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wsTree.com
标题: 共产主义是吃人的兽道主义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2 14:15
标题: 共产主义是吃人的兽道主义
共产党徒说，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问题是，只要“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道主义，而只能是极端的野兽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是以人权为核心的。而人权指的是人与生俱来便拥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所以，“扬弃私有财产”，无论是人权还是人道主义，就统统无从谈起。既然共产主义的目标消灭私有制不符合人性，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必然是充满兽性的，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领袖独裁。作为制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目标是和它的反人道手段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马克思才热衷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专政和剥夺权利等反人道的手段。没有这个乌托邦的“人道目标”，这些残酷的反人道手段，便不可能获得正义的外观而横行无忌。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抛弃！
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捍卫人基本的安全、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道主义提倡博爱，强调尊重所有的人生命、保护弱者，它来源于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信条，在实践上表现为“慈善行为”。2006年11月2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美国各阶层的2006年捐赠总计将达约3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的总产值。人道主义在当代世界舞台的体现就是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来的国际人权公约。人道主义要求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人类社会活动运行的基础。若人类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偏离了人权轨道，就会陷入反人道的兽性灾难。
共产党国家之所以屡批人道主义，是因为他们实施的是兽道主义。陈独秀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大肆贩卖兽道主义，紧接着他引进了兽性的马克思主义。兽道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不尊重人的生命、提倡弱肉强食，它起源于野蛮的“动物世界”。它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的披着科学外衣迷惑世人，它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当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进化论就被马克思恩格斯吹捧为19世纪的3大科学发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阶级淘汰落后阶级的自然过程即弱肉强食的过程。因此：列宁斯大林在俄罗斯淘汰落后阶级的自然过程中犯下极其野蛮的反人类罪行。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和1918两年，有100万人被列宁的共党处决。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觉醒”，而共产主义运动却造成是“人性的丧失”。中共曾坚决否定人性、人道、人权等等这些人类得之不易的成果。中共成立后，就一直批判“人性论”。他们用“阶级性”和“党性”来取代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这是共党专制奴役的理论基础。所谓“阶级性”、“党性”“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不过是保障这种专制奴役制所必需的要件而已。毛泽东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毛的这一观点使人性论被打入冷宫，从此只剩下“阶级性”。这种思维禁锢中国人达70年之久。极权政府还故意抹杀一个事实：虽然人种千差万别，具体的个人又由于自己无法选择的因素而置身于千差万别的环境下，但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员，都有着共同的本能和基本欲求。1980年代，在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中，胡乔木仍以毛的观点批判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既然没有抽象的“人性”，又何来共同的“人道”和“人权”？何来“人道主义”？所以，阶级论从来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根据毛泽东思想，被划为“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连基本的人权都难以保障，不许乱说乱动，动辄挨批挨斗，甚至被肉体消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权？一个没有人性、人道、人权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由两脚动物组成的丛林世界。而按照马克思学说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一个率兽而食人的制度。
毛泽东总是把人群分成左中右即先进、中游、落后（或反动）三部分，大搞屠杀5%的淘汰制，早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屠杀共军就达10万人（他们被毛按上了“国民党特务”AB团的罪名）。延安时代的等级分化已是一种常识。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5分钱，一般干部为7分钱。枣园的“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15分钱，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1菜1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2菜1汤。政治局委员则为4菜1汤。1940年共产等级制度进一步完善，公职人员已实行供给制和津贴制。高级干部都有了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中央委员吃小灶，中干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高干穿斜纹布，普通干部穿平纹布，战士穿土布。这就是王实味说的“食分五等，衣分三色”现象，王实味虽然不支持平均主义，但他以为这种等级制度是不合马列原则的并加以谴责，这无疑触犯了毛泽东权威。中组部部长陈云在向学员们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报告时，有学员问，既然共产党讲平等，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陈云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陈云用子虚乌有的中央命令，来掩盖贪吃的毛泽东每天奢侈地吃鸡破坏了共产党形象的历史事实。陈云能够成为中共高层的不倒翁，顺应毛泽东的一切所作所为并且为之涂脂抹粉是不可缺少的基础。随后毛泽东搞所谓的整风把这些愤愤不平者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关起来，6岁儿童也被诛连打成“特务”，弄得人人自危，自杀者众，王实味最后被共党杀害。这段历史事实说明，共产党是没有“平等”原则，他要求普通党员充当领袖的材料或奴才。这样，党魁就既可以吃鸡，也可以乱搞女人甚至吃人。
早在1930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中国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爱，没有博爱的概念；中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着眼于生命本身，而是着眼于生命的外在价值，即社会性（手段性）。生命的社会性压倒一切，生命本身无足轻重。陶行知特别推崇博爱，“爱满天下”是他的座右铭，终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断言：“共和之大本”在博爱，若无博爱，“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1943年他说：“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1951年毛泽东批判武训同时也批臭了陶行知。1949年毛泽东“建国”后不断地淘汰落后阶级，1950年代杀害地主、特务、历史反革命就达2千多万人，1958-1962年间饿死“落后”的农民阶级达5千多万，中国已成了人吃人的世界。1966年“5.16”通知更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彻底批臭，陷入反人类的兽道深渊，文化大革命又迫害死2千多万。毛泽东的统治害死了8300万人。
