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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雪忠：为什么说中共是强盗？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30 15:36
标题: 张雪忠：为什么说中共是强盗？
张雪忠：为什么说中共是强盗？（《新常识》第二章、第四章摘要）
国家主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就是选任执政者的权力，如果现有的执政者排除他人的竞争，主权者就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人民主权就名存实亡了。
禁止政党竞争的执政党，由于它剥夺了其他国民的平等政治权利，因而是受到压制的其他国民的非法压迫者；同时，由于它实际上已经篡夺了人民主权，因而也是全体国民的公敌。这样的执政党与其说是国民利益的代理人，不如说是一群毫不尊重国民意志的政治强盗，它手上的所谓执政权，事实上已经毫无合法性可言
为了自身的利益，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需要任用最能干、最有奉公精神的公民，去担任各种重要的公共职务。但政治垄断却迫使他们必须接受最低能、最自私和最蛮横的政府官员，并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中共政治垄断的作用，就在于剥夺各种优秀人才报效国家的机会，以维护少数垄断者的政治特权。政治垄断本身就可以说明垄断者的低能和自私，因为如果他们不是低能和自私，为什么要害怕和禁止其他公民的公平竞争呢？
如果存在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竞争，任何个人或团体要想得到执政授权，就必须尽力了解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利益和愿望，并努力制定促进这些利益，以及实现这些愿望的适当政策。为了争取国民的授权，他们也不敢以蛮横的姿态对待国民，而是必须以诚恳和谦卑的姿态，倾听国民的诉愿和心声。
当国民主权被篡夺，政府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在一个国家，一群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可以长期垄断执政的权力，那么，由于无需定期寻求国民的授权，他们就没有必要去了解国民的利益和愿望。执政者由于对权力的垄断，而获得了一种与普通国民完全不同的特权者的身份；这种特权身份使他们对公众利益不再关心，而是着重关心自己所属的特权群体的利益。
对这些垄断国家权力的人来说，首要的效忠对象不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己的政党。在他们眼中，自己所属的政党，比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要重要得多。他们的这种效忠状况，不但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而且还露骨地表现在他们的言语中。例如，习近平要求：媒体姓党军队姓党政府姓党，其目的是要求姓党者“绝对忠诚”于他。执政者习近平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促进全体国民的利益，而是极力巩固自己的权位。他甚至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整个国家的最高原则。他的使命不是保障和促进全体国民的普遍利益，而是谋求和扩大自己所属政党的特权。
人们只要看看中国大陆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就会完全同意我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在今天的中国，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但各级政府官员并不是在努力确保国民的食品安全，而是大力建立和推行特供制度，以优先确保他们自己的食品安全。这些人试图在普遍的食品不安全的情况下，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构筑一个普通国民不敢问津的食品安全孤岛，就像他们为自己所构筑的普通国民不得涉足的政治孤岛一样。我相信，如果不是人民主权已被共产党所篡夺，因而人民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中国民众绝不会把执政权，授予这样一群自私的流氓。
共党篡夺了国民的主权，他们把政权视为自己的私产，不但在公职人员选拔中任人唯亲，而且还要确保将权力一代接一代地传给自己的后人。他们不但要占据所有有利可图的职位，而且还将把所有的公共职位变成食利自肥的机会。国家公共资源的主要部分，不是用于全体国民的幸福，而是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福利待遇。
