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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党专政是最落后最野蛮的制度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9 18:43
标题: 一党专政是最落后最野蛮的制度
本帖最后由 樊梨花 于 2016-6-12 20:50 编辑

1.一党专制的社会是制度不公的社会。共产党自称“天下第一先进”,其他人因此而被视为“中游、落后”而受排挤、受打击。社会主义的秘密就是违反人人平等原则,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党奴制。首先,官僚特权阶级是以开国功臣分封制为原则,获得从中央、省、地、县等各级的官位。生为太子党,就等着飞黄腾达吧,想平平淡淡都不可能。接着,把老百姓分成人民和阶级敌人,在人民中又分出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从而造成人们内斗,巩固了官僚们的仲裁人地位。

党的权力本身就是未经人民票决的非法权力,而且共产党权力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的。县有县的特权,队有队的特权,行政官员分多少级,老师分多少级,非常复杂。在这个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一切都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人的权利不是相等的,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高官的儿子犯法,平民的儿子犯法,处分就不同。看得见的特权之手取代了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人治秩序代替法治秩序,黑箱代替透明,歧视代替平等。

几十年来,各省的高考录取线一直实行差别对待。工人阶级有绝对的优惠,从出生到死亡、生活工作、退休劳保、生老病死都给予国家保障;农民却是自给自作、靠天吃饭、至于生老病死就全靠自己的造化了。农村士兵退伍与城镇士兵退伍的待遇肯定不一样,农民的选举权利低于市民;同一事故的死伤赔偿金,农民也低于市民;都是“人”啊!凭什么采用不同的标准?

一党专制的不公平又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全国人民80%的劳动成果社会财富叫仅占全国总人口0.4%的权贵掠夺侵吞了。既然那些道貌岸然的社会名流其实卑鄙无德,那些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刑事犯罪等极端手段来获利也就是可能的。这是专制社会不可能稳定的一个原因。

一党专制违反了基本人性。人性自由平等,喜欢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愿被奴役和受压迫,既不愿意有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也不愿意把自己辛苦得来的劳动成果无偿地拱手交给他人。共产党企图垄断社会所有的资源来永远控制人民奴役人民。人民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财产,只能消极屈服,任人摆布,不得不在压制性的统治下忍气吞声。但顺服是表面的,人的自由的本性使反抗由外在转向内在。所以,一党专制政体不可能得到人民的长期自主认同。人们出于本性,不可能去维护它,而更多的是巴不得它早点垮台。
2.一党专制不合时宜。在开放的社会中,资讯横向流通多于纵向流通,但一党专制的政府要求横向流通服从服务于纵向管制,党权本身就是对资讯自由流通的干扰破坏,所以不合时宜,为人所耻笑。害怕人们戳穿共党的谎言,习近平加强共党的话语权,要求媒体姓党、网络姓党,对网络百般限制,必然限制了信息交流,压制人的创造能力。因为它限制了人获取信息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这违背社会规律。这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开放的大社会以竞争主体为中心,由于竞争必定是多方共存的,因此是多中心社会;专制独裁政府却是单中心社会,党魁是永远的中心,一个压倒性权力中心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自然就会阻塞竞争。所以,这种政府是垄断的、反竞争的、腐朽无能的。专制政权在当代一个个解体,与其统治能力不能适应当代社会有关。现在的中国缺乏的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一旦导火索点燃,这政权就一定土崩瓦解。
3.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不具备合法性。一党专制政权不可持续,原因在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即“打天下坐江山”与“人民最大”相违背,从而丧失了可持续存在的基础。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结构的区别极其微小,在基因结构上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现代科学以确凿的证据,给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等观念提供了支持。在人民主权即“人民最大” 观念普及后,建立在“历史规律授予共产党权力”的错误观念上的一党独裁政权便不再具有合法性。

俄国共党能够在二月革命后突然胜利,其实是德国皇帝给予列宁强大的资助,使得真理报得以造势,赤卫队忽然有了强大的武装。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列宁接受德国官方的津贴高达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列宁夺权后,立即投降了德国。

