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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朱德孙亲历6.4大屠杀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6 00:18
标题: 朱德孙亲历6.4大屠杀
想起8964，我就泪流满面。这是因为我亲自参与了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爱国民主运动，从开始的群情激愤到最后被当局的血腥镇压，整个过程都经历了，还差点命丧黄泉。以下回忆，是从我自己观察到的历史真相和思考加以综合形成的文字记录。

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后去世开始的。学生们对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的开明开放政策抱有好感，觉得胡是党内最富人情味的高级干部，对他被党内保守派元老压制报以同情，对他的突然去世感到哀痛。获悉胡耀邦不幸逝世的噩耗，北京的几所名牌大学的不少学生率先自发组织起来，从海淀中关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沉痛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社会各界对胡耀邦的逝世，也开展了悼念活动。后来，学生们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等政治口号。客观来说，这些政治口号还是符合当时人民大众的政治需求，故得到了不少民众的声援和支持。学生们采取静坐、绝食等方式，要求与政府领导人对话、谈判，但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相反，人民日报却发表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篇社论的确是火上加油，更激起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抗议。

当时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当助教，还没转正当讲师。有一天下午，一位中文系的女学生（好像是系里的学生团干部）请我参与他们学生组织的声援天安门广场学运的游行示威活动。我们这支上百人的游行示威队伍步行到了天安门广场，围着广场转了一圈，喊了些口号，如“打倒官倒”！“打倒贪官”之类。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正遇上中央领导闫明复和学生对话，大意是闫要求学生回学校上课，他会向中央汇报学生的政治诉求。我观察到，天安门广场大概有上万名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搭帐篷，多数人在帐篷外席地而坐，绝食的同学有的在帐篷里面休息。参与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头上都扎了一圈白布，上面写了几个字，看起来都很悲壮、勇敢。自发围观、声援的北京市民不少。我看到，新华门前也有不少学生静坐请愿，那些中央警卫局站岗的士兵也都往门后撤了。当时北京的治安出奇的好，连小偷都罢偷了；骑车的市民在路上偶有碰撞，也是很和气地“理解万岁”。

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过北京上百万名市民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请愿的盛况。这段时间，有空我就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学生，这也是一种声援。白天也有外地来京旅游或办事的人员来到这里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天白天，我还遇见一个外国游客，简单向他打了招呼后，向他学了点英语口语。在临近64的前几天，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连续播放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致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的公告，规劝学生尽快撤离广场，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北京市戒严，要求学生迅速撤离广场，也要求市民不要去广场围观、声援。6月初，我见到有零散军人进入北京市区进行戒严的准备活动；也见过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侦察拍照。后来听说有大批军队开着坦克、军车从郊区进入市区，不少市民和学生前往堵截，向军人说明事实真相。据说，那些军人是被上级的虚假宣传所愚弄。什么“北京发生动乱了”、“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了”，等等。

1989年6月3日晚上，电视里不断播放北京市政府的紧急通告，要求市民不要外出，尤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我想，政府终于要动手杀人、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了！我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不能完全袖手旁观，至少我应了解一些真相，不能听任官方媒体的颠倒黑白。我骑车到长安街复兴门西侧的礼士路南口，闻到现场气氛有一股强烈的血腥味。长安街上原来的隔离墩被挪到路边，有一个男子在路上隔段距离就点燃一个火堆。靠木樨地方向的大路上，黑压压一片的持枪军人列队往复兴门方向开进。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还是很害怕。我迅速骑车过长安街，到了路北的居民楼旁边，那里已聚集了几万抗议的民众，我听到的最多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听到不远处长安街上无数军人列队前进的脚步轰鸣声，也听到断续的激烈的枪声，听到居民楼上有人中弹的凄惨喊声。突然，我身边的一位抗议的市民噗地倒地不起，他也中弹了。我立即往居民楼后面撤离。紧接着听见救护车不断的鸣叫，据说附近的复兴医院堆满了尸体，受伤的市民和学生没有得到及时抢救，死亡不少。血腥镇压的惨剧终于发生了！大概过了半夜12点，到了真正的64，我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从木樨地附近骑车回广安门内的家中。路过长安街时，原来声浪很大的群情激愤的抗议已经变得稀稀落落，夜空中不断传来激烈的枪声。血腥镇压的一夜，历史性的一夜。回到家中，电视里正播放所谓“共军在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乱”的通告。