由权力垄断所引发的普遍而严重的腐败，不但会给全体国民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会彻底败坏整个社会的风纪。一旦权力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人们就很难靠自身的才智和勤奋，来改善自己的境遇。更多的人不得不努力接近和讨好权势，以求在不正当的资源瓜分中分得一杯羹。要知道，许许多多的人，通常都容易向能左右自身利益和前途的权势屈服，他们时刻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处境，当个人的才智和努力无法达到目的时，他们便很可能被迫走向歧途。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就不可能不日益恶化。
权力垄断所带来的政治特权，不但会激发掌权者贪得无厌的欲望，而且还会让他们产生高人一等的意识。他们将形成一个与普通国民判然有别的特殊群体，并自认为天然具有统治他人的资格，其他国民则是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老百姓。这些权力垄断者甚至会把自己视为和普通国民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好像他们是出自一个与人类不同的物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员确实会经常声称，他们这些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但是，既然中共党员已经成了与常人不同的异类，他们这样一群不正常的人，怎么可能了解其他正常的中国人的愿望与梦想，怎么还有资格统治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正常的中国人？
如果国民主权被少数人所篡夺，这些权力垄断者会被手中的权力所腐蚀和败坏。他们将把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一类人，尽管每天都在压制和盘剥自己的同胞，却仍狂妄地认为，人们只是仰仗他们的恩泽，才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共产党认为国民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机会，是源于自己的赏赐，就像子女认为父母的存在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一样荒谬和悖理。
共产党总是自欺欺人地宣称，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并时时处处以人民的施恩者自居。实际上，在政治领域中，任何名义上的施恩者，都是实质上的压迫者。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基于国民意志而产生，而是由一群人用武力强加于国民，那么政府不但不是国民自由的来源，反而是国民原有自由的终结。这群依凭武力统治一国民众的人，就是民众的征服者。如果这群人来自国外，他们就是异族征服者；如果这群人出自国内，他们就是同族征服者。在这两种征服中，政府的产生都是出于征服者的意志，它的目的都只是为了使征服关系长期化和常态化。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有可能非常严苛，也可能略显温和，但这只是压迫程度的区别，并不能改变被征服者丧失自由的事实。在征服者看来，被征服者的财产乃至人身，都是可由征服者任意支配的对象，如果被征服者尚能保留一些财产和“自由”，则完全是出于征服者的宽厚和恩典。正如那些先将路人洗劫一空，然后又返还少许盘缠的劫匪，也常常会把自己想象成“盗亦有道”的侠客。
例如，在推出免除农业税和发放农业补贴的政策后，中国共产党曾利用完全受控于自己的媒体，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把自己美化成中国农民几千年一遇的大恩人。但人们不妨想一想，这些用来补贴农民的钱款，难道都是共产党员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吗？难道它们不是来自全体国民缴纳的税费吗？如果农民所领到的补贴，并不是出自中国共产党自有的财产，而是出自全体国民的财产，那么它竟然冒充为农民的恩主，难道不是很可笑吗？如果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喜欢冒充国民的恩主，人们最多只能把它视为一个伪善的政党。但若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垄断的政府权力，从国民那里征收到名目繁多的大量税费，并不是国民同意的结果；而且它所征收的税费首先是用来满足党政系统的需要以及政府官员的私欲，其次才有可能将少许剩余用到民众身上，那么，人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和那些向被劫者返还少许盘缠的劫匪，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无论是劫匪自奉为“盗亦有道”的侠客，还是中国共产党自奉为中国人民的救星，都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美化。这种自我美化既不能改变这些劫匪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强盗的事实，也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压迫者的事实。