中共完全是苏联豢养的颠覆中华民国的汉奸党。中共一大就是靠苏俄代表花钱召开的,毛泽东从一大开始就是坐享苏俄资助的无业游民。中共除了长征的一年多时间与苏共断了联络,其余时间从未间断获得苏共的资助。地下党上海中央期间还发生过传递苏俄资金的工人地下党员携款逃逸的意外丑闻。苏联资助不敷支出,红军就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绑票勒索,而且还向根据地农民征粮征税,并没有轻徭薄赋。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又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然后披上热爱民主自由的外衣骗过美国的法眼,攫取全国政权之后,随即把屠杀、抢劫、饥饿、对文化和道德的毁灭、对人民的思想和创造能力的窒息覆盖到全国。

在人们了解了历史真相后,共党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于是,共党集团企图用武力维持他们的特权腐化生活方式。当无权者被迫展开脱离行动时,统治者必须不断地镇压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从“肃反”到“六四”,中共已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习近平对异议的镇压是邓小平以来最严厉的。
4,专制政权是武大郎开店,没有和平轮替的机制。法律对独裁者来说形同虚设,独裁者个人的好恶、言词都成了法律。独裁者的行为具有无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独裁者一死,整个政权体系大乱,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或战争。如粉碎四人帮和64镇压。

党权世袭制实行的是接班人指定制度,只在统治集团内部轮回,就像低等动物的无性繁殖,没有杂交优势;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制度。共党领袖指定的党魁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巴结、阴谋的产物,不能让落选者心服口服。输家不会承认赢家的合法性。领导人总感觉被人挑战,必然封口封网。64后,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胡锦涛接班——既不需要人大的同意,也不受党代会的制约。党权世袭制的领袖不会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总是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逐级矮化。领袖看重的是忠诚度。一般来说,聪明人不够忠诚。中文里用愚忠来形容一个人是有道理的。中国官场几乎找不到对老婆忠诚的人,凭什么要忠诚上司?所以,用忠诚作为选择继任者的标准,并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上司选择继任者的唯一标准并非忠臣,而是愚蠢;因为一个愚蠢的下属是可以被操控的。薄熙来在个人能力上要比包子强多了,因为他不够愚蠢,就不容易被上司操控,就只好呆在铁窗里。

民主社会,人们可以通过选举把不得人心的官员赶下台从而缓和官民矛盾。而且民主选举是公平竞争,当选者可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而落选者也承认赢家取得了的合法性。

一党专制社会的官职具有终身性和世袭制,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升温;社会内部的压力不断增加。人民大众都成了党魁的奴仆。处于一党专制政体下的公民,要么必须忍受无休无止的压榨,要么只有用暴力推翻统治者。舍此别无它途。专制政权的这一特点,阻止了和平更迭政府的管道,使得不满意政府的公民只有“自古华山一条道”:集合起来用战争推翻政府。这必然伴随血腥和战争,所有传统政府的更替都必定并且只有以社会动荡之力来完成。
5,一党专制社会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一错到底。1是经济资源被干部贪污挥霍;2是很容易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大跃进”饿死5千万人便是一例。大搞基建,到处空房鬼城;现在大搞一路一带,大撒币。3是浪费人才资源。独裁者需要是吹牛拍马的狗才,独立性的人才恰恰是打击的对象。在专制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人的主观积极性会受到打击;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知识分子的智慧无法成为决策依据;“劣胜优汰”的用人机制更使得人力资源被白白浪费;众多人才“用脚投票”逃离专制社会。

