚多。
　　
　　仗打完了，这刘帅正在给黑压压的一片俘虏做思想工作呢，忽然俘虏群中就有一个胖子军官战战兢兢地出列，跑到刘帅跟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求川军长官千万开恩饶他一命。因为他自称是司务长，所以虽然长得比别人胖点，大家也就没有特别在意——那年头这是个常识，哪家的司务长也比扛枪的小兵们长得壮实些嘛！
　　做眼科手术都不肯打麻药的刘帅，面对着这样轻易下跪的“军人”，恐怕是不肯多瞧上一眼的，于是随口就说：“你要走就走吧！哪个要杀你嘛！”这家伙倒也知趣，在地上千恩万谢之后，立马便奉旨开溜。
　　可刘帅这回还真是看走眼了，这家伙才不是一般的废物呢！人家也是号颇有名头的民国人物，大号叫做韩德勤，后来当过国军上将兼江苏省主席的。
　　老韩当天的职务是副团长，可因为长得胖跑得慢，所以没过得了江，就给刘帅逮到了。虽然没有刘帅百战百胜的能耐，可人家会装死也是门本事啊，这不也全身而退了，走得从从容容的，还来得及整理一下军容风纪呢！
　　打仗输给刘伯承，在近代史上那还真不能算是耻辱，可能从刘伯承手心里从容溜走，却绝对是门了不得的本事。看看土木系的宋瑞珂、黄维、杨伯涛这些号称能打的家伙，一战就玩完，就是缺这门儿课啊！
　　不过大家很快又要见面，回头保定军校出身的韩德勤，就投到川军第一混成旅司令部当了参谋，不久又调任第一团当副团长。团长嘛，还就是那个刚抓过他俘虏的刘伯承……
　　

不过这个韩德勤虽然废物，但他从小就和顾祝同顾总长同乡兼同学，在保定军校又是同队，而且还拜过把子，所以后来也混到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了——要想当省主席，会装死只是必要条件，和某位总长有过硬的交情，那才是充要条件哪！更有意思的是，一辈子都喜欢关照江苏同乡的顾总长，平生却最恼火人家说他有同乡观念……
　　从个人历史上看，韩主席和共产党人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每次出手帮忙都相当的慷慨：
　　这回因为他只是个副团长，所以只送了刘伯承元帅一个团和一批粮食弹药，不过这也够缺补给的川军乐呵一阵了；
　　到1931年第三次“围剿”的时候，他是五十二师师长，在方石岭、张家背之战中，又把五十二师这一个整师送给了朱、彭两位老总——这不算，还额外附赠归他指挥的蒋鼎文第九师的炮兵团一个！
　　此战中他还是跑不动，于是又给抓了俘虏。为了逃命，韩师长再次施展老本行，装死。但这回冒充的是伙夫——那年头这还是个常识，白匪军中伙夫揩油的机会多，比扛大枪的小兵们长得壮实些，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于是机警的红军战士们竟不疑有它，很慷慨地让他骗了三块钱路费，从从容容地走人了。这位未来的韩主席虽然不会打仗，但凭着自己业务知识的娴熟，和对军队黑暗内幕的充分了解，却也能够一再轻易脱险。
　　所谓“兵不重伏”那只是常理，真正的名将帅才不会那么守规矩呢，甭说刘伯承在七亘村两天之内连打鬼子两次埋伏，就是他当年的副团长，一样也办得到嘛！
　　到1940年秋，当上了省主席的韩德勤胆子又大了起来，竟然敢在江南欺负另一个四川籍元帅陈毅，结果给大将军粟裕在黄桥揍得满地找牙。当时粟大将军手头只有七千兵力，可韩主席却硬是送掉了八十九军等各部一万一千余人，这样的交情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铁”！
　　可这还没完，到1943年，韩德勤主席干脆让新四军抓了俘虏，直接上门看望老朋友们去了。鉴于他对共产党人长期的友好态度和卓越贡献，对方不肯再在他身上多浪费粮食，很快就把他送了回去——可他回去后还是照样当江苏省主席，人家够牛吧？
　　奇迹还在继续。到1948年，顾祝同担任了国防部参谋总长，于是韩德勤就改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奉命急运粮食、弹药等物补充前线，比如说救济在青龙集、陈官庄上嗷嗷待哺的杜聿明、邱清泉这帮死不投降的“难民”——可从此国军将帅们开玩笑就有了新话题，说咱们的飞机每回都是连共军一块儿给补了，真不愧“联勤”之名（其实还多亏蒋校长知人善任，好歹拉了个土木系的郭忏去当联勤总司令镇着，不然国军恐怕连“联勤”运补给的飞机都要扔给对手了——没准还得搭上陈纳德的飞机呢）。
　　唉，看看韩德勤将军光辉的人生履历和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一头雾水的我们只能得出两种解释：第一，此君是人中的卢，妨主是客观偶然；第二，他是一位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同志，妨主是主观必然。
　　至于哪一条是真的，笔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这段历史他妈的实在是太深邃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
　　川军横扫南岸后，便直薄宜昌城下，鄂军眼看就要不支，幸亏有从武昌赶来增援的几个营及时到达战场，才勉强稳住了战线。
　　但此时吴佩孚已经解决了湘军，腾出手来的他迅速调集了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七旅，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一部，孙传芳的第二师之五、六、八这三个团，以及豫军赵杰第一混成旅等部队，开往宜昌方向支援。
　　川军有鉴于直军的海军优势，乃决定避开长江一线，改从陆路进取，以一部兵力包围宜昌，以牵制正面直军，而暗中则绕出宜昌城后，拟窥沙市取当阳，入襄河撼阳夏。又另以奇兵一支，进逼郧阳、随、枣一线，拟与退到陕南、川北一带的陈树藩陕军残部联合，夺取武胜关，以切断直军的生命线京汉铁路。
　　于是宜昌形势暂时缓解，而周边则热火朝天地打起仗来。
　　
　　宜昌鄂军得到直军支援后，发动反攻，双方激战甚久，川军不支，退往距宜昌五十里外的南沱溪、朱家坡。此后川军因调整部署改重陆路迂回，因此正面仅留下潘正道一军苦撑。
　　9月11日晨，鄂军猛攻南沱溪，川军且战且退，南岸部队退到巴东县的西茅坪，北岸部队退到秭归县的新滩。鄂军得胜后放松警惕，但当夜就遭到川军反攻，唐式遵师主攻宜昌正面之敌，刘伯承所在的张冲混成旅则实施侧击。鄂军大败，将前几日所恢复的阵地全部丢失，还送给川军一大批军用品。打到13日，直军后续的孙传芳等部队开到，双方又陷入僵持，川军不肯拼消耗，遂再次主动后撤。
　　9月10日，吴佩孚赶到沙市，在第八师师部点将，以张福来为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左路司令，第三旅旅长卢金山为右路司令。15日晨，他亲乘排水量达950吨的“楚振”号炮舰抵达宜昌——这条950吨的小炮舰，是前清张之洞所建的江防炮舰，别看它在海里只是个小不点，可放长江里就算是号大家伙了。
　　得到了如此一艘“巨型”战舰的支援，岸上的鄂军士气高涨，立刻向川军展开了总攻。双方激战六七小时，但最后还是鄂军败下阵来。据说这一仗鄂军方面伤亡团长一人，连排长十余人，士兵四千余人，就数据来看是打得相当惨烈的。
　　
　　川军总司令刘湘见宜昌久攻不克，便分出两支奇兵，以蓝文蔚一支偏师为右路，分攻恩施所属各县，因此路鄂军已退，故蓝部行动只是骚扰性质。
　　而左路则是一记不折不扣的重拳。此路由但懋辛亲率一个师，迂回进攻当阳、荆门，以窥襄、郧，进图武汉。但吴佩孚对此也有所提防，但懋辛部进至当阳，便被襄郧镇守使张联升部堵住打了起来，吴佩孚深恐侧后有失，派第十六旅往援。
　　宜昌方面川军趁着吴佩孚分兵，于16日再次发起猛攻，占据了宜昌北面的南津关，西面之安安庙、摩盘山，东面之东山寺等处，俯瞰全城如指掌中。吴佩孚只得急令城中各军迅速出城，展开于大梁山、小梁山等处，与川军对峙，免得密集在城中挨炮弹。
　　因为川军在各处山头都架设了大炮，长江中的吴军兵舰怕死，便不肯近岸支援，导致陆上部队士气受损，进攻无力，虽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但战事仍陷于僵持。9月17日，吴佩孚发动反攻，以宋大霈部出远安，迂回川军左路；刘铁山部出长阳，迂回川军右路，而他自己则亲率直系王牌第三师和鄂军卢金山、赵荣华两旅正面进攻东山寺、安安庙等处川军。但刘湘也不是吃素的，双方又是一番苦战，打到最后吴佩孚没了弹药，只好率主力退守宝珠山，另以少数部队控制安安庙、东山寺等要点。9月19日，川军也等来了援军，第二路的后续部队一万余人自巴东开到，刘湘随即发起反攻，吴军拼死抵抗，双方打到夜里十二时才始消停。
　　在此后的三四天里，双方继续苦战，然而都不能给对方以歼灭性的打击。
　　于是这场仗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这大概是川军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貌似弱小的他们居然和正处于上升期，而且还掌握了海军舰队的北洋直系主力打了个平手。
　　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吴佩孚所统帅的直系军队，算得上是北洋历史上的最强者。他本人也堪称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进行整体战的中国将领。他利用铁路系统在短时间内调集兵力向对手进行短促突击，以及多次以陆海军联合登陆的战例，都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此前的老北洋军就不提了，在新北洋中，段祺瑞找日本人借巨款组建起来的“参战军”，以当时堪称一流的装备，在直皖战争中不过和吴佩孚打了五天。此次湘军占尽了地利人和，也只支撑了十一天。接下来张作霖的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也只打了五六天，还是只有给吴佩孚痛揍的份。就是奉军侥幸取胜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在冯玉祥倒戈前也是颇占上风的——如果吴佩孚不是在这次战争中输光了老本的话，后来的北伐战争能打成什么样，还真难说呢！
　　
　　可这次，川军竟然和亲自上阵的吴佩孚，还有号称直军头号精锐的第三师统统过了招——就这样，也打了三个星期不落下风，而且还是在直军海军控制了长江的情况下！
　　可三个星期后，川军的劣势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这个劣势不是体现在战场上，而是体现在后勤补给上。吴佩孚背靠汉阳兵工厂，又有海军控制长江江面，后勤补给极为便利，因而其军事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可川军的兵工基地却远在成都，而且大部分工业原料还需要从长江沿线进口，此时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长江水运，因此后勤上压力极大——要不是鄂军在开战初期送了不少大礼的话，川军早就该撑不住了。
　　刘湘也很清楚自己的窘况，因此在9月22日吴军再次发动反攻后，他便下令各军主动后撤收缩，放弃了宜昌之围。
　　
　　川军因后勤困难主动后撤，这边吴军和鄂军也总算松了一口气——鄂军是因为战斗力太逊，而吴军则是因为转战湘鄂间长达一个多月，也已达到了极限。
　　吴佩孚鉴于北方直奉关系正趋恶化，恐难免一战，而眼前川军死缠烂打的能力之强也远超出他的想象，实在不想再继续耗下去，遂主动提出和谈。
　　吴佩孚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川军由湖北边界，完全撤退；
　　二、两军派遣负责之代表；
　　三、和议中双方前线各军，一律不许作战；
　　四、和议总代表之外，双方高级军官均得列席；
　　五、和议开始后，双方交换俘虏；
　　六、会场为宜昌商会。
　　刘湘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条件：
　　一、直军退出宜昌，川军亦退归川境，另订立川鄂联防办法，各守边防；
　　二、鄂省自治军无械者遣散，有械者改编（因为鄂西自治军是积极支持川军的，所以刘湘也要替他们做个打算）；
　　三、恢复川盐引岸（这就是川军大费周章地跑湖北来的主旨了）；
　　四、川省军事善后办法，可与湘省一律待遇。
　　吴佩孚想要川军免费滚蛋，但刘湘却想要直军先退出宜昌，双方开价相去甚远，因此一时谈不拢。

9月底10月初，略作休整后的直军开始西进秭归。但川军则凭借地利，在各个山头上扼险设防，每处设一门新式钢炮，一挺机关枪，既防战舰，也防步兵。直军仰攻，损失颇大，所以仅取得了有限的战果，便停止待援
　　10月5日，吴佩孚亲率蜀通、裕川两轮满载部队西上增援，川军终于不敌，于6日晨丢掉了长江北岸的秭归县城。6日晚，直军迅速跨江横扫南岸，巴东川军猝不及防，交火数小时后便弃城而逃，丢掉了大批军用品，使本来就缺补给的川军更是雪上加霜，此外直军还抓了五百多俘虏。而同日鄂军也攻占了施南出口要隘野山关，堵住了施南地区通往夔门、巫山的大门。
　　至此川军已无力再战，各部先后退回四川。川、直双方重新开始和谈，于次年初达成四条协议：川军分期全部撤回川境，由鄂军派部队接防；以川鄂省界为两军分界线，边境如发生匪患，由双方派兵会剿；允许川盐运销楚岸。川军这次劳师动众的远征，除了为川盐销售重新打开通道外，别无所获。不过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还割让了重镇岳州城的湘军比起来，川军这仗打得还不算是太丢人。
　　而吴佩孚侥幸取胜，也不肯再招惹这帮难缠的四川耗子，严令各军不许入侵川境。他并调孙传芳率鄂军主力第二师移驻宜昌，以防备川军再次东下，孙传芳乃从此坐大。
　　
　　刘湘此次率军大举入侵湖北，但最后却虎头蛇尾空手而归，全军上下都相当恼火。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沮丧，比如说刘湘的速成校老同学杨森就很高兴。
　　话说自从撵走了滇、黔军和刘存厚以后，杨森就当上了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伊——带兵长官同时兼任地方官，划地自守财权自理，这就是专门制造军阀的所谓的“防区制”了，当时的军头们大都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这给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提供了方便。这是滇黔军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在反滇黔和驱刘战争中到处欠下人情帐的熊克武，又不敢贸然触动实力派人物的利益，于是就把这个“防区制”因循了下来，所以后来后患无穷。
　　此刻杨森所辖的这个永宁道，治所在泸州，管的就是最称富庶的川南盐场。杨森这家伙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极其热衷新鲜事物，有时甚至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所以他闺阁中也是经常换新人，最后一数，连妻带妾竟然多达二十余位——这回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所以相当兴奋，成日里大谈“时新”、“进步”，提出要建设“新川南”，在泸州大修马路和体育场，设立兵工厂，还不务正业地大办教育，请来卢作孚做道伊公署教育科长，王德熙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恽代英任教务主任。于是泸州城气象一新。
　　
　　这回川军东征宜昌争“省格”，全川上下尽皆亢奋，第十师刘斌的驻地巴中，就有一帮文人给军队写了副至今犹存的对联，“风送涛声似有雄兵夜渡；秋高气爽正宜壮士长征”——被文人们冷嘲热讽骂了这么多的年川军，居然也有人出来鼓励了！
　　所以杨森便因为刘湘没有带他出战，呆在家里很是郁闷，尤其是接到号称“二瘟”的老同学唐式遵打来炫耀战果的电报后，就更是如此。他把电报递给曾经担任过刘湘驻吴佩孚处代表的范崇实看，电文称：“我军东下，势如破竹，前锋已到秭归，宜昌指日可下。”形势貌似一片大好，难怪杨森看了眼红呢！
　　范崇实看完电文后，知道老杨因为失去了大好的立功发财机会而憋屈，只好瞎扯淡安慰他，说您也甭憋屈了，人家吴佩孚可是很厉害的呢，他的海军一出动，咱们出川那帮弟兄铁定要打败仗——瞧他这张乌鸦嘴！
　　范崇实接着说，但懋辛的第一军在南岸，打了败仗还可以沿江退回夔门，可唐式遵这个二瘟，非要带着部队呆在北岸，到时候人家把夔门一封，搞不好二军部队就要全军覆灭。您就先别生气了，还是多想想怎么给咱们二军收场吧！
　　杨森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呢，便问范崇实，那咱们该怎么办？范崇实便献计，建议杨师长先和吴佩孚联络一下私人感情。如果此后刘湘打了胜仗呢，那就厚着脸皮装傻，带着第九师顺江东下去摘桃子；要是刘湘不幸吃了败仗呢，也好办，就由他杨森出面去和吴佩孚套近乎——反正是不能让一军的但懋辛抢到先手。而且刘湘打了败仗，回来也要承担责任，说不定咱们就能把第二军的领导权捞回来呢！
　　这个范崇实可真是够险恶的！不过别看他这么起劲地给刘湘下套子，可一回头，他就混到刘湘手下去了，还是很得器重，过些年还要在成都请日本人吃个不大不小的暗亏，这个咱们后面再谈。
　　

杨森对范崇实的计划相当满意，便依计而行，托正要去北京的广安同乡胡仲实，帮他带封效忠信和照片去见吴佩孚——这位老兄的父亲是杨森早年的私塾老师，而他本人此刻也正在北洋政府里供职，所以杨森这门路走得很对。
　　话说这杨森生就一张雷公嘴，他自己也很忌讳让人看见，所以挑来挑去，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身着猎服，手持皮鞭的便装照，算是没有太突出这个生理特点。于是他就把这张照片交给胡仲实，带去送给吴佩孚了。
　　可没想到吴玉帅看到这张照片后，居然神经兮兮地自作多情起来。他老人家非要认为杨森送上这张照片，是想暗示自己愿意给玉帅“执鞭随蹬”！于是吴玉帅心头大悦，从此也就把杨森当成了自己人。
　　唉，这个吴子玉吴玉帅啊，他虽然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一辈子都有点自作多情的花痴毛病——最出名的是，他得知日本的裕仁天皇大婚的消息后，居然很惋惜地对人说，如果这小子给俺递个信，怎么也给他送份大礼去嘛！俺好歹还是个当大伯的，能亏了他小子？
　　至于这个“大伯”的来历，于天皇家牒谱其实并无根据，乃是吴玉帅自己发奋苦读经书考证出来的结果。据他声称，日本天皇和他老吴家乃同是吴太伯之后，所以大家确系同族，算起来他和大正天皇嘉仁还是平辈兄弟——所以嘉仁的儿子裕仁论起辈分来，就刚好该管他叫“大伯”了……
　　
　　到十月初，“援鄂”川军败局已定，刘湘、但懋辛只得率部悻悻回师——范崇实这只乌鸦居然什么都说准了！
　　刘湘垂头丧气地回来之后，便坐镇重庆，和呆在成都的熊克武为战败的责任问题大吵其架。第一、二两军系统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开始剑拔弩张。而杨森的第九师，却因为留在川南看家护院所以毫无损失，于是刘湘就把这支全二军系统最完整的武力调到了重庆。
　　所以这会儿金汉鼎、朱德们来到重庆后，看到的就正是老熟人，第二军系统的两位大老：马上就要下台的四川督军刘湘和已经调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杨森。
　　却说前几年杨森在滇军中鬼混的时候，放眼只有朱德这一个四川老乡，所以就死皮赖脸地拉着朱老总拜了把子。而朱老总也很仗义，在护国战争中他出任支队长时，也曾推荐杨森当他的营长，所以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错。
　　至于金汉鼎，他和杨森则一直是战场上的死对头，不过大家谁也吃不掉谁，因此也相互瞧得起。
　　至于刘湘，这个滑头一向喜欢保存实力，所以在川滇战争中，他和强悍的滇军主力交手不多，但对这几位滇军中鼎鼎有名的战将，他也是非常仰慕的。
　　所以金汉鼎、朱德一行人到重庆后，刘湘、杨森招待得极其周到，安排他们住在两路口李家花园——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李湛阳家。每逢周日，他们总会跑来和大家作整日谈，还常邀请他们游览名胜佳境。
　　这时候的金总司令，心境已经相当的恬淡了。把部队拉到了贵州的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等几个团长，派人来重庆想请他重出江湖，以及刘湘、杨森想请他入川军带部队，都给他婉言谢绝了。
　　他成日间也就是胡乱翻翻报纸，可偶然翻得几则成、渝报上转载的云南消息，却还是忍不住要关心一下：
　　一则是唐继尧通缉裹挟二百万元公款私逃的贪污嫌犯金汉鼎，一则是说“金逆汉鼎派兵拦路劫夺罗佩金、何国钧，乱枪把他两人打死”……
　　读到这里，金前总司令还是忍不住犯了嗔戒，足足把这笔账记了好几十年。唉，这实在不是个能让人真正心境恬淡的时代。

到1922年夏天，一、二两军终于吵崩了，双方都开始做起分家的准备来，四川局势又日趋紧张。
　　已经在重庆吃了一两个月闲饭的金汉鼎、朱德、唐淮源三人不肯再给朋友添麻烦，遂辞别刘湘、杨森，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先住在孟渊旅社，后来又移居苏州虎丘李鸿章祠。6月下旬，三人又一道去拜访了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
　　不久以后，这三个老同学便各奔前程去了：
　　对前路一片迷惘的朱德，决心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未来，他和老朋友孙炳文一道，打算自费去欧州游历。因为他早年家贫，读书时欠下的两百多块钱旧账，直到当旅长时才连本带利还清，加上他为人又甚清廉，不大会发财，所以如今手头甚紧。多亏临行前金汉鼎特意资助了他一笔旅费，这才让他在欧洲勉强不忧衣食。而这一年，他都已经三十六岁了。
　　而金汉鼎自己呢，他则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托，携带一笔巨款南下，去广西犒劳原驻粤滇军朱培德部。
　　唐淮源则跑到广西梧州、来宾，投入了杨希闵的队伍。
　　从此以后，这三个老同学，便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那是个大浪淘沙的时代。
　　金汉鼎和唐淮源，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在两广的老滇军部队中起起伏伏，无所作为。到1926年北伐军兴，朱培德部滇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唐二人都投入其麾下，屡立战功，最后都干到军长，还挂上了上将衔——如果不是朱培德在1937年因打错针而早逝的话，民国军史上没准就会多出一个以云南人为核心的“第三军系统”来呢！
　　再后来，在抗战史上最艰难的1941年，在中条山之战中，唐淮源任军长的第三军被日军重重包围。他数次突围不成，遂对手下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然后他遣去左右，举枪自尽——这声枪响，不但是英雄殉国的绝响，同时也是老护国滇军最后的挽歌。那支曾经改变过西南，乃至于整个中国命运的天南劲旅，到此终于走到了尽头（至于龙云手下的六十军和1945年才成立的九十三军，那已经是另外一支滇军了）……
　　而金汉鼎呢，他则因为“剿共”不力（面对老同学兼把兄弟的朱老总，一贯讲交情的他又怎么“得力”得起来？更何况，井冈山上那支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如此的强悍，就算他想“得力”，也决不容易啊），早早被撤掉了军长，改任闲职。他一直活到了七十七岁高龄，晚年颇多著述，如今许多关于滇军的早期事迹，都出自他的回忆。
　　
　　5月中旬，受够了各方指责的刘湘通电全川各军，称自己要搁挑子不干了，请他们务必在十日内推举人选继任——你们不是嫌我多拿多占了么？现在老子全部交出来，总该成了吧？到5月下旬，他果然通电下野，把总部交给参谋长王陵基，省署交给政务厅长向楚分别代理，而由杨森出面执掌二军系统。
　　尽管换了掌门人，但一、二军的矛盾，却仍然没有丝毫化解的迹象。虽然新换上来的杨森也曾试探着想和虎视眈眈的一军恢复正常关系，但熊克武、但懋辛却以杨森只能掌握他自己的第九师为由，拒绝与他和谈。
　　说来这还是当年川滇决战的后遗症。当时为了拉拢刘湘，熊克武、但懋辛和唐继尧、杨沧白，两方都只顾着承诺去了：这个敢许给他副总司令，那个就敢许给他总司令加川东地盘。这一出就有点像工程竞标，竞拍的时候大家只想着非拿下来不可，于是拼命杀价，但最后拿下来一看，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利润可赚，还要倒贴本钱，于是又去找出包方扯皮……
　　所以一、二军的决斗，是早就种好了前因的，此前川军向湖北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想向外省转移这个矛盾。熊克武、刘湘企图用对外战争所获得的战利品，来补偿在川内权力利益分配中吃亏的一方。可孰料这次扩张却因为吴佩孚的搅局，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退回四川后的一、二两军，其新旧矛盾如同火上浇油，立趋激化。
　　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一军系统，不甘心让以刘湘、杨森为首的二军系统尽掌全川财富要地和兵工厂（杨森占据了富庶的川南盐场，刘湘则占据着上川东和重庆商埠，以及成都兵工厂，而但懋辛的一军，却只占有贫瘠的下川东，双方在利益分配上确实差异较大），于是善于政治捭阖的熊克武，便以刘湘之位为诱惑，联合了占据成都的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以及同样不满于现状的刘存厚残部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和邓锡侯、田颂尧这两个师长，准备用又一次战争来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
　　
所以这次战争的根源，是一、二两军因为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权力及利益分配的不均，而刘湘是不是二军系统的掌门人，其实反倒无关紧要——那最多只是个舆论话题。
　　因此刘湘虽然已经宣布下台，但在力量对比上已经大占上风的熊克武却仍然却不依不饶，必欲消灭二军系统，重新分配全川利益不可。他以在野之身，在成都策动各军召开军事会议，重施故技，说服各部共推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代省长，并任命但懋辛为东防督办，宣布组成联军，准备以原刘存厚系统的赖心辉、邓锡侯为正、副总指挥，向重庆进军，讨伐二军。
　　此时川中各军的形势是，但懋辛率一军主力驻于下川东，军部设在绥定（今达县），其实力略逊于二军系统。不过二军虽然单论实力并不弱于任何一军，却处于两面遭夹击的不利势态之下——在其西面有刘成勋的三军和刘存厚的三支残部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正打算压过来，东面则被但懋辛的第一军堵着……
　　因此杨森在无奈之下只能行险，决集中二军主力先主动向东出击，拟在成都方面联军压过来之前打垮稍弱的但懋辛部，再回过头来应付刘成勋及赖、邓、田三部。
　　
　　于是杨森迅速集结二军各部于重庆两岸，分水陆两路沿江东下突袭一军。此役二军系统参战部队共计十一个旅三万余人，实力颇为雄厚。为鼓舞士气，杨森还发布了一篇自信满满但的《告二军将士书》：“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七十余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
　　杨森所谓“长衫军人”，本是想讥笑熊克武、但懋辛不是正牌军事学堂毕业生，可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肯定没动脑子——你们这帮速成系学生自己的恩师王陵基，不也是同一所学校混出来的嘛？
　　杨森因急于解决川东战事，乃于7月8日乘轮东下，亲自指挥部队向第一军第一师驻地忠县急袭。不过但懋辛也是员沙场宿将了，深知对手利于速战，而己方利于持重，所以也不肯轻易让第二军抓住自己，遂主动收缩兵力，干脆把一座空空如也的忠县县城大大方方地送给了杨森。
　　杨森夺得忠县空城后，察觉到第一军主力正在向西收缩，乃急调各部向梁山（今重庆梁平）急进，企图截断驻万县一带的第一军喻培棣、余际唐、张冲等主力部队之退路。
　　杨军进达梁山西郊后，勉强抓住第一军的部分掩护部队。大家稀里糊涂地打了三个小时，都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战果，最后第一军掩护部队瞅个机会主动溜走，再送给杨森一座空城。
　　杨森虽然得了几座城池，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双方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象样的主力战呢！他深知东线战事不能迁延，虽明知将士疲惫已极，却仍然下令各师、旅穷追第一军后撤部队。然而，此刻第一军已完成收缩动作，集中主力于渠县、南充之间，不打算再退了。
　　双方决战一触即发。
当杨森手下的王兆奎旅追到大竹锦屏铺佛耳岩时，当即遭到第一军伏兵痛击，该旅之王子久团被全歼。然而这仅仅是一次序战，接下来，杨森渴望已久的主力决战终于爆发了——不过结果么，可就不象他估计的那个样子了。
　　当第二军的第二、九这两个头等主力师追至渠县与南充之间的杜家岩一带时，第一军终于发动了全线反击。这是一场主力对主力的硬仗。
　　因为第一军的反击尖刀，也是全军的头等主力，张冲的第二混成旅。这个第二混成旅，乃是1920年夏熊克武被吕超撵到川北时，在阆中以督军署警卫团为基础扩编来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可算是熊克武、但懋辛的近卫军。而第一团则是该旅的主力团，由原警卫团的第二、三两营扩编而来，全旅的大部分兵员和装备都配置在该团，第一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
　　却说这位张冲张旅长，虽然早年也是留日的，可学的却是海军。所以每逢大战，自知对陆战不专业的张旅长，便总是把刘伯承推到一线替自己指挥。故而刘伯承虽然只是个团长，却经常要担负全旅甚至是师级以上规模的指挥任务——他大概是十大开国元帅中，最早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一位。而其对手也很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万金油般的刘伯承团露头，那就等于第二混成旅全来了。
　　所以杨森就一再叮嘱手下：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刘伯承哪，他那可是个大团，顶得上一个旅用的！
　　
　　在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的川军中，这位张旅长却很是个妙人儿。第二混成旅的战斗兵员在极盛时，有万人左右，实际上已经达到师级规模。综合第二混成旅的实力和战绩而论，张旅长也早就该升师长了。但张旅长却因为怕分散兵权给人架空，所以死活不肯当师长——因为他不肯升官，所以在他手下的刘伯承这帮悍将，虽然战绩彪炳，却也只好继续压在下面当团长。最后因为所带兵力和职务实在不相称，张冲才勉强在旅下面设立了个四不象的“路”司令，用来放刘帅这几个老大难人物。
　　这个张冲死活不肯当师长的事情，后来给第二混成旅的人事安排造成了很大影响。一军老人吴克雄就埋怨说：“张冲被发表为师长，但他坚不就职，认为就了职，兵权分散，自己不好掌握，因此下级应升级升职的不得上升，以至抱怨于心，后来瓦解。刘伯承是最得军心的，又负重伤，他的战功卓著，熊克武应坚决留他在军中抚慰军心，不该允他休假。熊应责成张冲就职，适当调整军官和士兵的级别，却不问不管。这就是用人措施不当。”
　　
　　在此战中，刘伯承就是以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的身份，全面负责前线战事指挥的。号称“军神”的刘司令果然不负众望，在杜家岩率众夜袭第二军，大败杨森。
　　在杜家岩得手后，刘伯承乘胜追击，彻底打垮了第二军的两个主力师：属刘湘嫡系的第二师唐式遵部和杨森自己的老本钱第九师——第二师师长唐式遵在渡江时几乎淹死，幸亏抓到一块门板才侥幸逃生。而第九师设在渠县县城的师部，也给刘伯承放出的穿插部队顺手掏掉了……
　　刘伯承从此在川军中声名大振，以至于村妇也用“刘瞎子”的大名来止儿啼。可当刘帅自己听到这一切时，却忍不住苦笑起来——这难道就是我们拼命打仗的目的？
　　这一瞬间，他也迷惘了。
　　杨森的东线跨掉了，而让他一直提心吊胆的西线也没出现奇迹。赖心辉、邓锡侯等部，果然趁杨森集中主力于东线之机，乘虚而入，攻占了他的大本营泸州，横扫川南，继而又向重庆进军。
　　而杨森在东线折尽了本钱，仅带一帮残兵败将退回重庆，业己无力翻盘，遂只好于7月16日通电求和——可这时候，占尽上风的对手哪里还肯和他议和！
　　更火上浇油的是，连二军系统的自己人也开始趁火打劫。驻宜宾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本系奉刘湘指示前往重庆增援，但他率部抵达永川时，眼见杨森败局已定，就同老同学邓锡侯接上了头，站到了反刘、杨的阵线里。
　　从此，他也成为一家独立的诸侯。

