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弥天大谎——“民贵君轻” - eNewsTree.com

提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本思想”。但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具体实践，则是一塌糊涂。类似的实例：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息的“清官思想”，但若由此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清官云集、政治清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话。‘盖儒士之舍力倡导者，必为社会实践所极为缺乏者也。《诗经》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辗转反侧、难以成寐的原因是“求之不得”；同理，儒士们死乞白赖地呼吁皇权集团要重视民意，其实正说明民意在皇权政治伦理中的微不足道。因为现实中无法得到，所以儒士们才耿耿子怀，反复追索，梦寐以求。

众所周知，孟子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就因为孟子“对君不逊”下令罢其配祀孔庙，删节《孟子》。但又在现代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高度肯定。例如，胡适就交口称赞孟子在“鼓吹民权”、“尊重百姓过于君主”，甚至依据《孟子•离娄下》的另一句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宣布“孟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许是最大的哲学家。”其实，孟子的话根本不包含任何“民主精神”，与始终“重君权的儒家”完全一致。它所映射的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工具性“民本”意识，因为紧接其后的恰恰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种充满了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打量被统治民众的意义轻重的目的性“君本”精神。

孟子强调的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保民”只是手段，“而王”才是目的。朱熹对此把握得很到位，所以在诠释“民贵君轻”的时候精辟地指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换言之，孟子之所以主张“民贵君轻”，并不是因为他“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而只是因为在他看来，“君之尊”最终也要依赖于民和社稷的存亡——毕竟，那些失去了民心的亡国之君，根本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尊”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民贵君轻”的观念依然是从维护“君之尊”的视角肯定“民之贵”，借此告诫君主官员应该重视百姓生活、关注民心向背，才能确保自己的统治权威传至万万世。

至于孟子有关“君之视臣如X，则臣视君如Y”的著名排比，虽然受到了现代儒者的赞赏，被认为充满了“君臣平等”的意蕴，但只要仔细解读一下“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对等性”，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就像他对“丘民”这个词的精心选择一样（朱熹解释为“田野之民，至微贱也”），其中依然潜藏着君主远比臣民尊贵的“差等”奥秘：君主即便把臣民当成了“犬马”来对待，臣民还是应当高看君主一等、将其视为“国人”，以致二者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成是“人兽之别”。所以，现代新儒家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才会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孟荀三位儒家大师在“屈民而伸君”方面的一贯道立场：“至于君臣之义，为小康礼教重心所在。孔子早年未尝不以此教学者……孝治论正是小康礼教，以尊君大义为其重心……孟子荀卿同是小康礼教”（《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君尊、臣卑，庶民则卑极矣。君贵、臣贱，庶民更贱极矣。上下尊卑贵贱之分，正定而不可移”（《乾坤衍•辨伪》）。

孟子曾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换言之，对于统治者来说最“贵”的三大“宝”，首先是土地，其次是人民，因为它们构成了诸侯们能够充分被“养”的两大前提，以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总是让王者们感到无比骄傲的头号资本；至于第三位的“政事”，不仅构成了当权者的身份标志，而且还是迫使野人“养”君子的必要手段。所以，在孟子眼中，这三大“宝”都是工具性之“贵”，不是目的性之“贵”；真正构成目的性之“贵”的，还是那些据孟子说比较“轻”、但手中却握有“政事”的大权，掌管着“土地”和“人民”的诸侯们。整部《孟子》找不到关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民参政、和平等宽容的只言片语。对此，萧公权认为，孟子的“民贵”之说与近代民主不同，因为民主思想提倡民享、民有、民治，而孟子的“民贵”思想根本没有反映民治的原则；也就是说，对民众可以尽量地表面上尊重，但绝不可实质上信任，更不能与民众分享治权，政治的权力只能而且必须由“劳心”之阶级来控制。

儒典《仪礼.丧服传》云：“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此处的都邑之士指国人，大夫及学士则是贵族，也就是古义的“君子”。全句的意思是：野人不知尊父母，都邑之士（国人）已知尊父，贵族则知尊祖。那时代，“野人”即“庶民”，“君子”即“国人”。所以孟子认为“庶民”近于禽兽。儒家的“君子”不仅指道德高尚的人，而且也指身居高位者；而“小人”除了道德缺乏外，也有地位卑贱的意思，自然是没有什么权利的。《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乐记》区分禽兽、众庶、君子三个层次，众庶知音而不知乐，高于禽兽；君子知乐而且知礼，“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所以，有统治老百姓的资格。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怎么吹，草就怎么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贵之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子乃统治者；野人为被治者。民被称为野人，有什么“贵”可言？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贵民”，只有“贱民”。在孟子推崇的统治者眼里，“民”从来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称！所以，牧民的真正含义是将“民”像羊一样喂饱，否则，就没有羊肉吃、没有羊奶喝！人权=生存权，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版本！“民为贵”是指一个政权的“君子”需要足够数量的“野人”才能“养”好。

