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践踏人权，使人牛马不如 - eNewsTree.com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0年代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抗日战争中，曾被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五军200师定为该师军歌。它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原来，中国人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迫”的，是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所迫。这种到了最后关头才“被迫”发出吼声，好象中国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刀架在脖子上”，不知道反抗；中国人象麻木不仁的“东亚病夫”。中共建政后，该歌曲被定为国歌。中国的奴隶，上秉几千年的奴性，下则几十年的洗脑，脑中渗满奴的气质。中共号召这些奴隶起来造反么？当然天方夜谭。而真正起来向奴隶主独裁政权说“不”的奴隶，“血肉”拿去筑成牢狱了。所以，这国歌很假。

中共的“国歌”太低劣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违背了“人命关天、生命神圣”的普世人权原理。田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可能有“人权至上、人命至上”的价值观。田汉的歌词要求国民交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财产，还要他们交出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血肉”，即要求他们为国家为集体——“长城”牺牲自己的生命。田汉在1957年幸免于难，但在文革被逼喝尿吃屎而死于狱中。这是他信仰共产邪教的报应。中国人都像田汉一样做了共党的牺牲品。

在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鼓噪下，中共又用民工的“血肉”筑起了带血的GDP。中国每年至少有18万人死于生产事故，平均每天有350人死于工业、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灾。《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2006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这个死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能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企，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资中筠讲：“我曾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越唱国歌，中国人越不讲人权，反而出现了原始野蛮的暴力奴隶制。200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媒体大量披露了山西黑砖窑案件：被拐骗被胁迫的工人们沦落为奴隶——没有自由、没有报酬、没有尊严、没有居所、甚至没有姓名的“黑人”——比牲畜还惨。为了防止逃跑，奴工们睡觉时候，穿的衣服都被拿走。21世纪，中国山西被拐卖的奴工根本没有生命权！山西奴工案的大部分被害人不满14周岁，最小的只有8岁；每天被强迫劳动长达18～20小时，伙食极差，砖砸、烫伤是“家常便饭”；他们被非法拘禁长达数年，有人被殴打致死，有童工被活埋以及民工被搅拌机搅死等罪行。可以说，一个砖窑厂就是一个微型的奴隶社会，比古希腊的奴隶制残酷几万倍！古希腊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奴隶主随意杀害甚至虐待奴隶的，如果奴隶受到奴隶主虐待和生命威胁，他可以跑到神庙去请求法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甚至不得进入神庙加以干涉。奴隶可以申诉，如果奴隶主认罪，奴隶可获得财产和自由。

在旧社会，中国人做牛做马；在共产党的腥社会，国人真正过上了牛马不如的生活。大跃进时期，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而河南却给牲口刷牙。农民为骡子刷牙的时候，人手的骨头被咬折了。湖南农村死了一头猪，共党干部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嚎哭戴孝一个月。河南的共党书记甚至用人的尸体熬油来给庄稼施肥。5千万农民饿死了，变成牛马猪狗不如的低级动物了，但还得天天唱《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还得感谢共产党的不杀之恩。21世纪，共产党监狱里又干起贩卖死囚身体器官的大生意——活摘人体器官。而黑砖窑老板就是共产党干部的亲属。总之，在一些中共奴隶主看来，人只是赚钱的工具；人若不赚钱就应该被消灭。奴工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河南、河北、新疆、福建、还有广东惠州也同样存在过。而且奴工现象不仅现在才被揭露出来，以前早就有过。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中国的底层，在广大农村的一部分地区，文明水准是何等的低下！

“万众一心”属于一种特殊的战时体制，是一种古罗马式的独裁体制，人民的个人财产自由往往得不到保障，是一种应付战争的紧急状态。若把这种战争体制长期延续下去，人民就成了国家的奴隶。毛执政时就一直强调全国人民学习共军，其目的就是如此。在中国，个人永远成了实现某种主义的手段、工具、甚至是牺牲品。《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共的目的就是强调：全国人民都像战士一样无条件地服从共党，像一支听党指挥的义勇军、敢死队。当人民成了扼杀敌人的工具、炮灰时，致命的灾难就发生了——镇反、肃反、杀地主、反右、打走资派、64……人的权利随意被践踏，个人随时被奴役……

国歌充斥着不共戴天的敌我意识。它不仅要求国民为国家献出“血肉”，而且要求他们献出灵魂。因为，既然要求“万众一心”，那么谁有了“二心”，就成了异端或敌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整肃和消灭的对象。而“敌人”的标准有很大的弹性，而判定“敌人”的任务则由党魁来担当。这样的敌人，可以是党内的对手如“AB团”、“托派”、“走资派”；也可以是阶级的“敌人”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可以是民族的“敌人”（如“抗美援朝”时的美国）；也可以是和党有“二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敌人往往消灭了之，这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敌人”，而恰恰是这个时时要求所有的人交出自己的“血肉”和灵魂的共产极权体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