这里，把二刘简单介绍一下。
　　刘文辉，字自乾，江湖人称“多宝道人”，此公是未来川军众诸侯中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也是整个西南割据时代最后的谢幕者。他世居川西大邑安仁镇唐场间（说句闲话，此处的豆腐乳很出名。当年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公馆门前，如今一字排开一片卖唐场豆腐乳的小摊……行人过此，每不由得有王谢门前见沧海桑田之叹）。刘文辉的祖父就是刘湘的曾祖父，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六，其五哥就是后来被树为大地主阶级典型的刘文彩。所以堂堂的刘湘刘督军虽然比他大上五、六岁，却也免不了要吃个小亏，老老实实地管他叫声“小六叔”或是“幺爸”。
　　这刘湘家在祖上分居之后因为人口多，光景要比小叔叔刘文辉家差一些——刘文辉家是大地主，而刘湘家只是个小地主。
　　因为有这一点不同，所以刘文辉家颇有闲钱供子弟读书，刘文辉的长兄刘文渊（字升廷）就考取了前清秀才，还进过成都的法政学校，当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在宗族间颇有声望——所以二刘后来大费周章搞死人无数的全川大比武，最后却只分胜负，不决生死，便是因为有了这位老先生出面调停的缘故。
　　
　　刘湘，字甫澄，1889年生人。他因为家中条件差，所以便循着大邑前辈的老路子（大邑人素有从军风气），早早地便出门投军，1906年考入成都的新军弁目队，后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杨森这帮人当上了同学，再后来又靠抢杨森的部队发了家。
　　而刘文辉呢，他就后进得多了。他在清末入陆军小学第三期，然后便一路循着科班路子勇猛精进，由陆小而入陆中，由陆中而入保定，直到1916年才从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而这时候刘湘已经在第一师当上旅长了。
　　刘文辉回到四川后，起初在刘存厚部队里当了几天参谋，混得很不得意。碍于家族情分，刘湘对这个当时还不大出息的“幺爸”不得不提携一二，于是便介绍刘文辉进了大邑同乡陈洪范当师长的第八师任营长——不用家族，这算是刘湘的过人之处。成天热衷于搞“杨家将”的杨森，在这条上可就比他差远了。所以川军诸将服刘湘而不服杨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即便如此，刘文辉还是因为背靠着刘湘这棵大树，得到陈洪范的格外关照，很快被提升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还以支队的名目率团参加了龙泉驿之战。
　　
　　陈洪范派刘文辉代表第八师去参加龙泉驿之战，原本只是敷衍一众川军同袍而已，但没想到刘文辉居然不听指挥，假戏真做。于是陈师长大不高兴，打算扣押并撤换刘团长。刘文辉闻讯大惊，仓皇夜奔。后在另一个大邑老乡刘成勋的调解下，刘文辉才以第八师独立旅的身份从陈洪范手下半独立出来。
　　等到撵跑滇黔军后，刘湘当上了川军总司令，便假公济私把刘文辉从第八师彻底分离出来，任命为第一混成旅长，驻扎于川南的叙府。
　　等到这次一、二军大战，刘文辉见杨森败局已定，便凭着自己和邓锡侯等人在刘存厚部队共过事的交情以及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摇身一变加入了反二军阵营。
　　
说到这回刘文辉的倒戈，咱们就不得不谈谈四川混战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了，那就是“学系之争”。在此后的混战中，这帮四川耗子们今天互相扔炮弹，明天就聚众搓麻将的奇怪现象，就要着落在这一条上。
　　说起这四川战乱的祸首来，咱们可一定不能忘记了岑春煊、赵尔巽、袁世凯这三个坏蛋——这三个家伙要么是旧官僚，要么是保皇党人，要么是窃国大盗，能对革命安什么好心？所以由此咱们就可以推论：他们对革命的破坏，那可是蓄谋已久的哪……
　　第一个是岑春煊。这厮不好好地贪污腐败搜刮地皮挖大清朝的墙脚，却非要费心尽力地办了一所武备学堂，培养出了刘成勋、王陵基、胡忠亮、彭光烈、孙兆鸾这帮人。对了，连尹昌衡尹都督也曾是该校校友呢！该校在满清覆灭后还在继续办，不过改名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又培养了李家钰、罗泽洲等人。这些人在割据时代的前期很是风光，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的赵尔巽大人，大概是怕岑春煊培养的这帮家伙后劲不足不够闹腾，于是他老人家又煞费苦心继承前任锡良的事业，办了个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也培养了不少内战行家。这都有谁呢？一个个数来，有刘湘，有杨森，有潘文华，有唐式遵，有王缵绪……还有些大人物，此时还不显名于蜀中，咱们后面再一一道来。这就是所谓的“速成系”，他们是这个割据时代里，“成就”最大，也最风光的一帮人。
　　最后是袁世凯，他办了个保定军校。象什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吕超、向传义、何光烈、刘斌、陈国栋、陈鼎勋什么的，都是由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这帮人被称之为“保定系”。保定生比士官生更会做人，比东斌生更懂中庸的道理，比速成生更有理想和门路，所以也取得了不坏的成就。这群人很有趣，他们在这个割据时代里的经历，仿佛在做过山车，专门搅局，最后自己亲手结束了这个倒霉的时代。
　　也可以这么说：岑春煊培养了一批专管砸门撬锁的，赵尔巽则培养了一批翻箱倒柜的，袁世凯无事可做，只好培养了一批跑龙套收拾后事的……
　　瞧瞧，这三个家伙每人只不过是办了所学校，灌输了些许新思想和新技能，就把这个时代给闹腾得天翻地覆！除了土产之外，还有一帮留日的洋学生，如支持北方的士官生尹都督等一帮人，支持南方的东斌生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等一帮人，甚至还有两个学海军的余际唐和张冲（所以余际唐在熊克武手下当了那么长时间的江防司令，道理就在这里）……
　　
　　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从“学系之争”中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旧帝国崩溃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人际关系纽带，都渐渐失去了旧有的作用：帝国的崩溃，使讲究上下尊卑的君臣关系沦为虚无；而科举的崩溃，则使得同年、门生这些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成为历史；而西式伦理道德的涌入，更是使得整个三纲五常的家国理论都出现了危机……
　　那么，这些生活在迷惘时代的人们又该如何组织起来呢？
　　于是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开始成为人们彼此联络的纽带——比如说割据诸侯们普遍不大熟悉的政党关系（事实上，这些土老财们更愿意去搞什么“武德促进会”之类的代用品），和对旧传统有所继承的同学、师生关系等。
　　这其中，同学、师生关系虽然已大非昔时模样，但却因其对旧时代有所继承，故为满脑子旧思想的割据诸侯们所熟悉和乐于接受。于是，它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他们用以维系自己骨干集团团结的新道统。而不同的学系，所维系的自然也是不同的道统。
　　从云南讲武堂、日本东斌校到四川速成系，从士官生、保定生到黄埔生，“学系之争”一直是导致民国中前期纷乱局面的一条隐蔽的暗线，其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西南一隅。

却说杨森这回大败亏输之后，本还想死撑着守守重庆的，但无奈在川东战事上吃亏太甚，已经无力回天。打到8月6日，终于被赖心辉指挥的联军突破了浮屠关防线，杨军长只得率少数部队乘轮船向下川东逃走。
　　在联军猛追下，他一路连吃败仗，最后连下川东也站不住脚，只得在8月20日单身一人逃到宜昌。此时杨森穷困潦倒之极，身无长物，衣兜里只剩下一枚牙章，那叫一个惨哪！
　　二军残部也仅余不足一个旅，在李树勋、袁彬的收容下，退往鄂西的利川、建始一带整顿喘息。
　　杨森逃到宜昌后，仍不甘心失败。他放眼当时天下，最有实力的是直系大将吴佩孚，因此他便一路跑到洛阳，向吴玉帅求援去了。
　　对杨森本就很有好感的吴佩孚，此时正有图川之意，因而立刻任命他为十六师师长（北军番号）。在吴佩孚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授意下，杨森又派王缵绪、白驹（大名鼎鼎的白公馆主人）、杨天骅、谢茂材、白在中等人，以绑票手段胁迫原川汉铁路存款负责人，将存在汉口银行的路款强提了一百万元用作军费，因此军队实力又得以恢复。
　　大恩如此，所以杨森一辈子对吴佩孚感激不尽。
　　回头再说二军的另一位大老刘湘。
　　当联军占领重庆的时候，尚在城中的刘湘趁乱逃到南岸，后又躲入又新丝厂，一直不敢露头。
　　直到刘文辉率部退回宜宾防地时，他才在这位“幺爸”的掩护下，顺江而上到宜宾，然后一路穿过陈洪范、刘成勋两个大邑同乡的防地，偷偷跑回大邑安仁老家去了——他既没有外省同学，又没有广东或是北洋的门路，除了回家老老实实地当土老财，还能有什么别的招？
　　不过因有刘成勋、陈洪范等人替他说情，又有刘文辉一意庇护他，所以熊克武、但懋辛也就不为已甚，放任刘湘过上了土老财的滋润生活。
　　速成系这回跌了个大跟斗，而保定和东斌两校则全面胜出。
　　
　　但刘湘平静的土老财生活没有过多久，1922年11月，四川风云又起。
　　刘成勋辖下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企图吞并驻大竹的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刘成勋本就看不惯陈国栋这个师长，趁此机会便立刻宣布撤掉他的职务，并从其驻地成都出兵两旅援助何金鳌。
　　而驻重庆的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却又因担心刘成勋解决掉永川的陈国栋后将对自己不利，遂联合驻资中的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共同出兵援助保定同学陈国栋。
　　于是刘成勋又转而向熊克武示好，请他命令驻下川东的余际唐部从背后袭击邓锡侯的驻地重庆，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另外还请驻泸州的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出兵侧击邓、唐、陈等部……
　　这回三军系统内战，照理说跟熊克武的一军系统没啥关系，但一向不贪便宜的熊克武，却忽然打起小算盘来了——在此前的几次大战中，他虽然回回占到上风，却因为笼络刘湘、刘成勋这帮墙头草的出价太高，最终自己一点实利也没得到，还倒赔了不少老本，连原来的四川督军、川军总司令等职务也是一让再让，最后搞得当年的师、旅长们都当总司令了，他自己却还是个在野派，所以深悔失计。
　　这回眼见重庆地盘唾手可得，熊克武终于没能抵住诱惑。他一边亲自跑到成都去和刘成勋勾兑，一边便立刻电令余际唐出兵两旅进攻重庆，于2月8日占领该城。
　　于是接下来，深感力量不足的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等人又串联起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屯垦司令彭远耀、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第十师师长刘斌等人，组织起八人同盟，共同出兵合围成都，结果把兵力分散的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给堵在城里了……
　　大家就这么七扯八扯的，最后终于把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合伙人的合伙人等所有关系人等全都扯了进来，于是又一次全川选手参与的大比武开始了！

听说川中大打的消息后，正在鄂西的杨森自也不甘寂寞，他立即带兵回川。吴佩孚以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援川军正、副总司令，率北洋军宋大霈、卢金山、于学忠、张允明等部，以及黔军袁祖铭部进兵川东协助杨森，另以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协助逃到陕南的刘存厚自陕南进兵川北。随后他还指使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甘军十二营侵入青川一带，陕军张丹屏部侵入城口、太平一带。
　　杨森自任为川军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另辖老同学唐式遵的第二师以及任后楷、李树勋、施增荫等混成旅，另有川东清乡司令潘文华、第一游击司令吴绍文、第二游击司令雍光耀、特遣司令罗伯膏、川南清乡司令龚达、第一旅李运鹤、第二旅蔡时敏等部。
　　1923年2月15日，杨森率部由利川偷渡磨刀溪、箭竹溪偷袭川东重镇万县。
　　此时川东讨贼军内部混乱。此时守万县的是张冲的第二混成旅。但因余际唐第六师所属的独立旅长杨春芳，在忠县率部投靠杨森，导致万县部队后路被切断，张冲遂只得放弃万县败逃重庆。
　　张冲逃到重庆后，又因友军不协同，于4月6日丢掉了重庆城——刘伯承在此役中迭经苦战，但最后却被大家众口一词指责为作战不力，因此愤而要求但懋辛将自己撤职查办。虽然但懋辛最后没有批准，但刘帅经此打击后，对讨贼军已颇为灰心。
　　2月19日，刘存厚部也进占绵阳。不过他第二次出逃后，兵力仅余两、三千人，如今虽然也勉强扩充到两个师，但战斗力已今非昔比。再加上此前的两次回川，一次比一次跌得惨，所以他这回终于学乖了，占领了绵阳之后便不再前进，转而经略川陕交界的达县一带，因此在后面的战事中也没有遭到什么大损失。从此，这位川军老首长就在这里与世无争地养老，直到1935年，一支从鄂豫皖千里转战而来的军队抵达这里，才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而此时的成都方面呢，刘成勋眼见难以解围，便任命自宜宾赶来的刘文辉为第九师师长兼成都卫戍司令，将成都城防、兵工厂、造币厂、四门统捐局税收、成都关监督税收等全数交给他接收。而交换条件，则是刘文辉出兵将邓锡侯等部隔开，放开东门让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等人带部队撤离成都。
　　刘文辉既然号称“多宝道人”，在江湖上纵横捭阖的本事自然也是第一流的。这回他带兵来成都时，就大耍两面派手段，一边给已大占上风的保定校友们打招呼，说俺是特地赶来给各位学长加油助威的；而另一边呢，他又对境况不利的大邑老乡刘成勋说，俺是怕您人少吃亏，所以特地赶来帮忙调停的……所以搞得两边都觉得欠他人情。
　　刘成勋这回眼看要霸王别姬了，情急之下便觉着这个小老乡刘文辉多少还有点吕马童的味道，于是一慷慨，便把成都城里的家底统统送给了他。
　　而对于刘成勋的要求呢，刘文辉也很讲义气地答应了，立刻出兵隔断了成都东门至龙泉驿一带交战地区，让他们安全撤离。所以直到守城军队全部撤完后，邓锡侯等人才知道到嘴的鸭子，已经被号称是跑来帮忙的刘文辉同学给放飞了。
　　刘文辉因此捡了一个大便宜，占有了对川局至关重要的成都兵工厂。占据着川南大片盐场，兜里本来就很有钱的刘“幺爸”，这回好不容易抓住了兵工厂，立刻便加班加点生产，很快就新装备了五个以上的步兵团，实力大为膨胀。
　　这场战事，起因说来很简单，只不过是第三军系统的几个军、师、旅长闹了点小矛盾。但随着各方力量的逐次投入，事态不断扩大，最后谁也控制不住场面，因此一度形成混战局，大家打得一塌糊涂——起初是刘成勋和陈国栋为争夺何金鳌的部队而大打出手，但惹事的何金鳌，最后却跑去投靠了刚从湖北溜回来的杨森！因为何旅长也是弁目队出来的，和杨森、刘湘是老同学嘛！
　　但到1922年3月间，随着北方力量的不断投入，战局开始渐趋明朗。3月14日，为直系势力所扶植起来的杨森，与同样有着浓厚北方色彩的刘存厚，以及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陈遐龄、田颂尧、刘斌、彭远耀、刘文辉等人联衔通电讨伐已重新投入孙中山旗下的熊克武，于是这场以偶发事件肇始的战事，遂演变为了又一场南北战争。
　　此时的南军方面，其主力是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统，刘成勋的三军系统，以及一直支持熊克武的赖心辉部边防军五个混成旅。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杂牌部队，如川东边防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部所辖之汤子模师，黔军周西成部（未来的“贵州王”，不过此时他刚从贵州逃出来）；湘西部队贺龙部（没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贺老总。1921年底，石青阳奉孙中山之命入川发展军队，找到割据湘西的老朋友陈渠珍帮忙凑股，陈便把自己手下的贺龙部队送给了他）等等。
　　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等人退出成都后，分头到遂宁、新津、隆昌集结第一、三、边防各军队伍，受熊克武指挥的石青阳也在川东集结边防讨贼军，准备大打。
　　集结完成后，熊克武便以第一军兵分三路反攻成都：余际唐师由简阳经龙泉驿攻成都东门；郑英旅由遂宁、三台、中江，进攻驻广汉的田颂尧部；张冲的第二混成旅担任中路主攻。至于历来不喜欢打硬仗的刘成勋，熊克武也只好因人而用，请他带着第三军部队绕到相对平静的成都南路去舒活筋骨。
　　成都城里的邓锡侯、陈国栋、陈遐龄等人没有想到一军部队来得这么快，仓促出战，因而战况很不利——张冲的第二混成旅首先在华阳县的石板滩大败川边军陈遐龄部三个团（不消说，又是刘帅干的好事儿），邓锡侯、陈国栋也相继被击败，只得溃退成都。守城的刘文辉见势不妙，便又一次变脸，不肯让他们进城。邓、陈只得率残部沿川、陕路北逃，去与田颂尧会合，而陈遐龄则逃回川边的雅安。
　　眼见一、三两军大军逼城，很识时务的刘文辉便立刻表态，宣布中立，把刘成勋此前交给他的兵工厂、税局等全数交还给原主，然后乖乖地带着自己的部队溜回了宜宾。
　　1923年5月，熊克武在成都通电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重占成都后，熊克武立刻派军猛追尚在北道上喘息的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部。邓锡侯等支撑不住，只得退往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阆中一带。田颂尧随即举手宣布认输，从此老老实实退出比赛当观众，而滋事的邓锡侯、陈国栋两部则退往重庆与杨森联合。
　　就在熊克武猛追邓锡侯等部时，占领重庆后的杨森等部也开始西进，准备进攻成都。所以熊克武只得将北路追击部队调回，全军东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与杨森相继会战于龙泉驿、简阳、隆昌、资中一带。第二混成旅第一路司令刘伯承又一次率部夜袭对手，不长记心的杨森再吃败仗。讨贼军直追到荣昌境内，后因北军援军赶到，双方才又进入相持。

此时甘军已经侵入青川一带，打算由平武、江油直趋成都平原，威胁讨贼军后路。熊克武遂急调刘伯承率部回师打击甘军，刘伯承急行军至青川，一天不到便将甘军全部包围缴械，遣送回境，然后全军急速回师东线参战。让人吃惊的是，从他出发到返抵东战场，一共才用了十二天时间！刘帅用兵神速如此，也难怪“小诸葛”白崇禧后来在大别山里死活抓不到他的主力呢……
　　此后一两月间，讨贼军与杨森对峙于四川中部地区。杨军因有直系吴佩孚的支援，汉阳造的械弹沿江而来，源源不断；讨贼军虽也占有成都兵工厂，但因长江航路被切断，原料奇缺，枪械弹药都难以接济，只得暂退内江，收缩整补。
　　熊克武虽暂时击退了杨森，但毕竟杨森身后还有个吴佩孚，因此他不得不寻找有力的盟友充当后援。因孙中山此时已恢复和唐继尧的同盟关系，因此他遂向云南方面求援，而唐继尧为再次控制四川计，也答应派出胡若愚、张汝骥两部前往四川援熊。
　　
　　1923年8月，整补完毕的讨贼军再攻重庆，原计划由但懋辛率军从安岳小北路经大足、壁山偷袭重庆。但讨贼军在大足斩龙坳一带高地与黔军袁祖铭部的王天培、彭焕章两师遭遇，相持十余日方打退黔军，经壁山攻到重庆城下。刘伯承在此役中右腿重伤，但他却必欲雪失重庆之耻，不顾伤势恶化，一直硬扛到己方攻占大足，才被强行送往成都救治。他从此便一直请假养伤，事实上已经退出讨贼军——他下一次出场，就要等到“顺泸起义”了。
　　同时，赖心辉部也击败当面的杨森，一路追到重庆城下，与但懋辛会师于浮图关前。石青阳也率汤子模、贺龙、周西成等部由泸县略取合江、江津后，沿长江南岸进抵重庆城下，三军随即猛攻重庆城。
　　杨森与北军赵荣华、黔军袁祖铭，以及刚从川北退过来的邓锡侯、陈国栋等部死守重庆，与讨贼军激战数十日。其中以浮图关前的黄沙溪争夺战伤亡最大，仅是讨贼军方面的第八混成旅，就阵亡数百人，死尸几乎填满沙沟。
　　此时北洋赵荣华与杨森在军事、经济方面都有分歧，而黔军袁祖铭则素不满杨森，因此主张请在川军中威望卓著的刘湘出山，邓锡侯、陈国栋等也表示支持。杨森虽然不愿让刘湘再起，无奈他连打败仗，威信大损，阻止不住，也只得与众将联名公推正在大邑当土财主的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请他回来指挥全军。静极思动的刘湘便趁势重出江湖，从老家大邑跑到宜宾，乘船东下去重庆救火。
　　就当刘湘在道上折腾的时候，但懋辛、赖心辉也改变了攻城策略。他们绕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浮图关，以学海军出身的余际唐率部从嘉陵江上游渡江，一举攻占邓锡侯、陈国栋防守的江北桃子垭——此举有两得，一可从嘉陵江北岸威胁仅一水相隔的重庆城；二可遏制嘉陵、长江两河谷中的直军舰船水运，削弱守军。
　　攻占桃子垭后，讨贼军士气大振，随即周西成又率部突袭南岸，截断了唐式遵部与城中的联系。杨森见两翼不保，大势已去，只得与赵荣华、袁祖铭乘兵轮撤退到万县，讨贼军遂占领重庆。
　　刘湘赶到重庆时，形势对二军已极其不利，他无力回天，只得也乘船跑到万县去了。
　　

攻下重庆后，讨贼军内部又开始闹矛盾——川军头头们这个习惯很不好：只要一不打仗，他们就闹内讧热身。
　　这回是刚立了战功的赖心辉想当省长，但成天磨洋工的“水漩”将军刘成勋却偏偏不肯让贤，导致夹在中间的熊克武左右为难，无法应承。
　　于是赖心辉进了重庆城后，便耍起小性子来，成天花天酒地消极怠工，不肯出兵追击败逃的杨森。而但懋辛、余际唐居然也坐视不管，仅以少数部队追到梁山便打住了，于是杨森乃得以从容退到下川东喘息。
　　听说杨森战败的消息后，吴佩孚大为震惊，严令各军不得再退。他随即拨出子弹数百万发，山炮十门，军费二百万元，水运万县补给杨森，同时又委重出江湖的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这回刘湘没有拒绝，从此他也搭上了北洋这条线。
　　速成系能够与北洋政府走到一起，与杨森是广安人有莫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广安籍前辈蒲殿俊、张澜（张虽是西充人，但西充在历史上和广安同属顺庆府，而张又曾执教过广安紫荇书院，所以也算半个广安前辈）在保路运动中担任了领袖，因而在民元后为北洋所重视，一再出任北洋政府要员，从而才带动了胡仲实、杨森等同乡后辈也走上这条门路的——而像大邑土财主出身的刘湘，就缺乏这样的门路了，所以他只能从二道贩子杨森手里出货。这也是杨森能够一度压倒威望能力都超过他的刘湘，成为四川头号人物的主要原因。
　　
　　1923年11月，刘湘、杨森经过几个月休整后，再次发动反攻。以邓锡侯、陈国栋部攻取垫江，向邻水、合川前进；杨森、赵荣华部由忠县经长寿、江北直扑重庆；袁祖铭则率黔军沿长江南岸而上，会攻重庆。
　　大敌当前，讨贼军方面的总指挥赖心辉却依然闹情绪，借故请病假。于是但懋辛只得暂代总指挥职务，率第一军及石青阳所属的汤子模、贺龙、周西成等师仓促赶到张关、铁山一带布防，双方展开大战。
　　此战中，失去了“军神”刘伯承的讨贼军士气低落，而骁勇善战的老军长刘湘的归来，则让二军上下斗志高涨。最后讨贼军战败溃退，遗弃辎重粮秣不计其数。赖心辉虽然最后也率部赶来参加了战斗，但毫无起色，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
　　二军乘胜直追到江北，随即强渡嘉陵江，拿下了重庆城。
　　丢掉重庆后，赖心辉率边防军退往内江固守，石青阳率汤子模师退往合江，而他的贺龙、周西成两师则随着一军主力退往安岳、乐至，后又退往三台。援熊滇军胡若愚部退往贵州，张汝骥部则退回云南。
　　
　　连连取得胜利的二军部队，一路衔尾西追。讨贼军虽沿途抵抗，但处处失利，连贺老总亲自坐镇死守的沱江防线也被突破。熊克武亲出督师三台，又被杨森手下的王缵绪旅偷袭得手，击败鲁平舟的两个新兵团，一举打掉了讨贼军总部。熊克武乘夜缒城而出，逃往成都。另一位师长喻培棣一时未能脱身，只得躲在城中的天主教堂暗室内，直到三日后才得逃走。
　　连遭败绩而又缺乏有力后援的讨贼军，至此已山穷水尽。
　　刘成勋撤出成都，退往新津，随即便通过大邑同乡关系找刘湘疏通投诚，而熊克武也只得率部经仁寿退往川南。熊克武原打算把部队带到川滇黔交界的泸县一带，以便获得滇、黔的增援，再图恢复。但一路上第二混成旅张冲手下的两个支队长向岱昌、青飞如，余际唐的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向康衢、十二旅旅长余顺筠（这位还是余师长的亲侄儿呢）、独立旅旅长杨春芳（这已经是他在此战中的第二次叛变了）等人先后率部叛离，全军阵脚大乱。熊克武只得再退往贵州、湖南，后又把部队拖到广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军系统，或者说是东斌系，至此完全从川战中消失。
至此，我们可以对民初的西南混战做一个小总结了。
　　西南混战中的各军，无论其首脑人物出自哪一个学系，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军队组织、训练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新知识，其实都是同源的，即均来自被日本东亚化的普鲁士军事体制。
　　也即是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因为师承相同，所以大家的技战术水平差不多。这些从清末新军演变而来的军队，对付如旧北洋、各省巡防军之流的旧式军队有明显优势，但他们彼此对打起来，却谁也没有致命的绝招。所以西南各军在战斗力上虽有些许差异，但这种差异终究只是量变而非质变。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各方军事经济力量的简单消长。
　　在这场力量博弈中，中间派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
　　无论是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北方派，还是以熊克武为代表的南方派，他们都因为有相对固定的政治立场，故不得不与己方的后台势力共进退，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停滞期甚至是倒退期。
　　而以刘湘、刘成勋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因为政治立场上无可无不可，因而可以在南北力量的消长中，厚着脸皮从容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附从方案。于是无论南北势力如何消长，他们总能投机取巧，获得资助，因而在初期的混战局中，得以迅速壮大起来。
　　所以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失败，其原因固不在于四川，而在于天下大局之变。
　　此次熊克武所对抗的，表面上只是刘湘、杨森的二军系统，但事实上，二军身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刚刚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取得胜利，已稳占中原，势力正趋鼎盛的北洋直系军阀。而熊克武身后的南方势力呢，这会儿却正处在青黄不接中（贵州袁祖铭投北，云南唐继尧新败，广西李、白、黄还在打天下，广东孙中山尚在等待苏联援助……），所以讨贼军以半个四川对付整个中原，实力差距如此之大，吃亏也正在情理之中。
　　熊克武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自知实力不济，只得退出四川，把队伍拉向广东。贺龙、周西成两师不愿随之南下，遂留下自谋出路：周西成投入袁祖铭手下，还与袁结成儿女亲家以示效忠，故得以在黔军中立足；而贺龙则自行占据湘西澧州一带，后因遭到湘军排挤和攻击，乃不得已西入贵州，为黔军王天培部所收编，直到北伐时代。
　　而获胜的速成、保定两系，则从这次胜利中尝到了甜头，从此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南方强则服从于南方，北方强则服从于北方，连“川人治川”的口号也不肯喊了（直到刘湘统一四川之后，才又把这个口号扛出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列位看官大概要问了，那个先前的黔军总指挥近视眼袁祖铭，不是回贵州发财去了么，怎么如今又跑四川来了呢？
　　说来这老袁背井离乡，跑到四川来帮刘湘、杨森打架，全都是让云南那位唐蓂帅给害的。