毛泽东被李锐、袁腾飞等人视为恶魔和“人渣”。其实，毛泽东等都是吃人怪兽。在中国的很多落后地区，食用新鲜的人的大脑被称为大补，尤其是年轻的少男少女的新鲜大脑被称为补品中的极品。这些人的大脑被取出后经过加工在领袖的厨师手中变成了民间传闻的玉仙羹。因为传闻玉仙羹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因此，在中共领袖内也非常流行，提及玉仙羹一定要讲周恩来，因为，玉仙羹还有一个别名，叫周公汤。1962年左右，因贺龙将此食物的制作方法告之周恩来，而周恩来制成后食用并呈给毛泽东而得名。毛泽东自从吃了周公汤之后，性欲一发不可收拾，可谓老当益壮。毛高兴的时候也会拿来招待其它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几个老帅都吃了。1970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兴起的时候，波尔布特到北京朝拜，毛招待意味着吃这个，他很感兴趣做法，结果就学去了。红色高棉垮台后，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以酷刑致死。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耸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波尔布特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就是把要被处决的思想犯绑在一个固定在坐椅上，置于钻脑机前，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来制造补品。1986年，前来广州生孩子的缅共领导人妻子李氏，当说到其夫性情暴烈时，小声说其在缅甸时，那些缅共将俘虏的脑浆就着酒食吃。
++++++++++++
论共产党的反动性
所有的史料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当代，为财富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私有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
1848年，马克思规定的《共产党宣言》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共产”的涵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剥夺他人的财产。共产意味着无恶不作，意味着犯罪。“共产”本身是抑善扬恶：你有产，我无产，那么我共你的产，我无产给你共。你勤劳，我懒惰，我共你产，我不劳而获，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抢了你的财产，不但不会被制裁，反而受到鼓励；你勤俭，积聚了财富，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引来杀身之祸，这不是泯灭人性吗？这样的共产主义一推行，必然对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事实证明就是如此。共产+暴力=公开抢劫他人财产，是抢劫犯罪，是人类的灾难。1920年代澎湃起先是共产自己的财产，拉起了一帮流氓无产者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的财产挥霍完后，就抢劫他人财产，为此，他象明末的张献忠一样，在海陆丰下达了“七杀令”，海陆丰共产政权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1万多人被残酷处死，杀得血流成河，还吃地主的血肉。1948年林彪围困行长春城，造成很多人饿死街头，65万长春人相互吃得只剩下17万了。中共硬是用上亿人的“血和肉”筑起共产主义的“腥长城”。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根本准则，是道德、廉洁、自由和幸福安宁生活的根本保证。“消灭私有制”搞共产，意味着人类生活失去了根本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套。共党废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之后，共党社会必然是按权力分配，权高者垄断社会资源，农产品都被国家夺走，这就是大跃进时期饿死5千万农民、到处人吃人的原因。
消灭私有制不仅意味着犯罪与灾难，而且意味着人民猪狗不如。“天地万物，唯人为贵”，把人仅仅当作可利用的手段是反人类的。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中共社会，人比猪狗、比草都不如。大跃进时，河南登的农民给骡子刷牙，掰开骡子的嘴，结果农民胳膊被咬骨折了。在湖南甚至出现了公社女饲养员给猪戴“孝”的事！人们不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死后还要被作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人死了有好处，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当过土匪的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响应毛号召，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
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干部率领贫下中农吃喝地富反坏右分子的“血和肉”…… 21世纪初，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上书：农村的现实是：“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监利县侯王村侯孟轩有一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带着本村8 个妇女住一间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个人全挤在地铺上。为了节省两餐饭钱，每天靠给餐馆老板抹桌子、洗碗盘换取剩饭剩菜过日子。侯哀叹：“我们农民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啊！”《四川新闻网》报导，成都郭家桥一建筑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饭。半小时后，最先进餐的8位民工纷纷出现头痛、腹痛、发烧、呕吐、心慌等症状。内江民工尹世详一边输液一边说，“他们简直没有把我们民工当成人，我们吃的东西比猪都不如啊！” 像几千年来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样不公的局面一样，“成年养猪者（或养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里主要的肉食生产者和提供者；生产的肉食，绝大多数进了城市人的胃肠。千百年来前辈农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质资源，已不复存在了。
21世纪，共党监狱里又干起贩卖死囚身体器官的大生意——活摘人体器官。200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媒体大量披露了山西黑砖窑案件：被拐骗被胁迫的工人们沦落为奴隶——没有自由、没有报酬、没有尊严、没有居所、甚至没有姓名的“黑人”——比牲畜还惨。为了防止逃跑，奴工们睡觉时，穿的衣服都被拿走。黑砖窑奴工根本没有生命权！山西奴工案的大部分被害人不满14周岁，最小的只有8岁；每天被强迫劳动长达18～20小时，伙食极差，砖砸、烫伤是“家常便饭”；他们被非法拘禁长达数年，有人被殴打致死，有童工被活埋以及民工被搅拌机搅死等罪行。可以说，一个砖窑厂就是一个微型的奴隶社会，比古希腊的奴隶制残酷几万倍！古希腊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奴隶主随意杀害甚至虐待奴隶的，如果奴隶受到奴隶主虐待和生命威胁，他可以跑到神庙去请求法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甚至不得进入神庙加以干涉。奴隶可以申诉，如果奴隶主认罪，奴隶可获得财产和自由。而黑砖窑老板就是共党干部的亲属。总之，在一些中共奴隶主看来，人只是赚钱的工具；人若不赚钱就应该被消灭。奴工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河南、河北、新疆、福建、还有广东惠州也同样存在过。而且奴工现象早就有过。
几十年来，共党反复地告诉屁民：把一切献给党！当屁民们把一切献给党后，他们就像小草一样地被糟蹋、踩死！共产主义是用“牺牲”、恐怖为手段来控制人心的歪理邪说，丧心病狂地使人非人化和野蛮化。毛共执政后以仇恨立国，将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吹成“坚定的革命立场”，将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捧为“机智勇敢”，将疑神疑鬼誉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历史上首次将这些卑劣品质当成遴选革命接班人的标准，并通过文宣教育机器强力注入青少年心灵深处，把全民训练成了残暴狡诈的野兽。邓共又以钱为纲，把全民化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贪婪动物。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说：“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从而把人变成动物，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共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共党权贵之淫乐，视为当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在《原君》）。事实上，共党党魁个个冷血残忍。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间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然法则可以限制他，他可以乱来、可以无恶不作，而广大臣民只有歌功颂德的份。中国帝王的特权巨大，但赶不上共产党。秦始皇、晋武帝、隋炀帝、唐明皇和明代的后宫都有上十万美女。如今权贵们的二奶数量远远超过皇帝的后宫。中国各朝各代将国家收入的1/3用于帝陵建设。秦始皇建骊山陵，动用70万工匠，历时38年，耗费国家税赋1/3而建成，搞收尾工程的3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汉文帝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一贡宗庙，一充陵墓，一供宾客。大唐皇帝李治陪葬品的价值占大唐一年税赋的1/3。武则天死后，又有同样多的金银珠宝被她带进了乾陵。2011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介绍金龙鱼养殖，扬州的养殖人XXX介绍他的拳头产品叫“9龙戏水”，9条金龙鱼共处于一玻璃鱼缸；其中有一条金龙王鱼，它处在鱼缸的上面，并占有鱼缸“1/3”的容积。这说明：被儒教化几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是一个动物社会！今天的红朝占有中国的2/3的国民收入，每个中国人交给政府的钱达到自己工资收入的66.3%！比古代帝王还贪婪，更比野兽还要贪婪无耻！
