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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诺门坎事件 [打印本页]

作者: 老杨 时间: 2013-3-15 19:32
标题: 诺门坎事件
本帖最后由老杨于 2013-3-15 19:36 编辑

诺门坎事件

〔日本〕林三郎陆军大佐摘自《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

一、苏军进驻外蒙苏军军官从外蒙边境脱逃

1938年7月末，苏军少校弗伦特从外蒙乘汽车逃到内蒙西苏尼特（张家口西北约二百五十公里）。弗伦特说，他原在步兵第三十六师任军械部部长，曾毕业于伏龙芝红军大学。关于他所属师的情况，曾向关东军有关部门谈了如下内容：

1.步兵第三十六师原驻在赤塔，于1937年改编为摩托化师，后来进驻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现在驻扎民。乌德（在乌兰。巴托至张家口的公路线上，位于边境线附近）。

2.由于驻地缺少兵营，所以多数官兵住在地窖子里。

3.该师按准战时体制进驻外蒙，仍缺少汽车，也没有后勤机关。

4.据传苏联已编成一个在外蒙沙漠可以随意行车的装甲汽车旅，但不知这种装甲汽车旅是否已进驻外蒙。

他还谈到外蒙军队情况：

1.外蒙军队以十个骑兵师为主力编成三个军，总兵力大约一万五千人。

2.大约一百名苏联军事顾问被派到外蒙军各部队中，他们在国境警备队负责秘密情报工作。据说，外蒙军指挥官同苏联军事顾问相处不好。

3.外蒙军官兵同步兵第三十六师官兵素无来往。据说这是因为外蒙军靠不住，为了保密不准彼此接触。双方高级干部彼此多少有些来往。

4.外蒙军的编制和武器装备完全和苏联相同。外蒙军人数过少，缺乏武器装备，尤其是缺大炮，只是服装比苏军好一些。

5.外蒙军的青年军官有的毕业于乌兰。巴托军官学校，有的毕业于苏联骑兵学校（设于但波夫、加里宁二地）。一般说来，他们表面上装作亲苏，以保障自身安全。外蒙军官兵非常崇拜成吉思汗。

弗伦特还谈到外蒙的清洗活动，他指出如下事实：

1.1937年9月上旬，外蒙的政仧府官员、地方干部、喇仧嘛教僧侣以及军人一万多人被捕。

2.大逮捕之后，有十名骑兵师师长和相当多的各级指挥员被枪决。从此以后，外蒙人对苏联感情显著恶化。

3.外蒙清洗活动的总负责人是苏联最高军事顾问里特维诺夫旅长（相当于陆军少将军衔）和苏联驻外蒙公使。

外蒙军官逃到满洲国弗伦特少校从外蒙逃出来三周以后，又有外蒙军大尉宾把骑着马逃到满洲国境内。他说他曾在驻塔木斯克的骑兵第六师任宣传班班长。关于苏军进驻外蒙情况，他向关东军有关部门谈了如下内容：

1.1937年春，曾在外蒙军内有人秘密策划反苏暴仧动。同年7月，传来日军在平津地区的军事行动消息，在外蒙人中间引起很大的波动。

2.后来，苏军部队突然进驻乌兰。巴托、巴因。托门、温都尔汗等地。

3.苏军进驻外蒙后，陆军部长德密特接到邀请电前往莫斯科，在西伯利亚铁路泰加车站途中，他同随行人员一起被毒死。部长会议主席跟东、外交部长桑波、陆军副部长格里扎布、总参谋长马尔吉和陆军政治部长罗特奇如等很多人被捕。同年8月至10月是逮捕和枪决的高仧潮时期。

苏军进驻外蒙的目的关于苏军进驻外蒙及其目的，苏联当局没有公布任何内容。参谋本部汇总各方面情报后认为，步兵第三十六师是为了给进一步开展清洗外蒙民族主义分子做后盾而进驻外蒙的。大约在1938年末，我参谋本部证实了一条有关步兵三十六师上级机构的消息，即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设于乌兰。巴托。据战后公布的文献资料，该军司令部进驻外蒙的时间是1938年9月。原来步兵第五十七军司令部和步兵第三十六师同在赤塔，后来进驻了外蒙。隶属关系也由隶属于外贝加尔军区改由国防人民委员部直属，并冠以“特别”二字。

当时我们认为，上述步兵军司令部进驻外蒙，是同日本新设驻蒙军一事有关。因为，第一，日本新设驻蒙军是在1938年7月，此后不久，苏军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进驻了外蒙。第二，从日本驻蒙军司令部所在地张家口（北平西北约五十公里），到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所在地乌兰。巴托，过去就有一条完整的公路（张库公路）。第三，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进驻乌兰。巴托后不久，步兵第三十六师就转到这条公路上扎民。乌德，对日本驻蒙军采取了警戒态势。当时，一个步兵军是由三个步兵师组成的。但是上述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是否也由三个步兵师组成，我们没有得到证实。当时我们仅仅知道上述军所属的部队中有步兵第三十六师和第十一坦克旅。

二、诺门坎附近的边境线、地形和兵站补给线

满洲国叫诺门坎的地区，是指海拉尔南约二百公里的地方，即从汉达盖——将军庙——阿穆古朗一线到哈拉哈河的地区。在苏联的地图上，哈拉哈河叫哈勒欣河。苏联所以把诺门坎事件叫做哈勒欣河的战斗，就是起名于这条河的。

