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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儒家、共党文化是民主的天敌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8 01:58
标题: 儒家、共党文化是民主的天敌

中国文化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有毒文化。专制的特点就是把人分等级，有权者享有绝对的特权。在家表现为孝文化，父母是威权者；在社会，领导就是父母官。所以，中国文化里，各种官衔的名词花样繁多，家庭里各种称呼也特别花样翻繁多。中国的传统是：老婆分大小，儿子分嫡庶，男女分尊卑，家庭中人为的制造不平等；最可气的是中国人把兄弟也分大小，姐妹也分大小，什么是堂兄弟姐妹，什么是表兄弟姐妹。在英语里，哥和弟是一个词brother，堂兄表兄也是一个词。为什么？因为倡导人人平等的社会，人家不需要太多词去区别人与人。英语里的官衔更是少的可怜，道理也一样。

有了这海量的区别身份的名词，方便把人分等级，也方便看人下菜。英语里舅舅和叔叔是一个词uncle，通过这个词，你区别不出这个被称呼uncle的男人是母亲的兄弟还是父亲的兄弟，或者是非亲戚的男性长辈。这样简单的称呼太不方便看人下菜碟了，想不平等对待都难。而反观中国各种称呼，就是为区别待人而准备的。中国人创造人与人的不平等，可称世界第一！一个80岁的老头由于辈份的原因要称呼一个三岁小孩为爷或为叔。在儒家的土壤里，怎么会平等待人。

无神的社会，由于大家把掌权者当成崇拜对象，也就没有平等了。一个无神论者，平等的念头无从产生。周公、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无神论者，他们只看到人与人的差别和贫富悬殊，并将这种差别人为地夸大，再用等级礼制、世袭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来。孔丘把当官视为君子成圣之途，视种地为小人堕落之门；将人事与秩序相混淆，并以维护秩序的名义，维护着等级礼制，使社会完全静止。孟子力辨大人、小人之事和劳心、劳力之别，视为天下之通义；荀子亦云：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儒家已把不平等视为天经地义。

依照孔教制订的法律，全部建立在孔子的服从威权的基础上。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掌权者说了算。孟子曰：“义者，宜也”。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中国的官吏不会根据一视同仁原则进行审判，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地位作出判决。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因此，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因人而异”，就成为司法常态。这样“暴力元规则”状况，岂会有社会公平与正义可言？

万章就谴责舜帝“因人而异”，同样都是坏蛋，“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这太不公平了吧？孟子承认：象是“至不仁”之人；却以“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歪理为舜辩护。孟子主张内外有别的黑社会等级制，内部的人要优待，外部的人要虐待。孟子认为人对待自己的亲属不应该怒怨，应该亲爱，不能以是否符合正义来衡量亲属的行为。要内外有别，对自己的亲属依据孝（家规）处理，对非亲属则依据国法处理。今天中共就大搞内外有别“黑社会”等级制，对党员依据党纪处理，对非党员则依据国法处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的遗传因子，每个人都是有着严格的尊卑划分的。农民造反，不是为了争取平等，而是“彼可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是为了“金榜题名”，即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每个国人都牢记的《增广贤文》里的教子名句。“人上人”就是高人一等的官，最高的“人上人”就是皇帝。在这种纵横交互、遍布于社会的金字塔等级制度中，自隋唐起，虽有大规模的科举考试作为穿插，但也只是一种选拔具体的个人晋级升等的手段而已，并非像时下一些为“科举制度”唱赞歌的人所称许的那样，是一种“平等”的表现，它不但丝毫无损于等级制度，还是一种巩固等级制度的方法。贫困的人一旦升级成功，回想自己为晋级升等而耗费的心力，也就越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等级，以及由这等级身份所附着的特权，于精神人格上越发萎缩附就起来。对上陷媚曲迎，对下骄横跋扈。等级制度所培养出来的，往往就是这种变态的人性。中国的古戏中，常有写状元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为田舍郎时，垂首缩尾，低声下气，见了官绅口呼老爷不已。而一旦登堂入室，朝服在身，荣归故里之时，则是趾高气扬，满面红光，鼻孔朝天地享受着昔日的官绅们跪在自己面前喊自己为老爷的荣光。

中国在外交上也是如此。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对待过周边的国家。无论是北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突厥吐蕃，南部的南诏，还是东面的高丽和倭寇，历来都是征服与被征服，宗主与进贡的关系。输了就俯首称臣，赢了就让他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所以说，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就没有平等的概念，没有盟友的概念，没有结盟和团队精神。要让中国人平等地对待他人，短时间可以，长期却不行，中国人是“一阔脸就变”。这就是中国在乒乓球、羽毛球这些“个体户”行业还行，在踢足球打篮球这些团队运动不行的原因。

而且，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十分有限，不光是统治者如此，即使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值得怀疑。中国人更容易“爱之欲之生，恨之欲之死”，在爱恨之间，人们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有价值的，令一部分人是无价值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基督教，至少在它的内部，人身上有一种价值是不因为凡人的爱恨而改变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人权都是上帝赋予的。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西方国家，因为基督教的传统，人和人是平等的，至少生来是平等的。只有上帝超乎常人，所以，把上帝伺候好了，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的人，本质上就都一样了。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也就有了文化和社会的基础。

