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一位够格的革命外交斗士，当属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访华、得意于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表现也可圈可点。当江青陪同尼克松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他试图表现出西方绅士的风度，江青却咄咄逼人：“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所幸舞台上此刻革命音乐喧声大作，免去了尼克松的麻烦——他得费力辩解美国19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主义和1960年代越战的政治险阻，令任何美国政界高层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垒中国来（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们不仅仅局限于高层官员的圈子，中国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现，还有一个非同凡响的实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你轰我炸，双方死伤不轻。苏联最高层担心边界局部战争失控，想与中国最高层对话了结冲突。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通过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讲话。中方的话务员一听对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经授权，就擅自把对方大骂一通：“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了。时任中国第三把手的周恩来为此极为恼火，亲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泽东、林彪写信反映（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页）。
不过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外交传统中高层官员的火爆表达，未必就是该官员的真实政策立场。有时恰好相反，火爆表达者私下里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观的见解，他在公开场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为着在适当关头提出稳健政策建议而设的保护罩。我们很多人都记得外交部长陈毅当年那番震撼东西方的公开叫板：美帝国主义你有胆量就打过来，我等你这么多年了，头发都等白了！可是这位多年里被外界视为“极端好战分子”的外交部长，1969年9月中旬却私下里给北京决策层建言：中美之间有必要举行部长级或更高层的会谈，以缓解中国的国际安全处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发生的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军机坠毁，美国机组24人迫降在海南岛，这对美中关系是突发的严重危机。尤其考虑到美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当务之急是要中国把他们的人释放回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前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火烧眉毛地给中国外交部长打热线电话，可是没人接话。多番周旋之后，焦头烂额的美方才跟中方说上了话，危机逐步缓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后不久鲍威尔赴新加坡出席亚太区域安全会议时，亲切地握着中国外交部长的手说：下次遇上这种紧急重大事件，我给你打热线电话，请你务必马上接听！中国外交部长笑笑点点头。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领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二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希拉里以前虽然也来过北京，但那时是以第一夫人身份来的。这次她作为美国外交部门首长来华，率领的是一个200多名官员的庞大代表团，其中有好几位正部级和副部级的美国官员（“US-China 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会议结束希拉里回到美国，对记者诉说这番谈判是多么重要多么艰难，其中提到一个生动的细节：当她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中美双方代表团高官名字的牌子摆在两边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边看，正对面却看不到中国外交部长人名的牌子，就问：“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对应官员在哪儿？”）在这个场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员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然后是书记处书记，然后是国务委员，再然后是部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