民主选举制的候选人都打着改变旗号吸引选票。上台后改革创新是必然的。

一党专政的指定制度使得被指定者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指定者,因而必须奉指定者为祖师,不敢公开背叛其政治路线,从而失去了纠正指定者错误的可能。对祖宗和前辈的任何一点纠错,都可能削弱其统治基础,特别是纠正自身的错误,因事关“伟光正”的形象,就更难纠正了。这就决定了,这种政权往往会在错误的道路上拒不回头,从而丧失自我纠错的机会。在中国社会,当权者永远不会错。谁在台上,谁就代表了正确。自诩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不允许批评,动辄就给人扣“反党反政府”大帽子,它是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一错错到底、一烂烂到底的党。彭德要纠错,关进监牢;刘少奇要纠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林彪要纠错,身首异处。毕福剑私下骂毛,就被习近平砸了饭碗。邓小平大搞两极分化纵容腐败,学生游行反对,就遭坦克追杀。这滔天大罪,中共不仅不自责,还自称正确无比,大抓纪念人士。中共体制内没有纠错机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共党犯错甚至是犯罪。在这个伟光正的领导下,历史的记录只有两个字:灾难。

一党专政的政权对变化的恐惧,远大于对创新的爱好,因此通常会阻止创新,特别是惧怕社会制度方面的创新会导致大权旁落。 这弊病与官僚机器的平庸化合在一起,进一步消除了统治集团灵活应变性,以及和平消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只能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并把危机积累下来。于是社会成了火药桶。这种背时制度,不说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就连传统帝制也远远不如。
6.一党专制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皇权专制。一党专制的党权是一种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一党专制政体赋予党魁专横地对待臣民的无限权力,书记可以随意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无理剥夺的事天天在发生。共产党以党犯国、独揽大权,还要堂而皇之临朝称“制”,党权巍巍,至崇至尊。党可以赐予一切,党也可以剥夺一切。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初期,以筹措党的经费为名,在国内指挥了几次银行劫案,但赃款中有很大一部份被他挥霍了。后来他又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者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因此他得以把“公款”顺溜地转入自己的腰包。共产党掌权后,裆裤直通国库,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第一把手管钱,这叫做“财务一枝笔”。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长罗斌“一枝笔”负责资金收入、拨付、记账、编制报表等工作,从19941月至19985月,侵吞公款达1.56亿元,创下建国以来个人贪污之最。河南省上蔡县某乡长听说自己即将调离,24小时内就赶签了70多万元的报销票据……

共产党不但垄断了政权、垄断了财权,还垄断了思想。斯大林说:“我们既然不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人由此沦为行尸走肉,牛马不如。政治上的专制霸道,必然要求思维上的绝对顺从。黑和白的界限是什么,鹿和马的区别在哪里,一切惟党是从。共产党将意识形态信仰向人民全面灌输、强制渗透,对一切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事物施以无情地打击和摧毁,以便实现所谓“新社会”或“新人类”。党权通过党支部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连皇权时代尚能容忍的民间自治组织都被摧毁殆尽,连原本就不按世俗规则运作的宗教团体也被强行纳入“改造”。中共消灭了清末就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一切自由结社均遭暴力“消灭”或司法取缔,乃至于一切政治性结社的“萌芽”也都在严刑峻法之下被全面封杀。

今日“一党”之祸远甚于古之“一夫”,一党制何其毒也!由于没有与竞争性党派的制约,更没有体制之内合法化、程序化的政府更迭机制,一党制的必然后果就是党政不分、党国一体、党不像党、国将不国。事实上,“一党”无所谓党务可言,而一切国务与政务,却无不属于一党私务与内务,党的组织机构被当作永不下台的政府而设置和运作,专职的党干都是政府官员,政府的要员均是专职党干。这样的政体,岂有不专制、不腐败、不凶恶、不残酷之理!
7.一党专制的社会是不道德的野蛮社会。每个“单位”党支部都是一个专制细胞,都存在着领导专权、谋私等现象。专制成了一种文化,以致于连普通的医生、幼儿园的阿姨都想以权谋私。结果是假冒伪劣横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陷。大陆儿童面临着被拐卖情况严重,或被打断手脚乞讨,更有中小学生被团伙强行参与卖血;女孩长大被拐卖“嫁给大山的女人”,大陆冷血影视居然搬上荧幕作“感动中国励志大片”。更可悲的是盗尸团伙倒卖女尸配阴婚牟取暴利,甚至活人直接被杀死配阴婚。有些殡仪馆火葬场,工作人员把死者用过的棉被和衣服在市场上销售。