话说1922年初，袁祖铭和唐继尧两人，在几个月间先后完成了夺取各自省政权的大业。不过两人的夺权有一点区别：唐继尧本是“云南王”，这回复辟重新坐上宝座，名正言顺；而袁祖铭则只是个草头王，虽然北洋政府给了他一个贵州省长的任命，但毕竟“兴义帮”的老帅刘显世尚在，他这样堂而皇之地僭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很不得人心。
　　而且，当袁祖铭入黔夺取政权之时，还曾以拥刘复位为幌子，请求刘显世予以协助。刘显世依约派其兄刘显潜，到老家兴义召集旧部，称为“定黔军”西路总司令，占据了盘江八县，对袁祖铭“定黔”之役起到了声援作用。
　　但袁祖铭夺取贵州后，却欣然就任贵州省长，把支持他的刘老帅晾在一边毫无安排。对刘老帅，袁起初还敷衍一番，后来干脆耍无赖，答复说刘家只能恢复门第，不能恢复政权。除此之外，袁祖铭还派其表弟何厚光到兴义劝刘显潜取消“定黔军”西路总司令头衔，将所部缩编为独立旅，以其子侄刘敦吾为旅长。刘显潜迫于无奈，只得同意，但从此袁、刘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因而破裂。
　　刘显世上此恶当，自然不肯甘心，于是愤而跑到昆明向老朋友唐继尧求援。而唐自夺回滇省后，独霸西南的野心再次滋长，也正对贵州虎视眈眈，遂欣然同意援助刘显世返黔。
　　恰好在此时，又发生了黔军将滇军部队缴械事件，促使唐继尧下了侵黔的决心。
　　
　　1922年10月，驻粤滇军胡国秀旅不愿跟从孙中山先生北伐，自行从湖南借道贵州返滇，孙中山遂直接命令与之有联系的黔军第一师师长王天培截击该旅（在粤桂战争中，谷正伦奉卢焘之命侵桂，收编了王天培部。后谷正伦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王天培也被任命为旅长，握有可与中山先生直接联系的密码本）。
　　胡旅约有两千人枪，已从湖南东安出武岗、靖县入贵州，当时正由平茶所经谭溪将至锦屏，拟前往剑河。王天培即命其弟王天锡率第八团星夜驰赴剑河县属之瑶光堵截，一面复信邀请胡国秀到天柱会晤。
　　照说胡旅长此次借道，手续本是很完备的：他先通过唐继尧向袁祖铭征得了同意，入黔境前又曾派人持公函向王天锡预作联系。再加之过去滇黔关系一向友好，因此他接到王天培的复信后，便不疑有他，亲率弁兵十余人前往天柱拜会王天培，但在席间便被拿下。其部队群龙无首，遂被王天锡轻易缴械，黔军所获共计有马、步、手枪一千六百余支，轻机枪四挺及一应随军辎重（和辛亥前后的老滇军比起来，可见装备已经大大缩水了）。
　　唐继尧闻信后极为震怒，立电袁祖铭要求黔军交还枪械，可袁祖铭虽答应归还，却只承认有百余支土枪，硬是摆出一副要黑吃黑的姿态。刘显世在其间做和事老，婉言请袁祖铭顾及两省关系，退还枪支，但袁却对此置之不理。
　　素来吃惯了霸王餐的唐继尧，这回受袁祖铭如此侮辱，焉能甘心？他遂和刘显世积极筹划回黔复辟来。
　　1923年初，唐继尧派刘显世以滇黔联军副帅的名义，带兵先行进入贵州，在滇、黔大道沿线筹备粮秣，以待大军入黔。2月中旬，大批滇军在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以及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等人的率领下，以拥护副帅刘显世复职为名，陆续集结于兴义一带，至此滇黔战事已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贵阳城里的袁祖铭，其统治却危机四伏。
　　袁祖铭本就是个缺乏政治能力的人，这回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因此当政之后颇有些手足无措。当时人评价他治黔的政绩是“三千散议会，八万赎家严”，“人才龟鳖兔，政策兵烟盐”——前一句是说他强制解散贵州议会，而且极其小家子气，只肯拿出三千块钱给议员们做散伙费，但是他老爹给匪徒绑票，他却一下子掏出来八万块钱赎人；后一句是说他不会用人，施政无方，只会抓军队，贩鸦片，苛征盐税三大政策而已。
　　这回滇军侵黔，他事先未曾料到，所以几乎毫无准备。滇军一路打到安顺西南的黄桷树，才有彭汉章旅的一个营略微抵抗了一下。双方打了两三天，黔军战败，彭汉章逃往贵阳，滇黔道上的重镇安顺遂被滇军占领——后来长征红军进入贵州时，王家烈对来援的滇军旅长安恩溥表扬滇军能战，说曾有一个团的滇军把三个团的黔军撵得满山跑，大概就是指的此役（彭汉章旅加上张亚伯团，恰好三个团）。
　　抓狂了的袁祖铭一面调兵防堵，一面发电质问滇军为何侵黔？外号唐三瞎子的唐继虞回答甚妙，自称本军原是奉命去广西抚慰在外滇军的，不巧“适值副帅刘公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抗拒，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云云。
　　袁祖铭自知在贵州不得人心，此时又见战事不利，更不敢坐守贵阳待毙。他遂于1923年2月26日，找中国银行贵阳分行强提了五万元现金后，率军政人员三万余人向东逃往湘鄂边。
　　到贵定后，王天培主张去广东依附孙中山，袁默然不答。他的核心幕僚张彭年却认为，此时在粤滇军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三部经常派人守着兵工厂，造出武器就据为己有，孙中山即便愿意补充黔军，在事实上也做不到。因此为部队发展计，还是去鄂西投靠老熟人，北洋的吴佩孚好。因此袁祖铭就将部队拉到鄂西去了，恰好此时四川内战再度爆发，吴佩孚遂将这部分无所事事的黔军派到四川去协助杨森打熊克武——这就是袁祖铭入川的原由。
　　袁祖铭逃跑后，贵州遂重入唐继尧掌握之中，与世无争的刘显世虽仅挂个空名，但也自得其乐。指挥滇军侵黔的“三瞎子”唐继虞，成了贵州实际上的主宰者。
　　这一事件，史称“滇军第二次侵黔”。

侵黔战事结束后，各部滇军就地驻扎于黔境，划分防区，自委官吏，一应军政费用均由贵州财政支出。驻黔滇军名目上号称三个军，但事实上大不止此，唐继尧为了移祸于邻，把本省的杂牌部队统统调到贵州安置，其中有不少是收编的云南土匪，如吴学显等部，因此纪律极为糟糕，黔省上下苦不堪命。
　　唐继尧所发动的第二次侵黔之役，与四川讨贼军和二军的混战几乎同时。虽然云南从北洋政府手里夺回了贵州，为南方扳回一分，但袁祖铭的离黔入川，却又在压垮四川熊克武讨贼军的战事中，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虽然南、北各争得一省，但就这场博弈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贫瘠的贵州和富庶的四川，其得失的后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后效，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唐继尧不得不为自己的战略失误卖单。
　　袁祖铭协助刘湘、杨森击败熊克武后，即暂以川黔各军总司令的名义驻节于重庆（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黔边防督办），川、黔、北洋一时成了最亲密的盟友。
　　川、黔、北洋三军的大联合，立刻使得唐继尧忧心忡忡。
　　他于1923年初夺取贵州后，原还打算再次染指四川，因此积极派兵援助熊克武。但1924年中，熊克武被彻底击败退出四川后，川、黔、北洋联盟风头大盛，兵强财裕，此时非但四川已不可图，就连贵州、云南也岌岌可危。
　　在川战中投机失败，在侵黔战争中又与袁祖铭结怨甚深的唐继尧，深怕吴佩孚指使川、黔两军联合反攻贵州，甚至入侵云南（事实上吴佩孚也确有此计划，只不过因北方第二次直奉大战随即爆发，未及实施而作罢。但即便如此，联合起来的川、黔军，仍足以对云南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便积极施展外交手段以分化川、黔、北洋联盟。1924年底，唐继尧通过在滇、黔两省都广有人脉的卢焘牵线，主动派代表向袁祖铭示好，表示愿意将贵州交还给袁祖铭。
　　唐继尧将滇军从贵州撤离，当然不是幡然悔悟打算要创建和谐西南了，他立马就将这部分军队开进了广西……既然往川、黔发展不了，那就往富庶的广东去——此时孙中山北上卧病，随即去世，广东正处于群龙无首之时，滇军十万大军一到，那还不手到擒来？说实话，唐蓂帅这会儿还真没把蒋校长在黄埔岛上苦练的那几个学生兵瞧在眼里。
　　唐继尧图川不成改图两广这个思路本是没有错的，只是他太低估了广西的力量，此时的广西已今非昔比。
　　历来滇军出入滇粤间，大多借道广西，每若无人之境——但那都是陆荣廷时代的老黄历了。此际以彪悍善战闻名的新桂系李、白、黄已经坐稳了广西江山，正手握着日后北伐中号称“钢军”的一干精锐部队到处找茬呢，你唐继尧还当是护国时代的陆荣廷，放两炮就肯让你过去的？所以龙云们马上就要焦头烂额了。
　　
　　谁也没有想到，本来只是偶发的胡国秀旅归乡事件，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引发了近代史上一连串重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原本打算入桂的滇军因此而变道入黔——接下来遭到滇军压迫的黔军则被迫入川——黔军的入川又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熊克武的讨贼军，从而造成北洋系参股四川的严重后果——讨贼军头号王牌战将刘伯承因此受伤退场，从此走上另一条道路——而广西的李、白、黄三杰则因滇军推迟入桂，从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发展时间，终于在1925年发生的滇桂之战中获得胜利，彻底堵死了滇军对外扩张的最后一条通道——而对外扩张的彻底失败所引发的财政危机，立刻又促成滇军的再次内讧，坚持扩张政策的唐继尧最终下台。自辛亥以来一直以西南领袖自居的云南人被迫认命，彻底沦为割据自守的地方军阀，不再参与中原逐鹿——而滇军的战败和割据自守，则为两广的崛起清除了最后的阻碍——于是粤、桂无后顾之忧，乃得以大兴北伐之师……
　　这一系列事件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所以此处乃是非常要紧的地方。
　　可有意思的是，这桩尘封的公案，却又是我们的近代史上每每被人忽略的地方——究起因由，大概也只是因为这桩事里，太缺乏大奸大恶的脸谱，大是大非的辩论吧？
　　
　　1925年初，滇军唐继虞、张汝骥、胡若愚等部相继离黔，将贵州交由自川南下的黔军接防，而老帅刘显世则仍前往昆明政治避难，于是袁祖铭唾手而得贵州。
　　却说凭空捡了个贵州的袁祖铭，他此时坐镇重庆，眼界已然大开，竟然嫌弃起贵州贫瘠狭小来。他不肯自己回去，仅委派其手下的第一师师长彭汉章率三个旅入贵阳接任省长，另委周西成以军事会办名义率所部驻防川黔交界的赤水一带。
　　两三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彭汉章，此次能够当上贵州省长，乃是他的资历帮了大忙。他原是黔军第一团团长，这是黔军中资格最老的主力部队，黔军历任主帅，如王文华、袁祖铭，都是老一团出身。在袁祖铭“定黔”之役中，时任团长的彭汉章积极拥袁，而入川之役中，他又颇有战功，因此得被袁祖铭选中，任为贵州省长。
　　但这个贵州省长可比师长难当多了。和袁祖铭一样，彭汉章也只是个粗有些军事才能，而无政治才能的职业军人。贵州内乱数年，又刚被滇军杀鸡取卵般地掠夺了两年多，彭汉章这样一个丝毫不懂政治、经济，也无士绅人脉的省长，又怎么干得好呢？
　　此时贵州处境极其窘困：本省粮产不能自给，正常财政收入也仅够一个月的军政开销，其余十一个月，只能靠四川每年的盐务补贴四十万元来弥补——也难怪唐继尧要视之为鸡肋，必欲脱手而后快呢！
　　因此彭省长抓耳挠腮，一筹莫展，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就更甭提给重庆的袁祖铭提供什么资助了。
　　
却说刘湘、杨森等人打跑了熊克武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因为这些年来“督军”名头大坏，到处都在高呼“废督”，所以北洋政府也只好改头换面，让杨森当了这么个虽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善后督理），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帮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一直想当省长的赖心辉，虽最后也投靠了二军，但因为有历史积留问题，所以只得到四川边防军司令兼川军第一师师长的头衔，驻防川中的资中、资阳、内江、安岳、乐至五县。
　　邓锡侯虽在老上司刘存厚的保举下当上了四川省长，但他和杨森本非同一学系，素无甚交情，又深知杨森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个性，因此便知趣地跑到重庆去设立省长行署，把成都城让给了杨森。
　　于是杨森便得以在成都尽情推行他的“新政”。
　　
　　杨森当上了督理之后，随即就把他在泸州那一套新政策扛了出来，这次他的志向还要宏大些，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新四川”。
　　他的“新政”四条是：
　　一、修建马路（这家伙跑到哪儿都喜欢修马路）
　　二、开辟公共体育场（杨督理本人是相当爱好体育运动的）
　　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办教育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四、提倡朝会（大家都看出来了，杨督理确实精力过人）
　　应该说，杨森这些新政策，还是积极向上的，不过他具体做起来就很有些意思了。
　　首先，他把修马路的事情，交给以贪污腐败出名的老同学王缵绪去办（这一点，老同学刘湘和他的看法不同，他的三条禁令是：一不许唐式遵谈马路，二不许王缵绪作打油诗，第三条最缺德，竟然是不许举人蒲殿俊写大字……）；然后，又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建成了一个公共体育场，这地方原来是满蒙八旗军队驻防的地方，现在是成都著名的人民公园，保路纪念碑就在这个公园内；再后，他又请来卢作孚作通俗教育馆馆长，——不过卢先生在近代史上留下名头，却主要是靠创办经营民生轮船公司；至于朝会么，驻成都的各机关和部队从此每天早上就不得安宁了，闲散惯了的官兵干部怨声载道……你杨森精力旺盛，但总不能让别人也都不睡懒觉不是？
　　可杨督理才不管这些个呢，他全神贯注于下一步新政，那就是：改造成都的街巷，把这个中世纪格局的古老城市拖入新时代的轨道。
　　
　　杨森首先打算把成都的商业中心东大街拓宽成马路，因此下令沿街商家住户一律锯掉屋檐，缩进门面，以便腾出地方来让他施工。不消说，狡猾的四川耗子们谁也不肯吃亏，大家徘徊观望许久，最终结果是谁家也没拆。
　　杨督理这一生气，就不得了了，他竟悍然出动大军来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铁钉子户”——本督理如此不辞辛劳，施行整顿市容，发展公共交通，促进商业贸易的仁政，汝等竟敢消极懈怠，无人响应？
　　果然杨家将一出动，一阵乒乒怦怦稀里哗啦，半条街就没了。倒也没听说有“铁钉子户”跑到衙门前闹绝食的……
　　不过还是有人找上门来讲道理，想对杨督理动之以理。来的还都是些成都城里的头面人物，号称“五老七贤”的——尹昌龄、宋育仁、曾鉴、徐炯、陈钟信是谓“五老”，方旭、赵熙、胡峻、曾培、文龙、颜楷、刘咸荣，是谓“七贤”。这大都是些前清时代就参与“保路”的行家，辛亥年里与赵尔丰都交过手的乱党，所以满以为自己应该够资格跟杨森保下这条东大街的……
　　不过杨督理到底不是赵尔丰，他手下可有十来万大军呢，所以说话也就格外的不委婉：“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此语一出，“五老”、“七贤”面面相觑，哪里还敢再谈什么保大街的话题，纷纷落荒而逃。

这一大群当年的保路英雄，如今却连一条大街也保不住，看起来真象是个笑话。
　　不过这其中有一点点不同：当年他们没有看到鲜血，可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他们没有看到军阀强权，可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他们没有看到崩溃与分裂，可如今他们也看到了；当年他们求全责备，苛求尽美，可如今他们只要一根稻草就可以满足了……
　　初唐的魏征就曾很直白地说过：“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辛亥后十余年的战乱，天下家国的“饥”与“渴”，已足以让这些当年斗志十足的保路人物，化“骄佚”而为“愁苦”，最终在军阀的刺刀下变得哑然无声。
　　淋漓的鲜血，可以让倨傲的头颅低下，崩溃的苦难，也可以让高渺的理想变得现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高傲苛求沦落为庸俗现实的缩影。
　　然而知识分子们要改变两千年来的臭秀才遗风，还有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泪水甚至是鲜血要流——既然这是个大转型的时代，那么从落水狗变成狮子的痛苦，就谁也逃不掉。
　　
　　杨森把马路修好后，便请双流县的一位前清举人江子渔先生为其取名。江老先生人情练达，颇胜文章，欣然将这条路取名为“森威”路——要放如今，大家就该骂他是马屁精了，因为“森威”二字，正好是北洋政府授予杨森的将军名号，文化人哪有这么露骨直白地讨好领导的……
　　不过没过多久，杨森就打了败仗被撵出成都，又是这位江子渔先生，跑出来建议当政者将“森威”路改名。这个新改的名字因为不涉及任何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因此虽有周折，但至今犹存，颇有些“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气魄。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叫做“春熙”路。
　　谁都知道在一张白纸上更容易创造出美丽的画卷——可没办法，转型时代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还说过，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是要随时准备付出代价的呢！杨森那个时代的人们，就在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们只摊到在一张前人已经涂画满满的纸上作画的命运，于是大家伙儿只好拿出橡皮擦，企图抹掉旧时代的败笔……可这些曾祖父级的老家伙又怎么分得清哪些是败笔呢？他们只读过竖排繁体的子曰诗云，再学了点半吊子的东瀛武功，成天在天朝上国和东亚病夫的自大与自卑中饱受折磨，哪会有我们如今的恢宏眼光和恬淡心境！
　　在抹煞旧时代，涂抹新图案的过程中，这帮承袭了秀才遗风，成天自以为是的老头儿们，没有统一的思路，所以总觉着别人不对。于是他们自己便争执起来，后来甚至还大打出手，相互揍得鼻青脸肿，很失体统——最要命的是，他们打架的理由居然都是为了国家富强苍生幸福！
　　最后拳头最硬，脑子最灵，运气最好的那个老头儿拿起了橡皮擦——当然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老头儿——可他虽然拳头硬，但眼界却终究难以超越时代，猴子中的大王也仍然是猴子嘛！
　　老头儿们其实挺不容易的：他要谨慎我们今天就会骂他保守，他要激进我们今天就会骂他轻浮——反正我们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小子总有得骂，我们才不管他们当初是不是眼前一片漆黑呢，不是么？
　　正因为眼前一片漆黑，所以在抹煞旧时代印迹的时候，老头儿们或者局于眼光，或者限于手腕，有时甚至也难免是昧于私心，因而把这张旧画擦得稀里糊涂，但也正是他们，为明天的曙光打开了窗口。
　　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去做恶人不是？
杨森杨督理不幸成为了这样一个轻浮榜样——尽管他创建了日后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但那些成日间流连春熙路上疯狂购物的大妈谁也不会想要表扬他。反正在当时，成都人民是恨死了这多事的家伙，有人还写歪诗骂他：
　　“市镇人缘何太忙，因修马路拆民房。
　　既开通俗教育馆，又辟公共体育场。
　　五老七贤来请求，蛮横督理不买账。
　　无端报馆遭封禁，威古龙丸兴味长。”
　　前三联都好理解，唯尾联有点突兀，因此略作讲解。
　　说到封报馆，则要牵扯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佐拉”的大作家李劼人。
　　杨森手下红人黎纯一先生，某日热心过度，跑到报社替朋友喻正衡先生登了一则“替男友征女友”的启事。偏生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劼人又看他不顺眼，便在自己主笔的《川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启事，还特意注明定要“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
　　本来这只是文人无行乱开玩笑，可偏生碰上这杨督理也是个妙人儿，很有点神经质——他可是听见小孩子叫“羊子会（杨督理表字子惠）被狗咬死”，就能在防区内到处打狗的主儿——这回自然疑心学了洋鬼子宣传伎俩的文化人存心暗算他，偏偏其中暧昧之处又不好向人明说，于是一怒之下便封了《川报》馆……
　　所谓“威古龙丸”乃是当时市面上出名的补药，有广告词云：“敬告热血男儿，血不热则志不奋，血不足则热不能久，能爱国者须求热血之充分，则热血者须求补血之妙药。威古龙丸补血之第一灵丹也，爱国志士，盍一试之。”大有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包治那病无所不能的气概，至于究竟是何功效，有志诸君尽请自行参详琢磨，反正这混账广告当时是得罪了不爱国青年。
　　至于为什么杨督理对这“威古龙丸”如此敏感，衮衮诸公见仁见智可矣。不过就笔者一点点浅见，杨督理如此身板，大概是不需常吃这药的，所以才会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格外地恼羞成怒吧？
　　
　　除了这些不知该算是“仁政”还是“弊政”的“新政”外，杨督理还大搞个人崇拜，到处钉木牌，上面尽都打些公益广告，诸如什么：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脚”、“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料，又有尚武精神”、“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上以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的行为”等等，而且起头全是“杨森说”，整一个四川诸侯版的帝王语录。
　　杨督理这些话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还很认真地满大街派出巡查队，看见穿长袍的就拔出剪刀剪人家衣服，看见打赤膊的就逮住打手心……
　　于是成都城开始从中世纪的市容中走出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一切真是充满喜剧色彩。

杨森的口号是“建设新四川”，可这口号其实完全是没谱的——他自己的防区好说，别人的防区那都形同异国，哪能容你老杨去胡乱逮人打手心呢？
　　于是被大一统的光荣与梦想冲晕了头的杨督理蠢蠢欲动，进而开始策划统一全川的大计。
　　此时杨森的部队分驻成都与川东两地，在成都的有王兆奎的三十一旅、王缵绪的三十二旅、补充司令杨淑身的两个团，及相当于团级规模的宪兵大队、手枪大队等。另有郭汝栋的第一混成旅、白驹的第三混成旅、何金鳌的第四混成旅等部，分驻川东万县、忠县、云阳、涪陵等地，总兵力达十万之众。此外他还开办了四川陆军讲武堂以培养下级军事干部，并以王兆奎兼任四川通省团务督办，负责其防区内的团防训练，以在必要时充作补充兵源。
　　于是，雄心勃勃的杨督理，便开始在讲武堂里大言炎炎，高谈什么“强国必先强省，强省必先统一军政”之类的口号。
　　一场以“统一”为名的战争即将开始。
　　
　　杨督理高呼统一军政，当然不只是为了可以到别人的防区里去逮几个人打手心而已。如前所述，一切政治军事行为，都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此时杨森养兵十万，而其防区却只有川西的成都、华阳、中江，以及与田颂尧合驻的潼川和下川东的几个县份。虽然这些县份尚称富裕，但毕竟兵多地小，财政上自然捉襟见肘。因而杨督理仅能给自己的官兵发定量食米和很少的津贴，勉强达到温饱而已。而与此同时，川南盐税年收入却达到近千万元之多，此项收入多由刘湘、刘文辉叔侄掌握，故不由得杨森不眼红。
　　因此杨森积极图谋扩大地盘，尤其是占据川南的盐场地区。他利用自己握有的兵工、造币两厂，大肆扩充经济和军事力量。造币厂加紧铸造成色低劣的银元和“大二百”铜元（在当时，铸造低成色银币和大额铜币，也是诸侯们的生财之道——原因很简单，他们把一块银元变成了两、三块来用了嘛），以扩大财源；兵工厂则将日产量从正常情况下的七九步枪（从口径上看，应该也是仿造的老套筒，即7.92毫米口径的德国1888式毛瑟步枪的中国“山寨版”。不过该枪最著名的中国“山寨版”，还不是质量低劣的成都货，而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造”）一百支，增加到二百五十支，还额外制造些重机枪。
　　
　　1925年初，驻防梓潼的陕军王鸿恩旅奉命移防剑阁、昭化。王旅刚走，第十师师长刘斌便即刻将梓潼据为己有，杨森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利己行为大为震怒——都像你这么搞，还要我这个督理干什么？
　　他遂于2月2日斥责刘斌“移兵潜踞，闭门抗命，犯上作乱”，下令免去其师长职务，同时又命令所部第四混成旅李逢春，第九混成旅范绍增，及补充司令杨淑身等兵分三路进攻驻绵阳的刘斌，从而又一次揭开四川战幕。
　　但好贪小便宜的刘师长可没想到，他手下的团长们却尽都是些墙头草，见势头不对就纷纷倒戈——仗还没打几天，刘师长就跑掉了一半的人马，他只得带着夏仲实旅的两个团辗转到合川投靠保定同学邓锡侯，可邓锡侯怕得罪杨森，也不敢贸然收留他。于是可怜的刘斌只好宣布下野，由部下夏仲实接任第十师师长，夏随后将部队拉去投靠了刘文辉，被派到宜宾驻防。
　　捣乱滋事破坏诸侯行规的刘斌虽然被杨森轻易击败，但刘斌所属的保定系却已开始滋生不满情绪，而刘湘、刘文辉叔侄也在蠢蠢欲动——杨森很清楚，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但他此时握有全川最强大的武力，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为集中兵力，杨森迅速将原驻下川东万县、云阳等地的郭汝栋、白驹、何金鳌等旅集结到成都周边。
　　然后他开始对刘湘叔侄摊牌。在1925年2月底3月初，他以执行北洋政府“统拨盐税”的命令为由，派郭汝栋、白驹和第十六师炮兵团吴行光等部，开赴川南，逼走了原驻自流井的刘文辉部费东明旅，打算独霸自流井盐税收入。
　　对此其他各军立刻作出了强烈反应，尤其是被抢了钱包的刘文辉更是火冒三丈，立刻大造声势，调兵遣将准备援助费东明旅。刘湘极为震惊，急电杨森质问情由，杨森则轻描淡写地回电称：“饥军就食，别无他意。”刘湘不得已（他也清楚，论单打独斗，羽毛未丰的刘幺爸这会儿还不是他老同学杨森的对手），只得出面调解，建议惹事的杨森部郭汝栋旅与苦主费东明旅同驻自流井，盐税暂由他负责对各军公平分配，杨森勉强愿意接受，而刘文辉力不如人，也只得吞下这口气了事。
　　但这事儿显然不能算完。
　　
　　此时南北形势都在巨变中。在北方，第二次直奉大战已于年前打完，杨森的北洋后台直系军阀因冯玉祥临阵倒戈，而大败亏输。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遭冯软禁，吴佩孚则从山海关阵前仓皇败逃，连起家的本钱老三师也给张作霖吃掉，只得从海路一路颠簸到武汉投奔萧耀南。直系垮台后，奉系入关，为了对抗冯玉祥，便把段祺瑞请出来当了个不伦不类的“执政”。
　　这个段祺瑞和直系是死对头，因此对以直系为后台的杨森，自然也不会有好颜色。刘湘遂抓住这一点，派张斯可、乔毅夫到北京，通过曾任陈宦副官长的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和段祺瑞拉上了关系。
　　1925年2月7日，段祺瑞遂依照刘湘的建议，下政府令调整四川各军政首脑职务：
　　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
　　杨森为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不变（这实际上是故意模糊了杨森原有的川军统辖权，将原本地位在杨森之下的刘湘抬到了与之相当的位置）；
　　以赖心辉接替邓锡侯之省长职务；
　　以刘文辉接替田颂尧的帮办职务；
　　另以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
　　这样，邓锡侯、田颂尧退居二线，而刘湘叔侄再加上刘成勋所组成的“大邑系”，及素来喜欢充当打手的赖心辉则站到了反杨的第一线。
　　1925年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随后又密请段祺瑞电令杨森交出自流井盐税和兵工厂，由刘湘公平分配。段执政一一照办，但杨森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发动一场武力统一全川的战争了。
　　
　　4月9日，杨森发表一系列升官令，以王缵绪为第一师师长，王兆奎为第三师师长，郭汝栋为第九师师长，何金鳌为第十师师长，白驹为第十二师师长，吴行光为第一混成旅旅长，向成杰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李逢春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包晓岚为独立第一旅旅长，何畴为警卫第一路司令，郭昌明为警卫第二路司令。
　　再加上第九混成旅旅长范绍增，新编的独立第二旅乔德寿（刘斌手下叛变的团长），和新成立的警卫第一、二大队，宪兵大队等，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人之多，拥有枪支十二万支，重机枪百余挺，驳壳枪四千多支，山炮数十门。
　　这是杨森在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
　　4月10日，杨森大举出兵——和先前的熊克武、刘存厚都不一样的是，他这回是仅以“杨家将”单挑全川诸侯，这胆气那叫一个壮啊！
　　杨森以老恩公黄毓成（唐继尧复辟后，对士官同学颇多猜忌，黄毓成在云南呆不下去，故而跑到成都投了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军。
　　杨军以王缵绪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金堂、中江出动，占领乐至后向遂宁挺进。驻守遂宁的第八师师长陈国栋被迫率部撤出，撤退途中其部下段容宗、陈能芳倒戈投降杨森，陈国栋见部队解体，只得通电下野。
　　杨军第三路总指挥王兆奎，率部沿东大路进攻赖心辉的边防军。杨军相继占领资阳、资中、内江后，与与赖心辉部主力遭遇。双方激战于内江椑木镇一带，黄毓成也亲临前线指挥。
　　赖省长在椑木镇独力死扛杨森大军多日，其余各路诸侯却全躲在重庆看热闹，不由得赖省长不气急败坏。赖省长大怒之下，就给重庆的列位同党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文曰：
　　“衮衮诸公，槃槃大才；
　　使我上吊，你们不来。
　　时机一到，一起下台！”
　　但抱怨归抱怨，赖省长败仗还是得照吃。其旅长甘德明、团长刘莅冰等力不能支，相继投降杨森，赖心辉只得率余部东逃，杨军遂即占领隆昌。
而在西线，杨军第五路总指挥何金鳌率其第十师及刚投降过来的向康衢、乔德寿等旅，以投诚的刘成勋部旅长陈献周为前锋，进攻刘成勋第三军防地，相继占领了第三军军部所在地新津。第九混成旅范绍增部自成都出发夹击第三军，也连克温江、崇庆、大邑。
　　刘成勋只得率残部取道洪雅、夹江，经乐山、宜宾撤往重庆，依附于刘湘。
　　刘成勋败退后，何金鳌等部乘胜南下，进攻“嘉定王”陈洪范（陈洪范的驻地乐山古称“嘉定”，故名）。守眉山的陈部旅长冷寅东死守不逃，陈洪范亲率两团援军欲解眉山之围，被何金鳌击退。冷寅东只得放弃眉山，退往沐川，后辗转投靠刘文辉，成为刘部主力之一。而陈洪范则率残部分道经犍为、乐山边境，翻越五子山，绕道云南退往横江，其部队从此解体。
　　与此同时，杨军之郭汝栋师，也与刘文辉的第九师在贡井玛瑙洞一带大打出手，刘幺爸不是对手，只得败退回老窝宜宾。
　　杨森同时伸手痛揍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第八师陈国栋、第九师刘文辉等四家诸侯，这在川军史上还是前无古人的，连鼎盛时期的熊克武也没能办到过。可见他敢于发动这场“统一”战争，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还是有些实力作基础。
　　
　　杨森独力痛揍“三、边、八、九”诸部，让反杨集团颇为沮丧，连刘湘的老部下，同为速成系出身的李树勋，也以说服杨森停战为由，从泸州只身跑到成都投靠他。
　　这个李树勋，名樾森，号树勋，是川军中出名的“智囊”。民国二年就是第二师参谋长，民国六年任第三混成旅旅长，民国七年又出任熊克武的四川督军署参谋长，民国十年还一度出任第二师师长，算得上是文武兼资。所以杨森对这位老同学相当信任，即任命他为第三军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负责南线战事
　　从4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杨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侵吞了各军防地共七十二县，其军队也增加到十九个师十二个混成旅。
　　辉煌的胜利，使杨森不由得头脑发热起来，他以督理名义发出电令，要求川陕边防督办驻汉中，川黔边防督办驻遵义，川滇边防督办驻泸州——这等于是直接给尚未明确参战的刘存厚、袁祖铭、刘湘画地为牢了。
　　刘湘见军事上占不到便宜，乃转而采用政治和阴谋手段。他一方面派与杨森有宿怨的速成老同学傅西平前往王缵绪驻地，以保荐王为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兼重庆盐运使为条件，说服王倒戈反杨；同时，刘湘又向段祺瑞执政府控告杨森独霸盐税，攻击各军，犯上作乱为由，要求段祺瑞将其调出四川——段执政还真就下令免去杨森在川职务，调赴北京任参谋总长！
　　杨森当然不会跑去北京当什么劳什子的“参谋总长”了，他也很有意思，一方面让黄毓成领衔要求段执政收回成命，另一方面却表示声明自己在成都“遥领”此职。