第二天清晨起床后，听到一个楼道里曾经支持学生运动的邻居议论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如何如何。这人变得真快，看见学生运动被镇压了，不去同情学生，不去谴责政府和军人，却跟着官方舆论立马转向。可见，所谓“民意如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64的白天，我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到西单附近，看到被坦克碾压破坏的大段路面，附近有烧毁的坦克、军车。不远处，不少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周边站岗或巡逻，禁止普通人经过新华门到天安门广场，东面是东单往西不得进入天安门广场。我只好绕过戒严区，往东二环围绕二环路骑车转了一遍，一路上见到不少荷枪实弹的军人。昔日群情激愤的城市终于平静下来了，但这死一般的静寂太恐怖了。据不少市民说，天安门广场昨晚清场死了不少学生，大部分学生被迫离开广场，有些被枪杀，有些学生被坦克活活碾压致死。据说，所有尸体被拉到人民大会堂的下水道运出，天安门广场被戒严后，部队连夜用水清洗了斑斑血迹。

下面我谈谈我对8964的若干反思：

一、自己只是89民运的参与者，不是组织者，更不是核心人物或所谓的“黑手”。我的直觉是，这场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是在国内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发生的，不同于1976年的“45天安门事件”。

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由北京市部分民众（其中有极少数高干子弟插手）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借口，发泄对毛和“四人帮”的不满，要求邓小平复出抓经济建设。毛发动的文革进行到1976年，已经难以为继，社会上对毛和“四人帮”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毛利用完林彪打倒了刘少奇集团，又过河拆桥整林彪集团，逼得林彪仓皇出逃，一家三口葬身温都尔汗。毛紧接着又要利用评法批儒运动批周公（周恩来），利用评小说《水浒》批宋江来批判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人民对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已经厌倦了，对“抓革命”不“促生产”，生活水平长期落后的局面不满。当时，城市里人民的物质生活都要靠各种票证才能买到，有些紧俏商品排了长队还未必能买到。全国各地的好几亿农村人就更艰苦了，能吃饱饭就算幸福了。因此，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有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当然，依照现在曝光的历史资料分析，周也不是道德完人，而是助毛为虐的大奸臣。他担任了不少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亲自签字杀害了不少毛、林、江（青）不喜欢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三、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一次要求政治民主、要求打倒官倒的一次以大学生为主、广大市民广泛参与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学生提出的一些与民生有关的口号还是得到了市民的响应。但当时，普遍的民意并不是要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而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倒贪腐，民众还没有普遍的公民意识和民主宪政意识。所以，我认为，当时学运中的确有“民主万能论”、“民主急性病”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普遍的民意基础。从战略上说，民主宪政是个大目标，但不是立即就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可以通过这次运动启蒙群众的公民意识和民主宪政意识。我当时就有希望天安门的大学生能适时妥协，不要鸡蛋碰石头，应该保存实力，等以后条件成熟后再找机会战略决战的想法。但因自己和当时组织学运的“高自联”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也无法和他们沟通。另外，也怕有人说我胆小，不敢面对政府的血腥镇压，会教训我“要实现民主宪政，就会有牺牲”。经过27年的历史沉淀，现在看来，我的想法至少是有道理的，是明智的。如果当时学生运动不把邓小平逼得太紧，不发起反邓小平的活动，能把邓小平和李鹏区别开来，适时妥协，有条件有尊严地撤离天安门广场，就不会发生血腥镇压事件。这样，也可以保护赵紫阳为首的一大批体制内的中青年干部，等到元老派自然淘汰，就有机会翻盘，实现民主宪政的伟大目标。事后，我听说，作为“反革命暴乱”其实是一帮国安便衣扮演的，故意激化矛盾，让政府找到血腥镇压的借口。我也听说，当时学运内部也有要求理性妥协的声音，但被一些国安便衣挑动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后来也听到传说，邓有“杀20万，保20年稳定”的计划，所以不让学生撤离，要让大批国安便衣扮演暴徒嫁祸于人，来制造镇压学运的借口。这些传说都有待各方尤其是国安内部8964亲历者披露历史真相。这场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坦克的较量，文明被野蛮暂时战胜了。无论对谁，8964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来者好好总结。不管主客观情况如何，我对牺牲的学生和市民一直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的英魂是永垂不朽的！

执政党在经历了8964血腥镇压后，有过一段担惊受怕的时间。后来，他们发现人民屈服了，没有再敢发动类似的民运。8964后，贪腐的官僚们胆子更大了，在邓发动的又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下，借国企改革大量鲸吞国有资产。27年后，全部权贵家族已经侵吞了几十万亿民脂民膏，大多数已经转移海外，其家族也多数已经移民发达国家。曾经满腔热血参加过89学运的英雄，有些侥幸离开中国去了民主国家；有些被通缉入狱多年；有些“洗心革面”远离政治，跳入商海捞点钱后移民；有些“面壁思过”坐冷板凳，读书、教书做一些不敏感的无聊学问；有些不甘心的，也只能暂时蛰伏下来，直到今天。

回顾历史，我感到一阵苍凉、悲壮甚至悲哀！

我坚信，实现民主宪政，是当代中国反贪治本的必由之路。

问题是，时至今日，有多少国民已经觉醒？有多少国民还在昏睡？有多少国民在装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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