民主国家,权力的影响力有限,因为政治权力受到了限制。专制国家,权力垄断了一切!人们一切不如意的事,都是专制政治的恶果。专制政权不会放过你。今天不找你,明天也会找。看看最近网络上轰动的那个和颐酒店的女孩被拉扯的案例吧。为什么一家有案底的酒店,能够继续经营?这不是这个社会的腐败造成的吗?只要贿赂警察,就可以违法经营。中共不可能有什么理性来自我约束,对老百姓的压榨必然惨无人道。共党官僚把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自己奢侈无度,却把百姓推向无钱治病只有在家锯腿的境地;它的所有机关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却从来不允许人民靠近一步,它用盘剥人民的钱雇用百姓子弟充当打手镇压敢于反抗的人,它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天津港的危险品仓库、动辄垮塌的桥梁、安装质量低劣的巨型化工厂、不经冷链运输的疫苗等等安装在人民身边的一颗颗定时炸弹。

总而言之,一党专制的野蛮暴政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长期祸害所积聚的矛盾和怨恨、仇恨,总有一天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因此,一党专制的暴政是使中国社会走向贫穷、愚昧、野蛮和动乱的根源。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2 20:52
共产主义给人类所带来的危害是空前绝后。

第一次大战死了一两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七八千万人。希特勒杀犹太人,德国56.6万犹太人中被害14.15万、奥地利185万犹太人中被害5万,比斯大林杀掉302万苏联犹太人中的110万比例还低。希特勒统治的结果是,大约1600万的人丧失生命(600万犹太人和1000万其他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而共产主义造成了1.5亿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法西斯10倍。苏联存在的73年中,非正常死亡6000多万人,中国从1949年之后,非正常死亡估计上亿人,总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共党却“死不认错”,把这些滔天罪行归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的恶劣品质。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及其制度乃万恶之源。



共产主义(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使中国百年大倒退!!!

正如资中筠所说:“(中国)一百年了没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因为,中共主要是一个军事组织,中共政府是一个军政府。军事组织的本质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学生都被训成了义和团。在这种体制里,只有独裁者和机器人(或螺丝钉),不可能有自由竞选,任何想同共产党竞选一争高低的做法都会被视为“颠覆”。
其实,中共政权比清朝还落后。清末还有民间办报和自由选举。1792年,满清政府最高层官员53%是满、蒙等少数民族,43%是汉人;在中层大约各50%,而到县一级的官员近90%是汉人。由此可知:满清政权虽然专制,但是它还分权,还把好多权力分给汉人,分给其它少数民族。可是共产党政权是一统天下,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它靠国家暴力机器和党媒对全民进行全方位的极权恐怖统治。所以共党政权比满清政权还专制残酷。

中共政权比民国就更落后了。姚立法说:民国的国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竞选国会议员、省议员、县议员。1949年前,中国大陆实行乡长直选。1949年后,公民的被选举权被共产党悄悄地剥夺了。候选人都是共党指定的,中国的选举就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假选举。中共的上台使中国的历史倒退了百年。资中筠还说:共产党专制使中国人种退化和中国社会野蛮化!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6 18:35
张雪忠观点集锦        2016-05-20 07:59:19               

张雪忠: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

张雪忠: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顽固地拒绝人类社会通行的普世价值,并且迟迟不肯建立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那绝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国情,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特殊的政府:这个政府本身极其败坏和不得人心,以致于根本无法通过公正的法律和诚实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存续。

张雪忠: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

张雪忠: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遏制腐败;不能遏制腐败,就不可能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就谈不上社会发展。一切问题根源,就在缺乏民主;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现民主。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竟会低贱到连享有民主权利的资格都没有;我一直都以为,那些剥夺中国人民主权力的人,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敌人。

张雪忠: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包含一小部分国民,这些国民并不能因为组成了一个政党,就可以取得国家的主权,进而取得支配其他国民的权力;既然全体国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那么他们就应该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

