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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全民皆愚百事不如人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7 05:29
标题: 中国全民皆愚百事不如人
本帖最后由樊梨花于 2016-7-17 05:42 编辑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一直不受任何约束，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可怜老百姓受尽欺压凌辱，即使引颈受戮，亦要感谢皇恩浩荡。朝廷只许歌功颂德，不让揭露问题，并且一味地进行愚民教育，让人们沉湎于皇帝、明君、圣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机迫在眼前、灾难源自何处。在皇权专制的压迫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人们的精神活动被扼杀、被愚弄，民众长期被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奴隶境地。一旦有人敢于对帝王权力提出质疑，便会立即遭致杀戮；于是，愚氓遍地，专制统治得以维持。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中华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毫无生机的绝路。
专制（奴隶）主义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黎鸣说：中华民族充满了阿Q，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标准的阿Q；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时曹刿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这是因为，一个人骗人骗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上自已的当。统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语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中国人的愚蠢是专制造成的。你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说是马；你明明听到了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你只能顺他的意，否则就要诛九族；或者你装聋作哑逃过一劫，这叫“难得糊涂”。结果，中华民族消灭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隶、成了阿Q。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关和赶。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怎能不愚昧？一个民族的堕落从关闭大脑开始，一个不能自由思考、象猪一样生存的民族怎能聪明起来？

在专制社会，人们在“听话、敬上”的教条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识不到平等博爱；他们只知道等级、特权和服从，“人上人”的帝王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人把野蛮的“打江山尖山"坐当文明，理性被关闭，人们普遍愚昧；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愚蠢。文革中，数亿民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苏联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伊朗人对霍梅尼的宗教狂热，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国的愚民在共产党统治的和平时期付出了上亿人的性命后，毕福剑私下里骂了句”毛泽东他妈的“就被一如既往的愚忠者揭发了并受到了惩处，毛左们成日里处于极度的受虐狂的亢奋状态，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最劣的吗？前苏联巴库地区矿工起义，前南韩的光州起义，人家都是拿锋利铁器造反，苏共和当时的南韩总统全斗焕也不过是动用有限武力（橡皮子弹、铁棍棒、催泪瓦斯等）镇压；而89民运，学生市民和平请愿，却遭坦克机关枪压杀，请问世界上有哪国的政府犯下如此暴行后还能受其国民拥护？犯下如此罪行的当局仍然受到支那万民顶礼膜拜，这样的民族不是世界上最劣的民族，谁是？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吃人”，李宗吾先生说中国人心“厚黑”，柏杨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个“大酱缸”，黎鸣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因“愚蠢”而“白活”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即：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面地丧失了人类智慧自然发展的天赋权利。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极权专制统治者对中国人教育思想的彻底的垄断。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说成是追求“先进”，权力崇拜，维护权势，帮穷人有啥好处？轻视弱者的生命，连起码的悲悯心都没有，甚至为生命的丧失而幸灾乐祸，何来良心？何来理性？

我们落后，是因为愚昧；我们愚昧，是因为丧失了理性思维；我们丧失了理性，是因为不懂得思维逻辑，不懂得自由平等，在专制的恐怖下丧失了理性思维能力。一个不会理性思维的民族，不可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落后，是因为野蛮；我们野蛮，是因为丧失了天理良心，丧失了对神的信仰。我们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神圣，在苦难的折磨下丧失了博爱的能力。一个不懂得博爱而互害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

香港《明报》报道，43岁的伦敦最年轻的民选市长约翰逊曾写道，“中国文化影响近乎零”；他还曾在任职的《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对人类没有丝毫贡献”。”四大发明“不过是夜郎自大者编造的谎言。

1935年正当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两周年之际，一位笔名叫“寿生”的北大学生寄来一篇文章，认为我们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一味摹仿。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寿生的看法，在当时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适以为，这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与反省》一文，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胡适批评了民族自大狂，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中国人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

胡适说：“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500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
胡适的文章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反驳之一，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我们走入岐途，堕落了。

对此，胡适再撰《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作为道德品质，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狱、扳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贤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渐崩溃的。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堕落了，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
胡适沉痛地说，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扳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

