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ters
2012年，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中国器官移植高层官员黄洁夫（中）和他的同事向一名志愿捐献器官的逝者鞠躬。
香港——在香港即将举办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之际，针对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中国官员表示本国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进行移植手术的激烈争论再度爆发。一些医生和伦理专家称，考虑到存在这种争议，这次大会不该在中国召开。
中国卫生官员表示，该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停止了在器官移植中使用被处决囚犯的器官。此前数十年，中国大多数用于移植的器官从死囚犯身上摘取。这些官员称，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捐赠系统，其中不包含囚犯。
然而在周三，也就是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大会在香港开幕的前一天，一些医生和非政府医学组织的成员在《美国器官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在中国举办这次大会的决定进行指责，称这样做为时过早。
“在目前的情况下，验证中国宣称的改变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将中国列入国际移植界合乎伦理的合作伙伴还为时过早，”文章写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包括以色列舍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的雅各布·拉维博士(Jacob Lavee)，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的总干事托斯滕·特莱博士(Torsten Trey)。
“在我们掌握独立客观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已经完全停止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反伦理行为之前，医学界有责任对中国器官移植专业人士实施学术禁令，”他们写道。
世界医学协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和器官移植学会(Transplantation Society)等国际医学组织表示，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使用死囚器官都是违反医学伦理规范的，因为这些囚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香港目前没有死刑，但死刑在内地普遍存在。
在中国，有关这一议题的信息也错综复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网站在2016年5月5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囚犯依然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该组织肩负着实现器官移植系统改革的任务。
时报记者致电该基金会请求澄清，但无人接听。
在即时通讯应用微信上接受采访时，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中国器官移植高层官员黄洁夫似乎为这些改变进行了辩护，但他同时也承认，它们还远远不够完善。
“我们现在是走完万里长征第一步，任重道远，但我们是走在阳光路上，”他写道。里是中国测量距离的单位，一里大约相当于三分之一英里。
不过，同时担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会长的拉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会选择在香港举行这次大会并展示来自中国的论文，是“放弃了可以用来提请中国按照应有的标准合乎伦理地获取器官的唯一武器”。这一实施已久的禁令意在迫使中国做出改变。
拉维既是器官移植学会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他表示，作为抗议，他不会参加在香港举行的这次大会。
器官移植学会会长菲利普·奥康纳博士(Philip O’Connell)和两名前会长，均没有回应时报通过邮件发出的置评请求。
学会在其网站上表示，它反对以违反伦理的方式获取器官，并曾三次以书面形式要求中国的论文作者公开他们在文中提到的器官的来源。
“所有使用了死囚器官的论文都被予以拒绝，没有回应我们的声明要求的论文也一概遭到拒收，”学会称。
在发表于《美国器官移植杂志》的那篇文章中，几位作者表示，他们对即将在香港的大会上展示的由中国医生撰写的10篇论文存在“伦理方面的顾虑”。
拉维还表达了美国众议院同样提出的一种关切。众议院在今年6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持续存在的”有关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可靠报告”表示关切，主要涉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是一种在中国被宣布为非法的灵修运动。
发表在《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上的文章也谈到了这种担忧。文中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既没有谈到这一点，亦没有在改革中承诺停止从良心犯身上获取器官。”
中国政府也没有修改法律，以禁止使用囚犯器官。
身为心脏外科医生的拉维在2005年接收了一名病人。此人被告知，两周后中国会有一颗心脏可以供他移植。拉维表示，只有存在大批血型一致的活体捐赠者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是一名普通的犹太心脏移植外科医生，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件事上，是因为我不能在新的反人类罪行面前保持沉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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