杨森“统一”全川的第一阶段战事相当成功，但接下来他就晕了头。黄毓成建议他许以厚利，以争取邓锡侯、袁祖铭两部中立，将刘湘和“三、边、八、九”孤立出来欺负。杨森虽然也许诺如邓锡侯肯严守中立，就送他三十万元现金，三十万发子弹，三千支步枪（其中现金立付），但同时他却又大言炎炎地要把自己一直看不惯的袁祖铭撵到遵义去当“川黔边防督办”！
　　与此同时，刘湘也在积极争取邓锡侯、袁祖铭。他帮邓锡侯向段祺瑞要来了四川清乡督办的头衔，并表示打倒杨森后，“速成系”之外的军队可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交给邓——虽然杨森的现金和枪械弹药也很诱人，但杨森的口号是“统一全川”，邓锡侯也清楚他此前痛打“三、边、八、九”的手段总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遂婉言谢绝。
　　而对于袁祖铭，刘湘则许诺每月拨给袁军饷四十万元，并等倒杨成功后，由成都兵工厂优先造两万支步枪和一批子弹补充黔军。
　　虽然黄毓成也曾利用私人关系笼络袁祖铭，但杨森却因为和袁有宿怨，而且轻视其力量，对袁所提出的条件一予否定不说，还派兵将黔军驻合江的穆永康旅逼走——其实天可怜见，袁祖铭的要价实在不算高，他只不过想要分点自流井的盐税而已！
　　因此黔军也只得倒向刘湘。错过了一笔好生意的袁祖铭相当懊恼，在给黄毓成的信中写道：“子惠无玉帅器识，公亦近明珠暗投之陈宫。”
　　
　　随后，刘湘、袁祖铭、邓锡侯及“三、边、八、九”等残部便成立了川黔倒杨联军，以袁祖铭为总司令，刘湘委副总司令。1925年7月1日，倒杨联军下达总动员令，以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等部出东大道西攻成都；刘湘则率部沿长江北岸攻泸州、富顺，以黔军一部沿南岸扫荡杨军后，会攻泸州；邓锡侯部和黔军王天培师则集中于铜梁、大足、壁山等地，作为全军的战略机动部队。
　　而杨森得知各部联合成立倒杨联盟后，也命令各军由大足、青木关、荣昌、壁山、云绵场、永川、走马岗、白市驿等地进攻重庆。
　　自东大道出师的倒杨联军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三部，于7月2日在荣昌烧酒房、檬子桥、狮子桥等地与杨军遭遇，双方激战四天，联军大败，退往永川，刘文辉险些被俘。
　　7月15日，杨军白驹、吴行光、范绍增等部三路会攻大足，郭汝栋则进军铜梁，打算截断邓锡侯、袁祖铭的联系和后路，以歼灭这两部联军主力。但杨森的好运气也就到头了，在大足城下，双方展开了一场硬碰硬的主力决战。
　　此战中，杨军王兆奎部两个团被邓锡侯军李家钰部击溃，导致杨军全线动摇，纷纷败退。这一仗虽然损失不算太大，但却是杨军大崩溃的开始。
　　7月21日，联军发起全线反攻，杨军再次败退，据守沱江右岸。正当杨森到处调兵遣将，准备挽回局面时，他的主力部队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却忽然通电反杨，宣布服从刘湘的指挥——其实，要是杨军一帆风顺地打下重庆城，就如吴佩孚那句名言的前半句“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历来首鼠两端的王缵绪是断然不敢有什么小动作的。可谁叫王兆奎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吃了个足以动摇军心的败仗呢？于是吴佩孚的后半句话生效了——“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王缵绪和你杨森是老同学不假，可人家和刘湘不也是老同学！
　　王缵绪这一倒戈，杨军立刻阵脚大乱。
　　
　　杨森闻此消息，无异于当头一棒。他在资中召集军事会议，气急败坏地对众将大吼：“连王治易都变了（王缵绪字治易），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主帅如此不冷静，师旅长们就更是斗志全无了。
　　8月4日，联军全线强度沱江，杨军此时军心已乱，各部纷纷溃退。何金鳌退守泸州，李树勋、王兆奎退守宜宾，郭汝栋退往自流井。杨森自己则带着范绍增、白驹等部经荣县退往乐山，同时命驻守成都的向成杰陆军教导队，驻绵阳的杨淑身旅，以及李逢春旅等部队也赶来乐山会合，企图固守以乐山、泸州、叙府为核心的三角地带，以图再起。
　　尾追的联军各部也分别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威远、荣县等要点，邓锡侯部自仁寿南下尾击杨军，刘文辉部也追至笋子山与白驹部对峙。白驹手下的团长刘自成倒戈投刘，幸得范绍曾、杨汉域两部赶到增援才勉强支撑住。刘湘则率潘文华、唐式遵两部由重庆乘船溯江而上，收编了退到泸州的何金鳌、蓝文彬（原为刘成勋部下）两部。
　　杨森虽也托人向刘湘请求停战，愿意让出成都，仅求保留乐山、犍为、宜宾等部分川南防地，但无奈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大家都认为这家伙野心太大，是个危险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大家商量后给出的价码是：杨森只可以保留一个营，到白帝城去过流放生活。
　　这倒是和欧洲人把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那岛的待遇差不多。

可这会儿杨森哪有闲功夫去琢磨拿破仑！
　　刘湘手下的潘文华师，此际正在向犍为迂回，企图切断他的后路，所以杨森只得匆忙逃命。他遣散了向成杰带来的陆军教导队，也不等兄弟杨淑身和李逢春两旅赶到，便带着手枪、宪兵两大队和杨汉域、范绍曾两部约万余人撤往犍为。
　　都败到这个地步了，他还死要面子，通电称：“离嘉（定）非不能战，实不愿战也。”
　　他这一走，乐山城中众杨军顿时群龙无首，等杨淑身和李逢春两旅赶到后，城中共乱哄哄地聚集了近万杨军。此时刘文辉收编的夏仲实旅已进抵乐山对岸的篦子街，又从岷江上游偷渡直抵乐山北门，切断了杨军的退路，而另一支刘军冷寅东部，也进抵乐山对岸的大渡河边。而同时，邓锡侯手下的陈鼎勋、李家钰两部也于占领青神后，进逼至城下。
　　乐山杨军已成瓮中之鳖。
　　
　　此时城内杨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当属总指挥黄毓成。
　　他召集众将会议，计划突围南下，打算在不得已时进入滇境。但带兵的旅团长们却各怀异心——李逢春已经准备好要投靠同样也姓李的李家钰，刘春山则和刘文辉拉上了同宗，所以都不肯吭声。就连杨森的亲兄弟杨淑身也不肯拼死一战，说大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川军自成军以来，招降纳叛成风，成分就从来没有纯洁过，所以素称难带。此刻即便杨森本人亲在城中，也未必能让这帮三心二意的家伙拼死卖命，何况是初来乍到的云南人黄毓成！黄毓成见事不可为，伤心不已，竟痛哭流涕起来。
　　大家伙才不管这个找不到新工作的云南人伤心不伤心呢，纷纷各显神通，积极联系新东家跳槽。最后，乐山近万名杨军全被刘文辉、李家钰两部收编，黄毓成则大骂着“子惠孺子不可教”，只身上了峨眉山的万年寺避难。
　　可一回头，和他有旧的邓锡侯，就派人上山以礼相待，把这个死硬份子请了下来，还厚赠了一笔盘缠，礼送到上海当寓公去了，从此黄毓成就脱离了军界。
　　由此可见，川军内讧确实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也难怪虾兵蟹将们都自求多福，不肯卖命呢！
　　
　　杨森带着范绍增、杨汉域两部以及手枪、宪兵两大队沿岷江南逃，经清水溪到达宜宾上游四十里的牛喜场。此时宜宾城尚在杨军手中，守城的是负责南线战事的第三军军长兼副总指挥李树勋，和刚打了败仗的王兆奎及喻孟群、谢秉之等部，尚有相当实力。
　　杨森打算掌握住这部分军队，再加上他手里的万把精锐，上联乐山，下接泸州，扼守岷江、长江防线（此时他还不知道乐山守军已经纷纷投降），如能一战力挫倒杨联军，则尚有资本通过和谈取得川南地盘，以图再起。
　　所以他便召集在宜宾的各部将领，于9月9日至牛喜场开会共商大计。
　　孰料李树勋此际见杨森败局已定，已萌异心，打算取他而代之。他便以杨森如到宜宾，恐将招致联军攻击为由，拒绝其进城。作为替代方案，他建议杨森带杨汉域、范绍增等部进入云南图发展，一应粮饷由他负责，而川中残局则交由他来收拾——还说待局势稳定，再迎接杨森回来主持大局云云。
　　这最后一句，算是那年头下属驱逐上司最常用的委婉说辞了。
　　
　　杨森何等样人物，哪能听不出李树勋这话中意味！
　　他大怒之下，便指着李树勋骂道：“你简直是逼王要印！”李树勋也满不在乎，便带着七个弁兵，坐藤轿离开牛喜场，自个回宜宾去了。
　　可他再也没能活着回到宜宾城。
　　这一行人走到距宜宾城十八里的石马溪时，遭到伏击，李树勋连藤轿都没来得及下，便中乱枪而亡。
　　这桩谋杀案，是土匪出身的范绍增干的。杨森在与李树勋磨嘴皮子时，已起杀李之心。他密令范绍增派营长廖开孝率部潜至石马溪埋伏，而范本人则赶往宜宾，逮住李树勋的参谋长童毅公等人赌钱，以稳住李的部队，所以李死后，宜宾城中部队倒也没出大乱子。
但杨森杀李之举，实在过于唐突（在川军中，历来没有绝对的权威，逼王要印的事情屡见不鲜，但通常都是以其中一方退让或大伙儿协议分家而告终。所以大家彼此间没有血海深仇，通常隔几天就能凑一块打麻将，回头重新合股揍别人的也不少见。但像杨森这么一言不合就拔刀子杀老同学的事情，实属罕见，完全是滇、黔一派恶习流毒），因此把不明所以的王兆奎、喻孟群、谢秉之三人给吓得够呛，他们从此对杨森便避而不见。
　　杨森见宜宾人心不附，部队也掌握不住，大有穷途之叹，只得折向西南，经李庄渡过金沙江，抵达横江，想去云南北部山区占山为王。无奈此际唐继尧已派兵严守川、滇边境，他手下的官兵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去云南受苦，杨森无奈，只得通电刘湘、袁祖铭等人认输，表示愿意接受他们解除兵权，下野出川的条件。刘湘、袁祖铭也就不为已甚，随即通电各军保护杨森出川。
　　杨森临行前，把手枪大队交给杨汉域，宪兵大队交给范绍增，算是对这两个忠心耿耿跟他到底的手下的报答，还让他们结成盟兄弟。
　　10月上旬，杨森脱下军装，在宜属江安登上“金沙江”轮，沿江东下，刘湘还特以老同学关系，赠送旅费十万元——这刘湘可比杨森厚道多了，不是么？
　　
　　杨森走后，杨汉域、范绍增两部也只得自寻出路，带着万余人枪投靠了赖心辉。范绍增还向赖心辉保证：只要杨森不回川，我们就永久跟着你，决不食言——大有些关二爷屯土山，约法三章降汉不降曹的气概。
　　看起来，这范绍增对杨森倒也还算忠心耿耿啊？
　　其实，这完全是逼出来的。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子，荣辱与共死硬到底不投降，本在情理之中。可这范绍增才跟了杨森一两年，如此忠心又是哪一出呢？
　　这就要从头讲起了。
　　话说这位范绍增范旅长，在川军中有个绰号，叫做“范哈儿”，所谓“哈儿”，是四川方言，即是“傻子”的意思。江湖中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有假，但绰号不会有假，由此可以想见其人做事，必定有些不可思议之处。
　　比如说，同是给小老婆带了绿帽子，杨森是让弁兵把肇事者骗出门去悄悄毙掉，对外宣称是去英国留学了，眼不见为净；范哈儿则是大发雷霆，把肇事的一对人儿抓来跪在面前，先吓个半死……然后再干瞪眼，想了半天却对人家说算了算了，我认你当干女儿，认那小子当干儿子，再陪笔嫁妆——你，就跟他去吧！
　　所以他亲家翁之一的王缵绪，才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奇——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啊！
　　
　　当然，那些闺阁恩怨只是小节，作为一位土匪出身的军阀，我们主要还得是看他的鹰扬事业。
　　范哈儿是个典型的生前不出名，死后天下知的人物，托了影视传媒的福，在军长满街走，师长多如狗的四川军阀中，如今他倒成了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大有压倒刘湘气死杨森的势头——所以就让人不得不浓墨重笔写上一写了。
　　这位哈儿先生，乃是四川大竹县清河场人氏，上海滩大老杜月笙的亲家，也是杜老板打牌九时联手作弊骗人美元的老搭档。
　　此公在川军中地位不算顶高，但其一生颇富喜剧色彩，江湖气相当浓重，轻财仗义，是个性情中人，同时也是川军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袍哥大爷，兵匪一家的典型。所以编剧们也特别偏爱他，于是以他为原型的方言连续剧《傻儿师长》系列便天下闻名了。
　　这位老兄从小好赌。家里送他读私塾，他不好好念书，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泡在赌场里。结果书没读出来，却阴差阳错地练出了一手好赌艺，在川军中出类拔萃不提，就连他上海混混出身的亲家翁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其手段高明——杜老板是出了名的身体不好，所以玩牌九只能熬到十点钟，下半夜撑场子就全靠范哈儿了。想想看，能给上海滩第一牛人杜老板撑场子，那得要多深的功力？就这一条，咱们还真不能说他虚度了光阴。
　　可他祖父却看不到未来。
　　这位在统一时代度过了大半生光阴的老太爷，思想当然是传统的。他习惯性地认为，只有饱读诗书才会有出息，于是每每教训孙子——其手段恐怕也不见得温柔。
　　当一种旧经验顶用的时候，人们就会尊重它，可要反过来呢？人们就会嘲笑它，甚至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安度晚年。
　　范哈儿就是这么干的。

回头川军东征宜昌，虽然吃了败仗回来，但因为打的是外战，所以即便是败将们，也个个雄赳赳的。万县各界设宴邀请军官们，第二师的饶国华团长不知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居然在席上大骂起范哈儿来，说他过去当过土匪，抢过人，有钱，要抓他。
　　可是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同在刘湘部下当团长的魏甫臣，就觉着饶国华这是在指桑骂槐了——说来也巧，他也是抢人出身的，所以难免神经兮兮。于是他就悄悄跑去跟范哈儿讲——饶国华这龟儿子，明说你暗是说我，此仇非报不可。
　　范哈儿这会儿正在自卑呢！他自觉一不是什么军校出身，二又没有参加什么党派，虽在军中拼死出力，却最终还是要受人排挤，深感前途暗淡，正在灰心丧气打算要脱下军装回家当土财主。但被这魏甫臣一激，他顿觉恼羞成怒，土老财也不要当了，一门心思就想找饶国华的麻烦去……他妈的，什么“强盗收心好做人”，在老子是做不到的！
　　最后，刘湘手下的魏甫臣团长借给范哈儿二十支手枪，一百名便衣兵，熊克武手下的旅长杨春芳，也借给他二十支手枪，一百名便衣兵。于是，一支专找饶国华麻烦的“联军”就此成立。
　　杨旅长为什么也要趟这滩浑水？说来很简单，因为那天宴席上他也在场，而且他也是抢过人的……
　　
　　事实再次证明，被强盗惦记着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尤其是强盗还有两个内应在你身边的时候。
　　懵懂中的饶国华团长，满以为进了川就是自己的地盘，所以行军途中也不是很警觉——他不知道，在魏甫臣和杨春芳的帮助下，范哈儿对他的行军序列和日程表可是一清二楚……
　　等他队尾的两个连到达分水镇时，已近黄昏，大家伙走了一天，又饿又乏，遂就地造饭。可这顿晚餐还没吃完，一群绿林好汉就呐喊着冲了出来，两连官兵毫无戒备，全被缴了械。
　　不消说，干这单买卖的正是胆大包天的范哈儿。
　　范哈儿抢了饶国华的枪械，又召集附近各县的袍哥兄弟和大小股匪，编成一个团，自称团长，投到杨春芳的手下。刘湘得悉范哈儿竟敢缴他的枪，大为震怒，便派李树勋带队进攻杨春芳——闯了大祸的范哈儿倒也仗义，掩护杨春芳往石青阳的防地撤退，他自己则大打麻雀战，零敲碎打又吃掉了李树勋一百多条枪……
　　所以后来杨森专找他去干掉李树勋，是大有道理的——因为仇人相见，才分外眼红嘛！
　　
　　在一、二军之战中，杨春芳配合熊军进攻下川东，打跑了第二军部队，全旅遂移驻丰都、忠县一带。
　　随后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援下回川，与熊军激战于万县一带。消息传来，范哈儿认为熊克武总是拿他们当外人看，只利用而不补充，乃建议杨春芳投靠杨森——于是接着就有了杨春芳忠县倒戈，导致万县熊军后路被切断，只得仓促撤退，连重庆都一股脑而丢掉，再然后刘伯承被指责作战不力，遂萌生离开讨贼军之念这一系列事件。
　　然后，杨森败退万县，杨春芳又投降石青阳，接下来杨森反攻，熊克武战败，杨春芳再投降杨森……
　　那几天，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些日子里，杨春芳因忙着抢泸州地盘，所以只让范哈儿这一个旅跟着杨森在成渝之间来回打。而范哈儿也确实肯卖命，敢打硬仗，所以杨森对他也就格外器重，进成都城后，任命他为第九混成旅旅长，全旅换成一色的新枪——范哈儿出道十余年，还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瞧得起他的东家呢，所以那叫一个感激涕零哪！
　　不过这一阶段里，范哈儿的所谓“能打”，也很是有点瞎猫撞上了死耗子的运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唉，都是出身惹的祸：首先，这个山大王没进过正规军校，所以打起仗来也格外不守规矩，科班生们不适应他的蛮横打法在情理之中；其次，战线对面从来也没有他的同学校友，人家就算想劝降，也没门路找上他，所以排除了一切场外干扰的选手，自然表现会好些；最后一条，因为对面没有熟人，所以他下手从来也没什么好顾忌的，啥阴招狠招绝户招都敢使，甚至手上还有一条速成系的人命案底……
　　所以刘湘才会说出“其（杨森）所属各部队，除范绍增匪部必须解决外，都一视同仁，予以维持”这样的话来呢！
　　人家压根儿就不肯承认他是正规军，干脆连“缴枪不杀”都省了。你说这种情况下，范哈儿不死扛到底还能咋的？
　　
杨森被打倒后，刘湘带着一众诸侯跑到自流井开善后会议，新的矛盾又开始滋生。
　　两里不到的自流井市街上，一时冠盖云集：刘湘驻大夫第；刘文辉驻牛氏巷倪公馆，他的大邑老乡刘成勋也驻牛氏巷，在李公馆；袁祖铭驻双牌坊；赖心辉驻商会；邓锡侯驻同心井；吕超驻张家祠；其他如潘文华，唐式遵等都在，只有田颂尧没有亲到，由他的副手孙震代为出席——算下来，自流井大街上平均不到两百米就有一位川军大老。
　　会议上，刘湘坚持按照段祺瑞政府的8月电令来执行盐税分配，这个8月电令是：“所有川省盐税概归四川军务督办刘湘统一提拨，井（自流井）、渝两处所发税单非由督办署提拨者概不生效。”所以其他各家诸侯，尤其是在倒杨战争中因大肆收编，而财政立显窘迫的保定系邓锡侯、田颂尧等，对此极为不满。
　　交待完了盐税问题后，善后会议又转到成都继续开，这回又轮到袁祖铭不高兴了。
　　先前打杨森的时候，刘湘不是曾向袁祖铭许诺，要给他造两万支步枪和大批子弹么？袁祖铭可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不是？这回川军众将集中成都开善后会议，就有人提出来，说这兵工厂简直就是四川的祸乱之源，不如干脆关了算了！成都士绅耆老及省议会也纷纷支持此议。
　　刘湘自己在此战中收编了不少军队，消化起来还需要些时间呢，自然也不反对，可袁祖铭却认为刘湘成心背约，要欺骗于他，因而负气返渝。
　　而更让袁祖铭火上浇油的是，连他自己掏钱从汉口购买的一批军械，运到夔府时，也被刘湘的潘文华师郭勋祺旅扣留！
　　同时呢，杨森旧部王兆奎师，原本已经被刘湘的王陵基部收编，却在袁祖铭的策动下，从长寿逃到綦江投奔了黔军。刘湘对此也不可能很高兴吧？
　　因此双方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增加己方的筹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杨森。
　　
　　却说杨森小半年前痛哭流涕地出川后，无处可去，只得厚着脸皮又循老路跑到汉口去投玉帅吴佩孚。
　　吴玉帅虽在1924年秋冬之交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狠狠跌了一跤，伤得不轻，但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现如今还是比杨森家底厚实些。他很慷慨地给了杨森一批军械饷款，委他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让他回川重新收拾旧部。
　　眼见杨森又活了过来，袁祖铭、邓锡侯、田颂尧便纷纷与他联系，希望他回川收回被刘湘收编部队，以达到瓦解刘军的目的。
　　而刘湘又岂能让他们轻易得逞？他也让其驻汉代表乔毅夫出面，以老同学的情分劝说杨森与自己合作。杨森思来想去，到底袁祖铭更不讨他喜欢，刘湘虽然也不可爱，但毕竟是老同学，做人也厚道些。
　　于是他决定，还是和刘湘合作