中国人只有放弃一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胡适说：“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7 05:56
先秦诸子都鼓吹“愚民”，先秦诸子都热衷于“愚民政治”，是担忧民智大开导致思想多元、异端蜂起，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动摇“国本”。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只能由君主一人思想，由君主一人来定是非曲直，而绝不许有思想上的多元。除君主外，其他任何人绝不许有半点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必须禁锢人们的思想。因此，最高明的统治，是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的。愚民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国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伟人”“圣人”的专制上；进而使专制者更加专制！所有的愚民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尽人人脑袋中的独立思想，也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真话、不敢做实事、不敢做真人的骗子手和胆小鬼。借助于祖先崇拜、语言禁忌和政治巫术，将人的个性、自由、价值与尊严挤压得几近于无。
1．道家的愚民专制思想
老子是一个罕见的老反智主义者。“愚民”是由“愚士卒之耳目”发展而来。《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后来《老子》把它用到为政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他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不让人民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因为用先进的工具，生产率就会提高，吃饱穿暖后就会有各种想法。不让老百姓看到好东西，即“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给老百姓太多的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朴”（simplicity）是老子和道家的一个重要观念。“道”就是“璞”（“Uncarved Block”，未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朴”；最“朴”的是“德”，顺“德”而行的人应当过着尽可能“朴”的生活（返璞归真）。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他们距离原有的“德”还不远。他们的淳朴和天真，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由于孩子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的生活，所以圣王喜欢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老子说：“圣人皆孩之。”
人们丧失了原有的“德”，是因为他们欲望太多，知识太多。老子的“反智主义”警句，可在《道德经》里的每一章中找到，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这些：知识就是伪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8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老子说：无知就是幸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9章）。愚民才好治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81章告诉帝王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一件是自己装傻，另一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装的无欲无为，把臣民弄的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老子的社会目标是“实其腹”，相当于今天的“吃饭权”。钱穆指出：儒道本系一家，都是入世之学；“佛教是讲出世的，孔孟老庄都是讲入世的”（《中国文化丛谈》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374页）。
事实上，智慧是不应堵塞的，所以，愚民政策必然失效。中国盗贼此起彼伏，盖因治理办法失当。防止盗贼最好的办法不是否定人的智性，而是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未必条律越繁，国民越乱。如果国家领袖如老子那样藐视智慧，必将被别国所灭。西方国家之所以成为列强，盖与重视智慧有关。西方人赞誉智慧为理性之光。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将老子的理想国与传说中的帝王联系起来。他认为，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帝王所处的“至德之世”，就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民如野鹿”；“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这种“至德”、“至治”的社会，没有文字，结绳记事，民风质朴，物欲低下，保守封闭，显然属于原始的野人时代。
庄子认为：社会就像个大牢笼、大屠宰场，无论是被人们称为美的东西，还是恶的东西，都起着破坏人性的作用。“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而且越是所谓美的东西，破坏性越大。“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凡成美，恶器也；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他们认为“治”是祸乱之源，“治人”之“治”造成了“乱人之性”。尧、舜、汤、武、周公被人们称颂为圣人，他却认为这些人是伤天害性的罪魁。人们都称赞和追求聪明才智，他却认为聪明才智是争名夺利的工具，害性的手段，甚至破坏了自然界的正常秩序，使日月、天地、四时、万物都失去了本性。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产生于“机心”，而任何“机心”都是对自然本性的破坏，“浑沌”才是本始状态。文明越发展，对人性的破坏就越严重。在庄子看来，偷盗固然可恶，如果没有盗心利欲，何来盗贼之行？如果人们都如白痴，哪里会有大伪？所以把智慧、知识统统抛掉，就不会有害人之举了。庄子提出“大辩不言”，更是反对言论自由；人的价值不在于给社会增添什么东西，而是从根本上摆脱社会的束缚。
2．法家的弱民专制思想
中国为什么搞了几千年的专制独裁制度？上亿汉人为什么做区区几十万口的满族人的奴隶？原因：民弱！民不弱，君何以暴？古希腊罗马之所以能推翻国王独裁而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在于它们人民强大，精英们不得不有所顾忌，乖乖地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有专章“论尚武”，鼓吹“斯巴达之教育”，并作《斯巴达小志》一文。鲁迅最早发表在1903年《浙江潮》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斯巴达之魂》。“愚”、“弱”二字，是梁启超曾用过的，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也以“愚弱”描述中国国民。
一个网友说：民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人处处使女人弱小，以便维护男权，其结果是削弱了整个汉族！判断一个民族的强弱，大致有两个指标，即“智力”与“体力”。很不幸的是，这两个指标中国人都不如西方人。体力方面是不用说了，一般中国人到了美国，走在人群里都会觉着自己矮人家一大截，要说智力那更不用说了。西方近两百年的成就将全世界改头换面，超过中国五千年的影响力。而中国人的“体力”与“智力”输给西方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女人不行。有一年参加冬令野营活动。在上山途中，我注意到：队伍中的华人女同学们纷纷将背包、行李交给男同学背，而她们则叁五成群，嘻嘻哈哈地笑闹着，可同时我却看到同行的美国女学生则背着背包，健步如飞，不让须眉。女性是民族之母，女性的身体柔弱，她生养的子女也一定是弱的。中国女性的体质普遍弱於西方女性，生产後要“坐月子”就是证明（这是千余年裹小脚的结果，搞得弱不禁风。早在战国时期，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种以细弱为美的审美观使我们的民主日益衰弱！而古希腊以强壮为美，古希腊的奥运会以及斯巴达对对女人强壮的要求和训练反映了西方人的审美观，这为西方最终战胜东方奠定了基础）。如此生下的子女已先天不足，再加上千年的农耕生活所造成的後天失调（缺乏运动、刺激），中国人就长得较西方人瘦弱矮小了。再来谈智力，这也和女人有关。“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旧社会里良家妇女的金科玉律，可是中国男人也很混帐，既然女子无才是德，又要她们“相夫教子”、“母仪天下”……可想而知，陈陈相因、代代相承，中国人的智力就每况愈下了。一个西方女子就能搞定的事，要好几个中国女人才行！
古代思想家为了建立极权的专制独裁制度，提出了弱民学说。他们认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处于死亡边缘才好统治。鲁国的季康子母亲讲过一段话，颇为典型。这位老太太说：“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飨义，劳也。”晋国的韩献子也说过：“国饶则民骄佚。”这种主张被法家所接受。商鞅说：“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人民朴实国就强）；淫则弱（人民放肆，国弱）。弱则轨（人民朴实，就遵法不越轨）；淫则越志（人民放肆就任意行动）。弱则有用（朴实则服从役使）。官家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实力。商鞅认为：不弱民，不愚民，无以胜强敌，无以制民。《商君书.开塞》讲“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画策》讲：“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民如熔炉里的金属、陶匠手里的泥土，想让它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商君书.画策》）。这就是“以穷制穷”的牧民之术，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此绝招发扬光大到了极致。
法家认为法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胜民”和“弱民”。《管子》说：“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家的胜民说有它的特殊内容。胜民的基本精神在于“弱民”。弱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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