双方对边境线彼此对立的主张满洲国方面主张，诺门坎方面双方的边境线是在哈拉哈河一线上。提出这一主张的根据是：民国七年（191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参谋部地形考察队绘制的比例尺寸为十万分之一的外蒙边界图，和1906年沙俄外贝加尔测量队绘制的比例尺为八万四千分之一的地形图。

而外蒙方面却主张，哈拉哈河是他们的领河，双方边境线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他们主张的这条线，是早在1734年哈尔加族和哈拉哈族相互争夺地盘时，由清朝政府裁决而划定的分界线。

地形哈拉哈河东岸（右岸）地区，到处分布着沙丘、风淤沙滩和洼地。事件发生当时，又遍地丛生着杂草和灌木。在地形起伏较多的地方，坦克、装甲汽车、汽车等都难以行动。

浩尔斯丁河是哈拉哈河的一条支流，它把诺门坎地区分成南北两地。这条河是一支宽三至四米、水深约二米的小河流，但其河谷的宽度约达一千五百米，是个泥泞地带。1935年，关东军测量队员曾在这条浩尔斯丁河流域被外蒙军抓住。

在发生战斗的地方，哈拉哈河宽约三十至四十米，水深约二米，流速每秒约一米。只要具备渡河工具，部队渡河并不困难。

哈拉哈河西岸（左岸）的台地，看来比河面至少要高五十米。苏军炮兵就在这些台地部署阵地，并充分利用了制高点，猛烈地轰击日军。但从满洲国一侧，却完全看不到台地上的苏军情况。

水源地在战场各处散在的湖泊，多数是咸水湖。日军部队就利用哈拉哈河和浩尔斯丁河作为部队供水的水源地。外蒙方面的水源看来也是很有限的。据苏方公布的文献，他们一个水井同邻近的另一个水井的距离甚至达到四十至五十公里。

兵站补给线因为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所以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不仅是武器、弹药及燃料，而且所有的粮食，日苏双方都要从外地运去。

向前线补给这些物资的路线，即所谓兵站线，双方的长度分别如下：苏军方面以西伯利亚铁路的博尔集亚为基点，约达七百五十公里。关东军方面从北满铁路的海拉尔计算，约二百公里。但如果从白阿线（白城子——阿尔山，因阿尔山附近有温泉，也叫做白温线）的最后一个站计算，则为上述距离的一半。

三、事件的开端和扩大

下达“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命令所属各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个纲要主要内容是：

1.“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这就是关东军对待边境线的根本立场。如果要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包括外蒙军），则可以“暂时进入苏联境内”。

2.在边境线不明确的地区，各地防卫司令官可以“按自己判断划定边境线”，并要明确告诉前线部队。

3.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对由此而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和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串这个纲要的基本精神，就是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从乾岔子岛事件一直延续下来的，不过，想要动用武力的劲头，现在比过去更大了。虽然关东军司令官是基于承担“保卫满洲国”这一既定任务而制定上述纲要的，但是这个纲要却要事先规定各前线部队有权临时越境，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过分行为。

而且，这个纲要完全没有吸收张鼓峰事件的教训，也就是说，对于一旦使用武力局面就很难收拾这一点是完全不顾的。其背景，看来是制定本纲要的人有强烈的自命不凡的情绪，认为精锐的关东军不同于朝鲜军。因此，如果按“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行事，那么边境纠纷复杂化的危险性，就会大大超过导致解决的可能性。而这种危险性，正是在诺门坎事件中暴露出来了。

蒙军进入哈拉哈河东岸，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反击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外蒙骑兵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布尔特。欧波西南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满洲国警备队立即把他们赶到西岸。第二天即12日，约六十名外蒙骑兵再次进入东岸，并同满洲国警备队进行交战。

如前所述，在这个地区的边境，满蒙双方的主张是互相对立的。看来，外蒙方面打算在本国领土的哈拉哈河东岸刚刚长出来的牧草地上放牧军马。但满洲国军却认为，外蒙部队进入哈拉哈河东岸就是侵犯边境。

5月13日，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正召开联席会议，向各部队传达“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时，从诺门坎送来了首批报告。师团长小松原道中将是诺门坎方面的防卫司令官，他决心歼灭越境的外蒙部队，当即下令部队出动。出动的部队主要是师团搜索队（骑兵中队、重装甲车中队各一个）和一个步兵大队（缺两个中队）。

奉命出动的部队，于5月15日，在一个轻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把外蒙部队赶到哈拉哈河西岸。尔后，于5月17日返回海拉尔。当时，第二十三师团以为事件到此结束，不会扩大。

和日军交战的外蒙部队是一支国境警备队。据苏联公开出版的资料记载，事件发生当时，驻外蒙的苏军部队还在离发生纠纷地区四百至五百公里的地点上。

苏军部队介入纠纷第二十三师团出动部队撤回后，外蒙国境警备队再次进入哈拉哈河东岸。带有苏军标志的飞机也开始在发生纠纷的地区上空飞行。与第二十三师团上述估计相反，出现了纠纷进一步扩大的迹象。

5月21日，第二十三师团重新下令部队出动，由步兵连队长指挥。人数约二千名，连队所属炮二门，速射炮四门。这支部队于5月28日凌晨在哈拉哈河东岸发动进攻，但遭到猛烈的炮轰，伤亡很大，因而攻击没有取得进展。师团长不得已命令这支部队从战场撤退。5月31日，部队借着夜幕离开战场。6月2日在甘珠尔庙和阿穆古朗附近集结了兵力。