就当杨森在汉口辗转反侧思来想去的时候，袁祖铭已从成都回到重庆。他立刻集结兵力，准备先拿驻川东的刘湘部队出出气。1月29日，他突然对刘湘驻渝部队发动袭击，刘部猝不及防，驻在城中的第十师长兼江北、巴县城防司令鲜英，仅率得一个营仓皇逃出。1月30日，黔军又攻占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刘军驻渝各机关，收缴守卫队枪械，并派队追击撤退中的刘军……
　　这一事件，被称为“江巴事变”
　　可偏在这要命的时候，刘湘本人却滞留在大邑老家联系不上！
　　川东刘军潘文华、李雅材、蓝文彬等部以群龙无首，兼之力不能敌，只得退出重庆，撤往壁山、垫江一带暂避风头。黔军遂完全占据重庆，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重庆附近的永川、江北、巴县、长寿、涪陵等地。
　　刘湘得知袁祖铭不辞而别后，情知不妙，也于1月14日急急赶回成都，准备去重庆指挥部队，但却被驻隆昌的原杨森手下白驹的部队挡了驾。接着重庆丢失，所部主力被分割于上下川东等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那几天可真是急煞了刘甫公。
　　可乔毅夫随即从汉口传来了好消息，杨森同意与刘湘签订“丙寅公约”，他的价钱是：刘湘在倒杨之战中收编的原杨森部队，一律归还原主；刘湘欢迎杨森回川指挥所部及川东刘军共同驱逐黔军，收复重庆，将上下川东连成一片，今后刘、杨二人合驻重庆，下川东地区划为杨森所部防区。
　　正火烧眉毛的刘湘，对此当然一口答应。为了表示诚意，刘军主要将领如潘文华、唐式遵、李雅材、王陵基等也纷纷致电杨森，欢迎他回川讨袁。
　　杨森见时机已成熟，遂于1926年2月17日辞别吴佩孚，从汉口乘“镇峡”号兵舰前往宜昌再转万县，吴玉帅还特意设宴给他饯行。
　　
　　杨森虽然回到万县，但他的各部主力，此刻也同样被黔军堵在重庆上游。他遂大耍花招，继续保持和袁祖铭的暧昧关系，同时要求黔军同意让他的老部队借道东下——要不然，大家怎么合作呢？
　　袁祖铭这个没脑子的家伙，很慷慨地答应了，历来小气的他居然还下令沿途各县替杨军筹备粮秣，补充给养！
　　于是在上游的杨军旧部郭汝栋、白驹、吴行光、包晓岚、范绍增、杨汉域等六部，从3月23日开始，在郭汝栋的统一指挥下，经壁山等地向下川东移动，于3月29日全部顺利抵达忠县、万县一带。
　　这在当时，号称“六部东下”，至此杨森总算收回了自己在“统一之战”中丢掉的部队，又有了参与四川逐鹿的本钱。
　　
　　郭汝栋等六部抵达后，老二军系统空前团结，声势大振。杨森在万县打出四川讨贼联军总部的牌子，委任唐式遵为讨贼联军第一路右翼总司令，潘文华为左翼总司令，另委陆续抵达万县的李雅材、王兆奎、王陵基、杨淑身、向成杰、魏甫臣、王仲明、杨国桢、郭汝栋、何金鳌、白驹等人为师长，吴行光、杨汉域、杨铭、喻孟群、范绍增、张邦本、包晓岚等为旅长，袁葆初为警卫大队长，夏炯为将校队长，部队迅速扩充到十余个师，约六十多个团，拥有人枪七万之众。
　　整理好部队后，杨森立即向袁祖铭、邓锡侯等两个“盟友”摊牌——他以“兵多地狭”为由，请邓锡侯让出广安、邻水，又请袁祖铭让出丰都、长寿，同时还派第六师魏甫臣部进占开江，打算图谋刘存厚的地盘。
　　自以为是与世无争的刘存厚，闻讯大吃一惊，急电向老部下邓锡侯、田颂尧求援。邓锡侯、田颂尧立刻各调一旅增援，杨森才悻悻住手。
　　到这时候，袁祖铭才算看明白杨森的用心！他情知黔军处境险恶，遂急调时任远在贵州的嫡系师长彭汉章，以及川黔边防军第二路司令贺龙、第四路司令罗觐光等部星夜来援。但在黔军援军到来之前，杨森已经从下川东发起了攻击。
　　黔军势孤，只得撤出忠县、丰都，但杨森继而又提出新要求——黔军让出长寿、江北、巴县，并交出此前强占的刘湘在渝一切收入款项……
　　这显然是袁祖铭无法接受的，于是杨军便以此为借口，继续沿江西进。
　　而成都方面，眼见刘湘、杨森合作，二军系统重振，为求生存计，刘文辉、赖心辉等也纷纷表示愿支持刘湘。刘湘遂派王缵绪率蓝文彬、鲜英等部进攻驻永川的黔军王天培部，与杨森东西呼应，摆出会攻重庆的架势。
　　黔军各部屡战屡败，重庆三面被围，袁祖铭只得乖乖认输，于6月间率黔军南渡长江，经綦江退往贵州。
　　这一回，四川耗子们又胜利了。
　　

这会儿，已经是1926年的仲夏了。
　　就在这一年的7月，在遥远的南海之滨，一群年轻人高唱着“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冒着酷暑，开始向北踏上伟大的征程。那是一曲英雄时代的史诗，是沉睡的狮子醒来时的咆哮。
　　这场由南至北纵跨中原大地的远征，在近代史上被称为“北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北伐，但只有这一次，是永远不用加上什么“元嘉”、“绍兴”、“开禧”这样的年号，或是“祖狄”、“刘裕”、“吴明彻”之类的人名做前缀的。
　　因为这次“北伐”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史上的任何一次“北伐”，以至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将她清楚地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而无需额外加以说明。
　　于是，从那时起，新时代的曙光，渐渐开始从地平线上冒出，黑暗时代终于一步步离我们远去。这时上距旧帝国时代的崩溃，恰好十五个年头，而她所掀起的暴风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说业已平息。
　　
　　袁祖铭退出四川后，才发现老家贵州也不是那么好回去了。
　　先前他曾委彭汉章为贵州省长，驻省城贵阳；周西成为会办，驻黔西北的赤水、仁怀、习水一带。然而省长彭汉章治军治政均无方略，所部纪律败坏，辖境怨声载道，而且上任至今，军队实力也没有像样的发展；与此同时，周西成在黔西北却搞得红红火火。周西成所占据的地盘，原是川黔之间的重要商道，只是因为兵匪扰攘，所以顿显萧条。因此他到防后，便大力肃清土匪，发展贸易，收入即随之大增。故而他不但有余力支持袁祖铭，还自己开办了兵工厂，办起军事学校。但随着实力的增长，他也渐对省长职位产生了觊觎之心。
　　两相比较之下，正在四川参与混战，急需贵州后援的袁祖铭对彭汉章当然不大满意，为了获得后援，且平息彭、周之间的矛盾，他遂令周西成与彭汉章对调职务——由彭去当会办，周来当省长。
　　周西成于6月间方才进入贵阳接任省长职务，却不料袁祖铭也忽于当月兵败川东，走投无路之下竟打算要回老家来！对此周西成当然不乐意，于是他便力称袁祖铭是国家大器，不应该局促贵州穷乡僻壤之间，应该出而领袖西南，进而问鼎中原——至于贵州么，交给他来经营就可以，袁祖铭向外发展所需的军费、兵员、后勤补给等，都由他来承担。
　　袁祖铭本就是个好高骛远的人，闻此一说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他便率彭汉章、王天培两部进入湘西。就如滇军历来轻视广西一样，黔军也同样轻视湖南。湘西的洪江一带，更是被黔军视为外府，所以这回袁祖铭也不跟赵恒惕、谭延闿们打招呼，自个儿就占了湘西地盘，委任官吏，强提税款。
　　
　　在1926年的6月里，袁祖铭还算是北洋吴佩孚的人（他手下刚丢了贵州省长职位的彭汉章，在6月25日还曾宣布就任吴佩孚委任的“黔湘边防督办”呢），可到了7、8月间，眼见北伐军连战皆捷，他就立刻换了立场。
　　北伐军攻占岳州后，袁祖铭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左翼前敌总指挥职务，彭汉章就任第九军军长，王天培就任第十军军长——于是他们也变成了北伐军，于9月中旬开始进攻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据守的公安、石首一带。
　　而周西成也不甘落后，他见北伐军连战皆胜，便也见风使舵，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之职——虽然也号称参加“北伐”，可是他的军队却一直没有出过贵州。周西成的政治能力比袁祖铭和彭汉章都强一些，其部队也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掌握得比较牢，因此居然颤悠悠地坐稳了这西南最不稳当的一把交椅。
　　因为周西成是贵州桐梓人，所以他这一系统又被称之为“桐梓系”。“桐梓系”至此完全取代“兴义帮”，成为西南割据时代里贵州的末代诸侯。


而袁祖铭的好日子也终于到头了。
　　北伐军第八军，是唐生智所统帅的湘军，他对黔军占据湘西极其不满，遂要求黔军移驻鄂西。但袁祖铭历来轻视湘军，竟然置之不理。唐生智遂命其教导师师长周斓，于1927年1月31日，在常德请袁祖铭赴年宴，这自然是一出“鸿门宴”。自大惯了的袁祖铭不疑有他，慨然赴宴，结果当场被捕杀，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参谋长朱崧、师长何厚光（就是他当年刺杀王文华的那位表弟）。2月6日，他的心腹大将彭汉章也在汉口被捕，随即被送到长沙枪决。而另一位大将王天培，也只多活了一年多，他在1927年9月2日，被蒋校长处决于杭州西湖畔。
　　唐生智杀袁祖铭等人的理由是“勾结吴佩孚”，蒋校长杀王天培的理由则是“不听指挥导致北伐军徐州之战惨败”，这两条貌似毫不相干。可到了1931年，国民政府给王天培平反时，却闪烁其词地来了这么一句：“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
　　那几年，够资格“谗言惑上”，以“莫须有”之罪诛杀一位军长的人，实在不多。
　　所以坊间传言，这两起谋杀案，何应钦何总长恐怕都难逃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北伐时代，他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等要职，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又成了黄埔学生军的掌门人，以他对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等人的宿怨和手握的权力来看，这一切并非不可能。
　　袁祖铭死后，他的残部一部被包围缴械，一部在李燊的率领下退往川、湘、鄂三省交界处，后被北伐军收编为第四十三军。
　　而这个李燊，和周西成还没个完。
　　
　　回过头来再说四川。
　　在驱袁之役中，杨森虽然东山再起，但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深知刘湘不会让他染指重庆，因此迟迟不去重庆，一心经营起下川东各县来。他又搬出当年在成都所施行的那套新政，大兴土木，提倡新风，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其总部所在的万县，经营成为四川除成、渝之外的第三大城市。
　　1926年8月20日，杨森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写信的是他的熟人，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李校长打算介绍一位年轻的留法学生到他这儿来工作。
　　这位留学生是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回国后又于1923年入北京的中法大学学习。此后他就一直留在北京，积极组织和参与学生运动——所以极其反动的奉系军阀，近来渐渐盯上了他，他在北京处境危险——危险到什么地步，只要看看当年北京城里两位颇有影响力的大记者之卒日就知道了：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1926年8月6日。这都是被奉系军阀胡乱扣上一顶“红帽子”，便给草菅人命了，更何况他本来就戴着“红帽子”呢！
　　因此他的导师李大钊便建议他回老家四川去开辟新天地，还请自己的老朋友，时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给他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找杨森——但李大钊自己却没有离开，以至于在次年4月28日，与其他二十余位戴“红帽子”的朋友，被奉系军阀杀害。
　　可巧杨森的秘书，就是人家要帮他征女友，以至于闹出“威古龙丸”事件的喻正衡——他也是个留法生，和乐至人还是同学。于是杨森就把乐至人留在司令部工作，给喻正衡作伴。
就在法国留学生到万县的第九天，地方上出了件大事儿。
　　1926年8月29日，杨森手下的宪兵队长孙恒，由云安厂提得数十箱银元，转道云阳打算运回万县。正值英商太古公司 “万流”号客轮从宜昌去万县，恰好抵达云阳，因地方上没有合适的码头，遂停在江心招漂接送旅客。
　　和其他乘客一样，孙队长也雇了三只木筏，准备带着他的兵和钱箱递漂上船，顺路回万县。孰料“万流”轮见这批人持有枪械，人数又多，竟疑心是劫船的土匪，遂不待孙队长的筏子靠上，便猛开快车企图逃离，将三只木筏浪沉。这起恶性事故，导致杨军宪兵第二大队官兵淹死五十八人，枪支损失五六十支，银元漂没八万五千元。
　　怒火冲天的孙队长，立刻就向杨森打电话报告了情况。
　　说起来，这艘“万流”轮，肇事浪沉军民船也不是第一回了。此前在上游的丰都立时镇江段，它就曾撞翻过一条划子，导致杨森部营长田雨亭、勤务督察长张复初、田云等三人淹死。而另一条英商怡和洋行商轮“嘉禾”号，也积有案底，它曾在涪滩地方撞沉木船一只，淹死杨森部第十师差遣张泽瀛及士兵谷迪良、崔英保等三人，沉没饷款二十万元。
　　甭说这些小军官，就连杨森手下头号大将郭汝栋，也受过英国鬼子的恶气。稍早些时候，郭师长从万县总部回防地涪陵，懵里懵懂地带了几个武装弁兵上了条英国轮船，结果一上船就被护航的英国大兵缴械。郭师长下船不得，只得忍气吞声，一路咬牙切齿地回到宜昌，但事后他可没少向杨森发牢骚。
　　杨森当时对此事件的评价是：“欺人过甚，奇耻大辱！”
　　和其他军阀一样，杨森也从来不喜欢招惹洋鬼子，但这一回，他可真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决定要强硬一下。
　　
　　此时，北伐军正与吴佩孚的北洋军激战于湘鄂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云霄，杨森虽然还在支持吴佩孚，但也很受了些鼓舞——更重要的是，他的把兄弟，当年的滇军名将朱德，也恰在这时候赶到，对他大讲天下形势，并极力支持他对英国人用强。
　　话说当年朱德出川赴欧前，杨森就曾承诺要“虚位以待”的，因此他一回国，就进川来给杨森帮忙了——可我们都知道，这会儿朱老总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所以他一到万县，就很自然地找组织接头……同志们一碰头，呵呵，原来从欧洲回来闹革命的，可不只他朱老总一个人呢，那个新来的乐至人，居然也是——他的名字，正好叫做陈毅。
　　此时正是国共合作，联手组织北伐军，痛揍帝国主义在华走狗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一干北洋军阀的时节，所以朱、陈二位老总，当然是坚决支持杨森反对帝国主义的了！
　　而眼前最让人怒不可遏的，自然就是在长江上肇事的英国轮船。
　　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
　　
　　因此当“万流”轮抵达万县时，杨森即派轮船检查长率武装士兵八人上船检查，并讯问肇事因由。
　　本来这只是桩民事纠纷，但停泊于“万流”轮旁的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上的水兵，一看本国轮船有失颜面，可就不干了。他们出手给客轮帮忙，要解除上船杨军武装。而杨军此时正在火头上，又是在大帅眼皮下执行任务，当然不肯就让他们缴械。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英国水兵开枪重伤杨军两人。
　　“万流”轮趁乱向上游逃逸，而“柯克捷夫”则脱下炮衣，悍然将炮口对准万县城示威——那时候大英帝国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日不落”的神话还得撑到二战后，所以英国水兵还是相当蛮横的。一百多年来的炮舰外交，仍然在强大的惯性驱使下继续着。
　　可英国人没想到，杨森这回还就较真了。
　　8月30日，尚不知情的太古公司 “万通”、“万县”两轮驶抵万县，停靠于陈家坝码头。早有准备的杨军一拥而上，将其扣押，由宪兵司令于渊亲带一排宪兵登轮坐镇。同时杨森还电令本部驻重庆代表季叔平，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惩办凶手。
　　英国鬼子这下可慌了，不过他们也不老实，总还想偷偷耍些花样。
　　他们一面派出驻重庆领事卢思德，到万县与杨森谈判提拖延时间；一面自作聪明，秘密做准备，打算强行劫船——可是他们忘记了，川江那可是袍哥的天下，在袍哥面前从来都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9月2日，杨森手下的袍哥大爷范绍曾，接到了由袍哥情报网传来的可靠情报：狡猾的英国鬼子将怡和洋行商轮“嘉禾”号漆成灰黑色，并加装机枪、火炮，另载水兵六十三人，军官五人，由“孟蒂斯”号军舰舰长达礼尔率领，准备自宜昌上行偷袭万县，强劫被扣轮船。
　　情报是从英国海军驻宜昌办事处泄露出来的，报料的是在长江上游很有声望的袍哥大爷方茂山。方大爷是四川人，又在前清时代干过武官，在军事方面是个内行，他送来的情报显然是很靠谱的。
　　果然，9月3日晚，杨森万县总部就接到夔府驻军报告，称发现有无名灰黑色轮船上驶。杨森立即令第九师沿江布防，又令机炮司令刘殷在万县段长江北岸高地配置山炮十二门，机枪营择要构筑工事，并令于渊加派守轮兵力，于司令得令，便又调了一个手枪连上船——最后英国人就在这个临时增加的手枪连身上吃了大亏。
　　9月4日，自觉成竹在胸的卢思德发出最后通牒，限杨森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万通”、“万县”两轮——英国鬼子这回实在太老黄历了，人家杨森山炮都放列好了，还怕你发“最后通牒”？
　　
　　9月5日下午1时左右，“嘉禾”轮驶抵万县。此时从上游重庆下驶的英国炮舰“威警”号也已到位，再加上原本就停泊在万县的“柯克捷夫”号，英国人集中了两条内河炮舰和一条改装轮，自觉有恃无恐，加之最后通牒期限已到，于是便动手强行劫船。
　　“嘉禾”号在“柯克捷夫”号和“威警”号的掩护下，强行靠帮“万县”轮，二十余名英国水兵跳帮登上客轮，一面开枪威吓杨军士兵离开，一面企图砍断系泊的钢缆。
　　在舱面监守的杨军当然不干，双方士兵遂扭打起来。英国水兵欺负杨军人少，在砍断了两三根钢缆后，竟向杨军士兵开枪，当场打死两人。坐镇轮上的宪兵司令于渊，立刻命令手枪连冲出还击。活该这帮不识时务的英国鬼子倒霉，二十余名登船水兵中，当即被打死十二人，溺水淹死人数不详——连在“嘉禾”号上指挥劫船行动的达礼尔舰长，也被杨军击毙在望桥上。
　　“嘉禾”眼见“万县”上中国兵太多，己方伤亡太大无法得手，只得脱离“万县”轮，绕过停泊在一旁的法国炮舰“杜达德”号，改打“万通”轮的主意。
　　但驻守“万通”轮的中国兵也不是好惹的，他们用轻武器猛烈射击“嘉禾”，使之无法靠帮。“万通”轮船长贝慈和总机师庄士敦企图趁乱跳水逃跑，遭到守军射击，庄士敦在水中溺毙，贝慈也在游向“嘉禾”过程中中弹，但侥幸爬上了“嘉禾”号，捡回一条性命。
　　
　　就在“嘉禾”被“万县”、“万通”两轮上的中国兵痛揍的时候，“柯克捷夫”和“威警”号却傻眼了——他们总不能朝着本国财产“万县”、“万通”两轮开火吧？何况，那上面还有不少被“绑架”的自己人呢……
　　于是，这两条炮舰便转以其120毫米主炮，朝驻李家花园的杨森总部以及杨家街、南津街、万县中学等处大肆轰击，还发射了不少燃烧弹，导致整条南津街上的木结构民房都燃起大火。
　　这次炮击共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万县军民死伤数千人。
　　说来真是惭愧，在伤亡人员中，还有近百号人是因为冲出来抢看神仙打仗，故而遭殃的：一群居民群聚在鸡公岭旁的黄桷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看免费的热闹，指指戳戳正骂得高兴，不料却遭到英舰恼羞成怒的炮击——事后调查得知，仅此一处就伤亡九十余人，其中三十一人死亡。
　　唉，吾国吾民这点古老的爱好啊……
　　因为看热闹而为国捐躯，说来甚不体面。不过当这些懵懂的老百姓，连想在家门口看看热闹骂骂娘都会招来一顿炮击的时候，他们终于也明白了：如果一个民族连起码的尊严与独立都没有，那么无论他们的要求高尚还是庸俗，奢侈还是免费，这样的“自由”都不会属于他们……

朱、陈两位老总这会儿又在干什么呢？
　　这也算是一段花絮。
　　朱老总当时在黄桷树高地上指挥山炮开火，有记载说击中一艘英舰——但杨森事后却称“此次我炮兵发射不中，应予彻查严惩”，而目击者也说是“我北岸山炮，亦予以还击，连发均未命中”，所以到底是否命中，还是个疑案。不过用低初速的克虏伯七五山炮，在远距离上用榴弹打军舰，确实也有点难为炮手们了。
　　而法国留学生呢，他也整出了一桩疑案。
　　他据说是跑到一条法国炮舰上去了（那天确实有法国条炮舰“杜达德”号停泊在万县江面）。说来也巧，杨森总部李家花园旁，就是法国教堂真元堂，在英国鬼子这没头没脑的一顿炮击中，恰好就有一颗炮弹不偏不倚，落到了法国教堂的钟楼上，把钟楼给摧毁了……于是法国留学生就以此为由头，登上法国炮舰，充分发挥外语优势，用法语揭露了英国鬼子惨无人道地炮击万县人民——当然还有法国教堂的钟楼——的种种罪恶行径，希望他们予以声援。
　　结果据说是：炮舰上的法国鬼子因此而被激怒，遂卸下炮衣对英国炮舰开了两炮，击中了英舰舰尾。英舰冒起浓烟，只得拉了一声长哨，便伙同其它船只向下游逃离了。
　　这个说法很浪漫，也有目击者证实称：“当真元堂钟楼被击毁时，停泊在陈家坝附近的法国兵船，当即卸去炮衣，对准英国兵船施放两炮，似已击伤其船尾，船尾上冒起了浓烟……”
　　但这一说法也很可疑。因为一国军舰朝另一国军舰开火，这是形同宣战的行为。法国鬼子虽然懵懂浪漫，但是不是真能如此剽悍，肯为中国人民打抱不平去得罪盟友约翰牛，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所以，这一段还是权当是野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一天，是1926年9月5日，所以称之为万县“九五惨案”。在四天前的9月1日，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昌城下，明天就要拿下汉阳（9月6日），后天就要攻克汉口（9月7日）……二十三年后，还是在这条古老的母亲河上，朱老总麾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要在江阴附近江面，向在长江上耀武扬威了一个世纪的英国军舰，彻底宣告其对华炮舰外交的终结。
　　下一次，动手的将是陈老总的三野，发言的是缴获的美国大炮。这一出，正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下旬，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不顾警告强闯渡江航道，从而引发一系列交火。如果不是解放军方面保持克制的话，不看黄历就出门的“紫石英”号，必然在劫难逃。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际后果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大英帝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她的亲美大国。
　　然而，1926年的万县，距离1949年的江阴，还有二十三个年头——虽然在浩瀚的历史中，这只是一瞬，但真要亲身经历起来，却是半辈子的光阴。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已经看到了曙光，但还需要耐心等待。这会儿杨森也只得委屈从权，在死要面子的英国鬼子暗予赔偿之后，放船了事。
　　
　　和“有奶便是娘”的黔军一样，川军这一众诸侯，此刻也正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摇摆中——他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却不知道究竟该踏上哪一条道路。
　　杨森自也不能例外，他更是典型的起大早，赶晚集的主儿。
　　一方面，他早于7月间就派出代表与北伐军接触（朱德入川就为落实此事），打出了“北伐”的旗号；但另一方面，他却又于8月14日在万县通电就任吴佩孚所委任的四川省长职务，准备以“北伐”为名，出兵鄂西援助老恩公吴佩孚（而在此前一天的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川军主要将领都已联名通电宣布讨吴了）。
　　对杨森这唯一一个够威胁到他统治地位的老同学，刘湘当然是唯恐其不捅漏子的，因此极力怂恿杨军出师鄂西，参加“北伐”。同时刘湘还大造舆论，宣称杨军“是川军北伐的前部”，其他各部川军并将陆续东下云云。
　　于是杨森一边表示要效忠革命，请朱老总去武汉替他联络北伐军，一面却以“北伐”为名，进军鄂西闯祸去了——上次川军东征宜昌，杨森因为没有参战还很是闹了些情绪么？这回，他就该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那几天，刘湘总有一种忍不住想偷笑几声的冲动。

此时吴佩孚所委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正遭到黔军贺龙、王天培两部的猛攻，一败涂地，所以杨森遂进军鄂西与卢金山会合。此时北洋军在鄂西兵力尚强，有刘建章的十八师、于学忠的二十六师、阎恺成的第七师、张甫成的第八师等部队。杨森遂联合北洋鄂西诸部，自宜昌、沙市分道东下，吴佩孚也以靳云鹗南出武胜关，进至湖北的麻城、黄安一带，而占据襄、樊的张联升部，也沿汉水东下。
　　北洋直系势力一时间颇有回光返照之势。
　　但这也就是回光返照了！
　　吴佩孚的盟友，最可能对当时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孙传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位割据江南财富之地，手握二十万重兵的五省联军大帅，居然在这要命的当口玩起隔岸观火的把戏来——他严重低估了北伐军的战斗力和决心，以至于吴佩孚的主力已全被打垮，而他的主力部队却还在江西磨蹭——所以这会儿北伐军各支主力已纷纷移师江西，找他的麻烦去了。
　　而另一路吴军主力，刚被吴佩孚重新起用的靳云鹗，虽然号称吴军头号战将，却因此前的矛盾而早已对吴心怀不满（在不久前的南口之战中，吴佩孚以私通冯玉祥为由，将指挥前线作战的靳云鹗解职），也不肯积极南下解武昌之围。
　　因此各路北洋军虽然嚷嚷着要在武昌城下痛揍北伐军一顿，但却谁也不肯出死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杨森，算是最积极，可他也打不到武昌城下。
　　最后，守武昌的吴军悍将刘玉春拼命死撑到10月10日，终于城破被俘，从此解甲归田，回天津老家著述他的《百战归田录》去了——刘玉春死守武昌，给北伐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不过那多一半还得怨蒋校长实在不会攻城），因而与几乎同时的杨虎城死守西安、傅作义死守涿州，并称为“民国三大守城战”。
　　北伐军解决武昌的刘玉春后，腾出手来进军江西，迅速打垮了孙传芳的驻赣部队，于11月初相继略取九江、南昌，长江中下游大局已定。
　　
　　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南北纷争，至此已明显呈南强北弱之势——南方在政治上的优势日趋明显，鹿死谁手，大抵可知。可不识时务的杨森，却非要在这时候异想天开，沿长江东下进军去争夺武汉三镇，自然要一头撞在南墙上。
　　果然，就在他挥军东进时，贺龙、王天培两部却突由湘北的常德出兵，向鄂西的沙市、宜昌实施迂回，将突出的杨军第一师师长曾子唯所部截断，曾师长及其其所辖的孟浩然、周绍轩两旅走投无路，随即被第八军唐生智收编。而另一支杨军何金鳌、魏甫成两部也被北伐军击溃，被迫败逃宜昌。
　　吃了败仗的杨森，立刻便又想起把兄弟朱德来。他急派代表周建侯前往武汉迎接党代表朱德回来——10月23日，北伐军总部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以朱德为二十军党代表的任命就已经下来了，但杨森还想观望，迟迟不肯就职，于是就吃了这个大苦头……
　　这回在朱德的责备下，杨森只得于11月16日很不情愿地宣布就任这个南方任命的第二十军军长。他在万县打出青天白日旗号，还满大街贴满革命标语，以图表明立场，挽救他的鄂西部队——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二十军”这个番号从此就阴魂不散地跟定了他的“杨家军”，一直到1949年才曲终人散。
　　与此同时，川军其他实力派人物也纷纷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刘湘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就在川军一众诸侯们乱哄哄地换旗时，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思想也正在静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头脑——那思想，给人们指出了眼前苦难的原因，也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在那个迷惘的时代里，这无异于是一盏明灯。
　　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质疑当年那些人们的崇高理想和执著精神——虽然他们也会生老病死，也会犯错误，但至少他们的初衷总是不坏的。
　　
话说1923年8月，刘伯承在大足斩龙坳之战中与黔军苦战，右腿动脉中弹重伤，本该即刻住院治疗，可他却因此前丢重庆受了委屈，竟赌气死扛着不肯下战场，一定要为自己正名。直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被强行送到成都救治。
　　然而腿伤容易治，心伤却不容易治，刘伯承这一养伤，就再也没有回部队去——哪怕是熊克武把自己乘坐的官轿送给他用，赖心辉来请他当师长也没能让他心回意转。他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但又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一时间迷惘不已。
　　可是革命老前辈吴玉章，介绍给他的一位朋友，却把那盏明灯指给了这个在迷惘中苦闷的年轻人。可刘伯承虽然眼睛不好，却也绝不喜欢盲从，尽管他今后为这盏明灯，为这面旗帜奋斗了终生，但在当时他却说的是：“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可那位朋友也并不生气，他居然对这种不盲从的态度相当的赞许，还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于是，两个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为苦难中的生灵们寻找未来的志同道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有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的近代史上就会少一位“军神”，而刘瞎子的知名度也绝不会超过潘鹞子、唐二瘟、王灵官、范哈儿这些舞台人物。
　　
　　就在1926到1927年的年头岁末之间，就在刘湘、杨森们纷纷换旗前后，绰号“烟灰”的川军师长罗泽洲，也捋起了袖口，对他的大兵们口水滔天地讲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我因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另制旗帜及全师领章、臂章等东西，已经花掉了二万多，难道不是钱嗦？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难道还要傻花些钱才算革命嗦？”
　　我们生活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罗烟灰在开黄腔，可以拿他当笑话讲，不过罗师长本人，在当时却未必清楚这一点。
　　其实，在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什么才是“革命”的诸侯，还绝不仅是罗泽洲这一家。
　　诸侯中的大多数人，只知道鸦片烟酒姨太太。他们以为，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而唯一能确保这一切的，就是手里的枪杆子。所以他们将这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可现在，偏偏就有人要策反他们的命根子。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过的“新”冲突，便开始了。
　　说它“新”，是因为这场冲突的起因、目的和手段，都是诸侯们从来没有见识过或意识到的，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方式突然发生的。
　　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因为抢夺枪杆子而发生流血斗殴事件，刘湘、杨森之间就因此有过多次恩怨，至于其他大鱼吃小鱼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究其目的和结果，却始终不过是成都或是重庆城里的张大王换了李大王，但大王们那些一塌糊涂的旧脑子里，对鸦片烟酒姨太太的古老嗜好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绝不是个人品格问题。
　　比如说刘湘这方面就比杨森强，他本人可以不纳妾不吸鸦片，但他却阻止不了手下的大王们纳上十房八房的姨太太，成天倒在烟榻上上吞云吐雾，更不用说什么克扣贪黩了——他当然清楚这一切都不好，但他更清楚水清了养不住鱼的道理。他没有别的理由让师、旅长们对他效忠，于是只好默许他们的恣情享乐与无法无天。
　　局限他们脚步的是这个时代。更进一步说，整个民族都还没有为共和时代做好准备——人们渐渐具备了那样的眼光，但脚下的桎梏却让他们迟迟不能迈出步伐，他们因此而愁闷彷徨。要不怎么说那是个极其痛苦的转型期呢！
　　事实上，这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除了金钱收买与加官晋爵外，天下的诸侯们都还远没能找到一个理由，一个足以说服英雄豪杰们为之无偿奋斗和牺牲的理由。
可就有一群人找到了这样的理由，而且还试图用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下层官兵反对自家的诸侯老板，自己起来当家作主人，建设一个属于普天下的苍生，而不是帝王将相们的理想国。
　　而且他们还真就做出来了，这就是“顺泸起义”。
　　这也是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刘伯承和他的那个入党介绍人杨闇公。
　　他们计划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然后以各部集结顺庆，并以此为基地，向绥定进攻，消灭坚决不换青天白日旗的刘存厚后，出湖北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在他们的策动下，12月1日，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部首先起义，12月3日，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也在顺庆打响，随后江防司令（相当于旅）黄慕颜将部队从合川拉到顺庆与秦、杜两旅会合，川东南一时大为震动。
　　在起义的部队中，驻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是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本人是保定军校出身，但倾向于刘湘，因此兼有速成、保定双重身份；而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旅则是赖心辉的部队（其中袁品文旅是原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而陈兰亭则在护国战争时代就和刘帅是老熟人了），属墙头派；黄慕颜则是邓锡侯手下大将黄隐的胞弟，属保定系邓锡侯系统……也就是说，速成、保定以及墙头草赖心辉的部队，都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准备会议的，共有十二位师旅长或其代表——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虽没参加会议，但也都对起义抱支持态度师旅长们。也就是说，除了这些已经发动的部队外，还有大批师旅长存在严重的立场问题，其中颇不乏被诸侯们倚为心腹的骨干。
　　比如说，邓锡侯手下的师长陈鼎勋、旅长旷继勋，刘湘手下的旅长郭勋祺、杨森手下的师长郭汝栋、白驹、向成杰、罗觐光（刘伯承第二混成旅时代的老下级）等人，甚至还有杨森的侄子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都同情甚至支持起义。
　　旷继勋虽未参加“顺泸起义”，但另在1929年在蓬溪发动了“牛角沟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去到上海，参加了陈赓领导的“红队”，还打伤过黄金荣。后来他又去了鄂豫皖，在红四方面军一直干到军长，许多开国将军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在1933年因为路线问题为张国焘所杀。
　　杨汉域则掌握着杨森的老本钱第九师，他和朱德关系很好，所以有人向杨森告密说他企图带着第九师在涪陵起义——告发军长侄儿谋反企图，这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捕风捉影吧？杨森因此大怒，撤掉了他的师长，还把他扣押了好久。
　　郭勋祺则是刘湘手下的著名勇将，他也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前的准备会议，被王陵基、蓝文彬这两个死脑筋在刘甫公面前参了一本，结果旅长干不成，被调任副师长闲职，以至于二十年后刘伯承还在为这事儿给他道歉呢！
　　
　　然而就如当事人在许多年后的回忆中说的那样，这次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还是有些“幼稚病”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打击面太大。此一举让所有的诸侯都感到了惶惶不安。
　　这一切，使这帮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四川军阀猛醒过来。就如刘湘所评价的那样：“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角啊！”
　　所谓“莲花池”，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所在地。此时国共正在蜜月末期，主持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工作的，就是共产党人杨闇公，这一派服从于暂时亲共的武汉政府——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右派的总土地省党部，这一派由石青阳、黄复生这帮嗨袍哥，玩炸弹出身的西山元老领衔，政治上偏向于江浙的黄浦系。
　　此时北伐军势头正盛，刘湘不敢公然反对国民党，但利用莲花池与总土地的左右矛盾，怂恿石青阳的袍哥队伍天天找上莲花池去打架斗殴，却是当时刘甫公的一大乐趣，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国共两党在四川扩张势力了。
　　可“顺泸起义”的事实却证明了，刘甫公对莲花池的提防还远远不够——他们不但到处鼓动北伐空气，而且还把手伸到了军队里！
　　对视枪杆子如生命的诸侯们来说，这还了得？于是以何光烈向川军各部求援为因头，速成、保定两大系统以及其他墙头草们空前团结起来，决心将这帮“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乱党分子扼杀之，以儆效尤。
　　顺、泸起义军立刻遭遇到严重的危机。

