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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下跪，独裁统治使中国人种退化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2 04:04
标题: 下跪，独裁统治使中国人种退化
权力既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又具有将自己绝对化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往往也都是一些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所谓领袖，即领子和袖口，常常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在专制国家，政府最好的人质就是本国民众了。
天地之间，人类是唯一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跪的任何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偶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惧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中国人最早跪的来源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5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7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
第二种是乞求。人类的跪与牛羊在本质上是一样，牛羊吃奶就是一种乞求的行为，因为牛妈妈羊妈妈或许会拒绝喂奶。总的说来，牛羊一生只跪两次，哺乳期需要下跪乞求吃奶，死前下跪乞求饶命。相比之下，人类的下跪跟性欲一样则不受限制。毫无疑问，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吉尼斯记录。
第三种是尊重，这种跪主要是单腿跪。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
第四种是忏悔。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人对神灵或者死者的罪恶感。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也属于道歉认错。
第五种是羞辱。如果说前四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第三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下跪者则显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两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再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己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皇帝的替罪羊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离开人世，即使现在，被枪毙者也是跪着引颈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发展到乞求，后来全部变成了一种羞辱。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流氓文化将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一个从下向上下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流氓中国就这样形成了。
王小波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下跪有SM的隐喻：“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象有这么性感的姿势——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身体的历史，下跪是中国人身体的基本姿势，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种“髌刑”，也叫“刖刑”，就是挖掉膝盖，使其终身不能站立。孙宾享受过这种待遇后就被叫做“孙膑”了。权力社会是一种流氓的等级社会，引而不发的暴力以恐怖和威胁支撑着权力运行，权力者掠夺和奴役无权力者。无权力者为了在权力的淫威下生存，必须显示自己对权力的恐惧臣服和对自身暴力的放弃，下跪就是这样一种充分的表白方式。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去污染较少的藏区旅游，经常会看到一步一长跪的虔诚佛教徒。对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几乎就是愚昧和落后——有那个时间，可以去赚很多钱；这样跪又没有人给钱，有何好处？中国人从来只会对权力下跪，对金钱下跪，所以中国人不会理解神灵、神圣和信仰。中国人即使给关公塑像下跪，也是为了得到现实的好处。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但只有权力时代悠久的流氓主义中国才将这种语言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作为儒教的始作俑者，孔子无疑将“礼”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他在《论语》中说：“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沒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孔子在朝中，对下大夫直言不讳，对上大夫和颜悦色，说些点到为止的套话和“官腔”，对于君王就先一番大礼，然后赞颂再赞颂，直身行几步，如此反复，如同朝圣。《说文》：“踖，长胫行也。”即跪地行走。
孔子进衙门时，低着头弯着腰，其姿态好像无地自容。既不敢在正门停留，也不敢从正门步入朝堂。每当路过在职的官员，抖起精神，走路也不敢迈开大步，打招呼低声下气。到了朝堂，拽拉衣袖，整冠齐备后才能进入，低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出，而立在其位上。要参政议事，“奏本”出列，在官员等级的站位上退后一个等級，表情庄重。提出议案时，语气柔和再柔和，得到君主的同意后，才沒有等级差别，而直接来到君王殿前，这时动作要快。奏本完毕，归位时，要施大礼谢恩，伏地跪拜而退。
孔子见君王施跪拜大礼，因为君王为“九五”之尊。由于“九五”贵贱文化的传承，传统的等级观念而根深蒂固。由于“克己复礼”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凡当官的没有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正因为如此，稍有头脑的人类都应该知道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官吏集团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因为它可以強化专制权力，强化中国社会的贵贱等级。让天下平民自认为“命贱”，就应该俯首帖耳的当牛羊，任其奴役。
清朝时期，中国人的尊严和勇气早已被随着头发飘然而去，中国人已经完全被恐惧征服，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苟活”——像狗一样活着。因此对当奴才的人来说，被罚跪是很正常，而自我罚跪则体现出一种高尚的觉悟。而且奴才们一边接受惩罚和侮辱，一边深感荣幸。这对中国皇帝来说，奴役别人而别人还感恩戴德，没有比这种奴役更是奴役了。当人们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轻刑薄赋是奴隶最大的幸福：称颂功德是奴隶最擅长的文章；拜爵赐第是奴隶的无上光荣；丰碑高墓是奴隶最自豪的纪念。