据苏联战史记载，同第二十三师团交战的部队，除外蒙第六骑兵师（两个团）外，还有苏军第十一坦克旅所属的步兵。机枪营，以及第三十六师的部分兵力。

四、双方同时增加兵力

朱可夫上台进入六月，我们获悉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已由朱可夫担任。看来，由于某种原因前任军长弗克连科已被撤职。当时，军司令部设在哈拉哈河以西约一百三十公里的塔木扎克。布拉科，即塔木斯克。

新任军长朱可夫，就是后来的朱可夫元帅。他生于1896年，于1915年被征召加入沙俄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8月，他参加红军骑兵部队，并于翌年即1919年入了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任骑兵排长等职。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当了七年骑兵团团长，并于1930年学完高级指挥官培训课程。接着，他历任骑兵旅旅长、红军骑兵监察部部员、骑兵师师长和骑兵军军长等职务。在被调到外蒙以前，他是白俄罗斯军区代理司令。

苏军集结兵力从6月中旬，西伯利亚铁路的军事运输增多。初期，几列军用列车为一批，每隔一定的时间持续东进。但到后来，各批军用列车在时间上的间隔越来越短。有时甚至由三十列军用列车组成一批运行。在运送的物资中，载重汽车开始增加。这些列车的终点站有时是赤塔，有时是博尔集亚，但军用物资多半在博尔集亚卸货。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接任军长职务后，他认为仅靠现有兵力很难阻止日军的行动，因而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要增加兵力。他要求增派的兵力是航空部队、三个以上的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以及炮兵部队等。6月8日，红军参谋部接受了这项要求，立即采取了必要措施。

据苏联公开发行的资料，截至6月末，迅速集结在塔木扎克。布拉科附近的苏军部队有第十一坦克旅，第七、第八、第九装甲旅，步兵第三十六师（缺少一个步兵团），一个重炮营，战斗机一百架以上，以及外蒙第八骑兵师。这就是说，朱可夫军长所提出的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等兵力，当时尚未到达上述地点。

关东军司令部亲自指挥作战在这以前，关东军作战参谋还曾认为，由于地形的关系，苏军在诺门坎地区将无法使用大量兵力。按当时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使用大兵团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二百至二百五十公里。因此，在离铁路线终点站七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使用大量兵力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这一兵站常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运输上使用像大板车那样的辎重车辆。如果这个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改为大量使用载重汽车，那么情况就不同了。然而关东军作战参谋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前提条件有可能发生变化，稀里胡涂地把“二百到二百五十公里”作为标准，做出上述判断。

基于这样的敌情分析，于5月末前后，关东军确定了作战方针：“对于越境的敌人，使用空、地两方面的机动力量，分期分批地给予严厉打击，并防止陷入长期对峙的局面”。这种以前攻和机动为中心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对苏军在战场上的兵力估计过低，轻视苏军的作战能力，过高地估计了日军的作战能力。

6月19日，大约有三十架苏联飞机轰炸甘珠尔庙、阿穆古朗等地。在哈拉哈河东岸地区，苏蒙部队还进一步加强了据点式阵地。日军还发现在哈拉哈河两岸，苏蒙军部署了二十门大炮、三十辆坦克和装甲汽车以及五百多辆载重汽车。于是关东军在当天改变了作战方针，即“突击歼灭越境苏蒙军，彻底粉碎其侵略野心”。同时，当天夜间向第二飞行集团发出命令，进入临战状态。6月20日，向地面部队也下达了集中令。

这样，关东军司令官便开始亲自指挥作战。日本陆军后来把诺门坎事件分成两个阶段：把第二十三师团根据“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进行作战的阶段叫做第一次诺门坎事件，以后的阶段叫做第二次诺门坎事件。这时，已经进入了第二次诺门坎事件的阶段。

五、关东军越境进攻

轰炸塔木斯克6月21日，第二飞行集团把它的主力（共七十八架飞机）部署在海拉尔方面，把其余兵力（共四十一架飞机）部署在白阿线方面，从而完成了首次部署。此后不久，苏军飞机两次来袭，同日军飞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参加战斗的苏军飞机，6月22日约有九十五架，6月24日约有六十架。引人注目的是苏军在这次空战中增派了大量飞机，并有新型战斗机参加战斗。

关东军司令部认为，既然苏军首先进行了空袭，日军就可以去轰炸塔木斯克（塔木扎克。布拉科）及其它地区，以示报复。而且认为这种作法是关东军司令官职权范围内的事，是为保卫边境而采取的战术手段。但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却没有把轰炸塔木斯克看作是战术手段，因而反对这种报复性轰炸。关东军作战参谋清楚地知道大本营反对轰炸，却仍然秘密地为轰炸塔木斯克等地作了准备。6月23日，关东军向第二飞行集团下达进攻令，要求它寻找良好战机迅速轰炸塔木斯克等地。

截至6月26日傍晚，第二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所了解停在地面上的苏军飞机数量如下：

1.塔木斯克附近有四个飞机场：大型飞机一架、中型飞机二架、中小型飞机八架，小型飞机三十二架。

2.塔木斯克东北四十公里的坦赫阿依拉附近有两个飞机场：中小型飞机三十二架。

3.巴因。托门（旧称桑贝斯，现称乔巴山）附近的两个飞机场：大型飞机三架、中小型飞机二十三架、小型飞机十五架。

6月27日，第二飞行集团共一百一十九架飞机（司令部侦察机十二架、重轰炸机二十四架、轻轰炸机六架，其余是战斗机），冲上黎明前的天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塔木斯克地区的机场群。据袭击部队报告，击落苏军飞机约一百架，击毁约四十架。击落敌机数，同上述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数相比，看来被夸大了。在苏军史书中，没有提到这次轰炸，但估计苏方遭到了较大损失。