中共的消灭私有制运动造成了亿万人死亡，这就充说明了共党的残暴性和反动性，共党必须下台以向国人谢罪！有人说：如今的中共保护私有制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用不着下台。一位山西老农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坚持“共产”，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只有共产党一家。既然不共产了，保护私有财产权了，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政党就多了去了，就只能互相竞争了。中国从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物权法》，该法的宗旨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共产党已经消灭私有制而保护私有制了，不共产了，不共产了还叫共产党干什么？为什么不改名字？吉拉斯指出：“共党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最无耻、最卑鄙、最不择手段的一个集团。”只要共产党不改名字，不共产就极可能是虚伪的，是随时可以翻盘来消灭私有制的。只要共产党不改名字，共产党就是对私有制度的威胁，就是对人类幸福的威胁，就是对地球未来的威胁！所以，对中共不要抱任何幻想，中国人必须驱除马列、解散共党、恢复民国，成立联邦政府。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6 18:56
伍凡: 习近平不处理5月2日的红歌会事件。看来习近平是不会批判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中共政权至今对5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准公开讨论、辫论和研究，十分害怕揭露中共政权最最阴暗的事实和杀人如麻的罪行。但纸是包不住火的，终有一天中共罪行将曝光于世，到那时中国民众将鞭尸中共，遗臭万年。 疯狂的时代 伍凡 1996年4月30日 注：此文曾刊于《中国之春》152期，1996年5月号。曾贴于《中国之春》网站。为了纪念牢中的难友，现重贴在《中国事务》网站。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此为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开头语。这对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描述，也使我联想到比法国大革命更悲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的时代? 十年浩劫，荒唐无耻，黑暗疯狂，灭绝人性的时代? 我们是有幸或不幸生于这个时代? 我是有幸或不幸经历并体会到这些矛盾，怪异，疯狂及血腥的一切? 在透视这一切之外，我也在其中体验到高贵的人性，人与人在患难时的相助及温暖，坚强的毅力，崇高的理想。这些善恶美丑长期的交错在我的心中。那些肉体上的折磨及心灵上的摧残终于未能打倒我，我战胜了舍弃了自己心中的软弱，恐惧及仇恨，成为一个精神上永不屈服的强者。以信念及意志力与整个疯狂的时代对立，与自己脚下的长影为伴，在痛苦的深渊上，以耐力架起一道拱桥，以战斗力循此而行，超越时空，踏入永恒，作为一个默默的理想主义者并旁观此一场“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 1966年5月16日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疯狂的一天。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华民族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毛泽东一手发动和操纵文化大革命，疯狂地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玩股在他掌心中，直至他无可奈何的去世，才结束了此场中华民族的恶梦和灾难。 中国共产党是这段不光彩历史的肇事者，至今中共不敢面对历史，不准中国人民公开地讨论，研究和书写这段历史。巴金先倡议建立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对此骇怕万分，不准建立。我们这些经历过这场大灾难的幸存者有责任和义务记录下这段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黑暗事实，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的头二年，我是在安徽师范大学参加了那场运动的开幕式。自1968年6月8日起，我被中共专政机构公检法部门扣留，关押，审查，判刑有期徒刑20年，入狱劳改，使我有机会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余大部份阶段，让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历史背景。 那段文革日子中，我大部份的岁月是在劳改队中渡过的，如今要我回忆那段劳改队的辛酸和恶梦，我真有锥心的痛苦。只有在劳改队待过的人，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残酷的人性，绝望的恐怖，野蛮的折磨，疯狂的斗争……。所有不人道及可耻的行径都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意志薄弱者，受不了这些可怕末世的景象，寻求自我结束生命在九泉之下，而我这幸存者在大难不死之后，以平实的字句，叙述其中一些残忍可怕的小故事，真是“恶水三千，只需一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想法。抛开个人感情上的恩怨和痛苦，以非常理性的、心平气和的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威望下赌注发动了这场亿万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从运动的一始到最后结束，他都无法完全的掌握，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争取自由，为反抗中共的剥削和压迫，以种种的口号和面貌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了二个大战场。第一个战场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敌们的斗争，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斗争。第二个战场是广大人群众和中共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这个战场遍及全国，深入各个阶层。这二个战场的斗争相互交织而互为利用和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的威信急剧下降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人民群众开始敢于反抗，勇于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追求美好的理想。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了，但人民继承了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近20年来反抗中共统治者的斗争扩大、深入和提升了，并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历史的长程的视野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文化大革命充满了痛苦和希望，黑暗和光明的斗争。 一 “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 啊! 多么美丽! 她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 白桦(苦恋) “救命啊! 救命啊! " 凄惨而微弱的求救声夹杂在雨滴声中传进了号子房。我突然地被这求救声和雨滴声吵醒了。这是在做梦吗? 不像。我用手轻打自己的头，呼救声仍阵阵入耳。 “救命啊! 救命啊! " 仍不断地传入号房，使更多的犯人听到了这呼救声。我用脚碰碰睡在边上的一个牢友，他是惯偷犯，平时很精灵，他的听觉由于职业的缘故被训练得非常灵敏。 “你听到喊救命了吗?" 我问。 “听到了。奇怪啊，我们这个监狱围墙很高，外面老百姓的呼喊声传不进来。这喊救命的人可能在围墙里边。为什么喊救命呢?" “睡觉吧，不再讲了，否则号子值班犯人听到了我们讲话，会找麻烦的。”我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值班犯人摇铃才把我吵醒。赶快穿衣服，爬下高铺。正在洗脸刷牙时听到值班犯人大声叫喊: “今天旱晨吃过早饭后，不准走出号子外面，都坐在号子内。8点钟学习读报，9点钟集合开会。"犯人们听到这个通知，都在低声议论，肯定又出了什么事了。 “我听到救命啊的哭喊声，好像是从围墙边传来的。喊得很凄惨。大概又有人要倒霉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犯人半夜失眠时听着求生的哀嚎声。 9时整在无墙的屋檐下坐满了安徽省第二监狱新生棉织厂和皖江机床厂的全体犯人。炎夏的热气还未冲击着这四周无墙的会场，但犯人们好奇又焦急的情绪把会场的空气旋转得上下翻滚。监狱长宣布开会，教导员讲话。“现在向全体犯人宣布一件事，安徽省第二监狱第五中队前夜睡觉前点名，发现一名犯人失踪，在昨天半夜这个逃跑的犯人被捉回来了。