张雪忠: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们就应该努力在自己的手里建成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总是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下一代。一个能够切实保障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宪政中国,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张雪忠:40多年前,一个心理失常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天,一些遇害者的家属却对这个迫害狂尊崇有加,这实在是令人称奇的心理现象。其中最荒谬的理由是“他缔造了这个国家”。谁也不可能缔造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就存在着,他只不过是攫取了它的统治权而已。

张雪忠:在我未成年时,一直是我的父母养活着我;在我成年之后,我开始通过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曾养活过我哪怕是一秒钟。有些人认贼作父、自我作贱,竟然认为自己一直是由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养活的;我很想问问这些人:你们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张雪忠:一些中国人为表达对日本的抗议,竟理直气壮地毁坏和抢夺另一些中国人的合法财产,这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恶果。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质就是党化教育,它不但扼杀人的理性,使人失去独立思考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还使人逐渐失去宽容和善良的美德,不再懂得尊重和关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张雪忠: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这并不是要禁止它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自虐的方式,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张雪忠:向一个本身不正义的制度索要正义完全是行不通的;实现正义的前提是努力改变目前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不过,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努力和付出,仍然很有价值:它可以将制度的野蛮与不公,以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让更多的人看清问题的实质!

张雪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没有赢得批评政治人物的自由前,绝不会急着去赞扬他们或他们的老婆。

张雪忠:如果在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学者如何研究哲学,那么哲学在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同理,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人民如何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

张雪忠:今天,决定性的因素已不是他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

张雪忠: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专制国家,唯一有说服力的改革信号,就是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南非、韩国、缅甸和台湾地区莫不如此),衡量改革是否真诚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开放两禁。那些能从一份会议公报中解读出改革信息的人,一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因为他们能从“无”中看到“有”。

张雪忠:任何一个国家若抗拒民主政治,真正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民众素质太差,而只能是因为官员素质太差。只有一种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让大量粗鲁、愚蠢、贪婪和野蛮的官员身居高位,不受约束地作威作福。

张雪忠:对于那些经过选民投票而取得国家领导权的日本政治人物,中央电视台接二连三地贬之为政客;对于那些未经国民授权而窃取国家权力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一帮政治强盗,中央电视台却极尽逢迎和吹捧之能事,由此可见,只有那些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才适合担任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

张雪忠:对公共事务,无论是单纯的评论,还是实际的参与,都是具有公共涵义并需接受公共舆论检视的行为。因为他人没有“行动”,就说他人欠缺批评行动者的资格,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诚恳地提醒有意参与公共事务的朋友:千万不能指望自己的言行能免于批评;你唯一能做的,是努力让它们经得起批评的考验。

张雪忠:我只想指出,从薄、徐、周和令等人的落马,人们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大权在握,长期统治着中国的高官(及他们的家人),不但权欲熏心,贪腐成性,而且连杀人越货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却整天以十三亿中国人的道德导师自居,整天在嚷嚷着要领导中国人提高道德素养!

张雪忠教授微博整理

(2014-05-14 13:21:18)

  张雪忠:即使曾多次失望,每当新领导上台,总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睿智的学者)期盼甚至臆测他们会重启所谓的改革。我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因为人人都有沉溺于虚幻希望的倾向。我个人一直认为:十三亿中国人眼巴巴地等着七个品性和才智都十分可疑的人,来决定自己该享有多少权利和自由,这本身就极其荒唐。


  张雪忠: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专制国家,唯一有说服力的改革信号,就是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南非、韩国、缅甸和台湾地区莫不如此),衡量改革是否真诚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开放两禁。那些能从一份会议公报中解读出改革信息的人,一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因为他们能从“无”中看到“有”。



  对袭击平民的恐怖暴行表达义愤,既无需知识也无需勇气。恐怖袭击发生后,知识精英的作用,在于提醒公众不要在愤怒中放弃理智,不要忘记探寻悲剧背后的成因,更不要忘记探讨减少和预防悲剧的对策。对于来自政府的暴行,知识精英的作用,则在于鼓励公众不要畏惧强权,更不要放弃对强权压迫的反抗。-----摘自张雪忠教授微博。