19世纪的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平等已经是他们的民情。记得2006年5月，国内媒体曾报道过一则关于美国总统布什的“趣事”：4月27日，布什总统到卡特里娜飓风灾区视察灾情，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加油站，一位志愿者请其题词，但总统没带笔。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便扔了一支圆珠笔给他，谁知布什竟没有接住，打到了脸上。而这一失误被在场的记者拍了下来，公之于众。人们觉得，这一国总统与手下工作人员的一扔一接之间，透露出来的正是二者内心深处的人格平等。总统没有让手下人员呈上“御笔”，而是让手下随手扔了过来；总统的随员发现总统没有带笔，不是诚惶诚恐地呈了上去，而敢于越过人群随手扔过去。更为重要的是 “挨了一笔”的总统没有愠怒之色，砸了总统“一笔”的同样也没有俯伏在地，口呼“罪该万死”，这都缘于二者觉得虽然职务的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然而，这样的总统，却是被国内媒体揶揄了一番，认为布什太失一国之主的威仪。从中，倒也看出现今中国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帝制思想。

辛亥革命后，平等观念开始普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鼓吹阶级特权和阶级斗争，人为地制造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一个是由“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构成的贱民阶级，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承担着繁重的劳动任务，却得不到应有的合理报酬；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便被拉去批判斗争；他们受尽凌辱，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状态。另一个是农民阶级，他们名义上是人民公社社员，和工人同为国家主人翁，但实际上农奴；甚至饥荒岁月出去讨饭，也要经过领导批准，更多的人却被斥为“给党抹黑”等等，只能坐以待毙。

可见，受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长期熏陶，国人很难明白什么是人人平等，也很难做到不把人分等级。中国文化里缺的就是文明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平等”，没有平等也就不容易有公平正义，更不容易有自由。中国人如果不学习西方文化，就太难理解文明社会，太难理解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的内涵了。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8 02:08
“人人平等”与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主张“脱亚入欧”抛弃儒家
目前流通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印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的肖像。他在1872年将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崇尚“人人平等”的文明道路。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主张抛弃儒家“脱亚入欧”。
《劝学篇》开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名言。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导，恍然大悟个人的尊严。他彻底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他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个人自由则一家自由，一家自由则国家自由，天下自由”。明治15年（1882），他办了日刊报纸，以“人人平等”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积极开展启蒙运动。他不仅是平等自由理论的提出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实践者，明治33年，日本朝廷特旨嘉奖，赏金币5万元。他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教育基金。他坚守独立自由的精神，可见一斑。他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阐释了人权平等的精义，他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他告诫日本人：苛政之下有暴民，良政只在西方的公民法治社会，而不是在儒家的圣人道德那里。他阐述了日本国民日后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8 02:26
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李登辉提出，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是要有信仰；第二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民主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是：领导人乐于辞职，不应当有过分的权力欲，而只应忠实地为神为民工作；领导人应当具有诚信的素质，使他具有实现选民意志的能力。台湾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台湾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民主化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仍独裁统治（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见曹长青网）。

在香港，1950年代开始，教会开办数以百计的中小学，占了这时期（津贴学校）的大半数。香港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很大程度借助教会办学之力。196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教会团体受到“梵二”和世界各地教会更新运动的感召，接受了香港社会问题的挑战。他们致力的不再仅限于慈善和福利事业，而是达致社会公义与和平的根本改革。这些基督徒投身劳工运动和社区组织运动行列。亦有不少外籍和本土的神父、修女换上便服，走进劳工阶层中间，跟贫苦大众一起，在横街窄巷、破艇上或天桥底生活，甚至领导了或参加了七、八十年代历次的和平抗争运动，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如著名的水上新娘及艇户事件）。
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和若干其它宗教组织，成了各界知名的社会改革团体。这些宗教团体，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制度，从它们各自的信仰出发，提出响亮持续的批判。它们又付诸行动，组织工会和其它压力团体，向政府施加压力，为工人争取较合理的报酬，为穷苦的人争取较为合乎人道的对待。直至近年来，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六四事件后的大型群众悼念活动，胡振中枢机于1999年就人大释法一事发表牧函“抗议”，以致陈日君枢机主教高调就港府多项施政失误作出批评等。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坚持不懈地批评北京的宗教迫害政策，他说：“如果他不站出来，历史将认为他在犯罪”。2004年《远东经济评论》把这位主教称为“新的香港良心”。陈日君主教曾于1999年设法安排教宗访问香港，但被港府以“教宗访港并不适当”为由拒绝。当香港特首董建华将法轮功称为“邪教”时，陈日君主教挺身而出，批评董特首损害香港的自治。陈日君主教说：他“不但为法轮功担心，也为我们自己担心”。
陈日君先生关心政治是源自神的爱，正如陈先生所说：“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一样地宝贵，神也愿意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大众的尊重。”当香港人民感到痛苦之时，作为神的仆人，陈日君以宗教的关怀和热忱，去深入生活、服务社会，由此表现出高贵的宗教精神。
72岁的陈主教在2004年6月27日出版的两份教区周报上呼吁教友参加七一游行。他写道：“和平游行是香港人民集体表达意见的一个有效方式，也能消解心里的悲哀和愤怒，在绝望中坚持希望。”他对香港政府忽视弱势群体和公义，以及中央政府否决给予香港人更大民主感到悲愤。他说：“在这历史的时刻，我们希望以七一的游行唤醒某些人的良心，使大家终于携手合作，按‘一国两制’的精神落实《基本法》给港人的权利。”
2004年7月1日香港民众的数十万人抗议游行由四十个教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主要由天主教会组织的。天主教教会的领导作用在立法会议员、天主教徒李柱铭那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参与游行的教友说，教会应为支持民主而感到骄傲，游行不单为响应陈主教的呼吁，而是想表达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于2005年4月3日发表了《促进民主的使命》的宣言说：
“民主政制，由于能够保证人民得以参与政治抉择过程，及保证被统治的民众有机会选出向他们负责的统治者，并得在适当时以和平手段更换他们，故此获得教会相当高的评价。同样地，教会亦无法苟同于那些细小圈子的统治集团，他们篡夺国家的权力，以谋取个人私利，或者为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百年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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