关东军作战参谋认为，轰炸塔木斯克是一件值得嘉奖的“独立判断”行为，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是轰炸塔木斯克并不是什么独立判断，而是明显的独断专行。因为所谓独立判断，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前线部队指挥员遇到紧急情况，通讯联络断绝，无法及时得到上级命令；二是在上述情况下，前线部队指挥员充分体会上级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并以此约束自己的作战行动。但轰炸塔木斯克就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因为在新京和东京之间有直通电话，而且，关东军作战参谋事先完全知道大本营陆军部反对轰炸塔木斯克。

在对待轰炸塔木斯克问题上表现的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独断专行，是同上次张鼓峰事件中的第十九师团长的独断专行大同小异的。然而，这种风气只有在陆军大学一部分毕业生中才能看到。强烈的特权思想，下克上的功名心，以及高度评价在战场上“积极果敢”的陆军人事制度，是形成这种风气并得到支持的基本因素。

第二十三师团越境攻击轰炸塔木斯克前两天，即6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十三师团长，尽快发动地面攻势，歼灭苏蒙军。他企图一方面利用已取得的轰炸战果，另一方面不给苏蒙军以喘息机会。

下达命令当天，前来增援的安冈部队（第一坦克师团主力）的主力部队，已在阿尔山附近集结完毕。第二天，即6月26日，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师团的一个步兵连队已配属给该师团）也在将军庙方面集结完了。根据关东军命令，第二十三师团长同时指挥安冈支队。第二十三师团长的进攻设想如下：

1.用安冈支队攻击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阵地。

2.这期间师团主力首先渡过哈拉哈河进西岸地区，紧接着向哈拉哈河与浩尔斯丁河的汇合处进击。

3.师团主力与安冈支队协同作战，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

第二十三师团主力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这种行动，即使按满洲国主张的边境线标准，也是属于侵犯外蒙领土的行为。但是由于关东军司令官在“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中明确规定可以进入苏联领土（或外蒙领土），所以也就根本没有把第二十三师团进入西岸地区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大本营陆军部也承认了这一行动，认为这是“由于整个地形的关系不得不采取的战术上的权宜之计”。

7月2日夜间，第二十三师团主力部队（三个步兵连队、一个野炮大队）在两条河流汇合处下游约十三公里附近地区成功地渡过了哈拉哈河并占领了由外蒙第六骑兵师守卫的巴因。查冈高地。接着，7月3日天亮后，这支部队又向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进军。正在这时遇到了猛烈的反击。

反击部队有苏军第十一坦克旅、第七装甲汽车旅、步兵第三十六师中的一个步兵团，以及外蒙第八骑兵师等。他们动员了大约一百五十辆坦克和一百五十辆装甲汽车，并且有大批苏军炮兵协同反击。

然而，第二十三师团主力部队却没有一辆坦克，至于火炮也只有十八门速射炮、十二门连队所属炮、八门野炮和四门120毫米榴弹炮。因为在火力和装甲力量方面相差过于悬殊，第二十三师团的前进立即受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步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当天下午，第二十三师团长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在哈拉哈河西岸停止进攻，并决定乘着夜幕撤回东岸。但是由于战线交错，一片混乱，各部队撤离战场遇到极大困难，直到7月5日早晨才撤回东岸。

如上所述，关东军进攻受到挫折的主要原因是火力和装甲力量明显处于劣势。仅有三十门速射炮（口径37毫米）和连队所属炮（口径76毫米，携带炮弹数量少），无法阻止苏军三百辆坦克和装甲汽车的前进。关东军过低估计苏军的补给能力，并且缺乏有关西岸地区的情报，因而事先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他们还把苏军看成和沙俄军队不相上下的军队，也是促成这一局面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关东军认为，只要第二十三师团主力部队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那末在东岸的苏蒙军由于在侧翼和后方受到威胁，就会像日俄战争时的沙俄军队那样，立即撤退。

安冈支队进攻受挫在哈拉哈河东岸地区，苏军步兵第三十六师的一个步兵团和第九装甲汽车旅等部队，早已占领了战场正面长达四十到五十公里的据点式阵地。在和第二十三师团主力部队渡过哈拉哈河的同一时间，即7月2日傍晚，安冈部队（约六十八辆坦克、十七辆装甲汽车和两个步兵大队）向上述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天，7月3日，该支队在猛烈炮火袭击下遭到严重打击，很快陷入苦战。

7月7日傍晚，安冈支队和从西岸撤退下来的部队一起，再次发动了进攻。但是，在傍晚进行的这次进攻和紧接着进行的夜袭，由于准备不足都失败了。

另一方面，从7日前后起，在哈拉哈河西岸台地上的苏军炮兵，进一步加强了炮击。在这些炮兵的掩护下，苏蒙军部队占领了据点式阵地，并且极其顽强地进行抵抗。因此，第二十三师团所属各部队不得不打消要在白天发起进攻的念头，在八日、九日、十日三天反复地进行了夜袭。但仍然未能一举夺取分散在广大地区的全部据点。即使夺取了部分据点，由于多数据点仍控制在苏蒙军手里，所以天一亮就受到猛烈而集中的炮火袭击，从而造成大量伤亡。不仅如此，由于夜袭部队分散在各地，直到7月15日才能着手掌握各部队情况和进行战线整顿。