你们要记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你们这些社会残渣余孽，要彻底地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彻底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斗私批修，深入学习批林批孔，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无产阶级的天罗地网下，你们插翅难飞，入地无门。要老老实实地在这里服刑改造，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把你们打得粉身碎骨。现在散会，回去学习讨论，好好改造自己，服从管教。” 这一宣布大多数犯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喊救命的人就是那个逃跑犯。他的姓名是罗基明。 二天之后，他逃跑的过程大体都传开了。这件事发生在大约1975年夏天。 安徽省第二监狱第五中队是又名安徽省皖江机床厂，专门生产C-130，C-150车床和M-7475磨床。老罗在厂内开铣床，平时沉默寡言。厂内有一些救火用的防毒面具挂在墙上以备防火之用。他串通了一位同伙，计划偷防毒面具并带上一些食物，爬入大粪池，计划从大粪池的另一端出口偷跑出监狱。临行时，他的另一同伙临时改变主意不敢去。他仍一个人按原计划单独行动。就在星期六晚上，大约10点左右在犯人收号子之前，趁众人都在打扑克牌，值班犯人不注意时，罗基明潜入了大粪池。星期六早晨，郊区农民已把大粪池抽空，他进入大粪池如入空室，很快地找到了大粪池的出口。他立即被出粪口的又粗又黑的铁条给惊住了。“此路不通”，他几乎要喊出来了。大粪池的入口只有1平方米大小，在高压电网的大围墙下，平时用水泥板把入口盖住，池内几乎没有氧气，他仅带着防毒面具附一瓶氧气罐。可以想象，在充满了氨气的大粪池内，不是久留之地。他沉着镇定地用手电筒照亮池内各个角落，期望能找到一个能挤出身的空隙。周围除了从粗黑的铁条间吹进微微半夜的凉风之外，粪池内非常黑暗阴森的可怕。他停下来，冷静的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久天渐渐的亮了，地面上活动的人声传入粪池内，他却不敢出声，无奈的看着尿粪渐渐的流到粪池内。 他口渴肚饥，随意地吃了点带来的干馒头，周围的气味实在难受，馒头难以入口。 他下定决心坚持到天黑后再伺机行动。长长的白天，一秒一秒地在移动。中午时分，地表的热气开始从粪池的进口、出口两处传入粪池。安庆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北岸，位于著名的中国炎夏高温地带，西自重庆，经武汉东至南京，是有名的炎夏火炉。连摇扇子带动的微风都令人感到燻火逼人。尿酸氨气的温度升高，强烈的刺激着眼球和呼吸道，使他的眼皮开始发肿和疼痛，渐渐地眼刺流泪，没有清洁的水来洗他的双眼，所带来的一小壶白水早已喝完。这时他真正意识到危险已渐渐的向他逼进。怎么办? 进入地牢已超过12个小时，体力和精力大为消耗。紧张而可怕的危险感一直压抑着他的胸口，呼吸急促，心脏加速跳快。他更靠近粪池出口处大口的呼入新鲜空气，以使他的情绪和生理状况稳定下来。 他迷迷糊糊的在粪池口撑着，不知不觉地傍晚来临了，气温下降了，眼睛也舒服些了。口渴肚空折磨人，支撑着一整天的身体都已瘫痪了，迷迷糊糊地坐在粪池出口的台阶上睡觉了。 突然他被哗哗的流水声惊醒了，照亮手电筒睁眼一看，大股的污水从粪池的进口和出口处流入粪池内。原来就在他深夜熟睡之际，雷电划空，暴雨骤降，大粪池已成了蓄水池。真正的危险包围了他，无情的池水将会把他淹死的。这时，他立即振作精神，放声大喊“救命啊! 救命啊!" 他喊了好久，没有人来救他。他坐在粪池出口处大声地哭了起来了。想起了亲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伤心地掩面痛哭。 “救命啊! 救命啊!”，两滴小了些，他乞求的呼声终于传入了号子房，值班犯人报告了值班管教干部，派人沿着“救命啊!" 的声音来到了粪池入口地点。几个人听到了从粪池内传来了微弱的求救声。几支手电筒照入池内，看到一个人形在恍动。“你是谁?” “我是五中队的罗基明，求求你们把我救出去” “你怎麽到粪池里的? 为什么进粪池?” “我自己爬进来的，把我救出去再慢慢地告诉你们” 一条长达4米的竹梯子从粪池口放下，罗基明自己慢慢地顺梯爬上，一出了粪池口，全身瘫痪倒地，不醒人事。二个犯人把他架进洗澡堂，剥光衣服，全身清洗，又送去医务室紧急抢救。他这条命总算暂时保留下来了。 一位很喜欢开玩笑的犯医(在犯人中挑选出来任医生的犯人)对我讲：“罗基明真是命大，如果再晚半天不离开那个粪池，他会得尿酸中毒，并且氨气也会把他的眼睛刺瞎的。要死也不能这样死法，实在是想老婆想疯了，人死了，老婆也伤心啊，真是作孽啊，罪过罪过！”经过犯医的紧急抢救后，罗基明渐渐地苏醒了。双眼被红肿的眼皮包着，几乎睁不开眼。用蒸馏水清洗眼皮和眼球，敷药之后用棉纱布及绷带围住。他的全身的皮肤发红肿，一接触皮肤会痛得难以忍受。 二名管教干部带了二名犯人拎着一副15公斤重的大脚镣来到医务室，把罗基明从病床架起来。一名管教干部大声对罗基明说道：“你不老实要逃跑，今天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大脚镣的味道。站好，把他的裤脚提起来，你们二人(犯人)给他钉上脚镣。” 15公斤的大镣有两个铁圆环圈在脚踝之上，用大铁铆钉把铁圆环钉死。二个铁圆环之间有一条粗铁链联住，大约有一步宽之长，只能慢慢走，不能开步跑。铁圆环一定要用布条包起来，否则铁圆环会把踝骨弄伤。 带着沉重的脚镣和疲软的身体，由二个犯人架着，缓步的走进小小的紧闭室。这比起大粪池来已经是人间天堂了。 不久，安徽省公安厅劳改局来了3名干部，接连一个星期的审间罗基明。他当时已经是死缓2年的徒刑，离死刑立即执行只差二步之远，会不会因这次逃跑而立即升级送入死牢房呢? 许多好心的犯人在替他担忧。 为什么他胆敢要从高电压大围墙包围住的安徽省第二监狱逃跑呢?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 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好久。 罗基明是共产党干部子弟，他的全家亲人及他本人都是共产党员。他的一位哥哥是湖北省公安厅的一位负责人。他考入武汉测绘学院，这是一所半军半民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一部份进入军队的地图地形测绘部门。在大学时结识一位从香港到内地读书的小姐。60年代初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军事单位工作，申请和这位香港小姐结婚，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批准。为此他申请退役退职脱离公家机关，和香港小姐结婚。从此他成了无职业单位的单干户。60年代初期，大陆的经济状况很糟，他太太带了孩子申请回香港，他随后申请去香港探亲一再遭到公安部门的拒绝批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第一次从广东边界偷渡去香港失败被捉，送回安徽被判刑七年送劳改农场服刑。在服刑的几年中，他接连的从劳改单位逃跑，可是很不幸，每次都没有成功，并且每次失败的逃跑，都给他的刑期升级。他一连逃跑了7次，从最初的7年有期徒刑，加到10年，15年，20有期徒刑，一直到死刑缓期2年被送入安徽省第二监狱。 在省公安厅管教干部面前，他一再申辩逃跑的理由是为了看望妻子和孩子。并要求司法专政机构给他一个继续服刑的机会，以让他的妻子和孩子能来看望他。大概他的家世和出身背景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加之他多次逃跑的理由是为了家庭团聚，还不足以把他立即处死。几个月之后，对他宣布加刑到死刑缓期1年。这意味着在1年之内他不能再有严重的类似逃跑的行为发生，否则将立即处死。这一宣布，同号子的犯人都为之宽心，这条可怜的生命总算保留下来了。等待时机平反吧，这是唯一的希望。 他放出禁闭室之后，寡言沉默的坐在一台小机床边操纵机器。管教干部们不准犯人们去和他谈话及打听他的情况。大约事隔1年之后，对他监视放松了，我才得到机会和他讲了几句话。“你好吗? 身体现在怎样?”我问道。 “还好，已经康复了”。他摇着头环顾四周，观察是否有管教干部和那些打小报告的狗腿子们。 “你的身体不错，篮球打得很好”。他说道。 “我喜欢体育活动，通过打篮球来保持身体健康，希望在出狱时身体不要垮掉。你要多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谢谢。我们都要好好保重身体。” 1979年底，我的案子被彻底平反回到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重新工作。不久老罗也被平反释放，后申请去香港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这件事我终身难忘。1992年我路过香港时，向朋友打听他的消息，据知他在香港和大陆之间来往做生意。我默默的祝他生活幸福快乐，这个饱受折磨的灵魂。 罗基明是共产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技术人才，以共产党的标准来言，他是根红苗正，是接班人的人才，可是共产党却把他当作敌人而无情的摧残和打击，使本来属于共产党阵营内的人变成了反共产党的力量。他仅是为了家庭团聚遭受几乎丧生的折磨。为什么会这样呢? “苛政猛于虎” 中国共产党内一小批丧失理智，没有人性的官僚在治理国家，不断地在制造阶级敌人，制造冤假错案，使中共政权不时的动荡不稳。社会的尖锐矛盾自然的反映到中共党内形成不同的派别权力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因素。 毛泽东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类杜会发展三条基本方法”。他把阶级斗争无限的扩大到一切领域，制造无数计的阶级敌人。共产党在大陆丧失威信，根本原因在于治理国家的哲学思想的失败。中共把人当作工具和奴隶，不把人当作有思想有情感有正常欲望的人。 监狱当局利用罗基明逃跑事件，在犯人中灌输极端平均主义。从情理上讲，犯人们同情罗基明要去香港团聚家庭。管教干部就以罗基明想过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做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为名批判他。极端平均主义在贫穷的社会极易煽动人的不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被掀起的社会因素之一。二
耶稣曰： “谁若愿意跟随我，就该弃绝他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愿意救自己的灵魂，必丧掉自己生命。"(太，16.24-25；可，8.3寻-35；路，9.23-24)
“把他吊起来，看他还信不信上帝!" 一个三角眼的中年犯人大声的叫喊着，并回头看着管教干部有什么反应。批斗会场上没有回应。管教干部的默许无言，三角眼再次叫喊：
“把绳子拿来，把这个杂种吊起来!”