  如果在一个国家,诸如学者、作家、媒体人在内的知识精英,善于在无需勇气的时候义愤填膺,在需要勇气时却噤若寒蝉,那么这个国家的舆论氛围,一定是充满了暴戾与懦弱的双重特征。——张雪忠

  张雪忠:今天,中央电视台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乌克兰局限势的同时,对昆明惨案却轻描淡写。可见,央视对外国政局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国人生死的关心,而这个无聊、可耻的电视台,前一段时间还在大街上见人就问:你爱国吗?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们就应该努力在自己的手里建成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总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下一代的民族。一个能够切实保障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宪政中国,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孩子的最好礼物一一张雪忠

  一边关押着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一边又要选100人冲击诺贝尔奖,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精神分裂?一一张雪忠

  张雪忠: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的国家,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和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了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正直、良知、勇敢、善良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张雪忠:自人类历史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之上,人们就不应赞同任何形式的"国民教育",因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推行真正的国民教育,任何所谓的"国民教育"都只是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人们怎么能相信,一个极力谋求和维持权力垄断的政权,竟会不带偏私地推行真正的国民教育?

  张雪忠:人民日报文,宣称中国应拒绝西方的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其实,如果说西方的法治原则是"法律是法官最高的上司",那么中国特色的法治原则就是"上司是法官最高的法律"。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司法机关已不是公民权利的守护者,而是政府侵犯民权的马前卒。

  张雪忠: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就是向世界示范了拒绝和践踏文明的各种做法。例如,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最引以为豪的"信息技术",不是为了促进信息的传播,而是为了阻碍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各级官员,既要向他人子女灌输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要拼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国家念书。这些人让民众的子女在国内接受愚弄,自己的子女则在国外获取正常的知识和能力。这样一来,他们下一代就可以继续在中国统治一群愚笨的国民。......"一一张雪忠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拥有宣传部的同时,又能拥有真相、正义和通常的社会道德水准。"一一张雪忠

  张雪忠:美国的朋友都是我的敌人;美国的敌人都是我的朋友;凡是美国支持的我都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都支持......这样的"铁杆反美者"实际上是极为失败的反美者,因为他的全部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都是由美国,而不是由自己来设定的。一个在与他人的较量中完全失去自我的人,难道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吗。

  张雪忠:一个拒绝军队国家化,并要求军队必须保卫自身政权的政党,实际上是等于向本国的军人宣告:"你们存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我对你们父母、 兄弟 和姐妹的统治。如果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胆敢不服从我的统治,你们必须将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用 坦克 碾过他们的身躯,以便我可以永远统治他们。

  "一些人认为,集权体制比分权体制更有效率。是的,集权体制很高效,因为它可以方便而迅捷地侵害人们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如果政府能够专横地支配公共资源,那么这种专横权力也自然会去掠夺私人的财产,而一旦掠夺受到反抗,它就会进而剥夺反抗者的自由甚至生命。"一一张雪忠



  思想审查和言论控制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一小帮人对整个社会怀着绝对和无限的不信任,却要求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判断力和公正心怀有绝对和无限的信任。坦荡公开表达思想的人,必须由一帮躲在暗处的人,以秘而不宣的标准和不可告人的方式进行监控,这是一个社会理智蒙昧道德沉沦的主要原因...一一张雪忠

  "视公民社会为‘陷阱’的政府,最终只能迎来暴民社会的炸药。对公民社会的否定,就是对民众自我管理能力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民众作为一个人的资格的否定。‘公民社会陷阱论’可以说是‘贱民论’的翻版,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种返祖现象......"一一张雪忠



  马克思这个已在坟墓里躺了一百多年的德国死人,在中国共产党眼里,远比今天十三亿中国活人更有资格决定中国的政府形式以及执政的归宿。 这种荒谬绝伦和暴虐透 顶的做法,可以说是一切叛国行为中最严重最恶劣的;一般叛国行为只是出卖国民的外在利益,而这种做法是出卖国民的灵魂。 ——张雪忠《新常识》

观点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博士,上周(5月13日)以公开信形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张雪忠称,此信是依据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建议权”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的“公民建议书”,全文约1万余字,张雪忠将其发表在个人的SINA博客后,却很快遭删除,但此建议书仍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许多讨论和反响。



建议书中,张雪忠首先提出,“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



“行为或许可以用奖惩来驱动,信仰却只能以说服为基础。”他说,在准备政治考试以及修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的过程中,人们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



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的高度。



在一个连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13亿中国人还要将一个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



对此,张雪忠说,“真想问问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和企图,竟然会让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禁锢13亿中国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设法地贬低13亿中国同胞的尊严?”



