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疯狂反对普世价值。习近平为何发疯？原因如下：
一，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是因为他们反对“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四条：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第四条：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匀平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七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一“部分”人（党派）就无权领导人民大众。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声称先进阶级（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天然地拥有领导权，这是对人类蔑视，是极端反动的。
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镇压敌人，所以没提人人平等；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所以没提阶级平等；搞一党专政，所以没提党派平等；《纲领》只提了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强调党的领导，所以没提党派平等；第一条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所以没提阶级平等。第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谎言，搞阶级专政，不同阶级的人就不平等，公民在法律上就不平等了。第8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第10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这都是谎言，宪法公布不久，农民的土地集体化了，连农民家的铁锅铁铲都公有化，饿死了5千万农民。资本家的财产充公了，逼得资本家的纷纷自杀。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和宪法第2条强调党的领导，所以没提党派平等；第2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一条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所以没提阶级平等。第15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54宪法和《共同纲领》规定国家领导人领导军队。第26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是共产党的奴隶。而且75宪法干脆取消了54宪法中“人人平等”条款。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1975年宪法的重复版，不说了。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依然是谎言，搞阶级专政，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不同阶级的人就不平等，公民在法律上就不可能平等。
二，唯物进化论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相矛盾
唯物主义的进化论鼓吹：人是由无机物演变而来，演变的根本法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梁启超接受进化论后，就赞赏种族优劣学说，并进一步反对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学说。
1907年，杨度(1875——1931)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宣扬“金铁主义”。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金铁主义”就是凭借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使中国“富强”（这是习近平24字价值观的第一位），实行经济的军国主义。杨度说：“中国要想生存，就必须彻底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遵循国际公例，也就是适应国际通行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杨度说，我的主义跟俾斯麦的“铁血主义”不同。俾斯麦那个纯靠武力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是经济战争时代，立国如果单有军事力而无经济力，则仍将不适于生存。非军事力量不足以强，非经济力量不足以富。我的金铁主义说就是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以经济为后盾。金铁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杨度支持清末的保皇派的“开国会”运动（到现在仍值得肯定）；民国建立后，又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颠覆民国；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杨度的一生是反普世价值民主的一生，是用极权专制颠覆民主共和的一生。可见，进化论是民主之敌。
共党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是生物世界（包括人类世界）演变的根本法则，那共党怎么会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呢？共党自称“天下第一先进(优秀）”，其他人因此而被视为“中游、落后”而受歧视。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当中共淘汰劣质阶级劣质人口的时候，中共就是在践踏人权。2011年4月24日，刘源背书的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与会的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这种公开的赤裸裸反人权的谬论让世人吃惊。
史伏初先生作为唯物主义信徒，他说人类是海里的裸猿变来的，裸猿面对面的性交……完全是胡思乱想。史先生没有抛弃进化论，就不可能确立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史伏初搞出的共产党演变规律只是以偏概全。他忽视以下基本事实：
第一，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苏联东欧受到古希腊以来民主传统影响，苏联东欧都有过贵族共和甚至民主的历史，而且受到基督教博爱传统的影响。
第二，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打击了政敌，封掉了许多报刊，接着搞了“立宪国会”直接大选，共党惨败。此后，苏共禁止了直接选举。中共是从来没有搞过“国会”直接大选的。这说明：竞选文化在苏东地区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中国就没有这基础。今天台湾竞选是给中国大陆人补了课。
第三，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军委主席，斯大林只是个党书记。列宁死后，党书记斯大林战胜了军委主席托洛茨基。这说明，苏共是名副其实的“党指挥枪”。所以，1991苏共的亚纳耶夫和军头搞819政变，企图“枪指挥党”，瞬间就失败了。而中共的传统一直是“枪指挥党”。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朱德兵强马壮，但党的职位比毛泽东低，所以，毛泽东强调“党指挥枪”。后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以中共常委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毛泽东就开始了“枪指挥党”，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乘机夺取了军权，最后以军委主席名义打倒了总书记张闻天以及斯大林的钦差王明。邓小平更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打倒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中共还在宪法里把军委主席搞成皇帝似的，苏联宪法无此类情况。这充分说明，中共完全是被暴力操控的暴力集团，比苏共更残暴更野蛮。