二个犯人果真的把绳子拿出(其实是早已准备好的)，把董松林双肩一捆，把他吊在屋梁下了。
“你这个唯心主义者，还信不信上帝?"
呸! 一小撮口痰吐向三角眼的脸上，董松林愤怒的蔑视三角眼犯人。
“他妈的，这个狗杂种还吐痰，给我打。打死这个帝国主义的后代。”
二、三个犯人用棍子打被吊的董松林，他紧闭双眼，口里默默的在祈祷。头上直冒冷汗，脸色发青，嘴唇发黑。不久，管教干部怕出人命案，出来制止棍打董松林。半日之后才将他松绑放下。
这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董松林是安徽省第二监狱有名的安份守巳的老实犯人，只因他是笃诚的天主教徒，坚持不放弃宗教信仰而带来的横祸。
1972年夏我从安徽白湖劳改农场转到安徽省安庆市第二监狱，被分配到新生棉织厂保养车间开车床，和董松林一个小组。他睡下铺，我睡上铺。
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犯人们重提这件事，我问董松林，“这件事是真的吗?” 他笑着答道:“是真的。我相信上帝和他们有什么相干。我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毫不相干。”
我和董松林朝夕相处，在保养车间他操纵大车床，我开小车床，一起商讨解决技术问题；分菜吃饭，洗澡理发，读书看报，24小时都在一个小组活动。所以对他有比较细致的观察。
大概是1972年年底的冬季整训期间，监狱当局对全体犯人正式传达了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主要内容。照本宣读不作任何解释和说明，只让犯人们知道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随从人员的座机摔死在蒙古的温多尔汗。
在会上宣布，凡是过去因攻击林彪而判刑入狱劳改的人休想翻案，过去凡是攻击林彪副统帅是反革命，你被判刑入狱是对的。现在党中央宣布林彪反党也是正确的，这二件事是不能混为一谈。听到此我心里想，你讲的话又不能算数，因为被判刑人的案子都不是由监狱决定的，监狱只不过是保管所谓的“犯人”而已。
董松林此人是老实天真得可爱，他讲:“林彪是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摔死了，和我们这些小小的犯人有何相干呢? 我心里一直在纳闷儿，这位老董究竟是为什么被判无期徒刑呢? 监狱规定，犯人之间不允许相互打听和交谈各自案情。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年的冬季整训和往常不一样。特别规定要详细的在学习小组内谈自己的案情，交代对自己案情现在的看法。由于这一公开的交谈案情，才使得为知道这位天主教徒的来龙去脉。
董松林自述：“我的父亲是意大利传教士，母亲是江苏人，我在天津读小学，考进南开大学电机系以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电机系。我是个笃诚的天主教徒，是个不折不扣的崇拜上帝者。1951年5月我被捕，被捕的罪名是参加圣母军，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和走狗。被捉进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进入牢房时几十个人都站着，没有地方坐，不断的有人被捉进来。很快我被判了7年徒刑，送到安徽省淮北治淮工地，修筑土坝防水堤。”
“我没有参加过美国特务组织，也不是美帝国主义走狗。我根本没有做什么所谓的坏事，只不过是个天主教徒，是个唯心主义者，是个普通大学生，没有涉入到社会活动。为什么要判我7年徒刑? 对此不服写上诉。不久我接到一张判决书。因我不服写上诉而加刑到10年。这真是个怪事，心里不服就要加刑。但我还是不服从判决继绩写申诉，又被加刑到15年。我从来不和政府闹事，不服从判决就要申诉，这是我的权利，他们不能剥夺我讲话的权利。我还是不断的写，不断的上诉，很快的被加判刑到20年。这只是短短的几年工夫，从7年变成20年徒刑。我的工作每天还是挑土修水坝。”
“我还是不停的写上诉不服从判决，把我的刑期加到无期徒刑，再加到死刑缓期1年，最后加到死刑立即执行，被关进单人死牢。关押1年多，天天等待被拉出去枪毙。没有人同我讲话，没有书报读，没有任何消息。我天天是祷告和回忆，心情很平静，没有做错任何事，心里没有负担和压力。突然有一天，牢门上的小窗打开，塞进一张纸，打开一看是判决书，把我的死刑立即执行改成死缓1年。我在死牢里已关了1年多，似乎是有点多余的了。我意识到我不会被处死的。”
“60年初，三年灾害的时期，把我从死牢中放出，送去农场。我身体非常虚弱，只剩下皮包骨了，没有力气做农活，我就坐在泥地上晒太阳。每天吃半斤米，后来减少至3两米，吃很多蔬菜。我看到很多体强力壮的犯人一个个饿倒病死，拖出去随便挖个洞就地埋了。我还算幸运，因为体弱不能干农活，没有什么消耗，3两米也能应付过去了，那些做大体力活的人3两米怎么够呢? 我是有等死的决心，算命大没有死。”
“后来也不知什么缘故把我改为无期徒刑。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生活渐渐的改善，各个劳改农场又增加了不少年轻犯人进来，过去因饿死人造成劳改农场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改变了。"
“据说为了加强劳改犯的管理，把重刑犯从劳改农场调进监狱，我就进了安徽省第二监狱，学习开车床直到现在。"
“你现在心里还服不服对你的判刑? 还写上诉吗?”我好奇的问他。
“我心里当然不服，我只不过是个天主教徒，就这样折磨我，我才不怕呢。到哪里我都敢讲，再写上诉也没有用，所以也不写了。”
当时听了他的这些语气非常平静的回忆和案情介绍之后，我心情非常激动，但又不敢表露出来，只能幽默的在小组会上讲:
“老董，如果你所讲的都是真的话，那我听了好像是在听天方夜谭的故事。我相信你所讲的这些，因为你要编故事马上就会有人去中队部报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和案情，管教干部都知道，骗不了人的。你已经坐了3个半的7年有期徒刑了，已经是坐牢23年了，还真的要坐穿这个监牢吗?”