孟子视老百姓为野兽。孟子在讲尧、舜、禹的故事的时候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这段话意思是：后稷教百姓稼穑、栽培五谷，五谷熟了，百姓有好日子。人类的倾向是：吃饱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养，就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尧帝为此担忧，便派契做司徒，把纲常伦理教给劳力者：父子间有骨肉之亲，君臣间有礼义之道，夫妻间有内外之别，老少间有尊卑之序，朋友间有诚信之德。尧为得不到舜这样的人才而忧虑，舜为得不到禹和陶这样的人才而忧虑。那些忧虑耕种不好百亩田地的人只不过是农夫而已。孟子说“民”离开了圣人的教化就近于野兽，这个把民看作愚昧无知近于野兽的人，他怎么会重民？

事实上，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都不难明白，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独有精神创造力而禽兽无。每一个正常人都拥有既“劳心”又“劳力”的双重本能，偏重于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分工而已。孟子把存在于人与禽兽之间的“劳心”与“劳力”的根本区别，强加给略有职业差别的人本身，犯了最为野蛮邪恶的反人类罪。至于他所谓的“天下之通义”，事实上只限于当时极其狭隘的中原地区。在孟子眼里，中原之外的不大讲究等级差别的人就已经不再是同类而是禽兽，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略有差别的相互交流也被他极其片面地歪曲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单向压倒。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治人”，直接源于孔子语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理论把人与人之间包括体力、智力、性别、年龄、出身、财富、权势、品质等诸多方面事实上的不一致或不平等绝对神圣化，从而为专制君王提供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绝对理由。

自从中国传统的孔门儒教强词夺理地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身份歧视之后，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制性地分割为只允许发展上半身的“劳心者”和只允许发展下半身的“劳力者”的两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劳心者”，只能自觉自愿地充当制造谎言的专制帮凶；而“劳力者”却丧失了读书识字和自由言论的基本人权。于是，中国的古文越来越难懂，中国的古字越来越难写，其目的就是要把劳苦大众永远排斥在文化教育之外。最能够发展既“劳心”又“劳力”的健全人格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商业者，更被孔孟之徒抹黑为不务正业赚取不义之财的势利小人。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文化惯性走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也只能是身居高位的都市“劳心者”制造谎言假话、背井离乡的乡村“劳力者”制造伪劣商品的泱泱大国。

孟子倡导官员“为民父母”。按照孟子的“一本”观念，作为“枝叶”的子女再“贵”，也“贵”不过自己的“本根”——父母去。孟子以大舜圣王在“父顽母嚚”的情况下依然能做到“大孝”，特别强调“哪怕父母对子女不慈，子女也得对父母尽孝”。这样一来，儒家尤其是孟子倡导的“为民父母”，一旦落脚到现实生活中，势必产生某种极度反讽的扭曲效应：与其说它是号召父母官慈爱子女民，不如说它是要求子女民孝敬父母官；与其说它是肯定“民贵”，不如说它是凸显“君尊”。儒家要求民众像子女心甘情愿地服从父母一样地服从君主，杜绝“犯上作乱”的不轨念头。《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的“君……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便点出了这种让原本没有血缘关联的君主与百姓保持“类血亲”情感的真正目的：君固然要“养民如子”，但民在“奉其君”的时候更应做到“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心悦诚服地归顺“父王”，所谓“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论语•子路》）。因此，《诗经•灵台》便歌颂广大民众踊跃前来为周文王建造宫殿，就像子女为父亲做事一样欢天喜地，所谓“庶民子来”（参见《孟子•梁惠王上》），仿佛他们已经体认到了“天大地大不如朝廷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文王他老人家亲”。从而导致儒家那些“民本”、“民贵”的美妙言论化为泡影。毕竟，倘若“无君”就是“禽兽”，那么，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个“君”肯定不可能很“轻”，倒不如说就像父母一样属于最“贵”的目的性之“本”。至于今天中国许多人在送礼行贿时爱说“孝敬领导”，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孟子的“为民父母”观的黑色幽默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