7月23日，第二十三师团各部队稍作喘息后，再次发动进攻。第一线步兵在炮兵（四十四门野炮、三十八门野战重炮）炮轰敌人炮兵阵地后开始前进，但由于炮战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而很快被西岸台地的苏军炮兵阻止住了。

对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阵地，不管第二十三师团采取什么办法，夜袭也罢，白天进攻也罢，都无济于事，无法吃掉它。7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不得不向第二十三师团长下达“停止进攻，占领东岸重要战线，并构筑阵地”的命令。就这样，关东军司令官所指挥的进攻战，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关东军摆开持久战态势第二十三师团各部队从8月3日起，开始修筑阵地。它所使用的兵力包括临时调配的部队在内，有十三个步兵大队和三十六门大炮。遭到打击的第一坦克部队（安冈支队主力），已返回原驻地，因而该师团再也没有一辆坦克了。

第二十三师团的前沿阵地，自弗伊高地（721高地）经巴尔西部高地（733高地）和诺罗高地（742高地），一直延伸至诺罗高地的东南台地。因此，它所面临的正面地区长达四十公里。而这些阵地多数又在哈拉哈河西岸台地苏军炮兵的有效射程之内。不仅如此，它们的西翼也毫无防备，因而很容易被敌人迂回过来进行包围。作为防御阵地来说，可以说它是最差的一个。

新设第六军8月4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命令，在海拉尔组织第六军，直接指挥作战。而关东军则在上边专门考虑如何尽快地收拾局面。

第六军司令官由荻州立兵中将担任。属于第六军编制的部队有第二十三师团（包括临时调配的部队）和第八国境警备队。

8月13日，第六军司令官首先巡视了诺门坎战场，并会见了第二十三师团长。此时，第六军司令官还没有感到苏蒙军即将展开攻势，因而第二天即14日从战场回到海拉尔，着手处理遗留问题。

拟定“事件处理纲要”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定了“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规定：“迅速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摧毁苏军战力，以期使敌人野心破灭。敌人如果企图长期交战，则予以彻底击退。”这个方案竟然不考虑迫在眉睫的苏蒙军即将发动的大攻势这一现实问题，而只重视很久以后的过冬问题。

可是，拟定这个纲要的8月12日，正是苏蒙军发动大攻势的前八天。应该说，当时已出现了有关苏蒙军准备发动攻势的若干迹象，但关东军司令部和第六军司令部都没有察觉。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关东军认为“由于地形关系，苏军不可能使用大兵力”这一先入之见而外，也是因为苏蒙军对进攻计划做了极彻底的保密工作。

六、苏军的攻势准备

当第二十三师团正陷入苦战之际，苏军为发动攻势逐步进行了以下准备工作。

第五十七军改为第一集团军7月15日，苏军把第五十七特别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谓集团军（Группаармий），是为了完成独立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的部队，它是与诸兵种合成的军（Армия），属于同一类型的大兵团。朱可夫担任了第一集团军司令。由他指挥的部队有步兵第三十六师、第五十七师、第八十二师和第六、第十一坦克旅、第七、第八、第九装甲汽车旅，以及第二百一十二伞兵旅，再加上炮兵部队等等。

另外，为了便于在发生边境纠纷的地区，统一指挥苏蒙军的作战，又以外贝加尔军区为基础，编成了远东集团方面军。所谓集团方面军（ФронтоваяГруппа），是一个临时性的类似方面军的组织形式。担任独立第一军司令的希特仑被任命为该集团方面军的司令。如前所述，他早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就成了中央委员。我参谋本部当时虽然没有掌握可靠的资料，但认为远东集团方面军司令部是7月中旬在赤塔新设的，由它来领导朱可夫的第一集团军。

这次由朱可夫指挥的步兵第五十七师和步兵第八十二师，是分别从外贝加尔军区和遥远的乌拉尔军区调来的。除第一集团军外，可能还有步兵第一百五十二师也调到发生纠纷的地区。但是，对他们的活动，我参谋本部当时并没有侦察到。

运输弹药、粮食及燃料在发动攻击的准备期间，苏军最大的课题是向前线输送和储存军事物资。据朱可夫回忆录记载，为了采取攻势，第一集团军就需要一万八千吨炮兵弹药、六千五百吨空军用弹药、一万五千吨各种燃料和润滑剂、四千吨粮食、七千吨燃料以及四千吨其它物资。输送这些物资就需要三千五百辆载重汽车、一千四百辆油罐车。但是当时只有一千七百二十四辆载重汽车和九百一十二辆油罐车。为此，8月14日以后，上级又拨来一千二百五十辆载重汽车和三百七十五辆油罐车。尽管如此，但还短缺几百辆车辆。

8月，我参谋本部获悉，在苏联的博尔集亚和外蒙的巴因。托门之间，苏军已铺设了铁路。但列车是否已经开始通行，我们还没有掌握情况。据战后公开发行的有关资料记载，这条铁路长达三百二十四公里，是由两个铁路团和一个筑路营以及其它劳力，劳动了五十八天完成的，但没有提到完成的日期。

隐蔽进攻计划从7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关东军所窃听的苏军无线电讯联络中，常常出现没有编成密码的明码电报。有的提出缺少修建阵地的施工材料，有的要求紧急供应饮用水等等。

当时，关东军没有掌握苏军的真实情况，对于这些电讯内容半信半疑，迷惑不解。这些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由于饮用水紧张，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呢，还是由于在不毛之地进行作战，通讯纪律开始松懈了？倘若都不是，是否为了迷惑日军，有意识地发出了假电讯？