其次,张雪忠质疑,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根据目前的教育政策, 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必修课,这事实上,是将承认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压制和侵害人们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这种做法的危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确定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底是对是错,而一旦它们确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就等于在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同时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犯错。



张雪忠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政府不应享有任何权威。政府既不能在信仰问题上提供比个人更可靠的判断,也不能帮助个人为来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当性。



一个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听任他人——不管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政党——来决定自己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



第四,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灌输官方学说的办法,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蒙昧状态,还将使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



在中国,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因此,在各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相信的原则隐藏起来,并极力使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学说。



这样的学者也许算得上很聪明,但却很难成为毫无畏惧、逻辑严谨以及前后一贯的真理追求者。更多的人为了不触怒掌权者和官方学说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谈及那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专注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而这种确立官方学说的做法,对特定学说来说,也是一种损害。



当人们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被动接受官方指定的学说时,人们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驳不同的学说,甚至没有必要去真正理解被灌输的学说。人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辞,但却丢弃了其深刻和鲜活的内涵。



现在,许多人都可以郎朗上口地诵读出一条条所谓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习惯的盲从,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理解与信服。



张雪忠说,这样一来,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不逐渐演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鹦鹉园地,而鹦鹉是绝不会以追求真理而见长的。

——

哲学上的独断

  当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就等于告诉人们,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知识问题,不如说是政策问题。对于认识的来源与途径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含糊其辞的“实践”概念复活了唯物主义的独断论。

  康德以其特有的审慎而承认,经验只能告诉人们关于现象的知识。马克思则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而抵达“物自体”,从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但实际上,实践并不是一种独立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及触觉之外的神秘的第六感。就其认识作用而言,实践不过是五种通常的感知方式的统称,本身并不是什么比感官知觉更高级的认知途径。除了扩展人类经验的范围外,实践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高于经验的知识,而是在于实现人的自由。

  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意识则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一方面把物质定义为“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将意识定义为“物质在物质中的反映”,这种循环定义恰恰是哲学独断论的典型特征。

  如果意识只是物质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难免要问:意识是否也属于物质呢?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怎能通过与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区别,来定义普遍的物质呢?如果不是,那么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如何能产生非物质的东西呢?如果毕竟存在非物质的东西,那怎么能将存在视为物质“唯一的本质属性”呢?

  直到今天,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都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本未能解决时,就武断地认为,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哲学上的独断吗?

  独断的哲学思想有一种直截了当的简洁感和力量感。正是这种简洁感和力量感,才使得狂妄的谬误往往比谦逊的真理,更容易打动那些不习惯思考又缺乏耐心的人。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以一种不容分辩的独断,突破了康德以其特有的谦卑所看到的人类理性的限度,并侵入康德通过批判哲学为信仰空出的地盘。

避免暴政未必得消灭宗教

  马克思对待宗教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宣称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并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确实曾被用于维护绝对的政治权力,并经常成为暴政和社会压迫的帮凶。但完全消灭宗教并将幸福视为纯粹现实和客观的东西,则等于在将旧神学从政治生活中驱除出去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新神学。

  一旦幸福被视为完全客观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认识”到什么是幸福,从而应该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据马克思看来,在摧毁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之神急不可耐地要取代彼岸之神的位置!“先进阶级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返祖现象,使人不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高论:人之所以必须分为主人和奴隶,就在于主人对双方的共同利益有着特别的洞察力。