从相互竞争的不同政党中，选择适合执政的政党，是国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如果一个政党用武力压制甚至消灭其他的政党，它就不但侵犯了其他政党(及其成员)的平等政治权利，而且也侵犯了全体国民的主权，因为它已经剥夺了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选任执政者的权力。
实际上，政党完全不应拥有专属于自己，或是只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如果政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并在政治竞争中动用武力，就必然会使国家要么处于内战状态，要么处于奴役状态。一个政党若是对政治对手动用武力或威胁动用武力，其他政党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为了自保而组建自己的武装。这样一来，政党之间为了争取执政权而开展的竞争，就从和平方式的政策之争，变成了战争方式的武力之争，国家也就因此陷入了内战状态。而如果在一个国家，只有执政党拥有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并以之作为自己垄断执政权的武力基础，那么这个政党与其说是执政者，不如说是压迫者，因为它事实上已用武力篡夺了国民主权，并奴役人民。
试想一下，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利用一支绝对听从党的指挥的军队，完全无视全体国民的意志，长期垄断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一群外国人(比如说日本人)，通过武力征服在中国建立异族统治，这两者之间到底能有什么区别？或许两者确实有一点区别：外国人的统治只是单纯的压迫，而共产党人的统治则同时包含着背叛，因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竟然不惜压迫自己的同胞！
政党不应有自己的武装，国家却需要有自己的军队。在民主国家，军队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功能，都与专制国家完全不同。首先，在民主体制下，军队并不听命于任何政党，而是听命于以合乎宪法的方式所产生的文官政府。一个政党的领袖，只有在得到国民授权成为政府首脑后，才能基于其作为政府首脑的职权，同时获得对军队的指挥权。
其次，在民主体制下，政府首脑对军队的指挥权，具有严格的目的限制，即军队只能用于保卫国家利益，而绝不能用于国内政治竞争。政府首脑若是为了自己所属政党的利益而动用军队，他手中的权力便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为他已经严重违背了国民对他的委托，从一名执政者变成了一名叛国者。
但专制国家却恰恰相反，军队不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公器，而是执政者用来垄断权力的私产。2011年6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梁光烈先生，在新加坡被问到，什么是解放军应该保卫的核心利益。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才是国家领土完整。人们在对梁光烈先生的直白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应该对他的坦率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向公众承认这一可悲的事实：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毛泽东在1946年就曾说过：“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和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而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周恩来也曾表示，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军队就会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前，为了争取国民的支持，主张的是军队国家化这一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原则；在夺得政权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实行的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野蛮和专制政治的信条。它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两幅不同面孔，本身就表明军队国家化才是符合民主原则的正当做法，因为一个政党在尚未取得政权时，为了得到更多国民的政治支持，总是会提出更加符合国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政治主张。
就事物的本性而言，在任何一个国家，军队都是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同胞和外国人之间，作出最明显和最深刻的区别。因为，和其他国民不同，军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召集起来，参加一场针对外国人的生死搏斗，而他们搏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同胞。军人对外国人的无情，正是出于对同胞的忠诚。但执政党要求军队奉行政党化原则，则是在摧毁军队对同胞的忠诚，因而是在扭曲军队的本性，践踏军队的荣誉。
当军队必须把维护执政党对其他国民的统治，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使命时，那就意味着在执政党和其他国民发生政治冲突时，军队必须站在执政党一边。但其他国民却是组成军队的那些将士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因此，一个拒绝军队国家化，并要求军队必须保卫自身政权的政党，实际上是等于向本国的军人宣告：“你们存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我对你们父母、兄弟和姐妹的统治，如果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胆敢不服从我的统治，你们必须将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用坦克碾过他们的身躯，以便我可以永远统治他们。”可以说，一支奉行政党化原则的军队，甚至比一支雇佣军还要可恶。雇佣军在为某个政治势力服务时，镇压的多是别国的人民，而奉行政党化原则的军队，却必须蹂躏自己的亲人。
可见，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而要求军队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政党，是多么的残暴和邪恶！在中国，那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人，似乎总在不断强调军队的荣誉，但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真能为军队赢得荣誉。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大显身手，朱可夫元帅则在抗击德军侵略时屡建战功，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难道不是认为，朱可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吗？那些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人，永远都将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民所铭记，但国共内战中的血肉横飞，却只会让中国人为之惋惜。从人类历史来看，内战所造就的主要是悲剧，而不是功勋。
如果对于中国的军队来说，政党化是比国家化更正确的原则，或者说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比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神圣的使命，那么解放军在1989年对“六四运动”的镇压，就应该是一桩比抵抗日军侵略更光荣的战绩。但是，人们为什么只看到解放军整天都在渲染自己的抗日战绩，却从来不敢承认自己对“六四运动”的镇压行动？那些曾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掩盖自己的荣誉呢？那些曾经极力主张镇压的人，倒是在竞相撇清自己的责任。由此可见，甚至是那些手上沾有人民鲜血的人，内心也完全明白：军队赢得荣誉的唯一途径，是在战场上击败敌国的军队，而不是在国内政治中甘当专制统治者的打手，并时刻准备把坦克开入本国首都的广场。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1 18:31
李平：七一大游行，中共还要假装看不懂ABC吗？
作者: 李平
11万人参加7.1大游行，只是揭开决战689的序幕，最终的决战当然是9月4日的立法会选举。港人能否踢走梁振英，既取决于市民能否充份发挥选票力量，踢走更多保皇党，也取决于中共是否继续假装看不懂ABC（Anyone But CY）。如果中共能够放下面子问题、放下斗争成见，不难看懂ABC是降低中港冲突、维护中港利益的第一步，也是代价最低的行动。