在对付顺、泸起义军问题上，邓锡侯是最积极的一个。一来这次起义，确实牵扯到了他的江防军黄慕颜部，二来则是他对顺庆地盘觊觎已久，此刻正好以此为题目，名正言顺地将之从老同学何光烈手中夺取过来。
　　因此起义发生后，邓锡侯便立刻下令所部主力罗泽洲（驻广安）、李家钰（驻遂宁）两师进攻顺庆。而莲花池方面，也立刻以刘伯承北上顺庆指挥，陈毅南下泸州活动。
　　所以这会儿罗、李遭遇的对手，正是刘伯承。
　　无奈刘伯承虽然骁勇，指挥的部队却实在不趁手——据黄慕颜的回忆称，他所部的连排长此刻大多还在学生队受训，部队如一盘散沙。而秦汉三、杜伯乾两部，则“因为部队素质太差，毫无纪律……秦、杜二人已根本失去掌握”——因此刘伯承知道硬扛不是办法，主张撤出顺庆，先打垮身后势力较弱的刘存厚，再北出陕西与西北军冯玉祥部靠拢。
　　但秦、杜两部的团、营长留恋老婆儿女，舍不得离家，一再以等待泸州起义部队为借口，力主坚守（偏偏泸州方面，绿林出身的陈兰亭也舍不得离开——要知道，泸州城一个月可有八万块钱的盐税收入呢）。秦汉三还夸海口说：“罗烟灰那几个毛头，没啥关系，老子把他消灭在郊外就是了！”
　　因此刘伯承只得帅一群乌合之众和罗泽洲、李家钰的八个主力团硬拼。双方从12月13、14日开始交火，打到15日下午，杜旅一部临阵叛逃，罗泽洲乘虚而入，刘伯承指挥部也遭到袭击。他只得撕裂衣服做绳索缒下峭壁，游水脱险。
　　刘伯承见形势大坏，遂率部向东北撤退。
　　当起义部队撤到蓬安县城对岸的周口镇渡嘉陵江时，又遭到邓锡侯部林翼如旅的截击，虽然强渡成功，但遭到很大损失——这次比红军长征强渡皎平渡之役还要惨，皎平渡刘伯承好歹还逮到了六条木船，这回他手下七八千弟兄，却只有一条小木船可用！当时渡河现场秩序混乱，小船多次超重下沉，淹死了不少人。
　　所以1935年5月初的皎平渡之役，负责前敌指挥的刘伯承，最操心的就是船只和渡河秩序，其教训便源于此处。在渡口上，毛泽东曾有道是：“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条会渡江的“龙”，也不是天生就会戏水的……
　　在刘帅的军事生涯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场面，这都是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
　　此时杨森因在鄂西闯祸，吃了大亏，刚在朱德的责备下换了旗，所以刘伯承便率顺庆起义军余部退到其防区内的开江一带——当初八千余人的起义军，到现在仅余下两千余人。
　　刘伯承安顿好顺庆余部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泸州。
　　此时泸州方面，陈兰亭和袁品文手下团长皮光泽，都不愿意离开这个“金窝窝”，袁品文也拿他们无可奈何。等到孤立无援的顺庆部队被击破后，泸州自己也成了一座孤城，因此刘伯承只得亲往协调指挥，冀有所补益。
　　毕竟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赖心辉不如何光烈人缘好，而泸州又是众诸侯觊觎之地，谁也不好意思先伸手，所以局势一时稍有缓和，刘伯承乃得机大加整顿。
“顺泸起义”，使平静了年余的四川局面，又一次掀起了波澜。
　　打跑了刘伯承后，罗泽洲率部进驻顺庆，占有了这块富庶的防地。此后，他和李家钰两部也渐渐与邓锡侯疏远，最终成为独立的“顺庆王”和“遂宁王”。
　　然而起义的影响还远不止此。
　　川军众诸侯对“莲花池”派这种挖墙脚的做法，极为愤怒，因此在宁、汉纠葛上，很自然就偏向了宁方。于是次年的3月31日，就在重庆发生了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部下的顽固分子王陵基、蓝文彬两部军队以及宪特人等，在“莲花池”方面组织的打枪坝反英群众集会上，开枪射击，当场致死137人，受伤上千人，杨闇公等一干领袖人物也在被捕后遭到惨杀。
　　当时的《民力日报》报道称：“‘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
　　这是当时世界性反共浪潮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流血时代的到来。
　　浑浑噩噩的军阀们不知道什么是“主义”，于是他们只好习惯性地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以大屠杀这种野蛮的方式为上海“四一二”政变开了先河。所以蒋校长为代表的反共派欢欣鼓舞自不必说了，连远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对刘湘“至颂其功在世界”……
　　不过在刘湘而言，他倒未必有什么“功在世界”的抱负，他所怕的，无非是“莲花池”对他军队的策反罢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究竟主张了什么，他还未必十足清楚呢！所以这回他虽纵容王陵基、蓝文彬这几个死脑筋搞出了“三三一”，但将来和共产党仍会有合作，只不过每每加上一条：共产党不得在川军中进行兵运活动……这是典型的十年怕井绳后遗症。
　　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悲世乱，触时忌，偶冒险出此，罪且不避，何功之足云！”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诸侯们！
　　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家伙们，起初对一切新思想都懵懂无知（也许偶有先知先觉的个人，但就他的集团而言，确实是懵懂的），直到有一天，这新生的火焰烫着他了，他才一惊一咋起来。可等到他略微了解了这火焰的一些皮毛后，便又自以为足以避害，反而打算在其中牟取好处，于是浇油添柴……
　　最后，这星星之火，终于燎遍了这片古老的原野，将旧时代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其中也包括这些既不能彻底和旧时代决裂，又企图从这燎原烈火中取栗的迷惘的家伙！
　　他们在制造悲剧，但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悲剧中的悲情角色。
　　
　　四川诸侯们以“三三一”为投名状，集体倒向宁方。在四川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因处境险恶，只得纷纷离川赴鄂，当然走法就各不相同了。
　　朱老总是走得最从容的。杨森毕竟和他有旧，所以很礼貌地以请他带青年军官参观团去武汉总部学习为由，将他“礼送出境”，还奉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可一待朱老总出川，杨森即刻便翻脸，把有“赤化”嫌疑的侄儿杨汉域扣押撤职……
　　陈老总走得最有戏剧性。他此刻正在合川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于4月2日撤往重庆。因重庆军警盘查甚紧无法活动，他干脆跑去找已被挂起来当副师长的郭勋祺——他们可是打小同窗的老同学。郭勋祺此刻也因为亲共，而被刘湘盯得很紧（他的公馆是当时出了名的共产党人的“放生池”），他遂用自己的官轿，将扮成买办的陈老总送出了重庆城。所以到了1948年夏，他给出守襄阳的特务头子康泽当副司令官（康泽枉自还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居然连自己的副司令官什么背景都不清楚，其败宜矣），兵败被俘后，刘、陈二帅立命部队以礼相待，送往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
　　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见后的第一句话是：“你呀你，大炮是不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时任华野司令员的陈老总还特意加一句：“我是特地从山东赶来看你的罗！那次多亏了你，我才走脱的。”刘帅也抱歉地说：“那次请你参加（顺泸起义准备会），结果使你丢了旅长。”这哪里还是接见俘虏，简直就是欢迎贵宾嘛！
　　事实上待遇也确实不一样，同样是第十五绥靖区的头头，康司令押送太行山上参加学习班，郭副司令则直接欢送回家——最后还是蒋校长实在看不过去了，才把本打算回四川策反同袍的郭副司令半道上堵住，请到南京软禁起来，直到李代总统上台才开释。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层卧底，所以康司令指挥襄阳、樊城守军总是稀里糊涂地出故障——先是樊城守军莫名其妙地弃城而逃，然后是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疯子王近山轻松行险“斧劈三关”夺襄阳（郭副司令真要使出土城之战对付红五军团的手段，王疯子的险招恐怕还真是险）。意外吗？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河东河西还隔着二十一年呢！

刘帅则是走得最辛苦的。
　　“三三一”之后，幸存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便将省党部由重庆莲花池迁到了泸州。刘湘自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还有这么一支“赤化”的部队，于是一个川版的“神圣同盟”出炉。
　　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的小市一带，协同赖心辉部隔沱江监视泸州。另有刘军李雅材师进据立石站一带，罗炜师进据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进据胡市一带，黔军毛光翔部也进据泸东沙湾一带，对泸州形成包围之势。到5月初，刘湘等人共调集二十八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对泸州的刘伯承形成了十比一的优势。
　　素称善战的赖心辉，亲设指挥部于兰田坝指挥各军，准拟一口吃掉刘伯承，无奈直打到5月下旬，仍无进展。刘湘只得请赖靠边站，转将泸州战事交给刘文辉负责，而他则把自己看家的老本法造大炮，路易式机枪等精良装备，以及许绍宗、朱召南、张邦本等部统统调往泸州战场（这部分军队原是用来防下川东的杨森偷袭重庆的，但此刻杨森受蒋校长的蛊惑，又一次倾巢东出，进鄂西惹事生非去了，所以刘湘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刘伯承）。
　　刘伯承苦守泸州，虽然连战皆捷，但毕竟只有孤城一座，在四面封锁之下，城中粮食很快告竭。
　　据1927年6月10日《民力日报》记载，在围城之初，泸州城中有米千余石，每斗一元出头。到4月27日，陡涨了三倍多，达到每斗四元，到5月份更是飞涨到十元以上。食米不足，只能用杂粮代替，亏得泸州是出老窖的地方，城中“体仁堂”还存有几十万斤高粱用于酿酒，但这也很快被吃尽。其他物价也纷纷暴涨：猪油由二角八一斤，涨到五角；茶油涨了三倍，达到每斤三千文；食盐由原来的每斤三百文涨到一千文；煤油从每斤三千文，涨到七千文……
　　所以就在赖心辉、刘文辉们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时候，城中却“军食已形奇窘”。
　　泸州历来号称“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但这一次，这支被新思想鼓舞起来的军队却大不一样，即便在这样困窘的情形之下，城中居然仍然秩序良好，用当时报刊的话来说是“军民相洽，异常镇静，视若无事”，“故泸州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却说当初刘伯承等人决议死守泸州，原是为了牵制川军不使东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并相机与下川东的第二十军杨森部夹击重庆（杨森3月中就将朱德礼送出境，随即与武汉政府分裂的事情，泸州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此时杨森既已出兵宜昌，继续死守泸州就失去了原有的战略意义。至于武汉的汪精卫，他此刻正忙于与南京黄埔系争权，压根儿就没有入川援助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国焘也对“顺泸起义”持极不负责的态度，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援助。
　　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孤城泸州的命运业已注定。
　　刘伯承只得提议弃城突围。但此刻四面受敌，突围又谈何容易！陈兰亭、皮光泽两人本就很动摇，这会儿竟提议要将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交出去以换取对方的解围。在大是大非面前，倒是袁品文还说了句公道话：“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过5月17日的《国民公报》用“革新通信社”的通讯对此却略有点误读，称：“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
　　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刘伯承只得于5月16日傍晚，放弃部队，由龙透关缒城而出，悄然出走。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走到荣昌时，他居然在大路上迎面撞上了死对头蓝文彬的官轿！蓝旅长当时坐在轿子里，带着墨镜，还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
　　不过蓝旅长很快就回过神来——那可不就是刘伯承嘛！然而机警的刘帅此刻已经插上小道，往陕西北行而去了。蓝旅长空在重庆道上找来找去瞎忙活了一阵，白白地放过了刘湘五万大洋的悬赏。
　　

刘伯承一路北行进入陕西，穿越大巴山脉时遇到一小股土匪打劫，在汉水上游还道遇一只老虎，可谓九死一生。他到西安后两手空空，多亏时任陕西军务帮办的邓宝珊接济了六百块钱，才得由西安经郑州抵达汉口。此时，他手头还剩五百六十块钱，和两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把钱分成三份，给了两位部下各两百块钱，打发他们各奔前程，而自己却只留了一百六……
　　
　　这时，已经是1927年的7月12日了。
　　三天后的7月15日，汪精卫便决议“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彻底破裂——从此新兴的“主义之争”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盘之争”，争天下的焦点也由“谁来治国”转化为“由哪一种思想来治国”……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国共的忽然分裂，使刚从四川逃难出来的革命者们不知所措。在朱德的召集下，他们便聚集到黄慕颜在贯中里的寓所计议将来，老前辈吴玉章，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也来了。
　　黄慕颜提议回四川重头干，刘伯承却以四川当前形势极其险恶而反对（在他走后，泸州部队接受了赖心辉的收编，但刘湘仍然执意要攻城。最后陈、袁、皮只得于5月23日突围而逃：陈兰亭投靠杨森，袁、皮两部则南下贵州，被“贵州王”周西成收编，泸州城则为刘文辉占据。顺庆部队拒绝了杨森的收编，流浪出川来到湖北，但随即垮掉——杜伯乾部遭到第三十军魏益三部袭击溃散解体，秦汉三部也被魏益三、鲁涤平、何健强行收编。此刻川中已无革命的土壤，而且各路诸侯正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
　　最后朱德拍板，大家都跟他去江西干——此刻的江西军政长官，正是老滇军出身的朱培德，朱德在他手下任江西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大概也和他当年在云南客串过一回警察局长不无关系）。
　　说来也巧，另一位老朋友，曾与刘伯承在川军中共过事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他这个军长是六月份刚任命的，当时杨森正在进攻武汉，所以汉府一生气，就把这个番号转给了贺老总），此时也驻扎南昌，他可是坚决反对“清党”的——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军阀，但这个“军阀”却怎么也不相信共产党会是坏人——于是到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共产党。
　　就在7月份的最后几天里，南昌城里的空气渐渐变得异样起来，朱培德并不糊涂，他很清楚要出大事了。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间便害了病，只得请假跑到庐山上疗养，临走前还特意把南昌军政大权交给了老朋友朱德……
　　于是，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隆隆响起的炮声便告诉了我们一切：天下重归一统的日子即将到来。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1927年的上半年，刘湘、刘文辉们忙着在上川东及川南用枪炮清场，而下川东的杨森则又一次蠢蠢欲动起来。
　　他把朱德“礼送”出境后，一面仍与武汉国民政府虚与委蛇，一面却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职务。宁府随即要求杨森出兵鄂西进攻汉府所辖的唐生智部——作为谢礼，蒋校长还默许杨森，攻进武汉后可掌握汉阳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对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大王而言，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能造最基本的七九步枪、七五山炮、仿马克沁的重机枪和配套的弹药，但在低水平的内战中，这也很够用了。
　　于是，杨森便迅即与正在琢磨怎么腾出手来解决泸州的刘湘，达成了君子协议——二十军出师湖北，用全川人民公意定名；杨军于5月10日前出发，各部出发后酌留少数部队仍驻原地；刘湘亦拨兵五千，并接济饷款五万元。
　　4月19日，杨森召集所部师旅长会议，宣布作战计划：
　　共出兵四万五千人，以向康衢任参谋长，朱壁彩留守万县；
　　以素来不怕死的范绍增部为先遣队；王兆奎、罗觐光、包晓岚等部为第一纵队，由王兆奎指挥；郭汝栋、吴行光两部为第二纵队，由郭汝栋指挥；何金鳌、白驹两部为第三纵队，由何金鳌指挥；第五师向成杰和杨森自兼师长的第九师为第四纵队，由杨亲自指挥。
　　为了筹备军费，杨森脑子一热，竟将粮税预征到1942年。
　　5月4日，杨森下达动员令，5日杨军即开始东下。已接受北伐军番号的袁祖铭余部，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也在巴东宣布拥护南京政府，协同杨军进攻武汉：江北由二十军负责，江南由四十三军负责。
　　此时汉府派驻宜昌的夏斗寅师，也宣布倒戈。5月8日杨军范绍增部抵达宜昌后，夏斗寅即让出城防，率军为杨军前驱，顺流东下自石首、监利、公安一路向武汉三镇推进。杨军也于5月14日进驻荆州、沙市，将部队集中于天门、岳口、汉川一带，准备进攻武汉西南大门仙桃镇，杨森并亲率万余精锐部队前往宜昌指挥。李燊部同时也到达宜都、松滋一带。
　　至5月21日，杨军继续推进至新堤、嘉鱼，随即进抵仙桃镇，与驻守仙桃镇的原鄂军刘佐龙部会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时，刘师长炮轰吴佩孚司令部，投机参加北伐军，升任军长。这回杨军东下，刘军长又倒戈反对汉府，是位极善变的角色），夏斗寅师也相继占领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三军联合进逼武汉。
　　武汉局面一时甚为吃紧。
　　
　　此时留守武汉的，是北伐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叶师长率该师两个团，及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临时编成的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出击南线，迅速击溃了夏斗寅师，收复汀泗桥、贺胜桥、咸宁等地，解除了南线的威胁。
　　就在叶挺痛揍夏斗寅时，汉府又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等师回援，与叶挺合力打击西南方向的杨森、刘佐龙。老朽的刘佐龙部不堪一击，迅速溃散，杨军也被包围于仙桃镇中，杨森遂亲率范绍增部前往增援，两军即于仙桃镇展开决战。
　　6月8日，唐军集中两师兵力突破杨军中央防线，并偷袭杨森军部得手，杨军全线崩溃。杨森对部队失去掌握，只拉得一条磨房的毛驴，穿便装而逃，直奔到潜江才站住脚。
　　此战杨军损失惨重，师长范绍增，旅长雷中厚、杨汉忠、李朝信等人个个负伤，各师都遭到相当伤亡，杨森亲自指挥的第九师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溃败的杨军纪律废弛，一路奸淫掳掠，抓丁拉夫，以至于鄂西人民到处张贴出“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就连杨军长的四川老乡也看不过去了。比如说，这会儿正站在武汉阵营中，未来大名鼎鼎的赵一曼（当然了，现在这个宜宾姑娘还不叫“赵一曼”，还用着“李淑文”的名字）就抱怨说：“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猪和牲畜，抢去了我们很多衣物，我们要向他们讨还这笔债。”
　　历来好面子的杨森闻之大怒（杨军长的震怒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已从黄埔四期毕业的胡兰畦，这会儿正在对方阵营看他笑话呢！更要命的是，她日后更要兴致勃勃地写一篇“仙桃镇消灭杨森老九师”，在杨军长看来这实在太糟糕了），遂召集部下讲话道：“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仅此一语，便可知杨军长志向有限）。外省人常骂我们是‘川耗子’，认为鼠目寸光，足不出夔门一步（最近夔门倒是出了好几次，所以眼光也见长，从盯宜昌改为盯武汉了），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战线拉得过长，处处薄弱（事后诸葛亮），敌人以主力从中央突破，军部遭到奇袭，以至全军崩溃，纪律废弛（在家习惯就不好，出远门惹事生非在所难免），遍地都是‘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妥贴），真使我痛心万分（自找）。”
　　末了，杨军长还加上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过去失败，今后要重新整顿，再行进攻仙桃镇，非打到武汉不可！”
　　不过杨军长最后这句话也就是提虚劲罢了，因为刘湘这会儿已经忙完了泸州那摊子事儿，开始兴致勃勃地打量起杨森的下川东防地来。
　　刘湘这一打上杨森的主意，四川局面便又乱了套。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此前川局的暂时稳定，仅仅是维系于各方势力的均衡，而这种不稳定的均衡一旦被打破，整个和平构架就会垮塌——谁也不能容忍身边的邻居突然壮大，因为这将对自己的未来造成严重威胁。
　　
杨森成渝道上的进军如此顺利，说来还有段小插曲。适逢赖心辉部师长，杨森的速成同学李剑鸣要从重庆去成都，恰好杨森在泸州时聘请的女教员胡兰畦也正经由重庆，要前往成都奔丧。杨森便建议她随李剑鸣同行，并以送她出国留学为诱，要小姑娘把沿途驻军、布防情况写信告诉他。
　　于是胡兰畦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路上便到处探头探脑，张望打听，情报提供得很是充分，所以二军进军途中非常顺利。
　　可杨森打进成都后，碰见胡兰畦却忽然很不好意思起来。他绝口不提留学的事，却让他的四姨太田蘅秋去找着胡小姐说：“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胡兰畦大怒道：“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胡卿云是四川的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语罢拂袖而去。
　　就是这个胡兰畦，后来入过黄埔军校，坐过希特勒的大牢，还给高尔基守过灵执过绋（抬棺的是斯大林），并且是民国第一个女将军。
　　后来这段八卦故事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儿改写成了一部小说《虹》，胡兰畦在小说中出演女主人公“梅行素”。当然了，这小伙后来名头也很大，直到现在还有个文学奖挂着他的大名，就是那个叫做“茅盾文学奖”的……

此时杨森主力尽在湖北，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仙桃镇附近，下川东防地极为空虚。于是刘湘便以出兵助战为由，派唐式遵率部轻而易举进驻万县，然后就电告杨森，唐部正“待船东下”——不是咱老同学不帮你和湖南人打架，这不是没船么？你放心，你家里剿匪征税修马路这些事情同学们都帮你照应着呢……
　　杨森进退失据，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那几天私下里没少问候刘湘的祖宗——可偏偏他还不敢和刘湘撕破脸！
　　但就在这时，对面的唐生智却给他帮了个大忙。
　　刘湘这回扬言东下助战，进驻万县，杨森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心知肚明，可他对面的湘军大帅唐生智就犯迷糊了——这也不奇怪，唐司令和刘湘又没睡过上下铺，哪里吃得准你速成系这些陈年的恩怨呢？
　　唐生智担心，如果二十万川军倾全力东下，与下江的桂系、黄浦系合力夹击武汉，那他的第八军前途就很不妙了。
　　不过唐生智到底是蒋百里的爱徒，也是个老资格的保定生，这点麻烦难不倒他——他立刻就派代表宋福增到成都游说去了。
　　宋代表此行，是去釜底抽薪的。
　　
　　自从撵跑杨森后，成都城便由保定系的三大老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合驻，所以宋代表要找的就是这三位。
　　他阐述的意见是：此次杨森东进鄂省，尤其是在仙桃镇的失败，导致了万县的空虚。而刘湘螳螂捕蝉东进万县，也同样造成了重庆的空虚。如果此时保定系三大诸侯乘虚东进川东，造成黄雀在后之势，则一来唐生智西顾无忧，二来保定系也可轻取重庆、万县两大重镇，进而将速成系逐出川外，彼此有利，何乐而不为？
　　自从熊克武离川之后，四川原来的三分局面已渐渐演变为保定、速成二虎夺食之势。而速成系一直凌压于保定系之上，也令保定系颇有怨言，此刻他们自然很乐意落井下石，陷害刘湘一把了。
　　不过三大老的态度却有些差异。
　　刘文辉以自己和刘湘有骨肉之亲，不能公然拆堂侄儿的台为由，拒绝参加东进袭取渝、万之战。但要“多宝道人”白白浪费这么一个扩充势力的大好机会，他也不情愿不是？也亏他想得出来，他居然提出，也要吞掉一家诸侯作为补偿。
　　他想要吞并谁呢？于他有过大恩的大邑老乡，当年的第三军系统掌门人刘成勋。
　　说来这也得怪刘成勋自己太不争气。
　　对曾经显赫一时的一、二、三军系统，四川耗子们有个评论叫做“一军钱，二军气，三军酒”——一军喜欢谈经济，二军喜欢争意气，多少还算有点出息。而三军则一无是处，只知道胡吃海喝，腐朽堕落，而腐朽堕落的军队当然是不能打仗的。
　　自从川滇战争结束后，很有自知之明的刘成勋就没打过几回像样的仗，尽靠忽悠人过日子（比如说熊克武），所以得了个绰号“水漩”。然而在熊克武“讨贼”之役中，刘水漩不幸站错了队，从此被小字辈们撵出成都，一蹶不振。加之他又暮气沉沉，经营无方，所以只能在川西、南一带苟延残喘，每况愈下。年轻气盛的刘文辉，早就不把这位同乡前辈放在眼里了，所以便趁此机会提出要兼并他。
　　至于理由嘛，当然是大义灭亲（乡亲的“亲”），为东征的保定同学们确保后方安全，防止刘成勋捣乱啰！要连这点小理由都想不出来，他刘自乾简直就愧对“多宝道人”这块招牌了！
　　于是保定系达成协议，各部立刻厉兵秣马，而题目也很时尚，就叫做“北伐”。
　　那年头，想打什么仗都可以叫做“北伐”的！