第四，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传达到全民，毛泽东完全封锁，最后也只让高干知道。当年有人偷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都被中共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文革就是打击中共内部的赫鲁晓夫。毛死后，邓小平不做赫鲁晓夫，坚决高举毛泽东的破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压倒一切。胡耀邦赵紫阳因放松党的领导而下台。赫鲁晓夫下台是因为输给了美国，苏共并未把党看得比宇宙还重要，只有无耻中共才把党看得比宇宙还重要，唱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第五，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私下承认共产主义是欺骗，说明苏共根本不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平演进只是时间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纪录片显示邓小平深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今天习依然坚信共产主义。
苏共与中共这么大差距，说明中共是世界上最愚昧最顽固最野蛮的集团。习近平上台后，与民主背道而驰，史先生还在那里胡说习近平要搞民主，说习近平先独裁，后民主。完全是胡言乱语。而且史先生没有确立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连《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权价值观都没有确立。他的民主就是很可疑的。
当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也没有确立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他主张中产阶级的共和政体，这当然比共党先进。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前427～347年）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他不赞成民主政体，唯有哲学王（即导师）政体是稳定的、中庸的、正义的政体，因为哲学王以他的知识、智慧和美德治理着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就是以宇宙真理的名义实行的哲学王统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是伟大的哲学导师。他们的统治造成空前绝后的灾难，而且灾难还在继续。习近平、金正恩还自信满满，不知这灾难何时能结束？
三，暴力决定论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相矛盾
人人平等，父母就无权利打骂子女，大陆中国人就没有权力攻打台湾人。
在当代，民主是以“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而“暴力决定一切”元规则与“人人平等”原则是冲突的。人人平等，抢劫和滥用暴力就是犯罪。你和他人平等，你没有抢劫他人的权利和滥用暴力的权利；除非他人暴力侵犯你，你才能以暴力自卫。
2007年5月24日吴思在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323室演讲了《官家主义——一种历史的分析框架》。吴思说：“打天下坐江山，你不能不承认人家的合法性；我玩命把天下打下来了，我坐江山享受点特权，这是最原始的道理，我付出了我就该得到，我玩命了就该得到。这可能是人类合法性的一个最基础的论证。我玩命了我付出了暴力，为什么就不能有的一个合法的地位，特权的身份？”吴思对学生胡诌：“所有的动物第一反应都是抢。”“先有抢劫，抢不过才被迫生产，如果我抢劫的成本很低，我抢遍全世界，我干嘛生产。”其实，麻雀等鸟类都是和平共处的，很少见鸟类为食物而斗得头破血流的。所以，“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第一反应都是抢”是极端错误的！公元前700 年,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批判了“抢劫乃美德”的邪恶观念，他在《工作与时日》中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论你的运气如何，劳动对你都是上策。”他把掠夺财富看成是与伤害恳求者、冷待客人、乱伦、虐待孤儿等恶行一样的罪恶。吴思在大学里竟然鼓吹索马里海盗的强奸哲学——你必须缴纳“保护费”或者让我强奸，否则我要你流血要你命，比3千年前的古人还野蛮！
在吴思看来：人人平等绝对错误的，谁的暴力强，谁就高人一等，谁就拥有“合法伤害权”，谁就可以“弱肉强食”！谁就可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吴思还鼓吹“暴力压倒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这不过是强权即真理（或者权力即公理）的谬论。
2015年 4月BBC采访吴思，吴思主张中共转型为宪政制度下的社会民主党，并支持民主。这是在网民包括我在2009年重点批判吴思之后的进步。吴说：我认为“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元规则，跟宪政民主并没有冲突。在宪政民主国家，例如美国，谁是暴力最强者？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而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因此，选民或公民就是暴力最强者。立法机构的议员也是选民选出来的，他们代表选民立法定规。总之，公民作为暴力最强者决定各种法规和政策及其实施。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对当代美国显然很适用。
[url=]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4/150417_iv_wusi2_unspoken_rules[/url]
人人平等，不靠暴力来定胜负，而是靠语言来制定规则，靠全民投票来决定这些规则是否有效。美国独立的时候，军队总司令华盛顿是暴力最强者，他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几乎不说话。美国宪法近似美国的元规则，是人民公投的产物，与暴力无关。英美陪审团制度依靠普通人常识来断案，更是与暴力无关。吴思对BBC说“选民或公民就是暴力最强者”，完全是狡辩，是“暴力”一词的乱用。
四，儒家三纲五常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相矛盾