“这个我不知道，按字面解释，无期徒刑就是要坐牢到死为止，让政府去解决吧。”
那时正值批林批孔，共产党为了自己内部的斗争忙得不可开交，哪还有心有能力来管董松林的案子呢?
董松林最后是在1980年春天被释放，还给我来了一封信，怀念在安庆监狱的一段难忘的友谊及共处的时光。从1951年夏到1980年春，几乎被关押折磨了30年，唯一的理由他是天主教徒。像董松林这样诚实善良的百姓遭中共非人性折磨是无以计数的。这批人和他们的亲属朋友能对共产党会有好感吗? 仇恨太深了。
宗教问题在中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是大问题，原因是中共要干涉，控制宗教和企图改变宗教徒们的信仰。对待西藏宗教是那样的粗暴残忍以至引起整个西藏人民对抗中共统治。中共统治者根本不懂宗教信仰是教徒的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份，已经深深的印入教徒们的脑海和熔化在血液中，怎么可以用暴力来改变人们的信仰呢? 董松林正直、诚实、坚持信仰不懈的精神和形象给我极好的启示，宗教并不像共产党宣传那样无知邪恶。我对诚实善良的教徒抱着极大的敬意。
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者自居，执政以来时时刻刻的打击和压制唯心主义者。特别打击和外国宗教组织有联系的宗教团体，以消除对政权的威胁。1950年底，在整个中国大陆范围内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刻意宣传和制造仇美事件。1951年夏在上海制造了圣母军是美帝国主义特务组织这一政治事件，大肆逮捕宗教人士。这一阴谋是一举三得，既在老百姓心中制造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又把不和中共政权一条心的唯心主义宗教信徒关、杀、押一大批，减少了对政权的威胁；再则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替中共政权创造物质财富。
中国共产党执政近50年来不断的施用这类政治技俩，自以为高明得逞，能保稳红色江山千万年。中共这样不断的在制造矛盾和仇恨，如胡风反革命事件；反右派运动；1959年中共党内的反右倾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彻底失败，数千万人饿死后，毛泽东被迫退居第二线，放弃国家主席职位。毛泽东不甘失去权力，又再制造四清运动，紧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的利用。董松林被当作帝国主义走狗仅是一个小例子，冲击英国大使馆，香港反英抗暴，抗美援越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刺激群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动力。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被毛泽东及四人帮掀起，其基本原因是社会和党内已存在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冲突和矛盾。这些矛盾大都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巨大的矛盾必然会以激烈斗争的形式出现，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外表形式而已。
三
“政府的功用毕竟还是帮助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利用或者虐待他，每个人都应当被尊重而且承认他本身的绝对的目的；如果为了外在的目的，把一个人当作工具来用，便是侵犯了人类的天赋和神圣权利。”----康德
“你们这些王八旦敢打解放军，今天要让你们尝尝解放军的厉害。”一个高腔的咒骂声在芜湖市公安局看守所园子中回旋。
隔壁号子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个解放军士兵对号子里3个“人犯"(系指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受审查但仍未定案判刑的人，被判刑定案的人称为犯人) 大声的叫喊:
“滚出来，你还胆敢骂解放军。”
“我没有骂解放军，我没有讲话”，一个年轻人在颤颤惊惊的反驳。
“他妈的，给我滚出来”，解放军士兵把那个年轻人拉到园子中间，用步枪的擦枪条(系一根钢条用来擦步枪枪膛之用)抽打那光着身子的年轻人，用枪托把冲击他的后背。
“我的妈啊！，我没有骂解放军啊，不要打我啊，救命啊，喔，喔，救命啊。”
“他妈的，你还哭，老子就要打死你们这些狗王八旦”。紧接着这些求救声和辱骂声之后，枪声大作。解放军们朝天开枪，并用枪托把冲击每个看守所号子门，大声的叫道:
“都躺下，不许朝外看，谁朝外看就打死谁”
我赶紧躺下，头向上还能看到门上的小窗，隐隐约约的看到一双乌黑的眼睛对着我看，真是可怕的凶杀眼光。立即翻身脸部朝着木头地板，大口大口的呼吸，以平息内心恐惧。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6月24日，我被关押进芜湖市看守所的第3天。
枪击声和辱骂声，交杂着哭叫求救声持续了近20分钟。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点着火把在一头绵羊周围狂欢。那绵羊在流着眼泪凄惨的哀鸣。这副图像立即显示在我的脑海。园子内的枪声突然停止，那班发泄了兽性的解放军士兵离开了园子，只听到那个被无辜挨打的年轻人在轻轻的啜泣和哭喊着妈妈的声音。
“他妈的，不许哭，再哭就打死你这狗日王八旦”，解放军士兵跑进园子大声撕吼着。
所有被关押的人犯都不敢吱声。我也慢慢的从这个深渊中苏醒过来。这种精神压力和处境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开始头皮发麻、汗毛竖立、透不过气来。如果哪个人高血压或精神脆弱，很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整夜无法入眠，双眼直盯着高高的水泥屋顶，大约有2米半高，一盏灯泡发出混暗的光线。睡在身边的人脸都看不清。我的高度数的近视眼镜被搜查保管。在张眼看四周时黑蒙蒙一片，而在我脑海中也是一片漆黑。
我怎么到这个地狱深渊来呢? 漆黑宁静的半夜让我能回顾过去人生的路程。
1951年1月，我刚满15岁，满怀着热血和天真的理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在抗美援朝的一片热腾喧闹声中穿上了海军士兵服，进入海军中南海校，进驻原黄埔军校校址。在黄埔岛训练了10个月，接受中共对我最初期的思想灌输和训练，一切都是新鲜的，几乎全部接受了共产党给我灌输的思想教条和马列主义信念。我很喜欢黄埔岛的环境，曾参观过孙中山先生遇难住过的小屋，蒋介石校长和周恩来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室。在黄埔岛的背面，有一大片黄埔军校学生陵墓。他们大都是在东征和北伐中为国民革命而壮烈牺牲的。虽然共产党没有刻意的要我们海校学员向这些烈士们学习，但在我年幼的心灵中对他们留下了深深的敬意，这些为国为民献身的先辈的事迹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我要做个正直诚实的为国为民的人。
由于家庭出身在黑五类，不被共产党吸收入党，深感在军队已无发展前途。1957年在海军湛江基地参加反右派运动，运动末期我被内定为中右分子，于1958年春以转业为名被送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修理地球。所谓中右分子是反右派运动中表现不好者，为共产党不信任分子，内控使用，不得重用。
在国营农场见到许多国共战争中起义的国民党中低级军官，长年在边疆过着垦荒自救的农民日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共产党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人员的。充分利用他们廉价的体力和技能，把他们置于被长期监控，身心遭受无法逃脱压力的环境中，慢慢的凋谢零落，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黑五类，黑九类的歧视，排挤和打击。我渐渐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残酷，感受到共产党的两面派，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差距很大。