三大老中首先动手的是刘文辉。他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打垮了刘成勋，占据了其在上川南及雅安等地的防区，并将其军队收编。
　　邓锡侯则将陈鼎勋师调驻合川，准备袭取重庆；罗泽洲师集中广安、邻水边境，准备协助刘存厚部由开江、开县南下夺取万县；李家钰师则进攻资中，驱逐刘湘手下的王缵绪师。
　　上川东一时战云密布。
　　这样大的军事动作，当然保不了密，刘湘很快便得知黄雀在后，他只得悻悻地放过杨森。
　　6月23日，他电告杨森，本军因遭保定系压迫，无法继续东征，“渝、万接触在即，在万唐师势将调回”，随即将唐式遵部调回重庆，在江北县一带与邓锡侯部相持。
　　杨森得此电，如蒙大赦，次日即率范绍增、白驹及其军部人员，抢登“福川”号兵轮，于6月26日奔回万县。王兆奎、罗瑾光、何金鳌等部无船可乘，沿途又缺乏补给，只得一路抢掠而回。向成杰师因逃跑不及，被原十七镇参谋官，现在也混到湘军大帅位置的程潜收编。
　　杨森虽然回到了万县，但其江北县防地，则仍为刘湘占据——这会儿杨森正忙着喘气舐伤，所以也就顾不上找刘湘讨还了。
　　杨森的回归，使时局又出现了转折——那几年，天下乱如棋局，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此时，汪精卫即将“分共”，宁汉两府合流在即。加之杨森军已撤回万县，刘湘军也已撤回重庆，原有的势力真空均被填补，所以东进的保定大军眼见已无利可图，遂只得悻悻收手。
　　于是，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报刊上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文电——谁说川局紧张，保定、速成和平破裂大战在即？那是谣言，全都是谣言，不信请看刘甫公、邓晋公等人的辟谣声明！
　　一切恩怨，遂不了了之。
　　这回全川诸侯大动干戈，但除了刘文辉以外，均无所收获。刘文辉的兵力、地盘因此大大扩展，从此俨然成为保定系的头号人物。
　　
　　1927年夏，川局刚有所稳定，便有人逃难投亲来了。
　　谁呢？几年前还威震海内的吴佩孚吴玉帅。
　　却说吴玉帅被北伐军撵出武汉后，便退回老根据地洛阳喘息。偏偏他的死对头冯玉祥又恰于此时誓师五原，宣布参加北伐，西北军迅速由陕西进入中原，兵锋直指洛阳。
　　自从第二次直奉大战“四照堂点将”后，吴玉帅近几年一提到冯玉祥就头疼，这回他老底统统输光，更是不肯见这位仇深似海的故人了——于是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先是去投于学忠，无奈于学忠的部队也不可靠，玉帅只得再溜。在渡襄河时，又给趁火打劫的老部下张联升剪径劫道，行李几乎丢光……最后，落魄的吴玉帅好不容易带着一家老小和两千余人的卫队进了川，投到杨森府上。
　　杨森这人，历来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场，但自从误伤赵又新后，他对恩公们就有点异乎寻常的讲义气（他大概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救赎那沉重的道义谴责吧）。吴佩孚数次助他东山再起，他是感激不尽的，所以这回玉帅成了落水狗，人人喊打，他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硬顶着压力将吴收留了下来。
　　吴佩孚7月间入川，杨森便为其设“行辕”于白帝城，并派第八师师长王仲明亲往慰问。但吴玉帅的死对头们当然不会放过他，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出通缉令称“吴佩孚逃匿四川，煽动土匪，意图扰乱大局”云云，并电令刘湘、刘文辉等“严拿究办”，限期剪除其党羽。
　　杨森当然清楚这被煽动的“土匪”就是指自己了，不过他一来不讲政治，二来当惯了土霸王，混不在乎。他怕吴佩孚在白帝城出事儿，干脆将其连同卫队迎来万县，以便就近关照。
　　国民政府对此忍无可忍，遂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杨森第二十军军长职务，遗缺由师长郭汝栋升任，同时又拨给刘湘饷款五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以示奖惩。
　　见国民政府居然动真格，杨森也有点吃惊，他遂连电向南京辩解。但当蒋校长勒令他“活捉吴佩孚”时，他却又老老实实地回电道：“我现在办不到！”杨军长这一点义气倒是人尽可施的，二十一年后，当占尽上风的老朋友朱德、刘伯承要他在重庆扣押蒋校长时，他回答的仍然还是这句话。
　　但现在为了避风头，他左思右想，终于还是把吴佩孚送到大竹城郊三十里的云雾山笠竹寺暂住。
　　
大竹是哈儿师长范绍增的老家，也是他现在的防地。范哈儿绿林袍哥出身，是个极讲义气的浑人，又是杨森的心腹，所以杨也就放心地把吴佩孚交给了他。
　　1928年3月7日，是吴佩孚的五十四岁生日，范绍增为他大办寿庆，还特从重庆请来了乾坤大舞台的京戏班，演了三天寿戏。杨森送来两万元作寿礼，其他各路诸侯也各有馈赠——虽说比不上四年前在洛阳办五十大寿时，康有为对联中“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气派，但这也尽够好面子的吴玉帅捋着胡子偷乐了。
　　乐滋滋的玉帅当场赋诗一首，道是：
　　“竹阳城外有高台，把酒登临曙色开。
　　蜀陇云山皆北向，巴州风雨自东来。
　　锦帆终是天涯去，春色无端地底回。
　　到此我思廿八将,谁为呼取尽余杯?”
　　吴佩孚这辈子就输在自高自大上，今天都到这地步了，还“蜀陇云山皆北向，巴州风雨自东来”呢！他可不知道，这好日子也马上就要到头了。
　　就在这次寿筵上，前来贺寿的杨森部下郭汝栋、何金鳌、吴行光这三个师长，拉着范绍增瞅空偷偷开了个小会。
　　干嘛呢？他们准备倒杨了。
　　原来自仙桃镇败退后，杨森就对自己手下的旧式军队大为不满，又开始挖空心思要搞新花样。
　　一方面，他大量启用新人，尤其是他自己培训出来的讲武堂学生，这就让旧人感到了恐慌。
　　另一方面，他鉴于鄂战中部队不听指挥的恶习，厉行强干弱枝政策，从各师各抽一团成立执法大队，以杨汉忠、杨培元分任一、二路司令；又将各师机、炮分队集中军部，交由他的速成同学，机炮司令刘殷统管。
　　此外，他还大抓基层军官的任免权力，强化对基层官兵的控制，使师旅长们顿有被架空之感。
　　当惯了土霸王的师旅长们，对此当然不服。杨森手下的头号大将，师长郭汝栋就愤愤地抱怨道：“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调各师一个团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袍。只有未揭我们的帽子，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心直口快的范绍增，甚至当场就鼓噪起来。
　　为了树立权威，杨森接连又扣押了第十师魏甫臣、第十一师杨春芳这两个师长，甚至还以“阴谋叛变”为名，将杨春芳处决。
　　这下子，连最忠于他的范哈儿也给吓坏了（魏、杨两人和范哈儿同为绿林出身，先前又帮过他大忙，因此感情很深）。
　　所以大竹会议上，除了何金鳌因不愿居于郭汝栋之下，未予表态外，其他几个师长都决心联合起来，与杨森对抗。
　　
　　除了杨森自己手下的几个师长外，刘湘和赖心辉也在蒋校长的密令和资助下，对杨森虎视眈眈起来，郭汝栋亲往重庆与刘、赖密商，结成了倒杨同盟。
　　虽然决心与杨森对抗，但郭汝栋等人毕竟跟随杨森多年，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但偏就在这时，杨森却施出茅招——他密遣杨荣章等人潜至涪陵，打算暗杀郭，又以两万元收买郭汝栋的部下胡膺等人，密图于3月24日晨袭击郭汝栋的师部。
　　这两起阴谋均被郭汝栋破获，作为报复，郭立刻清洗军中亲杨的讲武堂学生及广安籍官兵。杨森随即也在万县以牙还牙，清洗与郭有关人员，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范绍增在把兄弟杨汉域的劝说下，勉强跑到万县向杨森表示忠诚，但一到万县就遭到杨森的谴责——杨森埋怨他的部队纪律不好，一到万县就沿街赌博，还无故放枪。这些个范哈儿都认，谁都知道他是土匪部队，有名的“范绍增匪部”嘛！可杨森连带着连范哈儿给姨太太买丝袜也骂了一顿，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在范哈儿看来，这当然不是个好兆头！于是素来大大咧咧的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担心被扣甚至被杀——这可是个很要命的问题！他试探着问在自己部下干过的第九师二十旅旅长夏炯道：“你看军长会不会扣留我？”夏竟跪下说：“师长，这个我无把握！”。这就更让范哈儿忧心忡忡了。
　　偏巧当夜杨森的军部纠察队巡查到范的住处门口，发现有人赌博，便前去抓赌，双方吵嚷起来。已是惊弓之鸟的范哈儿便误以为是杨森派人来抓他，慌忙从后门逃出，乘坐预备好的汽船连夜逃到长寿去了，从此他再不敢回万县。
　　连一向忠心耿耿的范哈儿也如此离心，杨森对非嫡系部下更是猜忌日甚，瞧谁谁有问题，接下来又驱逐了新从泸州投来的陈兰亭师长（这位也是范哈儿的亲家，他随即就投靠了刘湘），将其部队编入执法大队。
　　刘湘眼见杨军上下离心离德，便授意其部下将领唐式遵、王陵基、潘文华、王缵绪、蓝文彬、许绍宗等人电催郭汝栋就任第二十军军长。而郭汝栋也即复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及刘湘指挥，并与范绍增、吴行光齐集梁山部署倒杨军事。
　　1928年5月12日，郭汝栋在梁山宣布就任第二十军军长，以吴行光为副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并于同日通电讨杨。
　　这场已酝酿数月之久的战争终于爆发。

郭汝栋等计划，由郭、范两部直攻万县，吴行光部则出梁山攻开县、开江，夹击万县。战端一开，早有成约的赖心辉也自江津出兵，沿江东下援助郭汝栋等部，刘湘也派出王陵基师许绍宗旅东下声援。
　　杨森自知万县无险可守，遂主动撤出。他将第九、十两师，及包晓岚师，白驹部两个旅，执法大队一、二两路，机炮团，手枪大队，和学生军三个团等主力部队集结于开县、开江一带，准备与联军决战。
　　5月17日，范绍增部主力廖开孝旅攻入万县空城，刘湘即电南京报捷。23日，联军在开江遭遇杨军主力，双方激战数日，联军战败，郭、范、吴三部退往梁山、开江交界处的天子店，赖心辉部范子英师驰援，双方再度激战于任市铺、长岗岭一带。正当酣战中，亲附杨森的何金鳌师突然猛烈侧击赖、吴两军，而邓锡侯手下的师长罗泽洲也瞧出有便宜可捡，自广安、邻水出兵，趁虚袭占垫江、大竹，随后又进占长寿，将倒杨联军后路截断。
　　倒杨联军终于不支，各部纷纷溃退，杨军乘胜追击，占领捣乱分子大本营梁山，并在珍溪、清溪间截断赖军部分渡江部队，赖部师长李剑鸣、参谋长刘公侯等高级将领被俘。
　　这位李师长，也是速成毕业生，他在杨森手上已经不是第一回当俘虏了。所以杨森便打趣他道：“老同学，你怎么又来罗！”李师长也厚着脸皮回答：“上次你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念念不忘……”
　　唉，这就是四川诸侯的战争！
　　杨森击败联军后，沿长江继续向涪陵进军，于6月7日攻占涪陵城。造反的乱党分子纷纷败退：郭汝栋率残部退往南川，赖心辉退往綦江，范绍增退往渝南的木洞，吴行光最糟糕，所部几乎被杨军长全歼。
　　杨军前锋追至渝东大门铁山坪一带，已对重庆的刘湘形成威胁。
　　那时代，一切都是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回杨森打了胜仗，庇护吴佩孚的事情自然就无人敢提了。10月6日，刚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蒋校长，便以“训政肇端，望治綦切，政府亟谋川政统一”为辞，明令对杨森“免予查办”——可郭汝栋那个二十军军长也没撤（很久以后才改番号为第二十六师，调到中原去打内战。所以鄂豫皖根据地出身的老红军们，还总爱在回忆录里把这支和他们打过仗的川军称作“二十军”呢）。
　　于是国民革命军序列里，一下就有了两个二十军（亏得贺老总那个二十军，已在南昌起义后被打散，不然就该是三个了）！
　　虽说是“免予查办”了，但只要吴佩孚还健在，蒋校长和杨森之间的纠葛就不能算完。在这个时代里，杨森算是蒋校长心中最讨厌的刺儿头之一，大家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后来竟要做亲戚吧？
　　
　　至于惹事的吴玉帅，他在这场战争中也吃了大亏，因为他不巧就做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里的那条“鱼”。
　　当杨和倒杨两军鏖战时，素来不怎么稳重的吴玉帅却一直没有表态（他虽是杨森的恩公，做的却是范哈儿府上的客，要明确表态确实很难为情），而是老老实实地蹲在大竹云雾山上看热闹。可没想到范哈儿把主力部队都调到天子店去之后，驻顺庆的罗泽洲却趁火打劫，派出所部熊玉璋旅侵占了大竹地盘，尤为糟糕的是熊旅长压根就没把吴玉帅看在眼里！
　　一开始，熊旅长声称入侵大竹是为了保护吴玉帅，可接下来就原形毕露了。6月4日，熊旅长派兵包围了吴玉帅的芝兰堂大帅部，声称要缴他的枪。吴玉帅这辈子，虽然也不是没打过败仗，但毕竟胜仗比败仗多，像这样被人指着鼻子缴枪不杀还是第一回，所以一时自尊心作祟，竟然坚称不肯妥协。
　　虽说吴玉帅已是死老虎一只，但毕竟还有两千人的兵力，熊旅虽然人数上略有优势，但装备远逊，所以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遂对峙起来。僵持到下午5时左右，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熊旅派驻城楼的哨兵走火，流弹射入大帅部，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
　　吴玉帅身经百战，流弹见得多了，倒还镇定自若。可吴夫人张佩兰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误以为战斗爆发，便抱着“少帅”嚎哭着冲入帅堂要找大帅拼命。吴玉帅眼见夫人临阵倒戈，偷袭指挥部，终于方寸大乱，遂同意缴枪投降。
　　双方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吴玉帅仅保留了少量手枪自卫，其余枪械全部交出。他共交出汉阳造步枪一千三百零一支，轻机枪两挺，德式MP18伯格曼冲锋枪八十支，各式手枪八十支，日式三十年马枪三十支，各种子弹约十万发。那年头的轻机枪和冲锋枪还比较罕见，也难怪四川耗子们眼红，吴玉帅怀壁招祸，理固宜然。
　　缴枪之后，发了横财的熊旅长虽然承诺尽保护之责，但吴大帅终深感威胁，遂启程北行，投到刘存厚的防区寻求保护。从此他就托身于刘，一直呆到1931年夏末，才取道川西进入甘、青，辗转到达北平，叨扰北洋晚辈张少帅去了。

1928年7月间，南京的蒋校长派代表孙铭入川，向刘湘透露风声：中央预定以二刘主川。此时刘湘、刘文辉叔侄二人，已成为四川最具实力的诸侯，蒋校长此举意在二刘示好，以为将来控制四川作准备。
　　得此喜讯后，二刘遂邀请邓锡侯、田颂尧两路诸侯，齐集资中开会，史称“四部会议”。此会的目的，是透露中央即将任命二刘主川的风声，以征求邓、田的交换条件（至于杨森，大家方才撕破脸，不消说是反对的，所以不请他来捣乱也罢），免得他们事后心怀不满，借机闹腾。
　　邓、田两家原则上同意刘湘出任善后督办，刘文辉任省长的方案，但同时也要求在省府里加入自己的人员，尤其是邓、田两人应该有相应的位置，最后商议的结果是：邓锡侯分得了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职务，田颂尧则分得了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职务。
　　不过邓、田虽不得已而妥协，但他们不可能满意于这个二刘独大的格局。而其他各部，则因在利益上毫无分润，自然更加不满。因此与邓锡侯关系紧密的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隐等四位师长遂聚集遂宁开会，后又将杨森、赖心辉、郭汝栋、刘存厚等部拉入结成联盟，准备合力对付二刘。
　　此时李家钰、罗泽洲两部，在实质上都已脱离邓锡侯的统辖而自成体系，一个号称“遂宁王”，一个号称“顺庆王”。罗泽洲在之前的反杨之战中，偷袭吴行光、范绍增两部防地，切断反杨联军后路，导致刘湘支持的反杨联军功亏一篑，从此与刘湘结下了仇怨；而李家钰则在此前收编了原属刘湘的李宗昉旅和孙武团，以及刘成勋的敖向荣旅，故而与二刘的关系都很紧张。但他们和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都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向西（邓锡侯防区）、北（田颂尧、刘存厚防区）均无发展可能，要扩张便只能从二刘，尤其是与杨、罗、赖、郭四部都有接壤的刘湘身上打主意。至于杨森，他刚吃了刘湘一个大亏，反刘态度之坚决自也不必多说。
　　从总兵力上看，反刘联军占了上风。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倒刘联军更为有利：罗泽洲可从邻水直取与重庆仅一江之隔的江北；赖心辉则可从重庆上游的江津出兵，沿江直下重庆城；杨森可从下游长寿直窥重庆东大门张关、铁山坪；郭汝栋则占据了渝南的南川。各部如四面合击重庆，则足以让刘湘首尾不能相顾。
　　因此罗泽洲很轻松地放出话来：刘湘已势成瓮中之鳖！
　　刘湘眼见倒杨不成，又得罪了邓、田、李、罗、杨、郭诸部，各军都对重庆虎视眈眈，己方形势极为不利，只得暗自叫苦，硬着头皮积极备战。
　　他一方面加强外交捭阖，寻求帮手。他通过本家族长刘文渊（即刘文辉的长兄），向刘文辉强调家族团结，并主动让出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县份给刘文辉——一面是为了示好求助，一面也是为了收缩集中兵力于重庆近郊的巴县、壁山一带（因为这个，刘甫公还得了个“巴壁虎”的绰号），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战。
　　此外他还通过在渝北护商税款上做出让步，换得驻合川的陈鼎勋师承诺保持中立。
　　他又派于杨森有恩惠的师长王陵基，前往涪陵游说杨森放弃宿怨与他合作。但杨森此时倒刘决心已定，坚不肯同意，态度也很不客气。王灵官不得要领，临走时跟杨森道再见，杨却大大咧咧地对老恩公说：“战场上见！”这一点上，刘湘比杨森可就好得太多了——他即便是占足上风甚至是赢得了胜利，也还常常给人留点余地呢！
　　另一方面，他又以缩减军备为名，将原有的八个师番号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师（每师三旅，每旅三团，每团十二个连，每连人枪数达一百五十以上），既表明退让态度，又充实了基干力量。