吴思还讲：宪政民主要和儒家三纲五常接轨。儒家最讲究内外有别的等级制，反对一视同仁的平等制度，搞什么“父子相隐”的黑社会制度。很显然吴思只能与蒋庆之类儒家等级制共和宪政结合，与普世价值的民主不是一回事。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等级观念。从周公的尊尊亲亲，到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这个不断僵化的伦理体系所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则是一以贯之的等级观念。尊尊的涵义在于，上下之间的尊卑秩序；亲亲的要点在于，血缘关系的远近有别。由尊尊自然发展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所谓阳尊阴卑关系，其中包括源自周室的男尊女卑。从亲亲的远近和亲疏，则演化出后来的贵己贱夷的民族主义。而所有这些等级观念的要义，则在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生来就得遵守既定的等级秩序。《易经》中的阴阳乾坤，本无尊卑贱之分。孔子偏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董仲舒说：天有高卑，故人有贵贱；天有阴阳，故人有刚柔。具体地说就是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男阳女阴，夫刚妻柔，贵贱有恒。做臣子做妻妾的，要柔顺；当皇帝做丈夫的，则可以为所欲为，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命如此，任何人都不能违逆。孔子（或其弟子）将“不平等合作”上升为“三纲五常”，由此推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无尊严者接近100%。
中国古人把人间的等级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级最早出现于马马迁《史记.天官书》，天上的一个个星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做为整体象征了国家的等级体制。司马迁道：“凡举事无逆天数”，“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纪；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书；…”。天上本没有帝、后宫、贵人、骑官、上将、贵相等特权等级，是古人为维护王权臆造出来的。
圣经中没有天尊地卑的思想。《创世纪》讲述神创造宇宙，地是宇宙的核心，头一天，神创造出地来。“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即第二天创造出天，没有天尊地卑的思想。《圣经》天然地不适合专制皇帝的需要。《圣经》说：上帝是惟一的至尊，在上帝面前，人人有 罪。这意味着，所有这些罪人，在上帝面前又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有罪，所以也就彼此彼此。从这个潜在的平等观念之中，生发出近代欧美社会人人 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乃是顺理成章的历史趋势和逻辑结果。
西方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人却无法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皇帝或曰天子，虽然只有一个，就像上帝一样，但从皇帝到庶民之间，却隔着无数重的等级。此乃周公、孔丘的等级观念与《圣经》原罪说的根本区别。
四，盼望明君的愚奴人格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相矛盾
那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独裁的理论基础就是愚民论，就是蔑视多数，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智商巨差，“智商巨差”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巨大差异提供了最深层的“合法性”。专制政治的预设前提是：一边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统治者，一边聚集着生性愚昧顽劣的黎民阶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上智下愚”，所以，“上智”就该统治“下愚”，不能让愚民来选统治者。“上智下愚”之社会，人生而不平等。孔子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鄙视农民，说干农活的是小人，“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这种极端歧视农民的思想毒化了中国，到今天，中国的城市依然然极度的歧视农民，天天矿难死人，还被讽刺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独裁的缺点正在于极度地依赖执政者的个人才智，缺乏监督机制，致使昏君、暴君不断出现。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差别一般不大，但独裁政治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惜对此进行扭曲，并且采取愚民政策人为地制造“智商巨差”的现象。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中认定中华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的幼稚状态。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中国积弱溯源论》）。专制统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从性基础上的，禁智慧、锢理性自然就成了专制统治原则。专制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着统治难度的加大。中国古来的各种学说，不管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阴阳家，其核心都是“愚民论”。他们认为大部分人是“学而不知”的愚民，要服从“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及“学而知之”的贤人，平民应无条件服从圣贤领导。因此在中国，怎样发现具有超人才能的圣贤来领导人民，就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
与此相比，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是用抽签方式抽选，不管他的才能如何，每个公民都有当选的平等机会。英美陪审团制度中的陪审员也是用抽签方式抽选。中国人定会用“乌合之众”、“滥竽充数”等词来污蔑。
许多中国人不相信自己有管理国家的智慧与才能。当国家出现问题时，他们只是企盼青天大老爷赶走贪官污吏，期望出现一位救世明君来为百姓作主，为人民服务。资中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最典型的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在儒教的钳制下，国人在被暴君处死之际还得高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现在一些民主派人士又把习近平歌颂成圣君。
《严家伟：铁流的悲剧与“救党派”幻想的终结》揭发：铁流根本没想“反党”，而且想“救党”。他认为一切都是毛泽东个人搞坏了的，党是好的。他常挂在嘴边和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是一切万恶之源；并对辛子陵的将毛泽东与中共加以“切割”之论大加赞赏。铁流是只反毛皇不反党。铁流更在2009年“六.四”20周年公开发表文章“谴责”89爱国学生不妥协“一个劲地往刀上碰”才逼得当局开枪。并亲切称呼“小平同志”即便下令开了枪“仍然是历史伟人”。铁流毫不掩饰地说，八九学运发生时，他在公司里向其员工宣布，谁去天安门广场就开除谁。以示一贯与共产党高度保持一致。铁流大赞薄氏的“唱红”运动为“时代绝唱的丰碑”，赞薄氏是“中国的希望之星”。铁流甚至在其微博上称：“习近平必将成为中国的一代明君”。 这种人缺乏人人平等的理念。
辛子陵吹嘘在胡锦涛主持下，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否定毛泽东的议案并获得常委会通过。习上台后的举措已经证明, 不但不存在什么“毛泽东思想不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而是将毛及其思想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加以尊崇。不仅习近平对毛语录、诗词情有独鈡，而且诸如学雷鋒，群众路线教育实踐，批评与自我评，仿古田会议，重上井冈山……无一不在尊毛、仿毛、崇毛，毛规习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