一年之后，于1959年元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我进入了合肥师范学院数学物理系工作，做实验员之后又转入安徽师范大学(位于芜湖市)，一边工作，一边就读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
芜湖市地处长江南岸，背靠皖南山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明清以来有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在毛泽东、共产党疯狂的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富足的鱼米之乡，大部份农民的口粮被强迫征收而饿死，官方公布的数字，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三百万。实际数位远远超过这个粉饰的数字。
自1959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受了极大的影响。身强力壮的我也因飢饿全身浮肿，病倒住进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医院中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听到见到了许许多多在高等学府书本中从未讲述，而又难以想象的事。这些经历促使我走上了独立思考、批判现实社会的道路。
为此在学校遭受了打击，在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斗争，定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受降薪和留团察看的处分。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只不过看到了真实的社会现象，在头脑中思考，并脱口而出罢了。
譬如，“人民公社办糟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都没有错，只不过讲得早了十几年，为此受到无休止的批斗，要自我检查，自我凌辱。我内心根本不服，尽可能的阅读各类书籍，收听国外电台广播，广泛研究社会各阶层的反映和动向，以证实我的想法。从此逐渐走上了在思想上和共产主义决裂，实质上反对共产党的道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席卷全中国大陆。看到了一幕幕丑戏上演，过去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党政官员被拉上街，戴高帽，剃花头，自辱示众游街。这是人民群众中一股压抑了多年的积怨爆发出来了。许多举动看来都是非常规的，不合理的，但也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成份。许多不平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譬如人民群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特权阶层的厌恶；一批要求极端平均主义者们的反抗；受到歧视和打击人员的报仇心理；年轻中学生受无知盲目崇拜领袖心理所驱使，做出了许多荒唐的行为。中共统治者充分以黑五类，黑九类，甚至黑廿一类当活靶子，让年轻的狂热的红卫兵去冲杀，以满足他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心理；还有全国性的大串连，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暂时的解放，不受党政，官员和学校的管束，人们内在潜能得到机会发挥和表现，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到年轻而极有才华的人才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许多地方的红卫兵和社会群众的行为已达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控制的地步，“文攻武卫”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开始严重地影响了中共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毛泽东利用学生和群众打倒他的政敌--刘少奇，逐渐演变成群众对中共政权和社会制度内在的不满，尽管都是喊拥护毛主席。人们已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 旗”。这是一个进步，是人民群众的觉悟。所有这些迫使毛泽东用军队接管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
现在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上述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自1966年5月16日到1968年6月8日我被捕为止的2年内，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及广东，海南，上海等地，到处都在揭露中共政权的烂疮疤，一个比较安静的社会被中共统治弄得天怒人怨，深感在中国大地已容不下一张书桌平静的读书思考了。离开中国去外界扩大见识，看看其他国家人民是怎么生活的念头自然的产生了。因为有了念头就有计划，在计划之际被人告密出卖，以至身陷囹圄。
在黑洞般的小号子内流连回顾我走过的人生路程，我仍然觉得我从未违背我的良心和人格。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从批斗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中间，可以看出相当部份知识分子人格的缺陷和危机。有的人为了自保，有的人为了向上爬获得私利，有的人为了在狭窄的官场道路上踩着别人的肩头，牺牲别人而登上高位。这些知识分子丧失良心，或暂时丧失理智而助长了中共政权的统治，也是毛泽东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因素之一。
关押在看守所前后经历近三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艰苦的岁月。吃不饱，挨饿全身发抖，脸色灰青、嘴唇乌黑，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双目无神，四肢无力，行走有轻飘摇摆的感觉。这些生理反应正是共产党专政机关的目的，以此来打击有理想者的精神状态，摧毁其意志力量。另外成年累月的不断审问，疲劳轰炸，给以精神上极大的压力和恐惧，以此来压服我，要我投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行”---“组织反革命判国集团”。这是一个乌子虚有罪名，实在找不出证据的罪名。
我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中国是从看守所和监狱开始的。在这里集中了中国社会最有理想，最正直的人，也集中了社会上最凶残，最没人性的社会残渣。监狱是社会的最集中的缩影。由于关押在一起，能够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会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心里活动，体会到整个社会的脉搏。
在看守所期间，我曾有机会和死刑犯们相处，并最后把他们一一送出号子门赴刑场，互相道声“多多保重”。他们中有医生，干部，学生和工人。 陈医生个子小小的，大约近40岁。在197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送进我的号子。双手背拷，双足带死刑脚镣，手中捧着一个粗黑的陶瓷碗被推进来。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住几天就走。”他说道。
我和小马(一位小偷)忙着把靠墙角的铺位让给他。手脚有镣铐极为不便，很小心的扶他坐下。他看看我们二人，看看他的手铐脚镣，沉闷缓慢的说。
“我被判死刑了。你们害怕吗?”