但倒刘联军的攻势，终于还是发动了，因战事主要发生在下川东地域，故称之为“下川东之战”。
　　1928年12月16日，杨森在涪陵宣布就任四川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职务，声称将于17日赴长寿指挥本军攻渝。19日他又通电讨伐刘湘。
　　然而倒刘联军却在此时，给了刘湘一个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王灵官涪陵之行没有白跑，他虽然素以粗鲁出名，但这回却难得地精细了一把：他准确地做出了杨森军至少还需要两天才能进攻重庆外围的判断。
　　于是刘湘遂以此判断为依据，制定了首先击破罗泽洲的作战计划。
　　说起来，罗泽洲这回确实有点心急了。
　　早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罗烟灰便已经把部队从岳池经邻水，成一字长蛇阵，一直摆到了距刘湘防区江北县一碗水不到十里的地方，准备待杨军进抵张关、铁山坪一带后，便即动手。
　　“顺庆王”严重低估了刘湘的战斗力，他认为刘军不堪一击，满指望能够抢先占领重庆，“先入关中者王之”，以免被其他各军，尤其是杨森抢去这块肥肉。
　　可他大概忘记了，刘湘可是自辛亥以来便号称善战的川中名将，人家当军师长时，他才不过是个营团长呢，所以这种班门弄斧的伎俩，当然要让人看笑话了。
　　刘湘眼见罗泽洲欺人太甚，遂趁杨森尚未动弹之机，迅速调集王缵绪、王陵基两师主力集结北线，连原留在重庆城中看家的唐式遵师蓝文彬旅也调到一碗水充当总预备队。他对旅长蓝文彬，副旅长饶国华说：“王陵基昨天才由涪陵回来，他说杨森的队伍至少要隔两天才能到达这里，我们要趁杨军未到之前，先把罗泽洲捶下去！”
　　王缵绪、王陵基两师先后投入战斗，双方苦战一天一夜后，罗军全线溃败。速成老前辈们给军官学校出身的小字辈罗烟灰，好好地上了一课。
　　罗泽洲败军往岳池方向退去，打了大胜仗的刘军在追击中却吃了点小亏——在“顺泸起义”中被撵出来的前任“顺庆王”，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此时正托庇于刘湘麾下，人枪不足一千。他不顾刘湘告诫，乘胜穷追罗军，企图打回顺庆老家去，但遭罗军反击阵亡。
　　这算是刘湘军此战中受到的最大损失。
　　
　　事实证明，王陵基对杨森出兵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12月21日，杨森军才自长寿前出。刘湘急调蓝文彬旅驰赴铁山坪、张关一带布防，次日拂晓两军打响。
　　北线各路刘军于清扫完一碗水战场后，也纷纷赶来增援，渐对杨军形成优势。杨军雷中厚旅首先溃败，丢失贡竹林高地，杨军主力杨汉域师也随之溃退，于当夜败退到江北与长寿之间的洛碛。
　　刘湘得知杨军退守洛碛后，又急令唐式遵师之张竭诚团自重庆乘船登陆洛碛，与蓝文彬、潘文华两部夹击杨汉域师。杨汉域进退无路，只得全师缴械投降。
　　24日，刘军又攻占长寿。南川的郭汝栋本就三心二意，待闻知罗泽洲、杨森战败后，即刻转而支持刘湘，出兵抢占涪陵，并进攻杨森防地忠县、丰都。
　　杨森两面受敌，只得向刘湘要求停战三天，但这回该轮到刘湘不允了。刘军于1929年1月3日晚继续发动攻势，击破与之相持于长寿以北石院子一带的杨军防线，杨森率部败逃梁山。垫江被刘军许绍宗旅占领，已投入刘湘麾下的范哈儿则乘胜夺回了老家大竹。
　　刘湘继以郭勋祺旅出万县攻分水岭，王陵基师抄袭梁山，杨军弃城而走，随即又在达县双土地、马壕再遭刘军击溃。
　　至此，杨森下川东地盘已全为刘湘所占。他只得率残部绕经达县、宣汉，退往罗泽洲防地渠县觅食。罗泽洲无可奈何，只得划渠河为界，让杨森与其熊玉璋旅同驻渠县——这会儿杨森仅剩下六个残缺不全的旅，从此彻底沦为二流诸侯，已无力与二刘竞争，只能与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之辈相提并论了。
　　时论对此战的评价是：“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李不忙，系指李家钰因怕刘文辉耍小动作，从头至尾都没动弹。
　　事实上，“多宝道人”也确实在耍小动作。
　　原计划四路攻渝中的三路，都先后失败或是倒戈了，西线的赖心辉又在干什么呢？他和刘文辉合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
　　赖心辉按计划从江津出发，沿丁家坳、来凤驿、白市驿一线向重庆进攻。但他出兵后，其身后的刘文辉即趁虚而入，夺占了赖军永川、江津防地，并尾击赖军。
　　此时罗、杨已败，倒刘联盟大势已去，进退失据的赖心辉无计可施，只得撤到川、湘、黔交界的穷乡僻壤秀山、酉阳一带占山为王。1930年5月，他的二十二军被缩编为新十一师，与已被改编为二十六师的原郭汝栋二十军一块儿,被蒋校长调出四川参加中原大战——然而中原大战没赶上趟，随后几次“围剿”倒都让他们撞上了。
　　1932年，新十一师（后改番号五十九师）在江西碰上了以吞并杂牌部队出名的陈诚——陈矮子起家的部队就是十一师和十八军，所以才有“土木系”之称，哪能容你一个李鬼在眼前晃悠呢——结果么，自然是新十一师被“土木系”吃掉，师长换成陈时骥。陈矮子吞并该师的理由是：“该师纪律废弛，吸食鸦片，发良民证一张勒索五元，扰害人民。”
　　唉，老川军这个纪律啊！
　　不过换了东家的五十九师也没好到哪里去。在第四次“围剿”中，该师被同样是旧军阀出身的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歼灭于江西乐安附近的霍源——不过这支部队还不算完。
　　先前陈矮子在江西永丰包围解决五十九师时，不小心漏掉了一个团，该团团长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云南人李弥——他是驻粤滇军从云南老家带出来的，所以黄埔毕业后就进了和滇省关系密切的赖心辉部队。
　　听说本师被陈矮子包围缴械的消息后，李团长遂集合官兵讲话：“我们不是一样的打共产党？你们愿不愿意缴械？”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愿！”于是李团长便带着官兵奋勇冲出包围圈逃走。
　　陈矮子随即便把这事儿通了天。蒋校长大怒，亲在庐山召见李团长，严加申斥，问他为何不听从陈诚的缴械命令？李弥回答说：“过去校长在黄埔军校时，只教过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因此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校长遂龙颜大悦，李弥也因此过了关。此后他一路战昆仑，克松山，守临朐，内战外战皆有殊功。再后来他在十三兵团司令官位置上大败于淮海，仅以身免，又跑到云南反水，失败后退到“金三角”还死不投降，让中南半岛诸国很是头疼了一阵……
　　至于成为光杆司令的赖心辉，他从此就彻底结束了征战生涯，此后只能勉强靠着国民政府上将参军的招牌混碗饭吃。在临死的时候，他自称此生“百战徒劳”、“一事无成”、“愧对乡国”、“负罪人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大概就是一个失败的割据诸侯对那个迷惘时代，对那段迷惘人生的最后评价和忏悔吧？据说他葬在成都光华村，也就是如今的西南财大附近，到天下再次重归一统时，那里只余下荒烟蔓草了。
　　诸侯们都曾有过风光的时节，可在那无限风光背后，他们真的就比常人更幸福吗？
　　我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下川东之战中，李家钰因害怕刘文辉趁虚偷袭其遂宁防地，一直未敢出兵，而赖心辉也因遭受刘文辉背后偷袭而功败垂成，所以反刘联盟在无奈刘湘之余，只得将怒火转移到了坏人好事儿的刘文辉头上。
　　除了泄愤之外，攻击刘文辉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
　　杨森在下川东之战中失去全部防地，罗泽洲也丢掉了大竹、垫江等地，所以目前是杨、罗、李三家人挤在一间半房子里过日子——李家钰没有损失，算是整间，罗泽洲只能算半间，杨森干脆是无立锥之地了。
　　杨森此时穷困潦倒，连筹集部队伙食费都成问题，以至于《观察》杂志称杨森命令士兵夜间睡觉必须脱裤子，以防士兵逃跑。不过据杨军内部人士很不屑地说，记者先生们只见其一，未见其二——事实上杨军要求脱裤子睡觉，还有避免将旧军装磨破的深刻用意，因为杨军长实在换不起新军装了。
　　此说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事实上，杨军长确实已经无聊到派士兵手持剪刀把持城门，见到穿长衫的就剪人家衣服下摆，然后拿回去缝补破烂军服的地步。这一点，大名鼎鼎的保路领袖蒲殿俊大人就可以作证：穷凶极恶的杨军士兵，居然连穿在他们军长前辈老乡身上的长袍也没放过……而杨军长这么做的体面理由，居然是为了提倡人民穿短衣！
　　所以这几家穷疯了的诸侯不能不扩张，也不得不扩张。扩张还有侥幸存活的可能，而不扩张只有坐以待毙。
　　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再度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改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乐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刘文辉也调集大军迎击，上川东之战又告爆发。
　　4月19日，两军接触，经过五天战斗后，同盟军败北，刘文辉乘胜追击——这回“遂宁王”李家钰又丢掉了遂宁。后多亏邓锡侯、田颂尧出面调停，刘文辉才勉强允许李军退回远防。
　　
　　上下川东之战的失败，使杨、罗、李三军窘迫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各军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或是被动的崩溃，或是主动的调整，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在他们来得及调整之前，就在1930到1931年的岁末年头，罗泽洲的部队终于出事了——罗烟灰手下旅长李俊、刘殿戡穷极无聊，为刘湘所收买，竟倒戈将罗泽洲扣押，后又将其逐走。罗部另一个旅长陈光藻出面平息了叛乱，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遂命陈接任师长（因为罗泽洲虽形同独立，但在名义上还属邓锡侯系统，所以邓企图借此机会抓回部队）。
　　但到2月间，李家钰不服老上司邓锡侯的判决，竟公然出面为罗泽洲出头（他和罗泽洲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所以又称为“军官系”），联合正在自己地头上吃闲饭的杨森向顺庆进军，是为北道之战。
　　陈光藻战败，只得退出顺庆，向邓锡侯靠拢。但邓锡侯财力有限，无力供养这支失去了地盘的军队，于是陈光藻便将所属部队五个旅约两万人拉去投了刘文辉——这支部队战斗力颇强，刘文辉因此实力大增。
　　3月，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又联合出兵攻击李、罗。势单力薄的李家钰、罗泽洲理所当然地吃了败仗，丢掉了遂宁、顺庆等主要防区，为生存计只得向刘湘输诚求援。刘湘再出兵援助李家钰，于是5月间顺庆城外全川诸侯旗号云集，煞是热闹。
　　双方见牵扯渐广，都不打算再继续扩大事态（主要是二刘此时都还没有作好最后摊牌的准备），最后言和了事。
　　此战中杨森总算趁乱抢得一块地盘。他打着援罗的旗号，占领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等县，将原罗泽洲剩余的防区纳入囊中，虽仍是半饥不饱，但总算稍得喘息之机。
　　至此，各拥兵十余万的二刘分霸川东、西的地位已无人能够撼动。为了简洁明了，报刊遂将占据重庆的刘湘称之为“渝刘”，占据省城成都的刘文辉称之为“省刘”。
　　省、渝二刘共霸四川的局面遂告形成，但他们之间很快出现矛盾——严酷的事实证明，在这个糟糕的时代里，传统的亲戚关系也是靠不住的。
　　
在此前一系列战事中牟取了最大利益的，是刘文辉。
　　年仅三十五岁的他，此刻已经官居省政府主席，同时还拥兵十余万，据有防区七十余县，占据了大半个四川。而且全川主要的财富之地均在他的防区内——仅以当前实力而论，他已成为四川的头号诸侯，而其潜力则更是可畏。
　　一如他自己后来所言，用三句话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就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年轻气盛的他渐渐不屑于局促四川一隅之地，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打量起夔门之外的世界来。
　　刘文辉对未来的规划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一面在川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以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趁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扶植亲己势力，为控制西南奠定基础。
　　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实现他理想的基础，他的最终目的是逐鹿中原。此时天下扰攘，群雄竞逐，就像两千年前的赵佗所说的那样：“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刘文辉大概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他的理想是成为四川的秦始皇，如果可能，他还想成为全中国的秦始皇。
　　要争夺天下，首先要雄霸西南。但眼前统一四川就遇上了劲敌——那就是近在重庆的堂侄儿刘湘。
　　和这位咄咄逼人的堂叔不同，土老财一般的刘湘素来低调。他非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秦始皇，就连当个川版的齐桓公，他也未必考虑过——刘文辉的斗争哲学是“你死我活”，刘湘则是“我要活，大家也要好好地活”。
　　对于走出夔门去争天下，他并不热衷。1921年夏，他还是在熊克武、但懋辛的极力怂恿下，才出川去宜昌和吴佩孚打了一仗。但自从宜昌之战吃了亏后，他便再也不肯轻易出川去惹是非。
　　而在川内呢，他虽然号称善战，但也不喜欢挑惹事端。虽然每次都赢，但通常都会给失败者留一条活路。这种厚道作风，让他在诸侯中颇得好评——就连杨森这样的老仇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也还是他。
　　从这一点上讲，刘湘倒是个很讨敌人喜欢的对手。
　　
　　而刘文辉则正好相反，他是那种到处惹是生非，凡事做绝，连朋友也会讨厌的主儿。
　　首先是他积极参与夔门之外的天下纠纷，但却连连失手：他支持云南的胡若愚，贵州的王家烈造反不说，还在1929年12月，冒冒失失地和唐生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宣布反蒋，竟想胁迫南京的蒋校长下台！结果因冯玉祥的西北军不肯表态，阎老西的晋军又按兵不动，最后唐生智很快被黄埔系打垮，刘文辉也就顺理成章上了蒋校长的黑名单。
　　所幸此时蒋校长正忙于对付北方的冯、阎，南方的桂系等三路人马，一时还腾不出手来修理他，刘文辉没真正吃到苦头，胆子便愈发大起来。
　　到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大联合，与蒋校长的黄埔系军队展开中原大战，7月间，连汪精卫也北上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冯、阎、桂联合组织政府了——刘文辉便认为这回应该是万无一失了，于是在9月6日又发出反蒋的“鱼”电。
　　结果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李逵来，9月18日张学良表态拥蒋，东北军入关收拾局面，参与扩大会议的各路乱党一哄而散，反蒋又成泡影。
　　从此怀恨在心的蒋校长，就一门心思扶植忠厚老实的刘湘，以与成天闹腾滋事的刘文辉对抗。
　　除了在川外和蒋校长结仇之外，这几年在川内刘文辉也同样到处得罪人——渐渐财大气粗的刘幺爸，开始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大挖保定系另两位大老，邓锡侯和田颂尧的墙脚。
　　和刘文辉比起来，邓、田两位老学长都只能算是穷光蛋：此时田颂尧仅有川北二十余个贫瘠县份，邓锡侯虽号称占有川中二三十个县份，但其部下均各自为政（名义上归他统辖的几个师长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等部都是形同独立），截留税款收入，所以邓的军部也不富裕。
　　邓锡侯这个“不富裕”到什么地步呢？举例来说，他手下的谢德堪旅长，就不得不经常到牌桌上去为兄弟们筹军饷（据说能全川能做到以赌养军的，也只有脑子极度好使的谢旅长一人而已）。
　　于是刘文辉便凭借着经济上的强势，大撒金钱收买人心——邓锡侯手下好几支部队都在刘幺爸手里领津贴（比如说从罗泽洲手下叛离出来的陈光藻部，以及摇摆不定的陈鼎勋部等），而田颂尧也同样屡屡中招。
　　1929年冬，田颂尧整顿内部，扣押了其教导师师长王惠安，王惠安的妻弟帅国桢惧祸，遂将一团部队拖到二十四军驻地，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立委帅国桢为该军第十三旅旅长。
　　田颂尧闻此大怒，要刘文辉“拿话来说”，但刘文辉置之不理，田部虽因力弱不敢激化事态，但上下对此均极为愤怒。
　　可刘文辉并未因此收敛，接下来又发生了“寇团事件”。田军团长寇澄清，系1931 年从李家钰部投过来的，但到田军后，并未按常例被晋升旅长，因此心怀不满。刘文辉遂加以播弄，寇团仅投入田军数月，便在训练中趁隙把队伍从田军防区腹地中江拖走，又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亦如前例，升他为二十四军宪兵司令并大发奖金。
　　绰号“冬瓜”的田颂尧，虽然素以老实木讷著称，但这回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立即召回正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田、孙两人此前闹了矛盾，孙拿着四十万大洋负气出走上海。在花天酒地之余，还通过黄埔一期毕业的侄儿孙元良与蒋校长交上了朋友。这就为孙震日后取代田颂尧埋下了伏笔），准备和欺人太甚的刘文辉拼一拼。
　　川事纠纷若许年，田冬瓜堂堂一家诸侯，却还是第一回主动挑起事端，可见确实是给逼急了。
　　田颂尧敢于向实力远甚于他的刘文辉叫板，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已经和刘湘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至1932年，四川各家诸侯的实力排名大致如下：
　　第一名，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边防总指挥）。军部驻成都，其防区为西康全境及上下川南，川东的永川、江津，川北的遂宁、顺庆，川西的温江、华阳等县，共有七十余县，总兵力约十二万人；
　　第二名，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军部驻重庆，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及下川东各县，共有二十余县，全部兵力约十万人，兵力虽少于刘文辉，但贵在装备精良，兵种齐全，拥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为其他各军所望尘莫及；
　　第三名，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其防地为川北二十余县，设行营于成都，总兵力约六万人；
　　第四名，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防地为川西的郫县、广汉、新都等十余县，其军部驻成都，总兵力约四万人；
　　第五名，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军部驻广安，总兵力约两万人；
　　第六名，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兼川陕边防督办）。军部驻达县，总兵力约万余人；
　　第七名，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驻蓬安周口镇，兵力约一万人；
　　第八名，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暂时没有固定驻地，兵力约一万人。
　　从上可见，刘文辉已与其他诸侯拉开了差距。由于其在防区税收上占有巨大优势，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所以他并不急于挑起全面战争，再耗上三五年对他最为有利——而其他各军则处于扩充便要挨饿，停滞更要挨打的两难境地。
　　其他诸侯虽在财政收入上已无法与刘文辉相提并论，但他们暂时在总兵力上占有优势，因此急欲挑起争端，以求尽早削弱“多宝道人”，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其中，又尤其以排名后三位的杨、李、罗三家最为急迫，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以倒向宿敌刘湘为手段。
　　杨、李、罗如此猴急是有道理的。他们在此前的上下川东和北道之战中，被二刘大大削弱，尤其是刘文辉，更是咄咄逼人，连“遂宁王”手里的遂宁、“顺庆王”手里的顺庆也给夺了去——打人也不要打脸嘛！
　　所以，此时这三家诸侯不但怨恨已极，而且已近无立锥之地，他们反正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天下再乱一些。事实上，川局重新洗牌，对他们来说反倒是翻身的好机会。
　　
　　但尽管杨、李、罗最为猴急，就凭他们那点可怜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影响大局，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到了同样深感刘文辉威胁的刘湘身上，纷纷向刘湘表示，愿意替他在反刘文辉战争中打头阵
　　然而刘湘也很清楚，单凭他的实力，即便再加上杨、李、罗三个不中用的帮手，也绝不是保定系的对手。
　　但刘湘也有一手好牌：在此前的下川东之战中，他虽然把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防地一股脑地送给了趁火打劫的刘文辉，以至于成为“巴壁虎”，但却在此后击败杨森，攫取了全部下川东地盘。从此他便掌握了川江航道的控制权，牢牢扼住了这条四川诸侯外购军火物资的大动脉。也就是说，虽然刘文辉有钱，但他刘湘却可以让这位堂叔买不来一颗子弹。
　　所以刘湘此刻便双管齐下，一方面自己大买飞机、军舰（说来惭愧，不过就是法国人的淘汰货），一方面却严禁其他各军，尤其是刘文辉部输入与扩充军备相关的一切物资——这一手，可是把刘文辉气得牙痒痒的。为了缓和叔侄关系，他亲自跑到重庆和堂侄儿谈判，大打亲情牌，但最终却无功而返。
　　除此之外，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邓锡侯两部的矛盾，积极分化保定系，三方使节往来不绝。而刘文辉也随即以牙还牙，大挖刘湘的墙脚——刘湘手下的范绍增、蓝文彬都收到刘文辉送来的巨款，范哈儿得了四十万元，立刻报告刘湘，刘湘便让他拿着这笔钱去上海玩耍。而蓝文彬拿钱之后一声不吭，立被刘湘解决。而同时，刘文辉手下的张志和、陈鸣谦等师旅长，也收到了刘湘送来的款项——张志和不祥，陈鸣谦则据说前后收了刘湘三十余万元。
　　于是二刘关系日趋紧张：刘文辉向各界抱怨他向国外购买的军用器材、工业用品等在渝万航道中被扣（照例是刘湘不出面，由驻万县的王陵基出手）；而刘湘也到处对亲戚朋友诉苦，称小六叔对他使用巫蛊之术，害得他大病一场（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这种理由也亏他想得出来），而五叔刘文彩甚至还派人赴渝谋刺他……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田颂尧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怒火冲天的他立刻同意与刘湘结成反刘文辉同盟。而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也因为自己部队屡屡被刘文辉策反分化，因而同情田，明里宣布中立调停，暗地里却授意其所属的江防军黄隐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反刘文辉的行列——时人对此的评价是：“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
　　连保定系和自家人都明里暗里希望刘幺爸吃点苦头，刘文辉的倒霉自然在所难免了。
　　所以田颂尧估计，只要他态度强硬一点，把部队拉到成都城外虚轰几炮，不利于即刻开战的刘文辉就必然会有所退让，这样既不破坏保定系对速成系的优势地位，也有利于自家的发展。
　　于是，1932年10月前后，田颂尧便调集本部三十余团的兵力，向德阳、新都、成都等地集结，准备向刘幺爸武装示威。两军在城内各街区遍筑工事，居民一日数惊，战事一触即发。
　　唯恐保定系不乱的刘湘，也特派参谋长张斯可，坐镇成都。此时田、刘已达成协议，双方同时从东、北两方进攻刘文辉。因此张斯可在成都的主要任务，就是督促并确保田、刘开战——保定系大内讧不开始，刘湘绝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此时田军的决心，却很是混乱。
　　副军长孙震是最积极的主战派，师长董宋珩等则较为温和，至于中下级军官，他们对打仗完全没有兴趣。而田颂尧本人，则犹豫不决，既想要找回面子，但又不愿把仗打得太大，完全寄希望于刘文辉的主动退让。
　　就在田军集结好了兵力，却又迟迟不肯大举发动的时间差里，刘文辉也迅速完成了兵力集结。事实证明，田颂尧完全错估了这位小师弟的决心：刘文辉对田军威胁反应相当强硬，他罔顾刘湘在东线的进逼，急调驻防江津的张志和、驻防顺庆的陈光藻两师，放弃防地兼程西上成都。硬摆出一付宁可便宜刘湘，也要集中兵力先打垮田军的姿态。
　　就这样，田颂尧误判了刘文辉，而自负的刘文辉则误判了整个棋局。一场导致保定系彻底分裂的大冲突，已不可避免。
　　
　　现在，已经不需要田颂要去考虑要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在刘文辉主力赶到后，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已完全处于被动态势。
　　而此时的刘文辉，也绝不是个肯与人为善的主儿。
　　田军与江防军在成都西郊土桥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联军，以田军副帅孙震为西路联军总指挥，两军在双流、新津道上首先展开攻势，以切断刘军后方联络线，然后再聚歼其城内部队，并以驻防灌县的江防军龚渭清旅进攻崇庆、温江作为策应。
　　1932年11月中下旬，双方全面开战。
　　首先与刘军打响的，是布置在西线的黄隐江防军各部。江防军刁文俊、刘应龙两旅在箕头桥与刘军傅渊希、刘元塘两旅接触，未及展开即被击溃。计划出击崇庆、温江的龚渭清旅虽一度占领崇庆，但势成孤军，也随即退回。江防军各部纷纷退往郫县、彭县，田军各部也退守新都和成都北门的簸箕街、迎息楼一带。刘军乘胜绕道成都城北，夺取了凤凰山、天回镇等北线要点，完全切断了成都周边田军与其川北根据地间的交通联系。
　　至此，刘军的企图已相当明显——聚歼田军于成都城内。
　　在此同时，城内两军也开始交火。
　　双方自城内新东门至老西门一线，全线展开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皇城内接近后子门的煤山。
　　成都城地处平原，本无山丘，这座煤山乃是由历年煤渣堆积而成，高仅两丈余。虽然山势不高，但煤山所处的位置却极其敏感：如果它为田军占据，则刘文辉设在将军衙门的军部及其陕西街公馆即在田军迫击炮射程之内；而如果刘军占据此地呢，他们也同样可把炮弹打到田颂尧设在山西会馆的军部（事实上田颂尧此时已把军部迁到了文殊院）及其东二巷公馆。
　　因此，双方军队都急欲占领此处，以至于在如此弹丸之地，竟各集中了三、四个团以上的兵力（田军方面投入的，就抗战中死守藤县的王铭章师），冲杀达四、五昼夜之久，周边民房全成瓦砾——所以战后成都市民极其恼火，大家自行动手，将这座惹祸的小山拆平了事。
　　此战，田军自旅长钟光甫以下，伤亡一千一百余人，双方合计伤亡当在两千以上。战至最后，双方均无法控制这一要点，遂由邓锡侯出面调停，二十八军部队以中立身份进驻煤山将两军隔开，这场战斗才算了结。
　　煤山之战，田军还勉强和刘军打了个平手，但在其他战场上，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就没这么好的手气了。
　　就在城中巷战开始的次日晨，刘军即在成都东郊对田军发起了进攻。刘军投入了刚从江津赶来的张志和师约十个团，而田军则仅有守沙河堡的杨哲远和守兵工厂的秦奎元这两个旅。田军兵力远逊，对战事的准备也不足，仅抵抗到黄昏后便退入新东门内，东郊兵工厂等要地全为刘军所控制。
　　东线刘军随即由猛追湾北上，与自西线北上的刘军会合，开始自西、北、东三面，围攻固守成都北门外簸箕街的田军。
　　簸箕街东端的迎息楼正面，战况最为激烈。刘、田两军大部投入此处，田军副帅孙震亲临指挥，双方对峙三四昼夜，田军伤亡惨重，邵兴发、张英等两个团长阵亡，至12月初，田军无力支撑，只得全部退入城中。
　　此时田军困集于成都城内西北一隅之地，通往川北根据地的北道交通已断，势成瓮中之鳖。田颂尧沮丧不已，孙震虽然还在给将士们打气，说什么老子“绝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之类的狠话，但也已无计可施。
　　
　　在邓锡侯的调停下，已彻底泄气的田颂尧与邓、刘达成协议，愿意交出部队，分由二十四、二十八两军收编。田本人赴邓公馆避难，军中旅长以上职务者分别安插，团长以下者则带队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这在当时，是战胜的诸侯对失败者最通常处置方式，所以各方头头对此均无异议。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回却出了点小插曲。
　　当邓锡侯带着二十四、二十八两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前往尚在田军控制下的北门视察时，忽被田军屯殖司令部警备大队长马骥张扣留，关押于火神庙内。据说是田军中下级军官对协议不满，因此宁可死战突围，也绝不肯投降任人宰割——因此他们便顺手扣押了一批人质，准备实在突围不成就同归于尽。
　　话虽是这么说，但就笔者一点浅见，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怎么会笨到人家还没放下枪械，就主动上门让对方当人质抓的地步？更何况，此时田军投降在即，其防地有什么好视察的，值得邓军长心急火燎地亲自出马？而且他还顺手把刘文辉的亲家翁，二十四军前敌总指挥，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冷寅东也带上，就更像是要挟刘文辉必须赎票的意思了。所以，这出戏怎么看也像是一场双簧。
　　而另一方的双簧演出也同样逼真：田颂尧自称已放弃指挥，不能负责；孙震则一面表示强硬，一面大作顺水人情……
　　于是，邓锡侯便在田军将士的“威胁”下，“无奈”地同意出面同刘文辉磋商，另订解决方案，遂被放走。
　　刘文辉未尝不疑心这出戏的真实程度。
　　但此时他有人质在田军手中，而刘湘也已在东线发动攻势，二十四军连连丧师失地。因此成都战事他更是拖延不起，只得借坡下驴，同意参加在邓公馆内举行的三军长会议，重订解决办法。
　　于是田、刘成都之战，最终以三军长把酒言欢，保定系在场面上重归于好而告结束。当然了，作为失败者的田军，虽然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仍被逐出成都，大部退往新都，仅留一个团驻成都。而胜利者刘文辉呢，他也即刻将其二十四军主力东调川中的井研、荣县及资中、内江一带，迎击西进的刘湘。
　　“田、刘”成都之战结束，保定系彻底分裂，而“二刘之战”，则全面爆发

此时，刘湘在东线上已略占先手。
　　就当刘文辉和田颂尧各自调兵遣将，开始在成都顶牛时，李家钰、罗泽洲两部也在刘湘的授意下，首先于10月初在顺庆下游的李渡场与二十四军东线留守部队交火。
　　随后，刘湘也以二十四军徐廷秀旅在江津构筑工事为由，于10月下旬发兵西进。他以唐式遵为中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分三路进攻二十四军防区。刘文辉亦分派张志和、冷寅东、夏仲实等师分头防御。
　　战争初期，二十四军鉴于东线防区过大，兵力不足（后因成都吃紧，又调走大部分主力部队，更是捉襟见肘。前几年刘文辉过度扩张的恶果，这会儿就显现无遗了），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收缩兵力，放弃了顺庆、遂宁、永川、江津等十二县，退守沱江防线上的要点泸州、内江、资中、资阳、简阳一线。二刘大战第一阶段的战事，便主要是争夺这条防线。
　　双方争夺的重点，是沱江、长江之交的重镇泸州。
　　泸州地处长江宜宾（刘文辉的老巢）、重庆（刘湘大本营）航道中段，周边为川盐产区。该城又是川南、黔西间商贸通道起点，故历来是川盐、川货外销的重要商埠，以富庶闻名。该城自“顺泸起义”后，即为刘文辉所攥取，驻有重兵。泸州，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因此为二刘必争之地，连刘湘也亲赴前线指挥。
　　泸州之战中，刘湘的二十一军方面投入了郭勋祺、廖泽、蒋尚朴等三个旅，以及川东边防第一、二路司令陈兰亭、穆瀛洲两部，此外还动用了数架飞机和两条军舰。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方面，则先后投入了杨尚周、田冠五（守城部队）、高育琮、陈能芬（增援部队）等四个步兵旅。
　　双方虽兵力相近，但二十一军装备较好，有海空神军助战（说是海空军，其实所谓“空军”不过是几架双座教练机，只能扔手榴弹；而“海军”呢，也只有两条能容步兵数十人，改装了机枪和小炮的小舰，还是从吴佩孚那里继承来的。但尽管如此，在水平低下的川战中，这样的装备已经很够唬人的了。至于“神军”，乃是模范师的廖泽、蒋尚朴两旅。主持这个模范师的，是刘湘手下著名的妖道刘从云，所以称之为“神军”），且距己方根据地较近，援补均更为便利，而二十四军部队则孤悬于外，势态不利。
　　战斗一开始，二十一军便出动廖、蒋、陈、穆四部，企图合围泸州守军杨尚周、田冠五两旅于城内。杨、田两旅在小市及大小河一带，与二十一军展开激战，负责攻城的廖泽一度向刘湘告急。但胸有成竹的刘军长相当幽默，在电话上对廖旅长打趣道：“你要当心点呀，谨防二十四军冲过河来，把你们踩死了呀！”
　　刘湘当然胸有成竹了！此时刘文辉的主力被田颂尧牵制在成都动弹不得，勉强派来的高、陈两旅援兵，又在怀德镇被二十一军出名的猛将郭勋祺大败（郭旅长直到当军长，还天天带着一帮少壮军官练晨跑。这在以慵懒著名的川军高层中，是少见的，所以其部众精悍善战，不在话下），连旅长高育琮也负了伤。泸州守城兵力虽然不弱，但已成孤城一座，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战事也确实这样发展着。
　　杨、田两旅虽然拼命，但毕竟众寡悬殊，消耗不起，数战不利后只得困守孤城。在二十一军飞机（能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舰炮（因火炮后坐力导致船身移位，结果打得几炮便搁浅，几乎被守军俘虏）的威胁下，城中人心惶惶。杨旅的团长汪杰、田旅的团长李宗黄开始动摇，他们计划分别干掉各自的旅长，向二十一军投降，但要求刘湘将他们各升为旅长，并由陈兰亭编为一个师。
　　对此刘湘坚决不允，他对左右道：“我们都是带兵的，如团长打死旅长，便升旅长，将来何以示众？且我们并非滇黔军，此例如何能开？”
　　双方攻守约半月，守军终于崩溃。杨尚周旅突围到况场，被廖泽旅包围缴械，田冠五旅也被二十一军收编为独立旅。
　　攻下泸州后，刘湘以穆瀛洲率一团兵力继续沿江西去，佯攻刘文辉的重要据点宜宾，而其他各部则纷纷向荣县一带集中，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主力决战。
　　
就在刘湘亲自指挥泸州围城战的同时，二十一军的潘文华、唐式遵两路也没闲着。10月27日，潘文华率部攻占永川，11月2日又攻入荣昌，4日再克隆昌，截断了二十四军自内江援助泸州的通道。待泸州合围后，潘文华即率部进攻富顺，因二十四军邓国璋旅（原邓锡侯部属）临阵倒戈，富顺不战而下。潘军在富顺休整两日，继续进占自贡。而唐式遵一路也相当顺畅，他由重庆出壁山，入铜梁，取大足，再经隆昌、富顺，前往自贡与潘文华会师。
　　攻取泸州后，刘湘也匆匆赶往自贡，与潘、唐计议第二阶段战事。会议决定，以潘文华所部由荣县进攻乐山，唐式遵所部由井研攻仁寿，二十一军兵分两路，剑锋直指成都。
　　事实证明，刘湘看火候的本事，可比当年的罗佩金、戴戡强多了。田颂尧虽然有力地牵制了刘文辉的主力，但此时已经一败涂地。刘湘发动的第二阶段攻势，刚好把这位倒霉的盟友从刘文辉的老虎嘴里解救出来——如不是腹背受敌，刘文辉才不会借坡下驴，放过田颂尧这只已经被煮熟的鸭子呢！
　　在草草结束成都战事后，刘文辉迅即调整部署，准备反攻。他以夏仲实师长指挥退到乐山一带的部队组织防御；同时调自成都撤出的张志和、林泽伯、陈光藻等三个主力师集中于仁寿；另以冷寅东师集中眉山、井研。他本人则亲赴眉山坐镇指挥。
　　二刘大军云集于荣县、乐山、威远之间的狭小地带，一场大规模的主力会战随即打响。
　　12月初，潘文华率五个旅，自荣、威西进，至距乐山仅百余里的三江镇、马踏井一带，其前卫郭勋祺旅即与自乐山向荣县、威远方向出击的二十四军夏仲实部六个旅遭遇。双方自12月10日激战至15日，后夏军对潘军左翼实施迂回，实力较弱的廖泽、陈兰亭两部不支后退，潘文华将号称“神”军的模范师蒋尚朴旅三千余人投入战斗后，始稳住阵脚。
　　刘湘有鉴于潘军势态过于突出，乃下令潘文华后退。偏偏在这要命的时候，刘军长却紧张过头了——他先令潘文华退守长山桥、啸天岭一线。后来大概想想觉得还不够保险，又下令潘文华继续后撤，退到距荣县仅十余里的白石沟建立防线。
　　就为这两道命令，师长潘文华和旅长郭勋祺大吵其架。
　　潘师长是坚决服从刘军长命令的，但好动脑子的旅长郭勋祺却很不以为然——论打仗，郭旅长可是二十一军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就在全川也是挂得上号的人物，所以才敢于和军师长们叫板呢！郭旅长认为，要打防守战，地势险峻的啸天岭就很合适了，退到白石沟去构筑防线甚为失策，那里地形狭小，根本展不开部队嘛！为此，他与师长潘文华一再面争，还直接和刘军长通电话吵架。
　　最后刘军长也火了，拿出军阀作风来压人：甭废话，叫你撤就撤！
　　碰了一鼻子灰的郭旅长，只得灰溜溜地遵命撤退。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回郭旅长比他的军师长们判断正确。
　　潘文华率着一两万大军乱哄哄地涌到白石沟后，才发现此处不但地形狭小，而且无险可守。他只得回过头来重找一个防御点，他选定了白石沟前的老君台，急命各部回师占领阵地。
　　但此时在老君台断后的二十一军唐团，已于完成掩护任务后撤出阵地，衔尾追来的二十四军主力冷寅东部已占领老君台，并开始向白石沟方向继续追击。
　　一方追击，一方反攻，双方狭路相逢，一场川军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会战遂告爆发。
　　二十一军章安平旅的唐、朱两团首先投入战斗，随后范世杰旅的两个团也投入战斗，但战况相当不利——先是章旅的朱团长挂彩，随后范旅长也负了伤。潘文华只得继续添油，继又投入了许绍宗旅的关团、以及彭焕章旅的两个团……
　　这回冷寅东总算老实了。
　　刚被刘文辉从田军手里赎出来的冷师长，此时任二十四军第四路总指挥（其他三路司令分别是第一路张志和、第二路陈光藻、第三路夏仲实），带着五个旅，原是在仁寿外围对付“二瘟”唐式遵的。
　　双方早些时候在东林场打了三天仗，不分胜负。后来唐式遵因受潘文华三江镇后退的影响，怕成孤军，便一口气撤退到荣县双台坟一线——所以冷师长一路穷追唐二瘟，琢磨着怎么也得到荣县才开打吧，可没想到居然潘文华也稀里糊涂跑岔了道，于是双方就在老君台死磕上了。
　　所以，对这场被冷师长评价为“一线战事之激烈，为四川军阀历年内战所未有”的激战，大家其实都有点出乎意料。
　　打到傍晚，冷师长毕竟是孤军，怕夜战吃亏，遂收回出击部队，死守老君台。而潘文华这边，也因伤亡惨重，只得很不情愿地退守白石沟——好好一个仗，硬给潘师长打成这个样！
　　当日，在老君台一战中，双方使用兵力约达两三万人。潘师长手下五个旅，先是在三江镇打了五天，中途撤退又拖了数日，最后在老君台再和追兵血拼一场，全师仅阵亡即达三千余人，伤者无数。此刻每个团只剩下数百人，部队零乱，而且饥疲不堪。
　　倒是郭勋祺旅长，因为老和军师长闹矛盾，所以此战中被调赴左翼乘凉，结果因祸得福，没有遭到严重损失。
　　潘文华、唐式遵虽然打得不好，但好歹还在荣县外围苦撑着，而刘湘的北路军王缵绪、范绍增这一对亲家翁，就很不争气了。王缵绪在由资中甘唐场赶往宝珠场时，被刘文辉的第二路总指挥陈光藻师主力击败；范绍增则在仁寿县境的汪家场，遭陈部黄锡煊旅痛击，损失尤重。
　　陈部连战皆捷，遂乘胜追击，直插威远境内（刘文辉那几十万大洋，看来真没白花）。

　　　发帖欢送即将过去的2008年，祝愿新的一年里，国泰民安，并祝同学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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