面子问题致养痈为患

对于港人强烈要求梁振英下台，中共高层早已耳熟能详，官方喉舌新华社报道2013年元旦游行时，就写明市民「提出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落实全民退休保障和捍卫言论自由等诉求」。来港收风的京官也不断表示，中共并不介意换马，但为什么蹉跎四年，梁振英还能享受其特权，甚至决意在9月立法会选举后宣布角逐连任？

中共假装看不懂ABC，一是面子问题，担心中途再换马，有损当年拍板特首人选的习近平的面子，也有损中共的面子；二是人选问题，担心没有令泛民阵营和亲共阵营都能接受的人选，不能平息香港的内部斗争及中港斗争。这种面子政治、斗争政治，是中共的惯性思维使然，同时小看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小看了梁振英的小人伎俩，以为香港问题相对于高层权斗只是小事、梁振英是板荡忠臣，以致养痈为患、积重难返。

ABC已成香港共识，梁振英的任期也只剩一年，习近平如果真要顾及自己的面子，不致于明年来港出席回归庆典时陷入草木皆兵、怨声载道的尴尬，是时候让梁振英放弃连任梦了。习近平自2007年10月执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及2012年出任中共总书记后，在香港问题、中港关系问题、一国两制问题上的贡献及建树仍然欠奉。当年他支持以梁换唐，结果香港日趋礼崩乐坏，无异于被打脸打了四年，如今弃梁，既是还香港一个希望，也是为自己在中港关系史上留下光彩一页创造机会。

中共迟迟未能决心弃梁，除受高层权斗影响，还受到特首新人选的困扰。前三任特首，背景分别是商人、公务员、专业人士，未能善始善终，甚至是未上任已频爆僭建等丑闻，令中共对下任特首的背景颇费思量。

人才凋零是拙劣借口

的确，三任特首各有各问题。董建华可以管理一间家族公司，但不等于可以管理一座城市、一个社会。曾荫权可以带领一支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但那是因为有良好的制度、良好的队员，一旦面对队伍外的环境就会自暴其短。梁振英是根正苗红的专业人士，但因此犯上共产党的通病，自以为有党的坚定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到头来民怨沸腾，他俨然成了「港独之父」。

三任特首的失败，有个人能力、品性问题，但关键在于中共要的是听话的、顺从其旨意的人，而不是首重管治才能、对香港的忠诚，因此只会吸引梁振英这类声称N届不选的政治投机客，而原本有心为一国两制、为香港繁荣稳定贡献心力的人士就越来越心淡，以致现时明面上看不到有众望所归的特首人选。

但是，只要中共不再死要面子活受罪、放宽下届特首选举，不再剥夺香港特首维护一国两制、维护香港利益的权力，香港就有机会涌现有心有力的政治人才。国际政坛的演变也显示，从政人士的背景、是否声名显赫并不重要，冰岛总统约翰尼森（Gudni Johannesson）、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是政治素人崛起的明证，香港也有政治素人徐子见在区议会选举中击败钟树根的先例。可见，以香港政治人才凋零去否定ABC的共识，只是拙劣的借口。尊重香港民意，尊重香港核心价值，是一国两制可以延续的基础，也是特首可以胜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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