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部队正专心致志地修建阵地。而在哈拉哈河西岸，白天几乎没有发现苏蒙军的任何动向。不仅如此，在整个战场，我们也同样没有发现苏蒙军准备发动攻势的迹象。

据朱可夫回忆录记载，苏蒙军方面的这些和平景象，是事先有意安排的。他说，他认为进攻成败的关键在于突然袭击，因此，为了隐蔽进攻计划，要极其慎重行事。具体情况有以下几点：

1.在东岸的部队，假装积极构筑阵地，有计划地散布一些有关防御设施和准备越冬的假情报。有意识地拍发明码电报请求调拨修筑阵地用器材。在战场附近，还故意使用器械发出钉桩子的声音。

2.要求前线部队加强伪装，并强调多利用夜间活动。对一批批开到前线的坦克、装甲汽车、大炮以及其它军用器材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盖上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部队的移动、集结、展开，都在晚间进行。部队在夜间移动时，还有意识地发出飞机轰鸣声来迷惑关东军耳目。

3.发动攻势时，为了一举包抄关东军的两翼，在这些地区特别谨慎，设法不惊动对方。例如，向这些地区派出侦察队时，给军官特意穿上了普通士兵服。同时，参加两翼包抄的部队，在发动攻势的前天晚上进入预定地点，并且在哈拉哈河岸的草丛中隐蔽到天亮。

日军对苏蒙兵力的判断从6月中旬起，我参谋本部就比较详细地掌握了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载重汽车的情况，及时地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关东军司令部。因此，作为关东军作战参谋来说，应当注意到载重汽车是苏军兵站运输的主要手段，从而迅速改变在诺门坎地区苏军不会使用大兵力的错误判断。

8月13日，参谋本部做出敌情判断，认为哈拉哈河岸地区的苏蒙兵力是：

1.步兵营三十个。

2.机械化部队即坦克及装甲汽车部队共五个旅。

3.野炮级的火炮约一百三十门，重炮级的火炮约五十门。

4.外蒙骑兵师两个。

对敌军力量的上述估计，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相差不大。但是，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否全盘接受了参谋本部的上述分析，是颇有疑问的。

七、苏蒙军攻势概况

8月20日开始进攻8月20日这天是星期日。据朱可夫回忆录，特意选择星期日作为发动攻势的头一天，是趁第二十三师团部队官兵不戒备的机会。

可是关东军方面根本没有料到这个时候苏军会在全线发动大规模攻势。诺门坎地区最高指挥员第六军司令官，是在离战场二百公里的海拉尔接到关于苏蒙军进攻的首次报告的。这时，第二十三师团只是大体搭上架子，各防御设施重要部分只完成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

这样，苏蒙军确实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了关东军。这种出其不意，并不在于选择星期日发动进攻，而是在这之前就已产生的其它因素。正如前面所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过低地估计了敌军的力量。

进攻步骤上午5时45分，苏蒙军首先对第六军的高射炮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轰。接着，大约有一百五十架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向第六军的前沿阵地，预备队、炮兵阵地发起了猛烈袭击。

上午8时40分，苏蒙军分南、中、北，三路向前进攻。中路部队对正面第二十三师团阵地施加压力，南路和北路部队则包抄了第二十三师团阵地的两翼。这种包抄两翼的打法，在苏军大演习中曾反复使用过，可以说是苏军一种惯常打法。这一点，关东军也不是不知道的。

苏蒙军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1.南路：步兵第五十七师、外蒙骑兵第八师、第八装甲汽车旅、第六坦克旅（缺一个营），以及一个炮兵营、一个火焰喷射坦克连等。

2.中路：步兵第三十六师、步兵第八十二师（缺一个步兵团）、第五步枪机枪旅，以及两个炮兵团。

3.北路：步兵第八十二师所属的一个步兵团、外蒙骑兵第六师、第七装甲汽车旅、第十一坦克旅所属的两个营，以及一个榴弹炮团。

4.集团军司令部控制的预备队有第二百一十二伞兵旅、第九装甲汽车旅，以及第六坦克旅所属的一个营。

据苏联战史资料所载，苏蒙军的兵力共有三十五个步兵营，二百一十六门野炮级以上的火炮，四百九十八辆坦克以及三百四十六辆装甲汽车。

同第二十三师团兵力相比较，苏蒙军占优势，其中步兵营为二倍，野炮级以上的火炮为三倍，至于坦克和装甲汽车，苏蒙军更是占绝对优势，第二十三师团连一辆坦克也没有。

苏蒙军攻势进展概况攻势发起的第一天，南路苏蒙军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第八装甲汽车旅，顺利地迂回过了第二十三师团阵地的南翼。

第二天，南路的第八装甲汽车旅协同第六坦克旅进入了第二十三师团阵地的后面地区。

另方面，中路和前一天一样，继续向正面地区反复进攻。北路也到达了第二十三师团阵地北翼的弗伊高地。

当天，关东军综合了前线来的各种情报，判断第二十三师团所面对的苏蒙军兵力至少有三个至四个步兵师，四个至五个机械化旅。

第三天，苏蒙军方面为了使弗伊高地的战斗获得进展，集团军司令朱可夫把军预备队的第九装甲旅调到了北路。该旅的一部分迂回过了弗伊高地北侧，进入阿不扎赉湖（乌吉努尔）附近，打乱了关东军的补给基地。