《凌霄一士随笔·卷六》中就说，翁同龢天天在家里练三跪六拜九叩头的功夫，他几乎把跪拜之礼当做如今的广播体操，用来锻炼身体。翁同龢贵为帝王师，虽然身怀绝技，且苦练基本功，但一般情况下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膝盖专为皇帝一人而生。为了施展下跪的才干，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入报帝”（《四朝佚闻》）。“自强不息”的天朝股肱李鸿章也是下跪艺术的大内高手，据说李莲英“整蛊”他的“一家子”，命人将青石地板刻成沟槽，跟搓衣板一样，次日李鸿章向慈禧汇报工作，几个时辰下来，膝下血流如注，几成废人。如此视死如归，李大人这官当得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甲午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刚做了翰林，就赶上天朝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在京官吏集体下跪接驾。“老佛爷”慢悠悠地尽情享受帝国权力精英的恭顺膜拜，平时牛逼哄哄不可一世的天朝官吏像狗一样，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天公很作美，似乎为了考验奴才们对主子的赤胆忠心，又是风又是雨，大人物们都跪在泥水里不敢妄动，一动或许就丢了所有的权力和荣华富贵，甚至性命。尊严与这些相比算得了什么。新科状元张骞进入体制的第一遭就变成了泥母猪，颇有志气的张骞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白手起家，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的实业家。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干脆投奔了革命党。在蔡元培看来，尊严要比生命更珍贵，何况面包和富贵。
清代女真统治者以剃发和下跪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反过来，剃发和下跪也成为充满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羞辱性惩罚行为。而且，这种羞辱模式在满清鞑靼倒台之后又被新的统治者继承下来。所以很久以来，任何被中国官方定位罪犯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被强迫剃为光头，并以暴力迫使其下跪。
在毛万岁时代，剃头之风席卷红色中国，无数“反动分子”被权力者强迫剃为光头，而且还以许多女人也被剃头，甚至被剃为阴阳头。而下跪则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狂欢，每当舞台上一群亢奋的革命流氓将一个“反革命”摁倒在地，跪在众人面前，中国革命就又取得一次胜利。为了使其跪得更彻底更到位，革命者发明了“坐飞机”等各种跪法，还要用细铁丝给跪者挂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牌。
即使当下，剃头和下跪仍是中国国家暴力的基本程序：作家谢朝平被跨省抓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剃成光头；昆明警察虐待性工作者的得意之作就是摁着她下跪。当官吏集团被告知，即使他们因“腐败”入狱也可免于剃头时，他们又一次深切的感到组织的温暖和自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荣耀。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2 04:22
中国文化三重罪
奴性之文化，奴性之教育，奴性之政治。
一、 民奴•道德三无
无宗教信仰，无道德底线，无是非观念。
二、 学奴•学术三没
没独立精神，没自由思想，没创新能力。
三、 官奴•官吏三唯
唯上是从，唯下是威，唯权是理。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2 04:51
郑观应，原名郑官应，字正翔，广东省香山县人，1842年7月出生，卒于1921年6月。郑观应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士人世家，早年参加科举，不第。1858年，郑观应离开家乡，远赴上海，开始其实业生涯。先在其叔叔、买办郑廷山处寓居并“供奔走之劳”，工作之余开始学习英语。次年入宝顺洋行任职，不久即成买办。其后经年，郑观应在商界纵横捭阖，至19世纪80年代，成为声誉卓著的资本家。
郑观应不仅是一个商人，同时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他生逢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目睹中国积贫积弱、民众水深火热的情景，忧心忡忡，写下大量著作，以为醒世号角、救世良药，其中，出版于1894年的《盛世危言》一书，是郑观应思想成就最高、最集中的著作，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持续影响了一大批关注中国时艰的杰出人物。
在这本书中，郑观应大力鼓吹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最为系统鼓吹维新变法的第一人。他说:“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变什么法呢？专制政治。他说:“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专制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郑观应心目中理想的政体是君主立宪，他称之为立君政治，“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在他看来，英国、德国是这方面的典范，而日本也是如此才日臻富强。
在君主政治中，议院是为关键。“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时人多以西方军队“船坚炮利”为之说。郑观应的认识显然更深一层:“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衷御侮，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其本也。”这个“本”是什么呢？就是议院之设:“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如果说议院体现的是现代民主政体的话，那么富强和长治久安的关键不在别的，就在于民主之实施。
当时有人说，汉朝的议郎、唐宋以来的台谏御史，也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员。郑观应深不以为然，他认为，不管是议郎还是台谏御史，或其他类似的职官，均是由皇帝选拔、任命，其薪俸也完全由皇帝给付，如此一来，在行使职权时，“则不能不顾私恩。”而且那些官员高高在上，“不能悉通民隐。”而西方国家的议员不然，“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诸弊皆去。”
还有人说:“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郑观应痛斥为“不识大局”。他以英国为例。英国乃弹丸小国，女王执政，但因其用人行政皆恃上下议员，以至可以纵横世界，“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有如此之明效大验者，为什么不“借材异域”、为我所用呢？且“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凌侮中朝，而尤谓议院不可行哉？而尤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痛切之情，跃然纸上。
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官员有一些通病，京官则“畏葸琐屑”，外官则“敷衍颟顸”。郑观应分析道:“畏葸者，同官互相推委，不肯任怨，遇事动则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他认为，这都是因为积弊太深而不可不去除。如何去除呢？“一言以蔽之:非设议院不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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