“人到这一地步，也没什麽好怕的了。怕也没用，顺其自然吧。你为什麽被判死刑?”我问道。
“故事很长，慢慢说吧。我晚上要睡不着，翻身弄响了铁链条你们不要见怪，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一夜他没有睡觉，二个大眼直看门上的小窗，好像在期望着什么。我也睡不好，一会儿又惊醒了，这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和死刑犯睡在一间号子内。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或迟或早而已，只是走的方式不同罢了。为什么要处死他呢? 我带着这个问号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和陈医生相处几天后，他的心情也平静些，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1950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曾任助理军医。1957年向共产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送到城市郊区的卫生所当卫生员，后又成为医生。1960年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任南方区委书记。1961年冬天被捕。这个组织已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党政机关，大学等发展了几百人。宗旨是要改变中共产党的极左政策，改变领导阶层。不幸于1961年冬被破获，被捉了100多人。
送进我的号子的当日，他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有10天上诉期。他估计上诉是无结果，处死是无疑的。太太已离婚，己被关押了10年，己没有什么亲人来探监。
他极不愿意被送上刑场处死，想以自杀的方式死在看守所，以此方式来打击中共专制政权。在偶然的机会他捡到了一枚缝棉被的长针，带进了号子。在进我的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用长针向心脏部位猛刺进去，以求结束自己的生命。大概这枚针不够长，刺不到心脏的重要部位。第二天清晨醒来后对我讲:
“我昨夜自杀没成功，很遗憾，针太短了。既然如此，我就等着上刑场，让他们把我送上西天吧。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尤其是农村，我家解放前是贫农，解放已经10几年了，我们家乡的日子比解放前还要苦。中国需要改变。我要走了，只有让后人们继续干吧“他以极为平静的语调说着。
我内心很激动，很想说几句和他共鸣的语，但有第三者在场，不敢暴露心声，只是安慰他几句:
“事至如今，想开点吧，中国会变好的。你走后再来投世，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的双眼直盯着他的脸，看他只有40多岁上下的人，10年的关押被折磨成一个小老头了，一股心酸直涌喉头，我的眼眶湿了，头转过去了。
冬天长夜，寒风吹得号子门丝丝响，透过门缝进入号子内。天还漆黑，号子门突然打开，寒风吹得我发抖。一个牢役送来一碗饭，指着陈医生说:
“快点吃，十五分钟后你要出号子。”
我心里凉了一截，陈医生要上路了。他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听到门开声，把头从棉被中伸出，回答了一声:
“知道了”
号子门关后，我们立即帮陈医生穿好衣服，饭毕。
“让我轻松一下，不让屎尿留在身体里面。要是上路时候屎尿冒在裤裆里很难看很难受的。”
我想这是他10年来被关押的经验之谈了。在离开人间前尽可能的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体面的走。
号子门终于打开了。陈医生沉着的迈出那人生的最后一步。他回头说:“谢谢你们的照顾，请多保重。”
“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请一路保重。”我压抑着内心的悲哀，说了这几句无可奈何的话。
整天我沉默无语，头脑一再出现各种景象。
记得小时候曾看过一部电影《国魂》，再现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上刑场的场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陈医生短短一生的经历一直留在我的脑中。他没有成功，我坚信中国一定会变的，中国老百姓不愿意长久过这种缺衣缺食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在看守所受折磨的日子，意志也曾经很沮丧，看不见光明的前途。和陈医生相处几日后，逐渐产生信心和信念，我要活下去，一定要看到中国的改变。我坚信毛泽东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我比他年轻，他死后中国会起变化的。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护自己的身体，作长远的打算，要看中国的改变。
1971年初，看守所关进了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和学生头头。他们也是“一打三反”中被打击的对象。安徽省芜湖造船厂造反司令部司令陆建春就关在我隔壁号子。他进号子后几天，我们通过砖墙上的一个小孔(约一支筷子大。此孔是用竹筷子挖通砖墙的)打“电话”，一边用嘴对着小孔，另一边用耳朵紧贴着小孔进行讲话。
文革前2个月，他刚从军队转业到工厂任保卫科干事。文革兴起，他组织了造船厂工人造反司令部，批斗工厂当权派，夺取工厂生产大权。1968年他成了芜湖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初，另一个主管公检法的革委会副主任秘密的逮捕他，连续审问他几个月，判决他死刑，立即执行。在打“电话”中，我问他:
“你有没有杀人或指示别人去杀人?”
“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和国外特务机构联系? 因为芜湖造船厂是军工厂。”
“没有，我从部队转业下来才2二个月就卷入文化大革命，组织工人造反司令部，代表工人讲话，揪斗走资派而已。不知为什么要杀我?”
“我想他们要借你的头，杀鸡给猴子看。现在是一打三反运动，要找典型，借人头示众。你没有很强的后台，没有人救你，事情不好办。他们害怕工人群众真正的组织起来和当权派斗。我想如果你不批斗他们，他们不会杀你。”
1971年7月，陆建春和其他参加武斗杀死人的几个工人，学生一起被送去刑场。临走的那天大清早，他们出号子时叫喊:
“难友们，永别了，你们要多保重，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
“老吴，永别了，谢谢你的安慰，多多保重。”陆建春临走对小孔叫喊着。我心里非常的难受，对着小孔答道:
“老陆，永别了。”
像陆建春这类造反派组织遭到打击和镇压，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共产党在内部互相残杀的时候，永远没有忘记防范人民群众的反抗，尤其是害怕有组织的力量。像“全国退伍军人联络委员会”、“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等等这类组织都被勒令解散。人民群众从这个时候已有集体组织反抗意识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共产党就镇压人民的反抗，“公安六条”以及内部规定的所谓“黑五类”、“黑九类"、“黑廿一类”等等，把人民群众中的一部份打入“另册”，制造人民内部相互斗争和矛盾，借口加以镇压。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镇压造反派组织，如湖北的“百万雄师”、湖南的“湘江风雷”、广州的“红旗派”和上海的“上柴联司”等等。这些造反派组织敢于反对中共当权派，把他们拉下马，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968年全国军管，这些组织都惨遭打击和镇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战场的最集中的斗争。尽管如此镇压，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6日反抗运动充分显示了对“秦始皇时代”的憎恨，把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场推向最高峰。
经过3年半的看守所关押审问，终于在“一打三反”运动的末期把我判刑了。1971年的初冬，那天的天气很不错，阳光还照进了园子。我们一批将判刑的人被送到芜湖市工人体育场的背后围墙，等待上台。上午10时，我们一排站在市体育场的讲台前，有10万人参加这场公判大会。黑压压的一片，硕大的体育场全坐满了观众。我被排在第3名，听宣判前2名是无期徒刑，心想顶多是个无期徒刑，死不了啦。当听到念我的名字，判刑有期徒刑20年时，会心一笑，还是有出头的日子，坐满牢时52岁，还不算老，还有希望。
宣判之后把我送上一辆军用卡车，颈上挂一个大牌子“反革命份子吴干璠”，站在车上示众。10几辆军车周游全芜湖市。当时对那些现象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头脑里一直在盘算终于等待可以晒太阳的日子了，多么的美好啊！
我经过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审间，判刑20年送安徽白湖劳改农场和安徽省第二监狱劳动改造，长达近12年的非人折磨，终于在1979年11月获彻底平反返回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
1980年7月来美国留学，积极的投入海外民主运动，参加“中国之春”运动，加入民联和民联阵，开始了我另一半的有意义的人生。
毛泽东一直用阶级斗争，思想改造和政治路线斗争等等方法来改造中国和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以文化大革命告终而彻底失败。
邓小平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他采用发展经济，改变经济体制，拒绝政治改革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这条路子肯定也是走不通。
30年来，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改革开放的启蒙，再也不会被共产党欺骗了。人民知道要改造中国只有走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相辅相成的道路。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结明白的指出了中国的前进道路。中国共产党顽固的阻挡历史向前滚动的巨轮，终将被历史巨轮压垮而淘汰。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30年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1989年“六四”运动以及海外民主运动。在即将进入的21世纪，把中国推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道路，更要发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纪念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人们！
写于1996年4月30日 洛杉矶
| 欢迎光临 eNewsTree.com (http://enewstree.com/discuz/)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