第四天，北路又调来了伞兵旅，并逐步占领了弗伊高地大部分。北路所属的第九装甲汽车旅的主力，在浩尔斯丁河北岸进入第二十三师团阵地的后面地区。

同时，南路在浩尔斯丁河南岸完全突破了第二十三师团阵地，几乎全部占领。

第五天（8月24日），第二十三师团在第六军司令官统率下，以七个大队步兵和九个中队炮兵，对南路苏军步兵第五十七师进行反攻。但是由于反攻准备不足，特别是反坦克武器和炮兵处于劣势，致使这次反攻中途受挫。

第六天，关东军司令官又把集结在海拉尔的第七师团主力拨给第六军，并决定驻满洲的第二师团和第四师团开赴战场。

第七天，第六军司令官决定暂时停止攻击，等后续部队第七师团和第二师团到来后再发动进攻。

然而苏蒙军在当天傍晚就完全包围了第二十三师团。可见该师团阵地的两翼是十分脆弱的。

第八天，苏蒙军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在这场战斗中，优势的炮兵、坦克和飞机，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当天晚上，处在包围圈的第二十三师团长，集中了一千五百名左右的兵力，企图援救在前方陷入孤立的部队。

第九天，苏蒙军继续缩小包围圈。入夜，第二十三师团长再次开展了援救活动。第十天（8月29日），凌晨，第二十三师团长率领的部队终于到达了要援救的第一线，但也更加陷入重围之中。于是，第六军司令官发出命令，要求第二十三师团“迅速冲破敌人阵线，向诺门坎方向前进”。说的干脆点，就是下达了退却令。

第十一天，第二十三师团率领部队在晚上撤退。师团官兵人人拿着手榴弹向苏军投去，竭尽全力，总算打开了一个出口。

第十二天（8月31日），第二十三师团二千来名官兵，历尽艰险，终于在早晨冲出了包围。能够突围出来，这已经是用尽最大力气，所以就根本没有余力去收拾那些尸体。

然而，苏蒙军队也在外蒙所主张的边境线上停止前进，再没有深入追击日军。其原因之一是苏联西部正面的德国军队很快就要开始进攻波兰了。

八、停战

停止战斗行动9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停止实行原定的等待增援兵团到达后重新发动攻势的计划。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收拾局面。

9月9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同苏联外交当局谈判停战问题。正在这时，德国军队以破竹之势攻进波兰境内。苏军在波兰的正面也集结了兵力。

9月16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主要内容有：日满军和苏蒙军于9月16日上午2时（莫斯科时间，下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军队停止在9月15日下午1时的控制线上。双方按照上述规定，停止了一切作战行动。

双方的损失停战后，日军开始寻找和收容战场上的尸体。尸体多得惊人。在哈拉哈河东岸收容了四千三百八十六具尸体。另外从苏蒙军那里又领回了在哈拉哈河西岸战死的五十九具尸体。据该师团军医部的调查，该师团在6月20日至9月15日之间，在参战总人数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名中间，损失了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名，其中战死四千七百八十六名，受伤五千四百五十五名，失踪六百三十九名，患病一千三百四十名。这就是说，伤亡率达到百分之八十。

另外，第六军的大炮（野炮级以上的火炮）在八月攻势中被毁二十八门，自己炸毁二十门，损失率竟达百分之七十二。

据苏联公开发行的战史记载，苏蒙方面伤亡九千八百二十四名，但没有谈到具体情况。据苏联公布的有关资料，在苏军后勤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把伤员空运到赤塔。当然，这件事同苏蒙军的伤亡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把伤员运往赤塔，估计因为作为战线后方的塔木斯克，十分缺乏安排伤员的场所和医疗设施。因此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人恐怕也不少。

苏军论功行赏8月29日，尽管战斗还没有结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把苏联英雄称号授给希特仑、朱可夫等三十二人。日军方面很不理解，苏联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论功行赏？苏蒙军可能认为8月27日、28日前后的战斗已经有了胜负，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十三师团竟然突破重围冲了出去。

11月17日，苏联把列宁勋章授予步兵第三十六师、第七装甲汽车旅等七个部队；把红旗勋章授予步兵第五十七师、第八装甲汽车旅和第六坦克旅等十四个部队。

划定边境线停战后，在当地进行的划定边境线的工作并没有多大进展。停战两年后的1941年8月，边境标志和边境标柱才全部立完。边境划定工作进展迟缓，其原因是苏德关系的恶化以及苏德开战的缘故。

在诺门坎方面，新的边境线大致是按照外蒙的主张划定的，这是必然的归宿。因为围绕着边境线的归属问题，双方曾用武力争执，结果苏蒙军方面控制了它所主张的边境线。

在位于战场东南部的汉达盖方面，边境线是大致按满洲国的主张划定的。

九、日本陆军的善后处理

人事变动从9月到10月，日本陆军为进行诺门坎事件的收尾工作而作了人事安排。

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继续留职，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和第一部部长（作战部部长）桥本群转入预备役。泽田茂中将和富永恭次少将，分别任命为参谋次长和第一部部长。作战课长也换了人。

在关东军方面，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转入预备役。关东军司令官由梅津美次郎中将继任，军参谋长由饭村穰中将继任。此外还更换了参谋次长和所有作战课参谋。

至11月，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被调到关东军司令部待命，不久转入预备役。可见，这次和张鼓峰事件不同，并没有将誓死战斗的第二十三师团长提拔为军司令官。

从这次事件后果看，不能否认关东军的“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是扩大纠纷的重要因素。在处理边境纠纷时，过低地估计苏联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是关东军历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错误。