  马克思在其哲学理论中所表现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义愤,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但强烈的道德情感并不特别有利于使一种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也不会因此就具备等同于客观规律的不可易变的必然性。但正是凭借着这种臆想的必然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固执地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政治主张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但这种臆想的必然性往往经不起辩驳。例如,要避免宗教成为暴政的借口,并不必然要求彻底消灭宗教。洛克曾对绝对君权的神学基础进行最为系统和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认为避免暴政就一定要消灭宗教。通过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涤除政治中的神学因素,又可以为人们保留据以获得心灵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归。

解放生产力未必须摧毁私有制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从某个方面阐述了19世纪欧洲社会过度的财富集中和极度的社会分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之间的联系。但消除一种生产关系的有害结果,并不必然要求消除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迈入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概念,显然是源于对物理学中力的概念的错误理解。生产力和力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不代表什么实在性的东西。生产力并不是比生产关系更基础的东西,它只不过是对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以及生产关系这一组合的评价,或者说是这一组合的因变函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断言,在摧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生产力将获得解放,从而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它并未为此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保证,更没有告诉人们,如果这种做法最终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毁灭了生产力,人们该用什么办法来补救。

  实际上,在保留促使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工阶层通过参与基于普选权之上的议会政治,完全有可能制定合适的税收与福利政策,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途径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优势:人们不用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只需通过一种逐步试错和灵活调整的过程,就有可能实现一种明智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非经社会革命则不可克服。但这一矛盾其实早已被人们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如采用股份公司制度)予以解决。由于对革命的强烈嗜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愿认真考虑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技术手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们而言,技术手段对知识和耐心的要求也许是太高了。

取消马克思在中国的神学地位

  其实,任何理论的观点只要停留在超验的领域,都不会对人有害。但一种梦呓般的观点一旦通过强权予以实践,则必然会破坏人们的生活与福利。如果不可检验的东西获得了现实的权力,以致要控制和左右其他可检验的东西,那么最可怕的人类惨剧便会发生。

  在经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惨败之后,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十年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为了维护一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仍被用于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扭曲成学舌的鹦鹉和理智的侏儒。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以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1949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列宁-斯大林式的专政体制。这种以大规模的暴力和无所不在的恐怖为主要统治手段的体制,具有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双重性质。一种本质上反人类的政治体制,无论出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表现出对自己国家和本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并且在发泄这种仇恨时,将完全无视人类社会的任何文明和道德底线。它不但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本国人民,而且还要把迫害他人变成每个人的生存之道:因为这种政权先天地将每个人视为有罪的,而顺从权力的意志去迫害他人,就成了每个人向权力效忠以求自保的基本手段。

持续十年的“文革”,将斯大林式专政体制的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崩溃和瘫痪状态。为了重塑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与知识分子及官僚体系中的文革受害者结盟,并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文革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同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进行舆论和社会动员。但是,邓小平的“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的态度表明,他只是想努力结束文革的乱象,并在经济领域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而并不想在政治领域革除毛泽东遗留的斯大林式的专政权利结构。

不过,一旦对文革的批判被启动,人们的思想并不会完全配合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迟早会超越当政者所期望的限度,进一步探究文革得以发生和持续的政治根源,并产生对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由此便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引发了作为这一启蒙运动的政治结果的八九革命。

对于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革命,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武力镇压。这样一来,他这位原本时改革启动者的人,最终又成为了革命的扼杀者。虽然改革的口号被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真正意义的改革,早已随着“六-四”枪声的响起而消亡了。

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方面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狂热的彻底消退,另一方面时自由、民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禁忌,中国的党政官僚体系,完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因素。整个官僚体系开始了一场针对国民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这种不公正的、超限的掠夺,自然会经常受到人们以维权形式进行的抗拒,因此所谓的维稳就成了官僚体系的核心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各级党政官僚为了确保权位的稳固,在对民众采取维稳措施时,可以完全不顾法律的约束。各级政府经常使用的所谓维稳手段,实际上纯粹是明目张胆的刑事犯罪。官僚体系对民众穷凶极恶的掠夺和不择手段的镇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遭到了彻底的败坏。普通的任人唯亲和官位承继,则进一步加速了官僚体系的逆淘汰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整个官僚系统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无能、颟顸,但却残暴和无耻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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