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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恐怖分子方志敏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 04:22
标题: 恐怖分子方志敏
方志敏这个名字，对于几代中国人都并不陌生，他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曾被选入共国课本，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感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中共赞誉为“铮铮铁骨”的革命者，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分子。
1.毫无人性地残杀亲叔叔
1899年8月，方志敏出身于江西一个自耕农家庭，7岁入私塾，1919年夏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次年升入应用机械科，为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21年春被学校开除，之后考入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中学。1922年7月方志敏赴上海，任《民国日报》校对，并在上海大学旁听。不久，加入中共青年团，并与他人共同创建青年团南昌支部。
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中共，并于1925年在弋阳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他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带头反抗农民运动，方志敏遂带领全村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他的大院，将其抓住。当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为其五叔求情，但他还是坚决下令处死了方雨生。方雨生到底有多大的罪过，是否应被处死，官方的文章并没有拿出证据。可见，方志敏为了所谓的革命，为了所谓的党派利益，竟然不顾亲情杀掉自己的亲叔叔，这不仅违反了农村的习俗“孝”道，而且是乱杀无辜。对方志敏的所为，中共却赞其为是“大义灭亲”，可见正是方志敏所信奉的马列主义让他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与起码的良知。
2.血洗廿八都
1927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创办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因此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之后化名李祥松，流亡赣西。8月1日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潜回弋阳，先后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中共横峰区委书记。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与黄道、邵式平等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红十军），后当选为中共建立的“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等；1932年9月，再任红十军政委，12月，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2月，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
1932年4月间，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乘江西衰娜妮赣剧团在廿八都水星庙做戏一个月的机会，派暗探来侦察驻镇民团和自卫队人数、武器、行动规律，同时也摸清了当地富户情况。6月28日，红军广丰独立团由团长周良瑞、政委吴光丕率领，会同游击队、花枪连500多人，还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袭廿八都，红军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这一仗除了枪枝弹药，红军还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中午时分，红军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共200多人统统当作“财神”绑架走，有些人被赎回去了，有些人则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财两失。“杀害人质”不是恐怖分子的发明，而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发明。有个叫金庆康的，他当时在读小学，因为听到风声，全家逃到衢州去了，结果他父亲开的商店里的货物都被搬空了。随红军来的广丰游民手上緾着红布，也跟着抢，连箩筐也抢。
9月5日，红军广丰独立团和闽北独立团又带着赤卫队、花枪连第二次攻打廿八都。这次除打死守军30多人外，再绑架士兵、地主和富绅30多人为“肉票”。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从此萧条、冷落。1933年慕名而来的郁达夫便目睹了这个“鸡鸣三省”古镇的一派衰败景象。廿八都故老对当时“过红军”的浩劫记忆犹新，《衢州文史数据》对此亦有记载：街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兵联合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标语。杨益丰、隆兴源南货店和杨元亨、金同顺布店等20多家大的商号店堂，全被砸开，门板七零八落，柜台东倒西歪，箩筐队忙着装货待用。有几个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当年红军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杨展三回忆说，他的祖父杨瑞球就是在“一扫光”之列，第一次“过红军”时被红军探子夏娜妮用斧头劈死。但也有人说夏娜妮只是流民，因为抢了老实农民许荣生的老婆遭杨瑞球干预而怀恨在心，所以在6月28日那天跟着红军杀回廿八都报仇。这个杨展三的父亲叫杨怡，做过国民党军事机场场长和航空总站站长，中共为了窃取党国机密，派了个年轻清秀的女共产党员去接近杨怡，这个女人就是杨展三的生身母亲。1949年，这个女人穿上解放军军装做官去了，杨怡却被关进了牢房，他们的孩子杨展三则进了孤儿院。在这个悲欢离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中共党人的残忍党性和全无人性的本色，到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尽管杨展三后来没有找到他的母亲，但这个抛夫弃子的狠心女人在后来的运动中也逃不了被整死的下场。
共产党嗜杀成性，在夺权时杀人如麻，掌权后仍大肆杀人，以恐怖手段维持非法统治。1949年以后，这个不过3000余人的古老小镇，竟有86户被划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枪决，人数在30、40之间，不可谓不骇人听闻。中共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何时才能清算？
3. 方志敏绑架杀害传教士
中共的伪史说，方志敏的红军叫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了这支“抗日军队”的出发，中共中央还专门发表了训令。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集中的题目是：“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那时候，福建省、浙江省都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中共中央规定以下任务：“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展开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甲点中指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乙点的“反日运动”是宣传，而不是对日作战；丙点指出的要消灭的敌人，全部都是国民政府军队；丁点是真正的战略企图。总之，这不是打击日本军队的“抗日先遣队”。
这支由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于1934年7月6日从江西瑞金出发，首先攻打福州，失败以后，转战闽东、闽北一带，然后在9月中旬攻入浙江省；10月初活跃于安徽、江西交界一带的山区，10 月下旬，进入福建、浙江、江西交界一带，与方志敏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 11 月下旬，震动杭州，威胁芜湖。1934年12月6日，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巨额赎金2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12月8日早晨，达能夫妇先后被砍头。此恶行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34年底，方志敏的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围攻，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部战败，全军2万多人仅千人突出重围，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
粟裕后来总结道：“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红军主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挥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所谓“抗日先遣队”，并非抗日军队，而是打击和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在战略上分散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阻碍了抗日准备而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民国政府遂以谋杀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方志敏死刑，1935年8月6日在南昌沙窝执行死刑。从1935年1月被捕到8月6日被处死，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我爱中国》《清贫》等不少文章。有文章说“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实属后人误传。因为无论从方志敏的文稿，还是其狱友以及监狱监管人员的回忆文章，都没有提到其在狱中受刑。反而在方志敏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而将关押自己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关于“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最早见诸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文中有“敌人用尽一切欺骗的方法来动摇说降他，用惨酷毒刑来鞭鞑污(侮)辱他，但方烈士始终不屈不挠……”另一篇署名“哈马丹”的《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也说：“反革命者无论怎样严刑拷打，怎样施行中古式的酷刑，都不能丝毫折磨革命战士之铁一般的意志。”据考，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他们想当然地进行了与事实不符的想像。方志敏被杀后，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王明在1935年有全世界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方志敏为抗日牺牲。方志敏从来不是“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的领导，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前，他早就是闽浙赣苏区的创始者，是红十军团的领导者。“抗日先遣队”转战各地最后进入这根据地，进行了整编，“抗日先遣队”的七军团与地方武装红十军合并成立红军第十军团，方志敏仍然不是军团领导，是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更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方志敏是一个毫无人性、杀人越货、破坏稳定、破坏抗战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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