追究关东军和陆军统帅部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企图用武力解决并不十分重要的诺门坎地区归属问题，从而不仅丧失了很多官兵生命，而且对边境线的当初主张也没有坚持住。

不能否认，关东军司令部在处理纠纷过程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在于作战参谋过低地估计了苏军的战斗力。但这未必意味着参谋本部等部门对苏联情报搜集得不够充分。过于轻敌，强烈的先入之见，以及对自己战斗力过于自信，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进行作战是不可能获胜的。在人事处理上，陆军省把关东军参谋的一些错误和缺点都看成是参谋之首参谋长的责任。作为陆军的统率部门，如果说是出于它的道义，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轰炸塔木斯克时，关东军作战参谋所表现的那种独断专行的行为，恐怕也应当看作是军纪所不容的下克上的行为。在追究军参谋长和军司令官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惩罚这些人。但是陆军当局并没有“挥泪斩马谡”的精神，只是暂时调动了他们的岗位。这就是说，在根治独断专行这个“重病”上面，手术刀用的不够狠。由于这样，所以第二年1940年再次发生了类似事件，即在参谋本部和前线部队少数参谋暗中勾结和策划下，强行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对美国宣战。

重新修订“边境警备要领”新任命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到任不久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满苏边境警备要领”。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除关东军边境阵地外，要在满洲国主张的边境线后方二十公里地点划定警备线，在这个地带内除巡逻队外不再安排部队，即使苏蒙军部队越过边境线，只要不侵犯上述警备线，就不准前线部队动用武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设立了缓冲地带，行使武力要慎重。结果，在梅津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一段时间（1939年9月至1944年7月），一次也没有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坦率地说，经修改后的边境警备要领本是起码的常识，可是关东军为学会这一点而付出的“学费”如此之昂贵，是实在惊人的。之所以付这样大的代价，是因为那些合乎道理的稳健的看法与着眼大局的慎重观点，在日本陆军内部有时通不过。

研究诺门坎事件委员会为了全面地重新研究军备，对苏战法以及培训部队，在陆军中央部门设立了研究诺门坎事件委员会。研究和讨论，从十一月中旬开始，一直进行了两个月左右，地点主要是海拉尔和新京。

在战场上曾经直接同苏军打过仗的部队，都一致反映苏联拥有猛烈的火力。他们说，日军像在练兵场上进行教练那样，向敌军跑步前进时，立即遭到机枪的集中射击，伤亡惨重。作战时，姿势稍高，就很快遭到苏军射击，而且命中率很高。苏军从哈拉哈河西岸台地上发生的炮弹，不仅准确，而且如同倾盆大雨。该委员会向上级提出一份报告说：“日本陆军由于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逐渐地丧失了对火器的正确认识。”

关于苏军的打法，该委员会在上述报告中指出：“苏军偏重于物质装备，攻势缓慢，而且在近距离战斗中往往缺乏冲劲”。这是说：在以步兵为军队主力的日本陆军看来，苏军很少采取端着刺刀冲上去的打法，这似乎是个缺点。正如上面所说的，委员会尽管承认日本陆军对火力的作用估计过低，但还认为端着刺刀冲上去的打法是主要的战斗手段。

关于日本陆军必须采取的对苏战法，委员会的结论是：“为了战胜在火力上占优势的苏军，关键的打法是突袭”。就是说，假如在相同条件下同苏军作战，苏军将会逐步发挥其固有的威力，所以，必须极力避免常规打法。

在这以前，1933年5月，参谋本部制定的“对苏作战方法纲要”，一开头就说：“指导对苏作战的基本宗旨，在于迅速地同敌军进行决战，依靠在初战中获得的极大成果，迅速打掉敌军的士气。”它还指出：指导对苏作战的关键是“利用敌军消极、笨重的缺点，采取我军最擅长的主动进攻、机动作战的打法，并经常先发制人，在敌人的战斗力尚未充分发挥时发动攻击，以便一举歼灭敌军”。可见“对苏作战方法纲要”的基调是在用兵方面对苏军抱有优越感。研究诺门坎事件委员会推荐突袭的打法也来源于这种优越感。但是，朱可夫对日本陆军高级干部的作战指挥能力估价却不高。这将在下面谈到。

十、苏军对日本陆军的评价

据朱可夫回忆录，朱可夫认为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军官，尤其是佐官和将官“缺乏训练和积极性，有教条主义倾向”。如果当时日军高级军官听到这种评价会感到十分意外。这是因为他们非常自负，认为通过“对苏作战方法纲要”，他们已经得到训练，并且能发挥用兵之妙，以少胜多。

下面是朱可夫回忆录中有关他对日军的评价摘要：

1.日本士兵训练有素，特别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更为突出，而且在防御战中，军纪严格，不屈不挠，忠实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2.军士级干部的训练良好，他们不顾一切地顽强战斗。他们从不投降，能毫不犹豫地自杀。

3.看来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落后。他们的坦克是明显过时的，坦克上的武器装备也不好。不仅如此，它的行动半径也小。4.战争初期，日军飞机击落了苏军飞机。在苏军的海鸥式改良型飞机和伊－16型战斗机参加战斗以前，日军飞机占了优势。但是在以苏莫西克维奇为首的获有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团前来参加战斗以后，苏军迅速掌握了制空权。

以上就是朱可夫对日军的评论摘要。朱可夫认为日本军的士兵和军士级干部是合格的，而军官，尤其是佐官和将官则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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